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中国内地电影民族元素价值呈现

　　一、引言

　　中国是个拥有五千年文化历史的国家，中国的文化必然为中国的电影创作提供了大量的题材。在这个越来越重视民族文化的世界趋势下，民族文化在电影创作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想让自己创作的电影走向世界，就必须先得到本民族人民的认可。然而，就我国电影业的现状而言，观众们也的确比较喜欢和拥护那些注重民族文化传承的作品。由此可见，民族文化对电影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新时期中国内地电影在民族元素价值的呈现方面做得也是很优秀的。

　　二、民族元素在电影中的作用

　　（一）作为故事发展的线索

　　以民族元素作为故事的发展线索推动故事的发展，例如《花腰新娘》，整个故事以民族元素“花腰带”作为线索展开描述，体现了我国少数民族彝族的婚俗，其中还加入了舞龙以及我们国家少数民族独具特色的衣着等带有民族元素的东西。冯小刚导演的《天下无贼》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以高原人们拜佛为线索进行描述;由郑晓龙导演的《刮痧》，这部电影是以带有中国元素的中医刮痧为主要线索进行描写的。

　　（二）渲染气氛

　　民族元素能给电影添加一些民族的气息，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可以渲染电影的整体气氛。例如，黄健中的《过年》对贴对联、贴窗花、请门神以及放鞭炮等中国传统的民族民俗的描绘，渲染了电影的气氛;宁浩的《无人区》、姜文的《让子弹飞》等都通过对西北地区的民族文化的描写，来渲染电影的整体氛围。

　　三、民族元素与中国内地电影结缘

　　一部优秀的影视作品创作的关键，是它能把自己本民族优秀的民族元素完美地、巧妙地融入电影中。在很久以前，中国内地的创作者就巧妙地把一些带有中国本民族特色的故事、信仰以及一些我们本民族的娱乐元素加入到内地电影里，并获得了很好的效果。我国第一部把民族元素融入其中并取得了成功的电影是《难夫难妻》，它是我国第一部故事片，于1913年由郑正秋导演。《难夫难妻》主要写的是带有中国民族元素的封建的买办式婚事。作者通过对这种仅仅通过媒人简单的介绍把两个并不认识的人结合到一起的封建买办式婚姻的描写，来表明自己的观点，得到了观众的一致好评，也使民族元素与中国内地电影结下了缘。大量的带有民族元素的中国内地电影开始涌现，如20世纪20年代的《西厢记》，30年代的两部优秀电影《春蚕》和《姊妹花》，40年代的《小城之春》以及50年代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祝福》和《林家铺子》等。80年代和90年代电影中融入民族元素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如把最具民族代表的唱民谣，打腰鼓以及把结婚形式等元素融入电影中的《黄土地》;融入带有中国民族特色的京剧的《霸王别姬》;融入带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婚礼和丧礼的《红高粱》以及融入中国民族特色元素皮影的《活着》。进入新世纪以后，内地电影对民族元素的应用也获得很大的发展，它在融入民族元素的时候，不仅仅是简简单单地展示所处时代的背景，它们更注重对主人公的性格进行描写，代表作品有《花样年华》《图雅的婚事》《天下无贼》以及《千里走单骑》等。

　　四、民族元素在中国内地电影中的应用

　　中华民族的文化博大精深，它与中华五千年的发展史是分不开的。在这个漫长艰难的发展过程中，中华民族不但拥有了自己独具特色的文化，也有了自己独具特色的民族精神。电影作为一种多媒体载体，能更快更好地把具有民族特色的元素传达给观众，让更多的人熟知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下面笔者就把新时期中国的民族元素在内地电影中的价值呈现划分为三个阶段，并对其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

　　（一）第一阶段（新中国成立到60年代末）

　　就这个时期所创作的电影进行分析，每一个时期所创作的电影针对的观众都是不同的，因此可以看出每个时期所创作的电影都有那个时期的民族特色。这些创作的灵感也主要来自于当时人们的生活背景，因此这些电影带有一定时期的民族元素。1949年可谓是中国发展史上一个重大的转折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这一年成立，中国人民可以自己当家做主了，人们的生活充满了光明。电影作为一个很好的传播媒介，人们开始通过利用它来确立国家的意识形态，巩固新中国的政权;而电影创作者自然不会放过这么有利的条件，他们开始表达出自己对新中国成立的看法和自己内心的情感。新中国成立到60年代末中国内地电影的民族元素的运用主要表现在当时新中国成立的文化背景下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意识的改变。在这样一个社会背景下，无论是集体与个体，还是个体与个体之间的民族意识，都有所加强。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人们的民族自豪感也大大提高，所以，在当时的电影创作中这种民族元素（即中华民族精神）的呈现也是相当多的。如电影《红色娘子军》和《平原游击队》等，这些电影都能表现出当时人们的民族意识和人们获得自由后的积极乐观的心态。当然最主要的还是电影创作者能够把当时的社会政治融入电影当中。在当时的背景下，人们积极向上和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是电影创作者们的主要创作源泉。

　　不仅仅只有这些，一些电影创作者针对多民族国家特点，开始试着把多种民族的风俗习惯和民族文化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并在其中加入了自己的创作情感和创作激情，建立了带有本民族文化元素的电影艺术风格。例如《阿诗玛》和《五朵金花》就是两部比较成功的作品。它们向观众展示了当时少数民族特有的民族文化和风土人情，凭借朴素的民族风格得到了观众的喜爱。

