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改编电影的叙事困境

　　《白鹿原》是陈忠实的代表作，以陕西关中平原上素有“仁义村”之称的白鹿村为背景，精致地描述了白家和鹿家两大家族几代人的恩怨纠葛。电影《白鹿原》对原著的改编，由于过度地想达到史诗级的风格和电影所具有的简洁特点，导致了一系列的问题，使得叙述上陷入了困境。本文将从电影《白鹿原》的改编，分析文学改编电影的叙事困境。

　　一、电影《白鹿原》改编的机遇与风险

　　著名小说改编成影视作品是一件风险与机遇并存的行为。好处有三个方面：第一就是按照原著的形式去改写。原著小说原来就有着很好的叙事结构，能够给电影带来最基础的框架，和原创相比节省了很多脑力思考。第二方面，因为文学作品本身是出名的，所以在价值观、人生观或历史意义上来说，是具有风采的，改编成的影视剧只要依附着原版小说的实质，不偏离中心，就会取得不俗的成果。第三个方面，著名小说的受欢迎率自不多说，因为其名声在外，所以拥有大量的“粉丝”和追捧者，一旦影视剧制作完成，这些人肯定是第一号的观众源，确保了收入。同样坏处也有两个方面，第一，“理想与现实总是相差甚远”，名篇的文学魅力是电影所不能取代的，人们在充分地感受到了原著的思想与语言魅力之后，一定会把改编的影视剧与原版小说相比，主要的目的是看改编过的影视剧是否能有原来名著的水平，由于这种先入为主的心理，电影的制作者又不能满足所有人对名著小说的场景幻想，就很容易受到大众的批评。第二方面，改编过后的电影能够达到或者超越原小说的能力，那就要求创作者对小说有着强大的把握能力和深刻的了解，创作者对原小说的领悟能力和电影制作过程中的科技水平会反映到影视剧成型后的好坏程度。总之，影视创作者应该有强大的场面控制能力以及造诣很深的文学能力，否则，改编过后的影视剧就会失去其精髓，变得有形无神，落得一个“东施效颦”的下场。

　　小说《白鹿原》在很早的时候就被认作核心思想深刻的长篇巨作。在今天提起《白鹿原》，人们会用深刻二字去形容它，“深刻”意味着需要时间去领悟，不能轻易地去掌握，就是因为如此，电影《白鹿原》的改编一直没有进行，大多数知名导演虽有想法，但都是知难而退。导演王全安凭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信念，勇敢地把《白鹿原》带到了电影世界，利用电影中短时间的叙述形式来概括史诗级小说《白鹿原》，期间导演用了删减、缩写等手法，一方面他想要保留原著小说的深刻，另一方面，他对原著进行了删减，制作出了这部150多分钟的电影。然而从社会各界的舆论来看，大多数的人们并不买账，他们并没有从这漫长的150分钟内体会到深刻，报纸、微博满篇的指责和批评，影片的收入与电影的成本最终持平，这样的结果可以用悲惨来形容。

