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武士的一分》看日本武士电影

　　日本武士电影又称“剑戟片”，是日本电影史上最早诞生的类型片之一，也是最早为日本电影赢得世界声誉的电影之一。早在20世纪50年代，有东方第一电影大师之称的黑泽明就以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罗生门》使得日本武士电影走向世界视野。[1]然而不久武士电影就不可避免地面临了衰落。一方面，武士文化对于日本来说是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另一方面，90年代日本的经济危机又造成了大批电影制片厂关闭，然而“喜剧山田”“庶民导演”山田洋次的出现，给日本武士电影带来了一线新的生机。[2]他所拍摄的《黄昏的清兵卫》更是获得了2003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提名，让世界影坛重新追捧并喜爱武士电影。

　　《武士的一分》（武士の一分）是山田洋次“武士三部曲”（前两部分别是2002年的《黄昏的清兵卫》与2004年的《隐剑鬼瓜》）的最后一部，也是极具代表性的一部。可以说，山田洋次与黑泽明分别代表了新旧两种武士电影风格，而要了解前者的美学特征与艺术追求，便不能不透视《武士的一分》中的影像表达。

　　一、对“尚武”精神的反思

　　山田洋次在接受采访时就曾经表示，他之所以要拍摄武士电影，正是为了反思武士道这种深植于日本文化中的精神。日本一度从二战的废墟中崛起，又曾经面临经济困难的危机，要想继续发展就必须有正确的思想作为支撑。这种思想必然来源于对传统思想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整理，日本武士道精神中的优秀一面值得肯定，而坏的传统则需要毫不犹豫地摒弃。在《武士的一分》中，山田洋次重点表现了对武士道中重视责任感、吃苦耐劳、安贫忠义精神的肯定，这些都是有利于日本社会从经济衰退的泥潭中重新振作的优良传统，同时山田洋次也批判了某些不合时宜的“尚武”精神。

　　这种批判首先体现在对武士身份的质疑上。武士原本指的是练武习艺的一类人，他们拥有高于平民的一些权利，比如可以佩刀，可以接受教育，甚至执掌政权。武士以“俭朴、节约、忠义、廉耻”等道德要求自己，拥有某种伦理道德上的优越感。在武士之上的贵族则是藩主，在武士之下则有广大的庶民，如商人、农民等。在等级森严的日本，武士这一阶层是较为显赫的。在江户时代，武士的权利甚至达到了巅峰。随着日本社会的不断发展，直到明治维新之后，武士的特权被剥夺，不少武士以死抗争，从此武士这一职业与阶层彻底消失在历史舞台上。在《武士的一分》中，木村拓哉饰演的武士三村新之丞就是一名世袭武士，他没有高阶武士将军、大名那样的富足生活，他的工作就是每天为将军试毒。武士们机械地取出腰间的筷子，再机械地将食物送入口中，最后向监督试毒的老武士鞠躬以表示没有不适之感。三村的妻子对自己丈夫的工作十分自豪，以为丈夫可以坐在将军对面吃饭，而事实上三村只能和其他的武士们井然有序地跪坐在厨房外，既不能见到将军，也无须有任何自己的思想。尽管他的生活水准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家中仍然有忠实的老仆，但是三村对这种生活感到强烈的厌倦和苦闷。他不安于命运的安排，他的理想便是结束试毒生涯，去开一家剑道馆。对于庶民们崇拜并向往的武士身份，三村明确表示了反感。这一段对于试毒的渲染不仅透露出了试毒工作的乏味，也暗示了没有一个武士是真正幸福的，包括高高在上的将军，尽管已经是一方领主，却要时刻担心人身安全。然而三村真正失去武士身份却不是由于他个人的辞职，而是由于海鲜中毒导致的双目失明，这对三村的打击无疑是巨大的。随后颓废的三村脑门新长出的头发使他无法再保持月代头的标准武士形象，这实际上就宣告了三村对武士身份的告别。

