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爱》与《蝴蝶梦》的电影文本比较

　　小说《简?爱》（Jane Eyre）和《蝴蝶梦》（Rebecca）各自凭借其独特的魅力流传至今。小说《简?爱》自问世以来就不断被搬上舞台和大银幕。《蝴蝶梦》则是希区柯克的代表作， 影片基本上采用了第一人称的叙述手法。仔细阅读两部小说原本后，我们会发现这两部创作于不同世纪的小说在表现女性主义方面有着惊人的相似以及可比性。从某种意义上看，《蝴蝶梦》和《简?爱》都是“女人戏”。

　　一、她们是“天使”：简和“我”的形象设定

　　一些西方文学作品中，妇女们对自己的理解往往脱不出“天使/恶魔”的框架，这种理解与男性的评价相关。《蝴蝶梦》与《简?爱》也毫不例外，其中被设定为“天使”角色的分别是“我”和简。她们虽然最终都“有情人终成眷属”，与心上人相伴终生，并被他们称为“我的天使”，但这并不意味着“天使”的爱情就一定完美。

　　在《蝴蝶梦》中，自始至终都没有提到“我”的名字，“我”只是一个相对他人而言的“我还活着”的符号。这种“无意识存在”的定位，使得“我”在小说中始终处于一种被动小心的状态。“我”的情绪总是受到丈夫及其前妻的影响和控制。庄园烧毁后，“我”和丈夫德温特漂流异乡，过着所谓的无拘无束的隐居生活。但是，“我”并不轻松，仍然需要察言观色，以免使丈夫陷于痛苦的回忆中。“是他阴沉的脸色，使我戛然停止了朗读……凡是容易惹起伤感的东西，只能让我独个儿起悄悄咀嚼回味。”[1]7“我”终究只是一个对男人而言从属的“存在”。这个角色始终都没有得到解脱。在《蝴蝶梦》中，并没有介绍德温特爱“我”的原因。“我一头平直的短发，稚嫩而不敷脂的脸蛋，衣裙均不合身，还穿着自己裁制的短褂，像个羞怯失措的小妞儿”[1]10，完全一副“女学生”模样。也许，正是这副“女学生”模样吸引了德温特，但，这不是爱。德温特的前妻吕蓓卡的才艺和胆识没有几个男人可比，甚至曼陀丽是因为她而闻名，这对她的丈夫来说不见得是好事。在男权社会里，哪个男人愿意比自己的妻子差呢？这够压抑窝火了。再看德温特的姐姐，“比阿特丽斯个子很高……粗犷得像个男子”[1]97，可见，他的姐姐也并不“弱小”，和这样的女人一起长大，德温特肯定也没有什么“优势”。所以，他遇到了“我”，一个温顺听话的“女学生”，“我可以为德温特奋斗，为他去说谎，提出伪证，赌咒发誓”[1]312。因为“我”，德温特可以找到“男权”的感觉，而“我”会像家中的小狗一样去讨好他。因此，小说中的“我”只是那个时代男权社会的牺牲品，她在努力寻找自身定位的过程中，不断地迷失与绝望，于是最后陷入一种茫茫然不知所措的状态。

　　《简?爱》中的简则幸运多了。我们可以深深地感受到罗切斯特对她的爱。那么罗切斯特为什么爱简呢？因为她和别的女人不同，“我相信你当时感觉到了你和你那严厉，易怒的主人之间存在着共同点”[2]320。这表明简是罗切斯特“另一个更好的自我”。这在小说中也有暗示，简?爱读《英国禽鸟史》，她最喜欢的是鹰。而罗切斯特呢，他的相貌甚至算得上丑陋，却有着一副运动员的身材，身材短粗，跟鹰一样具有力量感。从这点上看，他们两人确实是相似的。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的英国不断地殖民扩张，这种侵略霸占的形象与鹰的特性相吻合。可以说，简与罗切斯特的相互爱慕隐含对英国霸权侵略的一种肯定。然而，此时的英国政治上虽在扩张，道德上却相对保守。妇女只能在初等学校里接受教育，目的是成长为 “家里的天使”，其自我价值是通过成为男人的好帮手、男性世界的忠诚附庸来实现的。可简呢？“如果她用那个鞭子揍我，我会从她手里夺过去，我会当面把它折断。”[2]51这么富有反抗精神的火暴脾气，怎样与社会权威妥协呢？勃朗特是用柯勒?贝尔这个名字推出小说的，这样一个男性名字有着绝对的好处。就算简的性格与当时要求的女性形象不相符，但是男人们可以认为他们的同胞塑造了一个可以与他们在精神上对话交流的“天使”，她不仅聪明并且还与他们兴趣相投。“她”像极了“他们”。然而，简毕竟是个女性，在男权社会里，她的性格违背了传统的女性形象的标准，那么她就必须完成既定身份的皈依，才不至于从“天使”变成“魔鬼”。因此，简会在经济独立时，却又回到了身体已经残缺的罗切斯特身边。“由此可见，基督教一神论只表达了一个性别，只是男性利比多机制的投射，妇女在父权制中是缺席的和缄默的。”[3]