　　二、电影《白鹿原》叙事问题

　　小说《白鹿原》作为一个史诗级的长篇巨著，这样的故事都有着一些特点，比如说，结构的错综复杂，人物性格多且不同，思想上的深刻，等等。用有限时间和有限条件的电影来诠释这样的小说，答案不用说也知道。著名的学者曾经说过：“如果小说的时间跨度非常大，那么电影创作的难度也就更大。”在剧情与内容重心偏移的状况下，电影勉为其难地描绘了一个史诗级的长篇小说故事，结果就会让电影变得索然无味，不能吸引人。描述变得索然无味之后，电影所说的核心思想也就会失去它的魅力所在，只不过是枯燥的教育教导而已，想要把这种长篇小说改编成电影，导演要有一个切实可行的叙事结构，导演必须有着多年的导演经历，他对这些事情自然懂，所以在改变小说《白鹿原》的时候，他也费了许多心思。在电影《白鹿原》当中，一些极其重要的角色，朱举人、白嘉轩的岳父、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等一系类人物都被删除掉了，白嘉轩、路子霖等一系类角色被保留，一些本应该发生在别人身上的剧情，被放在了其他人的身上，比如，认鹿三为干爹的人本为白嘉轩的女儿却变成了白嘉轩的儿子，把战争扩散的消息带到村子里的人是鹿子霖，而不是冷大夫，从这些方面来看，电影的时间跨度，由清朝灭亡、民国建立到抗日战争开始不久的时期，对于小说的后部分发生在新中国成立前的一段时间的事情，统统选择了删除，这样的做法使电影中的人物变少了，结构变得简单了，电影的叙事比小说要简化许多，导演王全安不想被复杂的剧情弄得焦头烂额，他选择了逃避复杂的内容结构，同时也逃避比较敏感的、新中国成立后期的一段剧情。王全安明白电影《白鹿原》不可能被小说大跨度时间无限拉伸，对原著时间的妥协就会把电影变得既漫长又没有趣味，让电影的制作变得既付出了实质性努力又得不到任何好处。在网络社会上，人们觉得电影中主要描写了不算主角的田小娥，他们嘲讽《白鹿原》，说《白鹿原》是为田小娥做的传记，显然他们并没有理解到导演的难处。即便如此，《白鹿原》的改编也不是一次成功的尝试。从根源上去分析，导演没有能够克服原著的影响力，由于小说的声望与名誉让导演不敢去尝试，认为必须去按照一定的规则去改编，举棋不定、踌躇不前的叙述特点反倒不美，删除也没有删得彻底，保留又没有保留住深刻的内容。从故事的结构来分析，电影《白鹿原》讲了四个时间段的故事，分别是辛亥革命时期、军阀混战时期、北伐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这些大事件影响了《白鹿原》中几代人的生活环境和历史人生，文字有着独特的能力，它能自然而不受限制地刻画人们的人生命运，通过这样的方式来丰富这历史造成了一种深刻的史诗级的故事，反观电影在描绘的空间上本身就有着很大的限制，所以想要追求文字表达的效果就显得有心无力。电影《白鹿原》通过删除小说中的情境，结果就是很多人变得只是昙花一现，他们的一生是不完整的，人性的刻画、时光的流逝、事件的表述不清都因为失去了叙述而变成了无从着落，一些细心的人们发现，白嘉轩的儿子参军之后没有了后续的情况，鹿兆鹏被国民党抓捕，失去踪迹，这些剧情没头没尾，从表面上来说，对这些人物的刻画看似得心应手，实际上是因为王全安在叙述能力和思想描述上没有达到标准。 　　社会上的大部分人认为，电影《白鹿原》只有对田小娥的刻画才算有始有终，事实也如此，导演着重描述的角色就是田小娥。导演想以爱情元素赢得影片的卖座，小说《白鹿原》中有两段让人印象深刻的爱情，一个是田小娥，另一个是白嘉轩的女儿。导演想要刻画爱情，他认为更有风情的田小娥显然要比白嘉轩的女儿更吸引眼球，同时王全安又担心社会上的人批评他改写的过程中视野狭窄，所以他在电影《白鹿原》中还讲述了另外几个人物的命运。这种多条线索、复杂结构的特点，结果就是让叙述的重点发生偏移，因为重点过多反而失去了重点。对于广大的人民群众，他们不喜欢老套刻板的人物形象刻画，这种方式虽然能使人物形象饱满，有着深刻的意义，但是显得太过于沉闷，人们不喜欢这样的电影。电影《白鹿原》虽然达到150分钟，但是即便如此也没有给描述、刻画留有足够的时间，一些没有看过小说的人们，不了解电影的内容，他们会觉得一个人物没有表述清楚，镜头就又切换到了另一个人物，让人们觉得不明所以，抓不住头绪。王全安费尽心思地去改编电影，不仅未能取得很好的效果，反而让观众觉得电影接受不了。