　　山田的批判还体现在对武士的行为上。在三村失明后，反而出现了向武士身份的回归，他寻找自己的佩剑想自杀，因为剑是不可以离开武士的身体的。这种自杀行为被妻子阻止后，他重新剃了月代头去叩拜继续发给他俸禄的将军。而当三村得知妻子为了维持生计不得不委身于岛田时又重新找到了生活的目标，那就是拼命练习剑术以赢回男人的尊严。当三村剑术大成之时，终于可以向凌辱自己妻子的高阶武士岛田发起挑战。对于决战的镜头，山田拍得十分唯美，三村与岛田均气宇轩昂，穿戴着武士的装束。然而你死我活的打斗与三村目盲以后出神入化的剑术并非山田所要表现的重点，岛田并没有被心怀奇耻大辱的三村杀死，而只是被刺穿了胳膊。山田从不认为，武力能够成为解决问题的方式，单纯的打斗与杀戮并不能使人获得内心的平静。因此三村在刺伤岛田以后两人胜负已决，彼此收手，三村从容地离去，而岛田因为输了剑术而自杀，两人不是用武力，而是用停止武力来保持武士的尊严。武力在电影中的呈现始终是有节制的。

　　二、对小人物情义的彰显

　　山田洋次之所以被称作平民导演，是因为山田并不以武士电影著称，他擅长的是家庭题材电影，如《寅次郎的故事》《幸福的黄手帕》《远山的呼唤》等，故事主要都是一些平凡而琐碎的日本家庭生活。[3]在山田洋次的电影中，主角往往是一些郁郁不得志却始终心怀善念的小人物，这些小人物虽然社会地位不高，却有情有义，时时处处流露出内心的高贵精神。这些小人物能通过努力获得幸福的生活，这对日本民众而言是一种精神的慰藉，而对于山田洋次来说，正是因为始终有这样的芸芸众生存在，才使得日本一次又一次地在绝望的境地中找到希望，重新崛起。

　　在《武士的一分》中，最为突出的小人物是三村与妻子加代。如前所述，三村是一个在战国时代家境平平又与众不同的武士，他对自己的妻子有温情，对自家的老仆有幽默感，对路遇的小孩子有好奇心，三村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他只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小人物，他不接受一个武士所必须接受的一切，如武士的地位、俸禄与枯燥乏味、没有尊严的生活;他能接受武士所不能接受的，如双目失明、妻子失贞等。他在残疾之后，能够振作起来，对生活充满希望，与其说是仇恨促使他活下来，倒不如说是对个人尊严与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支撑他点燃活下去的信心，也因此，他是最后能够重新赢得幸福生活的那个人。 　　然而三村的光芒偶尔也为妻子加代所遮蔽。加代在电影中似乎仅是一个每日彬彬有礼地服侍丈夫的美貌少妇，低眉顺眼，和服严严实实地包裹着年轻的躯体。作为一个孤儿，她敬仰并依赖着自己的丈夫。然而在三村双目失明后，加代的坚忍与深情才被淋漓尽致地体现了出来。在三村的家族会议上，当亲戚们彼此推卸责任时，弱小的加代答应去恳求岛田;当加代带着礼物去请岛田帮忙时，不得已忍气吞声地被岛田所占有，一度想过自杀;而在丈夫发现了自己的秘密后，加代接受了被休的事实离开了家，然后出于对丈夫的爱和关心，又以女仆的身份回到三村家为他做饭，然而丈夫仅仅凭借一块芋头就吃出了妻子所做菜肴特有的味道。电影中有一个细节，在三村养病之时，加代一度隐瞒他终身残疾的事实，屋外飞动着明明灭灭的萤火虫，三村问帮自己打扇的加代，萤火虫的季节到了，它们出来了吗？加代淡淡地说没有。一个小小的谎言只是为了慰藉失明的丈夫。

　　而老仆德永则更是一个忠诚之人，他勤勤恳恳地为三村家做事，服侍了三村的父亲又继续服侍三村。他恪守奴仆的本分照顾失明的三村。当三村要赶走加代时，为加代苦苦求情。在三村嫌弃自己做饭难吃时，想出办法让加代以做饭女仆的身份回归家庭。在山田看来，武士时代的结束是不可避免的，整个武士阶层的消失是必然的，注定会有一部分人壮烈地死去，又有一部分人柔韧地活下来，三村正是后者。可以说，正是有加代与德永这样的贤妻忠仆，三村才能守住自己平静的生活。从整体上说，山田展现着那些在社会底层，与大多数观众有着相同喜怒哀乐，在普通乃至艰难的生活中依然保持善良心态和美好品格的日本小人物，呈现给观众一种较为正面的人物形象。对于在大制作、高投入的“大片”中苦苦挣扎的中国电影来说，在小成本电影中展示普通民众的悲欢离合应该是另一种不错的选择。