　　（二）第二阶段（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

　　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后中国的民族文化迎来了阳光，与此同时中国的电影事业也开始慢慢恢复。紧接着改革开放打开了中国的国门，人们也开始慢慢地接触到外面的世界并开始了解别的国家的民族文化，尤其是电影创作者，在看到别的国家的文化时开始感觉到自己的文化创作有非常大的进步空间。改革开放，让中国电影的观众变多了变广了，如果电影的创作者不改变之前那种注重政治色彩的创作方式，就不能让中国内地电影获得到更好的发展。因此，新时期中国内地电影的民族元素在电影中的呈现开始发生改变，但是电影的创作者并没有完全把它改变，他们能很好地把握住什么是应该变的，什么是不变的。他们非常明智地保留住了我们民族本土性的和带有我们民族特色的风土人情的民族元素。从之后的电影创作和观众的拥护度上来看，他们的决定是非常对的。如以谢晋为主要导演的《芙蓉镇》和《牧马人》等这类电影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们都能很好地在电影中加入我们的民族元素――地域风情，以及当时人们的性格特点。在他导演的电影里，他从一个普通人的角度来着重描写中华民族传统的伦理观点和美学意识。 　　《黄土地》把民族元素在中国内地电影中的呈现又提升了一个高度，它是由著名导演陈凯歌导演的。《黄土地》主要描写了一些势力对人们进行的压迫，由此加强了人们对生存的向往和人们认识到生命的脆弱。之后，陈凯歌在《孩子王》《边走边唱》等电影中对本民族元素进行了进一步的认真的思索。著名的摄影师张艺谋对中国的民族元素和中国内地电影等方面做过认真的分析。他比较注重对贫穷的地方和过去的东西的拍摄。他导演的《红高粱》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通过对北方人民的生活方式、劳动方式以及一些民谣等具有民族性的元素的描写，来反映当时人们的一种生活状态。这部电影获得了柏林电影节的金熊奖，这也说明了中国电影开始被世界所关注。田壮壮的《猎场扎撒》不但描绘出了内蒙古人民率真的性格，还描绘出了内蒙古草原人们的风俗习惯等民族元素，赞美了内蒙古人民的性格特点，进一步说明了这个时期中国内地电影中融入的民族元素是非常成功的。

　　（三）第三阶段（90年代至今）

　　20世纪90年代到现在为止，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我国的电影虽然得到了很好的发展机会，同时也有更大更高的挑战在面对着我们。中国电影在面对好莱坞电影和韩国以及日本电影蓬勃发展的今日，并没有终止自己前进的步伐，而是形成了以张艺谋、陈凯歌以及冯小刚等导演为代表的电影趋势，他们不但把带有中国民族气息的“中国功夫”这一元素呈现得淋漓尽致，而且把人们的民族文化和价值观等一系列民族元素加入电影当中。他们导演出很多带有中国本民族元素的电影并走出了国门，而且些电影得到了很多观众的青睐。例如张艺谋导演的电影《英雄》，它的目的就是展现中国古代的民族文化，展示神圣的但离我们很远的历史画面。电影从不同于其他电影的描绘角度出发，对当时的人物性格、人们的穿着以及当时的社会背景等带有民族元素的东西进行了描绘，进一步展现了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英雄》不仅是刻画了人物的性格、人们的穿着以及当时的社会背景，它也描绘出当时人们的武侠情怀，进一步表达出中华民族独具特色的人格魅力。在《英雄》之后有大量的带有民族元素的电影开始涌现，如《卧虎藏龙》《十面埋伏》等。并以“中国功夫”这种中华民族特有的民族元素为发展机会，带有中国元素的电影开始走向世界的大舞台。“中国功夫”由最初的《南北少林》到了之后的李小龙，再到后来由成龙主演的电影，无一例外都是对中国特有的民族元素――功夫的展现。由此可见，我们的民族文化是博大精深的，中国内地电影所走的民族道路也是十分光明的。中国内地电影要想走出国门，走到世界的大舞台上去，就应该学会巧妙地把中国元素加入电影当中，以此来获得世界人民的认可。

　　五、结语

　　不同民族在其创作的电影中所体现出来的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它们之间的民族文化底蕴不同。对于中国这个不但拥有五千年文化历史，还拥有56个民族的国家来说，其能够在电影中体现出的民族文化绝对称得上是丰富多彩的。存在于电影中的文化传统会涉及人们的生活方式以及文化思想等无形的元素。而电影作为一种文化的载体，它还可以很好地将中国的民族文化传统元素传递给世界，让更多的观众去了解中国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当然，新时期中国内地电影在对民族文化的呈现上做得还是非常优秀的，虽然面对好莱坞电影的巨大压力，但这并没有成为我们前进的障碍，国内的民族电影依然在蓬勃发展中。而且，中国的民族元素在今后的电影创作中必然会更加的大放异彩。

　　[课题项目]  本文系咸阳师范学院专项科研基金资助项目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14XSYK054）;陕西省社会科学艺术学项目科研成果之一（项目编号：2014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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