　　三、民间习俗表现形式带来的问题

　　影片中有很多这样的镜头，大片的麦田仿佛是一件件艺术作品，麦地中燃烧的烈焰漂亮至极，祠堂、戏台、房屋、关中地带独有的衣服，展示了民间习俗的魅力，这些镜头并不是《白鹿原》模仿西方的电影来拍摄的。电影是在运用中国第五代导演拿手的民间习俗。第五代导演民间习俗的描写，在最开始的时候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得到了大众的赞扬，反而《白鹿原》却被大家贬低，造成了这样天差地别的原因是电影与具体时代环境不符合。在民俗习惯取得极大成功那段时期，正是人们追求思想，追求个性，突破传统的时候。民间习俗在这个时候出现正好符合了时代的要求，正好结合了当代人们的需求。很多的现代价值观和核心价值仍然受到欢迎，但是已经起不到号召起所有人的能力。《白鹿原》运用民间习俗的表达方式，来描绘一个让人喘不过来气的内容，想要让观众“忆苦思甜”，回想起旧社会的罪恶，这样明显是没有抓到重点，没能抓住现代人的精神需求，所以就号召不起观众。电影《白鹿原》不能再让民俗电影大放光彩，重点的原因还是民间习俗暗示能力的衰弱，这种表达形式能够展现、暗示的作用效果，但是这样的作用效果不是一成不变的，经常去使用就会失去新意，人们也会对这样的手法失去兴趣。王全安想通过这种表达形式，再一次得到欢迎是不现实的。通过这样的普遍审美特点，文字要调动起大家的积极性，必须突破原有的局限性，让文字有更新的表现手法，电影《白鹿原》民间习俗运用手法都是按照以往旧的东西去生搬硬套，那些暗示手法大家都习以为常，很难不落得一个失败的下场。第五代导演对民间习俗的运用都是有着自己的独特见解和艺术手法的，不是完全浮于表面的场面描述。张艺谋电影运用民间习俗手法除了通常意义上的渲染环境、营造氛围等目的，环境的描述与剧情的发展、人物的形象还有着很大的关联，就是因为这样，民间习俗电影表现了导演的地位与实力。杰姆逊说：“新时代的文字那些感觉上，仅仅是关于个人的文字总是能反映出深刻的含义。”这不能说明民间习俗电影是想讨好外国的观众，更应该说他是导演的一种能力，一种在心中蓬勃而发，自然而然的能力。时间过去了很久，电影《白鹿原》在民间习俗的刻画上又照搬以前已经取得很大成就的电影，但是，王全安是有意为之，导致电影本身僵硬不自然，这种手法也最终失败。

　　电影《白鹿原》中民间习俗的表现手法已经过时了，已经不能再一次引起较大的轰动，这从侧面反映出，导演王全安还活在第五代导演的影响之下。从电影中一些场面民间习俗的描绘手法，都能看见第五代导演电影中的影子。电影《白鹿原》更想展示的是对局部地区人文的宣传，而不是电影的深度。王全安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电影是由陕西的一家大型单位赞助的，该单位的董事长对王全安有着三方面的要求。第一方面是电影要高质量;第二方面不能投入过多的资金;第三方面还要得到很高的票房。在电影王全安看来，这样的董事长和那些只追求利益的电影投资人是不同的，这个董事长更加尊敬艺术，也正是这种鼓励和希望，让王全安没有了顾虑，敢于放手一搏，去刻画他心中的《白鹿原》。但是即使是这样，王全安的电影依然受到了商业化的限制，就像鲁迅曾经说过：“一切的文艺都是宣传，但是宣传并不全是文艺。”

　　四、结论

　　电影《白鹿原》的改编不能算是成功，在剧情上的顾此失彼，导致了叙事的骑虎难下，不能很好地刻画人物形象和表达完整的小说深度。对于民间习俗的运用又不符合当下的时代和人们精神的要求，两方面的错位，导致了电影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对于商业化的问题，要能做到“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解决了这些问题，就可以让电影的艺术表现与商业收入完美结合，达到双赢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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