　　三、对平淡风格的追求

　　山田洋次所执导的武士电影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剑戟片。以刀光剑影的绚烂打斗为主的剑戟片曾大放异彩，然而仅有让观众心惊肉跳的生死对决对于成就不朽之作仍然是不够的。山田洋次的武士电影中也有打斗场面，但绝不依靠逼真、恐怖的暴力镜头吸引眼球，相反，他始终追求一种平淡缓慢的叙事风格，力求在锋芒隐而不发之间达到一种入木三分的效果。

　　《武士的一分》从开头到结尾的叙事都十分迟缓而细腻。在影片的开头，山田没有拍摄刀光剑影，而是详细地展示了三村的两次吃饭细节，前一次是他的生活层面，体现的是在柴米油盐之中和妻子的恩爱，通过屋内的茶具与火炉可以看出加代的善于持家，而屋外的鸟笼又可以看出三村的生活情趣（同时鸟笼也是后面夫妇破镜重圆的一个伏笔）。妻子细心的伺候与三村所开的玩笑，可以看出三村对于这样的进食是享受的。后一次吃饭则展现的是三村的工作层面，让观众意识到武士这一特殊职业背后的辛酸。由于地位的巨大差异，三村与其他武士只能如机器一般重复着同样的举碗，掏筷，吃菜，鞠躬动作。而监督试菜的老武士更是衰朽不堪，在一次试菜中打了几秒钟的盹，便因为三村的中毒而引咎剖腹自尽。他自尽之时，身后的家人无不泪流满面却又无人阻止，因为这对于一个武士来说是最好的出路。对于这个老武士和三村来说，通过一天的生活便可以想象到一辈子的处境，因此三村对于这种进食毫无好感，他只能郁郁寡欢。武士们整齐划一的动作，加代忙碌时手中的细节等，使得电影的节奏虽慢却充满内涵，并不让观众产生乏味之感。

　　在动作镜头上，《武士的一分》也是极尽内敛的。以全剧的一个高潮，即三村与岛田的决斗场景为例，在以往的武士电影中，这一类的场景都使用大量的镜头语言，如用慢镜头来表现武士动作的流畅与优雅，或是武士身手的矫捷，如黑泽明的《七武士》，或是用大量的血腥劈砍动作，如小林正树的《切腹》，但在《武士的一分》中，这段对决也并未影响全篇含蓄内敛，温情脉脉的风格。打斗的过程十分短暂，前面大部分是两人的对话，因为山田坚定地认为，两个武士走到了决斗这种地步是一件十分悲伤的事，是不值得大书特书的。在画面中，河边的马场，满目苍凉，秋风萧瑟，只在一招之间就分了胜负，岛田鲜血淋漓地离去。随后更多的是三村在大仇得报后的释然。在屋檐下听过去的同僚讲述岛田自杀，并且宁死也不肯透露决斗的来龙去脉，三村平静地低着头一言不发，在凝重的背影中已经隐含了太多有关尊严的秘密，随后葬鸟，放鸟，烧笼等一系列动作表现了他内心的复杂情绪。

　　中国与日本在文化上有着一定的同源性，两个国家都深受儒家文化的浸染，也有着丰富的武士、侠义文化历史。在民族性格与审美倾向上，两个国家都更偏爱于低调、含蓄、内敛、幽微的情感表达方式。在当今影坛上，一次次的奖项颁布已经证明了“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若想在电影制作上寻求突破，体现本国的民族特色与时代风貌无疑是一条可取的道路。同时，中国人在经济腾飞的同时，也面临种种危机与困境，需要电影提供的温情和希望来做精神支撑。因此，山田洋次所开创的新日本武士电影对于中国的电影人来说是极具借鉴价值的。

　　[基金项目]  本文系黑龙江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东北沦陷时期伪满洲国日系文学研究”（项目编号：12542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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