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谋电影中的女性形象

　　自从有电影艺术以来，女性形象始终是银幕剧作不可分隔的形象，中国女性和中国社会的关系独特。正如杰克?贝尔登这样描述中国社会与妇女的关系：“三千年来，中国的政治权利始终与对妇女的控制有密切的关

　　系……中国的宗法社会也植根于家长的地位以及它作为物质财产源泉的妇女的占有……妇女当奴隶，成为私有财产和统治阶级传宗接待的工具，不仅对总的中国社会，甚至国家结构，下至农村上至朝廷都产生影响……中国妇女的地位低下，不仅给妇女本身带来了可怕的结果，同时也使社会上人与人之间各方面的关系遭到破坏。”因此，早期中国电影中传统的女性银幕形象是被侮辱、凌辱、逆来顺受的良家妇女，或者是苦闷、忧郁、无法找到生命自我的知识女性。例如：在《女性的呐喊》中叶莲和她的妹妹；《船家女》中的阿玲；《女神》中的女神；《脂粉市场》里面的陈碎芳；《女人》中的梁玉芳等，她们都是整个社会制度和迂腐观念的牺牲品。又如：《小城之春》里面的周玉纹；《新闺怨》里面的绿珠，都是时代的牺牲品。20世纪70年代末期80年代初期，中国文艺迎来了春天，西方各种文艺解放思潮涌入中国，特别是女性主义的引入，中国导演作为文化的先驱者开始思索女性的命运并深切地关注，由此中国也陆续开始出现了让人耳目一新的女性形象的影片，如谢飞的《黑骏马》、黄健中的《良家妇女》以及陈凯歌的《黄土地》，其中特别是导演张艺谋影片中创造的一系列女性形象从一定程度上颠覆了整个中国社会以男性为中心的传统价值观念。其中与巩俐合作的一系列影片中的女性，虽生活处境和背景各不相同，但都个性独特、勇敢、执着、大胆……本文将其分为以下几种类型进行论述。

　　一敢爱敢恨，活出自我

　　中国近现代历史上颇具影响力的美学家李泽厚在其论著的一书《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提到：“打倒四人帮，中国进入到了一个苏醒的新时代。中国人的意识苏醒了，中国的文艺界苏醒了，张艺谋导演作为一个具有极强自我反省意识和民族责任感的文化先驱者，试图通过电影艺术把自己对生命和人性的思考淋漓尽致地表达，例如，在电影《红高梁》里，张艺谋塑造了一个敢爱敢恨，活出自我的女性形象――“九儿”。张艺谋导演曾说：“我实际上是被人从门缝儿里面看着长大的，从小性格和心理就压抑、扭曲……因此，我由衷欣赏和赞美那生命的舒展和辉煌，并渴望将这一情感在艺术中得以抒发……”

　　《红高梁》中的“九儿”处处展示了作为女性的“人性”的觉醒。父亲为了钱把她嫁给了一个79岁的老头，在新婚当晚就暴病死掉了，按照中国传统的妇女伦理，“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贞节重于一切，丈夫死了女人要守寡到老。但是，片中倔强的“九儿”对这些封建伦理和道德不屑一顾，按照自己性情来活，在她出嫁的途中，就已与赤露着上身，穿着肥大的裤子，扎着粗粗的腰带，有着黝黑皮肤和结实肌肉，俨然一副彪悍北方汉子的轿夫（姜文饰）有了情愫。回家省亲，父亲一再叮嘱她要遵守“妇道”，父亲的劝说更多是激发了九儿的不满和叛逆，在回门的途中，路过高粱地，因生命本能的欲望驱使，热烈忘我和轿夫“野合”。李大头死了，“九儿”没有祥林嫂似的哭泣，抱怨自己的命运多么悲惨，或者向命运低头，而是与生活抗争，开始重新操持整个酒铺，把生意主持得欣欣向荣。

　　“九儿”感性大于理性，服从自己灵魂和生命的召唤，个性独立，敢于与世俗背道而行。爱憎分明，潇洒地活出了自己想要的人生，这也是导演隐秘的内心深处想追求的生命状态。“这部电影表达了现阶段我对生活，对电影的思考，是我情感和心态的一次真切流露。”

