日期:2023-01-12 阅读量:0次 所属栏目:电视电影
一、黑人女性形象的重新塑造
美国黑人的历史是一部被奴役、被迫害的黑暗历史。与黑人政治地位相对应,文学作品中的黑人形象也处于边缘化地位,毫无存在感可言,这在黑人女性的身上表现得更为突出。直到20世纪60年代,伴随着一系列的政治运动,文学作品中黑人女性的形象开始发生变化,一改过去单一、僵化的面目,变得更加丰满,贴近真实。以美国文学作品为基础的改编电影中,同样也发生了这一变化,以往沉默的、受压迫的黑人女性在银幕上变得血肉丰满、个性十足。可以说,黑人女性形象的嬗变历经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
美国文学改编电影中的黑人女性,早期主要以保姆、情妇、妓女等形象出现在电影中。黑人女性形象最初在文学作品中的出现,多出自于白人作家之手,是作家个人的文学想象,因此并不真实。在早期的美国白人文学中,黑人女性形象是一成不变的“三种人”形象。所谓“三种人”,指的是在白人文学作品中,黑人女性充当的角色或是性格温和、勤劳善良的“黑保姆”,或是像魔鬼一样引诱男主人的“淫妇”,以及介于这两个极端之中的非法性结合产物的“黑白混血女”。[1]由此可以看出,早期美国文学作品中对于黑人女性形象的刻画十分片面,模式化,作家甚至故意歪曲、丑化黑人女性。黑人女性的保姆形象通常是体形肥胖、长相忠厚、心地善良,对主人忠心耿耿。这种以保姆身份出现的黑人女性形象作为白人的陪衬,自身没有话语权。1939年根据马格丽特?米切尔的小说《飘》改编的电影《乱世佳人》,讲述了美国南北战争期间郝思嘉与白瑞德的爱情故事。影片中塑造的黑人保姆南妮的形象,就是早期建构出的黑人女性的身份体现。而“淫妇”的形象是白人男性欲望的投射,源于白人男性的审美需要而出现的。例如,2013年上映的电影《为奴十二年》讲述自由人所罗门被囚困、贩卖为黑奴的故事。影片中的黑人肖太太,就是以白人情妇的身份出现在影片中。无论是“黑保姆”还是“淫妇”“黑白混血女”,黑人女性的形象总是负面的,可以说她们是白人男性社会下的产物。
20世纪以后,情况逐渐有所好转,文学作品中的黑人女性身份变得更加丰满、生动。伴随着一系列思想和政治运动的开展,一大批黑人女性作家走进了我们的视野,如赫斯顿、马歇尔、安吉罗、莫里森等。为了摆脱早期美国文学作品中对黑人女性形象的模式化塑造,这些作家从自身的黑人身份出发,用饱含深情的笔描写黑人女性的苦难生活,在作品中塑造更为真实的黑人女性形象。美国文学作品中的黑人女性形象,改变了过去单一刻板印象的束缚,塑造了一批具有独立意识、心地善良的正面的黑人女性。例如美国非裔女作家拉丽塔?塔德米的代表作《凯恩河》,描写了四位黑人女性的成长历程,打破了以往黑人妇女受压迫的形象,塑造了具有独立意识的新女性形象。与此相对应,依据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中的黑人女性形象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1985年根据爱莉丝?沃克的小说《紫色》改编的同名影片上映,片中探讨了黑人妇女争取自由平等的问题。影片中的西丽亚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所做的一系列抗争,集中反映了黑人女性形象的转变,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对西丽亚影响最大,同样也是黑人妇女的莎格,是片中塑造的全新的黑人女性形象。作为布鲁斯歌手的莎格,拒绝男权社会强加给黑人女性的身份,她以张扬的叛逆宣誓了一个黑人女性的独立个性与挑战精神。
二、黑人女性意识的嬗变历程
长期以来,由于种族隔离、种族歧视、奴隶制度等各种政策或意识的存在,致使生活在美国的黑人遭受了许多非人的待遇,留下了难以抚平的心灵创伤,黑人妇女更是在男性主义与自身女性身份的双重压力下痛苦不堪。她们饱受摧残,变得失去自我,沉浸在麻木之中,丧失了人的尊严与自由。在美国白人的笔下,黑人女性或是丑陋不堪的保姆,或是异常妖娆的荡妇,总之都是以不好的形象出现在小说中的。20年代中后期,黑人文学异军突起,在美国文学中大放异彩,受到人们的关注。黑人女作家在小说中积极塑造真实的黑人女性形象,体现了鲜明的女性意识。
首先,美国文学改编电影中的黑人女性意识,处在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在种族与性别的双重歧视下的美国黑人女性,她们的地位十分低下,生活异常艰辛。早期根据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中,对于黑人女性的关注程度并不高,她们只是作为配角或点缀出现在白人身边,她们是保姆,是情妇,是妓女……总之,她们的形象本身并没有表现出黑人女性真实的生活境况。《乱世佳人》中的黑人保姆就是这种社会印象下的产物。进入新时期,美国文学中的黑人作品蔚为壮观,受人瞩目。黑人作家从自身性别出发,细腻地刻画黑人女性的心理活动,展现出黑人女性不断探索、不断觉醒的过程,向读者展示了一个个完全不同于白人笔下的黑人女性形象,令人耳目一新。黑人女作家赫斯顿的长篇小说《他们眼睛望着上帝》通过女主人公珍妮的三次婚变,展现了她追寻自我的故事。赫斯顿的作品开始关注黑人女性的内心世界,表现出一种“黑人是完整、复杂、并不弱小的人的意识,而这种意识在许多黑人的文字和文学中是缺乏的”[2]。