　　二、她们是“魔鬼”：伯莎和吕蓓卡的形象设定

　　较之简和“我”的妥协，《简?爱》和《蝴蝶梦》中的“魔鬼”设定――伯莎和吕蓓卡，她们的反抗就近乎歇斯底里了，带有强烈的悲剧意味。因为她们没有话语权。

　　不管是伯莎还是吕蓓卡，我们找不到一点丈夫爱她们的迹象。在《简?爱》中，罗切斯特说道，“我以为自己爱上她（伯莎）了。”[2]311“她社交圈里的男人们好像又都在巴结她而妒忌我。我被刺激得迷惑了，我的感官兴奋了，因为无知，年轻，缺乏经验。”[2]311就是这样“无知，年轻，缺乏经验”，这桩婚事却使他获得了三万英镑。而伯莎，也随之成为这桩婚姻的牺牲品。在《蝴蝶梦》中，吕蓓卡确实出众，可德温特怎么解释为什么娶她呢？“奶奶对我说：‘一个妻子得有三种美德：教养，头脑和姿色。她三样具备。’我相信奶奶的话，或者说曾逼着自己信以为真。”[1]29两个男人不断表明她们是“魔鬼”，尽管男人们因为她们获得了利或名――罗切斯特获得家产，德温特因吕蓓卡经营的曼陀丽而出名。而她们，也只能“默默”接受，因为，她们一个疯了，一个死了，疯子的话不可信，死人不能说话。她们没有话语权。 　　更大的悲剧在于，她们曾经爱过丈夫，但是丈夫却不爱她们。这种“冷暴力”折磨着她们，使她们的行为更接近男人们命名的“魔鬼”范畴。《简?爱》中，我们只知道伯莎婚后的凶蛮和毫无来由的脾气，这是罗切斯特说的，但也是他说的，“她讨好我，拼命展示她的魅力和才情来取悦我。”[2]311蜜月后，罗切斯特得知伯莎有遗传病史，这使得本来就戴着宗主国有色眼镜看待伯莎的他更加冷漠，企图与“边缘人”伯莎划清界限。此时，伯莎在这种“冷暴力”下病情恶化，可是她的丈夫将她囚禁在暗无天日的阁楼上，由一个像男人一样强壮勇猛的女仆专门看守着，她无从发泄自己的不满，只有趁看守人不注意的时候跑下楼来伤人毁物。伯莎最终成不了“天使”，她代表的“魔鬼”是被男性所压制的女性的愤怒和挣扎，她向男权统治者发起了最决绝的进攻――以自己的生命重创了权威的罗切斯特的受人尊敬的绅士形象。

　　在《蝴蝶梦》中，即使吕蓓卡是一个带有野心与侵略性的女人，但是她终究是个女人，有着女性特有的心理――爱与被爱。这从她得知自己患有绝症时看得出来，即便她再坚强，也同样需要倾诉，于是她给表哥费弗尔留言约见，说有事相谈。从时间上看，如果不出差错，她一定是告知病情。只是这一晚，她并没等来表哥，却等来了自己的丈夫――这个让她因爱生恨的男人。于是，面对出现在小屋门口的丈夫，她故意激怒他，使他对自己开了致命的一枪。这一枪在丈夫眼中是杀害妻子的罪证，而在她眼中不过是个玩笑。她始终带着胜利的姿态，无论生前或死后。也是这一枪使她沦为彻底的“魔鬼”。她死了，没有说话的权利，所以她的丈夫可以在曼陀丽对着现任妻子尽情地痛骂她，只是，这曼陀丽是她的“杰作”。无疑这是个莫大的讽刺。

