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惨世界》:电影对小说“底层”的再造

　　在近些年的名著改编电影的热潮中，世界文学巨著《悲惨世界》已经有了不断被翻拍的经历，2012年底正式走上大银幕的《悲惨世界》，无论是在人物的塑造、剧情的设置，还是在观影的效果上，都有了很大的飞越，导演和主创们在157分钟里很好地表现出了原著的主题思想。电影的热映当然也是与小说本身的热度不无关联，电影在表现雨果在创作中最为突出的特征的方式，同样容易并且也会被电影以及其他的大众文化领域所接纳并使用。

　　一、《悲惨世界》解读与改编

　　《悲惨世界》作品中的第一主角：冉?阿让（Jean Valjean）、芳婷（Fantine）、德纳第夫妇（Thénardier），还有一些来自下层或同情下层如鲨威（Javert）和玛吕斯（Marius），毫无疑问便是这“悲惨之人”。小说最为外在的特征表现为直接的诉求：呈现这些“悲惨之人”的生活与抗争以及妥协[1]。雨果自身所拥有的道德理想即善良的极致发挥在小说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牧师的善良感化了主人公冉?阿让，为他打开了一条通往善良的门径，而被感化冉?阿让又把这条善良的门径传播给了佣工芳婷和她的女儿，甚至也把这份善良给予了顶替自己的罪犯――一个真正的流浪汉傻子，而使自己却失去了多年获得的一切。在小说中，需要特别提醒的是，作品本身呈现的时间间隔之大以及作者自己在写作后期生活与思想上发生的巨大变化，使得《悲惨世界》这一作品内部呈现出了一种张力和错动，这一张力和错动在小说的文本层面上也有些许的体现。假如将主人公冉?阿让的命运发展看作整部小说的脉络，那么1932年爆发的革命则给小说的叙述上带来了一次干扰，冉?阿让始终是个“枪下留情的人”这并没有跟1932年的这次革命有任何联系，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对珂赛特的爱，基于这份爱，他才不顾危险进入到斗争的中心以救出玛吕斯，同时玛吕斯由一个“革命者”变成“新郎”也显得有些突然――玛吕斯在昏迷中苏醒过来来时“麻厂街的经过在他的脑海中就像烟雾般迷蒙，然而他的心里只有一个念头：珂赛特”[2]。对于战斗热情的描述在玛吕斯昏迷的时候便停了下来，这种热情也在接下来的婚礼的举行以及两辈人的握手言和中消失了。因此，可以这样说，反映着作者雨果的两段不同的生命层次割裂了小说本身的线路，虽然两者之间用爱情主题进行了连接，断裂的痕迹依然明显。

　　值得一提的是，《悲惨世界》在从书本走向银幕的历程中，小说中的断裂在这一历程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几乎这些年的改编版本都无法在两者中间找到平衡与重心，即使是知名的改编也不能表现得如鱼得水。虽然长篇名著被改编成电影是有所删减是无可避免的，当然造成电影的表现的重心的偏移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并且在对于《悲惨世界》这部内部存在两个面向的文学作品的改编，具有极大的可能是会带上改变年代所带有的痕迹的，与其说是年代的痕迹，不如说成是这个年代的人的痕迹，不同的年代、不同的人对于同一部文学作品的理解是不同的，例如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拍摄于美国的电影版本，美国正经历着20世纪初的最大的经济危机的背后，将冉?阿让的命运发展作为电影的主线，省略掉玛吕斯的心路历程即不断变化最终走向革命。这样的改编自然而然地削弱了原著中的革命色彩，凸显了男主人公冉?阿让从悲惨到解放的命运，这种解放远远超出了原著中的宗教救赎。然而怎样把自己对文学作品的理解超越时代，这将会成为选材自文学作品的改编电影的成功之路。事实是，《悲惨世界》这部作品在展现出19世纪的雨果怎样感受人民的苦难、想象革命的同一时间，也同样反映出他对资产阶级这一理想化的阶级救赎力量的塑造，并且这一点在原著中也被不断地强化。