这种创作思想下的黑人女性作品改编成电影后,黑人女性在银幕上的形象自然也会更加丰满。例如,电影《为奴十二年》中帕特茜在面对主人的多次侵犯后,她想到以死来结束自己的生命,这是黑人女性意识的初步觉醒。影片改编自带有自传性质的小说,表现了黑奴的惨痛遭遇,揭露了黑奴制存在的不合理,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 其次,伴随着美国文学作品中黑人女性形象的发展,电影中出现的黑人女性形象也变得更加丰满、立体。斯皮尔伯格执导的电影《紫色》又名《紫色姐妹花》,根据爱莉丝?沃克的同名小说改编。电影以紫色象征女性独立思想的觉醒,十分新颖。《紫色》是美国电影史上第一部以黑人女性作为电影主角的影片,在黑人女性形象的塑造上十分细腻。影片通过对女主人公西丽亚的婚姻生活的描写,表现了主人公女性意识逐渐觉醒的过程,揭示了黑人妇女在黑人男性的压迫下不幸的婚姻生活。黑人女孩西丽亚在遭受继父的侵犯生了两个孩子后,被一个黑人男子带走,从此开始了她痛苦的婚姻生活。在一开始西丽亚并没有反抗的意识,只是一味顺从,这更加重了丈夫对她的控制欲望。写信这一举动成为她女性意识苏醒的重要标志,表现了她对自由、独立的追寻。
三、黑人女性形象的建构意义
美国是一个多种族构成的国家,民族众多,种群复杂。在这个自由的国度里,黑人的命运却是十分悲惨的。黑人电影的早期代表电影《汤姆叔叔的小屋》是20世纪20年代拍摄的默片。这部影片根据同名的小说改编,展现了黑人奴隶的艰辛生活,抨击了奴隶制度的黑暗与腐朽,具有积极的时代意义,反响巨大。黑人女性由于种族主义、性别身份、种族歧视等多种原因的存在,在社会中地位低下。所以,美国文学改编的影片中塑造的黑人女性形象是具有深刻的思想与文化意义的,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不同时期黑人女性形象的建构与当时的社会思潮与政治运动有密切的关系。美国文学中的黑人女性形象经历了一个漫长的从沉默失语到话语回归的过程。在以白人为中心的美国社会,大多数的黑人遭遇是十分痛苦的。美国早期社会中的种族隔离政策,使得黑人无法获得相应的政治地位与真正的自由。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黑人女性在文学中的形象自然是处于弱势地位的沉默群体。电影《紫色》中的西丽亚的母亲唯唯诺诺,屈从于男性社会的沉重压迫,最后悲惨地死去,她就是传统的黑人女性形象的代表。20世纪初,黑人作家在作品中塑造的黑人女性形象也多是按照白人所建构的形象进行书写的。一战以后,自由、民主等思想观念深入人心,这种思潮为黑人文学的崛起奠定了思想基础。20世纪20年代,美国文坛掀起了一场哈莱姆文艺复兴运动,在这场运动中,一大批黑人作家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他们同情黑人妇女的遭遇,深入女性的内心世界,揭露黑人父权制及白人种族主义的罪恶。直至20世纪60年代,伴随着黑人民权运动与妇女解放运动的兴起,黑人文学蓬勃发展,具有鲜明个性的黑人女性形象开始出现在更多的文学作品中,受到人们的重视。以黑奴为题材的电影《为奴十二年》之所以能获得奥斯卡三项大奖,这除了电影本身的思想性与艺术成就以外,奥巴马身为美国的总统这一身份也对影片获奖也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其次,电影中黑人女性形象的建构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与思想价值。美国文学作品改编电影中的黑人奴性形象的建构实际上是一种自身文化的彰显与求得认同的过程。黑人拥有丰富灿烂的文化传统,但是在西方中心主义的支配下,他们长期处于边缘化的地位,黑人女性的境地更是悲惨。黑人女性在多元文化的语境中如果想要更好地融入美国社会,更平等地与白人进行交流,那么她们就应该认识自己,在回归传统,彰显黑人文化的同时形成独立意识。电影《紫色》中的女主人公被继父残忍地剥夺了自己身为母亲的权利,对于一个女人来说,这是十分可悲的遭遇。女性的权利需要自己去争取,只有这样,她们才能从男权主义和性别主义的双重压迫下解放出来,摆脱身份与种族歧视的束缚,真正以独立人的身份融入西方社会中。可以说,寻找、重拾、确认自己的身份的过程就是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过程。例如影片《珍爱人生》讲述的就是黑人女性珍爱自我成长、自我救赎的故事。她的形象象征着黑人女性的自立自强,她的故事是黑人女性意识觉醒的缩影。[3]
时代的发展,文化的进步,使得文学作品中的黑人女性的面目更加符合真实的她们,在压抑和扭曲的抗争中,黑人女性形象得到了重新的塑造,黑人女性意识不断觉醒,多姿多彩的黑人女性形象被电影导演所注意,体现了作家与导演独特的审美理想。美国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如《紫色》《珍爱人生》《宠儿》《相助》等,其中的黑人女性形象借助视听影像的传播手段被更多的人所熟知,这种情况无论是在文学史上还是电影史上都具有重大的贡献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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