　　伯莎、吕蓓卡以她们极端的行为给男权社会一记响亮的耳光，但是，随之而来的，便是永世的“魔鬼”称号。“在父权制象征秩序里，妇女不仅被摒弃于知识与权利之外，而且被拒斥于言辞‘这一唯一真实的法则之外’。”[4]63在这样的背景下，女人的个性，想法似乎无足轻重，甚至可能是危险的，正如伯莎、吕蓓卡一样。

　　三、“天使”爱“魔鬼”：女性角色间的联系

　　既定体制下的女人都试图成为人人称颂的天使，只是天使的高度实在难以维持。于是她们不能不疑惑自己心中也有个作乱的恶魔。换句话说，所有的女人都患“精神分裂症”。她们既想遵从父权社会提出的理想和标准，又试图忠实于自己真实的感悟和经验。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天使”与“魔鬼”应属于同一“有血有肉”的女性角色的不同两面。

　　勃朗特在《简?爱》中有意无意地寻求双重心理，经常设置“两个人物”，一个代表能被社会接受或者说是传统人物（简），另一方面把自由、有罪的自我具体化（伯莎）。童年时代的简在某些情况下是毫不驯服的，但是她发现这样并没有为她获得任何权利，甚至使她遭受更大的痛苦，当她被关进红屋子时，镜子中的自己，“看上去真是个幽灵。”[2]9这次事件使简承受了心理的严重创伤，“直到今天我还感到它的余波。”[2]1等进入洛伍德后，简学会了自我分析和控制情绪，却同时失去了自我个性。作者对于后来八年生活的叙述省略，充分表现出了简的某种“非存在”性质。阁楼上的伯莎是不能忽略的一个“存在”，这是相对于红屋子事件后的简的“非存在”而言的。可见，《简?爱》是矛盾的，作者也是矛盾的。勃朗特力求为女主人公寻求一种心灵的平衡与和谐，既让她保持独立的自我，又不否认女性的传统需求，有时甚至让她扮演在女性主义者眼里是极为传统的角色。所以简刻意抑制了心中怒火，最终学会保持沉默，这符合传统的基督教思想，因为“上帝通常只对男人说话”[4]58。而伯莎作为独立的自我，她拒绝采用传统的象征女人声音的话语，最终，她放了一把火，连同庄园的烧毁，她永远地成为“魔鬼”。

　　《蝴蝶梦》又译为《吕蓓卡》，这是前德温特夫人的名字，而“我”则是现任德温特夫人。这两个完全不同的女性形象却是一个统一体，她们不同的价值取向刚好体现了女性所具有的不同层面的意识形态的冲撞。“我”所代表的是一种由男权社会所决定的传统意识形态，即天生的温顺与对男性的依靠性。而吕蓓卡却带有强烈的反抗性质，对于男性的嘲讽与自身的放荡不羁带有明显的女权主义倾向。在潜意识里，“我”从不敢将自己与吕蓓卡比较，“我”一直对吕蓓卡是仰视的。“我”试着像吕蓓卡一样坐在晨室里写信，但是对比吕蓓卡的字体，“我生平第一次注意到自己的字迹竟如此歪歪扭扭……这笔迹只有一个二流学校的劣等生才写得出来”[1]93。尽管小说中的吕蓓卡道德沦丧，但是这种评价是男性口中发出的。从女性主义角度看，吕蓓卡天生就带有男性的野心与侵略性，她聪明能干，毫不费力地控制着整个曼陀丽庄园，控制着她的丈夫以及她身边的每一个人。她鄙视和嘲笑所有被她征服的人。从某种意义上说，她是女性解放的代表，也是与男权社会相斗争的女战士。她只不过按照自己的价值观生活，在她眼中很多男人根本不及她，她不想学会对男人的尊重和顺从。“她谁也不爱，她鄙弃所有的男人。她是超乎男女情爱之上的。”[1]374但她毕竟不是男人，她终究不能像个成功的男人一样生活。在男权社会里，吕蓓卡只能是个叛逆的“魔鬼”。

　　最后，借用一下奥康纳的话，对于那些听觉不灵的人，你得大声叫喊；对于那些快失明者，你只能把图画得大大的。伯莎和吕蓓卡“牺牲”的价值在于，社会需要包含女性主义，需要一种要求打破男性为主导的话语权，从女性的视角、女性心理、女性审美来进行表现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因为，她们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她们只是女人！

　　[基金项目] 本文得到 2015年度天津市“131”创新型人才培养工程第三层次人才计划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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