　　《悲惨世界》的原著作品中出现的断裂，恰恰反映了雨果在社会现实面前所产生的矛盾和怀疑。在男主人公冉?阿让这一条线索中，雨果将资产阶级个体的刑法改编和利他选择作为摆脱现实中苦难的希望，提倡至善，可以缓和资产阶级的追逐利益的丑恶面目，并以此消除社会上存在的贫穷。从另一个方面：玛吕斯在街垒战中的出现，有显示出推翻现实秩序、摆脱苦难的另一途径即革命、暴力，来使人们获得生存和自由的热情。在这两条迥异的道路上，雨果自己似乎很难做出选择。这种错动与断裂，给电影的改变者们提供了一个可以被不同的价值取向和立场所借用的空间。这些都在20世纪到现在的电影改编中不断出现。在这种不断改编中《悲惨世界》自身包含的多个方面也渐渐地退去了，留下的是对社会结构带来的“苦难”与“悲惨”的描述和历史长河中人民群众的形象的塑造。

　　二、“底层”的再造

　　2012年这一版本的《悲惨世界》与原著相比，更加倾向于对英版戏剧的电影化改编，除了在故事发展的安排上有部分微小的改编外，大体上和英版戏剧如出一辙。对于原著小说中出现的断裂，这次电影的导演汤姆霍伯明智地采用了折中的办法解决这一断裂。于是，在这部电影中，特写长镜头的大量运用，音乐的间歇性出现来对历史场景进行宏观展示的大胆尝试，同时为了表现戏剧所必需的演员自身所有的表现力。值得一提的是电影在演员的选用上下足了功夫，均选用实力超群的电影明星：男主角冉?阿让由“金刚狼”的扮演者休杰克曼独挑大梁，两次获得奥斯卡影帝的罗素?克劳来饰演沙威，著名女星安妮?海瑟薇和海伦娜?邦汉?卡特也在剧中出演了重要的角色。全部都是平时在银幕上以演技征服全球观众的实力派演员，他们纷纷在片中开嗓献声，令观众对电影充满了期待。在这部电影中这些实力演员都完美地完成了电影的创作。尤其是休?杰克曼和安妮?海瑟薇的演技再一次得到全球观众的认可与好评。休?杰克曼在电影中的表演更是信手拈来、得心应手，他的主要的独唱环节更是一气呵成，他的独特的演绎实力在现场收音的方法面前体现得更为淋漓尽致。安妮?海瑟虽然只在电影中出现了短短的40分钟，但是由她演唱的I Dreamed a Dream，却成为整部电影中最让观众落泪的片段。与此同时与以往戏剧电影不同的是2012版的《悲惨世界》不使用以往的对口型的表演方式。而是大胆地在现场启用了同期声的录制方法，使得戏剧舞台上很难完美表现的表演层面的需求通过长镜头发挥到了极致。在这部电影中，无论是场景、妆容、画面、摄影还是演员服装的选择与设计上，都表现出了很高的水平，同时在电影中出现的唯美的画面、考究的图像构成、导演精致的设计以及呈现出来的视觉效果都不容置疑地展现了这部电影的高水准。虽然电影本身的表现形式更加炫目了，但没能将原著作者的思想的精华部分充分展现出来。作为一部文学史上的巨著。《悲惨世界》自身便包含了丰富的内容和深刻的内涵，这使读者在精神的层面上体会到了震撼和感动，让读者领悟到那种悠远的品质。但是在这部电影中，虽然说还是有许多原著中的情节尤其是主要情节，但是由于原版英版戏剧本身的删减，造成了电影中的故事情节发展太快，观众不仅来不及反思更是连细细品味的时间也消失殆尽，只能随着电影接连不断的演唱紧随着剧情紧赶慢赶地向前走，淡化了主创们对于原著的理解，特别是作者雨果在这部巨著中所表现出来的对于人救赎力量和人性的阐释，真可谓是遗憾。同时在原著的忠实粉丝面前，采用戏剧这种叙事方式显得有些单调，而且突出表现和解、大团圆的结尾也弱化了原著本身所带有的批判色彩。 　　无论2012版的《悲惨世界》基于英版戏剧的改编是不是取得了成功，是不是仍有原著读者或戏剧观众对电影情节进行挑剔，其取得的票房和所获得的奖项还是给出了客观的肯定。纵观这么多的电影改编的《悲惨世界》不难看出，不一样的语言版本的《悲惨世界》还是会遇到文化差异和不同地域、不同国家人们的人生观、价值观，但是，各个版本仍旧还是继承了一些原著主要的成分：对与“被侮辱与被损害”之人的生动再现。作为浪漫主义代表人物的雨果对这类人物的描述不是具体的，充满了抽象，经常把丑与美推到一种极限，由此来得到满足自己理想化的想象。然而无论如何《悲惨世界》展示了一种表现底层的方法，虽然，这种表现方法也曾经由于其暧昧、抽象的立场而被阶级描述说贬低与斥责甚至是代替。或这也可以这样来说，正是由于这种暧昧、抽象的立场使得不知道姓名的受压迫者以及抽象化的“苦难”变成一种可能的描述。这样的情境之下，在2012年的《悲惨世界》中，当戏剧走上银屏之时，细小的变动也会变得意味深长，像电影中对于结局的表现方式，小小的改动产生了这样一种效果：没有了原著中冉?阿让的无名墓碑所带来无尽悲哀，反而增添了一抹通往天国的温暖。

　　与以往不同的是，在这部电影中，除了沿用了原本戏剧所使用的结局方式，加大了希望这一维度。不同于英版戏剧中多使用的冷冷的蓝色、空荡荡的背景舞台所带来的庄重而严肃的外在环境，电影中和合唱一起出现的是巴黎城上冉冉升起的太阳以及胜利的旗帜在破烂不堪的街垒上挥舞着和死者脸上永久停留的微笑。显而易见的是，这一表现形式已不仅仅是戏剧中那些带着严肃表情的“魂灵”，而是生活太阳下的“再生者”，去往天堂也不再是人们摆脱苦难的方式，而是一个个虚幻缥缈的成功的革命的图画。但是，由于联想到正是由于广大劳苦大众没有被真正调动来参与到革命中，惧怕与勇敢而先进的革命者并肩作战，这才导致了19世纪30年代的街垒战以失败甚至是悲惨而收场，在这部电影中，结尾呈现的是充满街垒和合唱的人们的街道这样一个全景的画面，这便成了玛吕斯在什么也没有的桌椅前悲痛地问着“我的朋友们，不要问我你们的牺牲是为了什么”的深刻的回应。

　　实际上，雨果所展现的抽象的苦难与广大人民所遭受具体的苦难是有一定差距的，在描述苦难的人民大众时，雨果也是矛盾重重的，一方面同情他们遭受的苦难，期待着他们自身的觉醒参与到革命中来，而另一方面在19世纪法国爆发的众多的人民革命中选择了19世纪30年代的街垒战，或多或少地批判了广大人民不够坚定的意识即是对于革命的无情的背叛。不难看出，原版的英版戏剧让这个表面上的矛盾性描述不见了，即在戏剧中男主角的资本家身份从始至终都没有提及，但极力表现了鲨威出身于底层社会的这一背景;原著中的流氓集团不见了，并且德纳第夫妇的小丑形象也减弱了些许的阴险和狡诈。在2012版的电影中这个褶皱便达到了最大限度缓和：背叛革命的民众与革命者的矛盾的缓解。

　　三、结语

　　去除了原著里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民众所带有的压迫的复杂性特点之后，2012版戏剧电影版的《悲惨世界》仅仅只剩下了“悲惨”，并且呈现了纯洁的、平均且又不具体形象的这一“底层”的形象，正是因为没有确定的指示，这个想象就变得很难说明――它到底带有多大的批判性和革命潜力。但是正是这样抽象的描述正好迎合了阶级变得模糊的形象，并且给予了一个带有希望的、正面的途径。或者也许就是这样，这个电影版本的故事情节虽然有些游离，但是也因为如此也开创一条电影自身之外的途径，具有超越不同价值体系和时间的感染力和号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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