　　二为真实的生命本能而抗争

　　在巩俐主演的影片《菊豆》和《黄金甲》中，张艺谋塑造了敢于打破伦理和三纲五常，冲破夫权、皇权，争取自己想要的爱情，为真实生命本能而抗争的女性。

　　在这两部片字里面，导演通过男人的懦弱、逃避，不敢面对自己真实的生命需求来反衬出女人的人性美。在《黄金甲》中，大皇子在诱惑和威严的父权面前低头了，他尝试反抗父权，追求真实感情，半夜和皇后幽会，可是父亲的几句呵斥、宫女的魅惑就让他退缩，成为了爱的不可能。大皇子意识到那个女人是父亲的妻子、是母亲，因此为自己的行为羞耻，权其左右他放弃了皇后，但是皇后却没有被这一切的规矩所束缚，而是主动去追求自己想要的。在影片《菊豆》里，菊豆知道侄子天青偷看自己洗澡，她不是羞愧愤怒，反而是任其发展，最后在染坊老头（她真正的丈夫）出去办事期间，她竟然勾引自己的侄子天青孕育出一个儿子。天青虽然得到了婶婶菊豆，但是白天在叔叔面前他丝毫不敢表示出任何不敬的行为，晚上他又偷偷跑到菊豆的房间疯狂展现他的男性魅力。这样纠结、矛盾的天青，不敢正大光明地追求爱情，他的内心肯定是懦弱的，不敢向传统封建伦理挑战，甚至他可以接受自己的儿子叫他哥哥。相比天青的被动、懦弱，菊豆的倔和勇敢更为突出，更重要的是，她主动鼓励天青不畏惧叔叔的权威地位，真正面对自己内心的渴求。

　　这两部片子的女主人翁虽然奋力争取自己的爱情，但是还是没有办法对抗强大的封建道德，故事的最后都是以悲剧结束的，但是至少她们为自己的生命抗争过，而不是一味的顺从与忍耐。

　　三为了生存自由而抗争

　　在西方，女人与男人的关系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哲学命题。法国启蒙运动先驱鲁索曾说：“女人的一生的教育都依照和男人的相对关系而设计。女人是要取悦男人，要贡献男人，要赢得男人的爱和尊重，要哺育男人，要照顾男人，要安慰劝慰男人，并要使男人的生活甜蜜而愉悦。”这段话阐述的是女人和男人之间一直以来是不平等的关系，女人是依附男人而生存的，而在中国的传统封建文化里，女人的一切都是从属于男人，甚至于她们的生命。女人只有屈辱地顺从，但在张艺谋与巩俐合作的影片《大红灯笼高高挂》里，却塑造了一个为了生存自由，不仅是与男人而是与整个封建文化抗争的女性“颂莲”。

　　《大红灯笼高高挂》讲述的是四个女人围绕着一个男人的故事，这部电影是由作家苏童的小说《妻妾成群》改编而成，大多数评论认为这部电影是在反映封建礼教之下，“吃人”和“被人吃”的悲剧，以及自私、阴暗、扭曲的人性。片中的主人翁“颂莲”，一个涉市未深的女大学生，在封建、闭塞、强势夫权、谋于心计，勾心斗角的陈家大院里，为了生存，她没有委曲求全，屈辱活着，而是不惜一切进行抗争。

　　《大红灯笼高高挂》的主人翁颂莲是一个刚大学毕业的女子，就嫁给财主做四姨太，本就心不甘情不愿，可是嫁进去之后却不是享受荣华富贵，而是进入了一个尔虞我诈的大家族，姨太太们都使尽浑身解数争宠、争家产。如此的环境，对于一个涉世未深的女孩要与家族游戏周旋，明显是鸡蛋碰石头。新婚当晚就被设计，丈夫被三姨太用计叫走了，但是颂莲没有顺从，而是向陈家的权力最高者喊话：“去了她那里，就别上我这里来了。”

　　接下来发生的一系列的事件，如在帮助二太太剪头发时把其耳朵剪掉了；因丫鬟雁儿出卖了自己“假怀孕”的消息，而罚其跪在雪地，最后致死；因与三太太争老爷，而揭发其与高医生之间的奸情，而使三太太命归黄泉。这害死两条人命的伎俩，看起来狠毒、阴险，但是这正是颂莲为自己的生存独立作出的抗争。

　　四隐忍活着，敢于担当

　　张艺谋导演在《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红高梁》影片里面塑造的女性，都是在封建文化的压抑之下激发出的人性美感。这里面的女性都是在越艰难的环境之下，越表现出强烈的生命意志和激情，和直面生命而积极向上的精神力量，而在张艺谋导演的另两部影片《秋菊打官司》和《活着》里塑造的女主人翁是：在面对现实生活的种种苦难，他们隐忍，没有逃避，亦步亦趋的前进，表现出担当的勇气。

　　《秋菊打官司》里秋菊是一个正怀孕的农村妇女，高中学历，但是她打官司要告的对象却是村长。偏远村庄的村长就是最高权力的代表，而秋菊要挑战这个上级权力，是因为村长踢了丈夫生殖器一脚，后果还挺严重的，搁家炕上躺着，村长仗着自己是地头蛇，开始既不赔钱，也不道歉。秋菊忍不下村长的强权行为，秋菊就挺着大肚子到处申诉，演绎着不道歉就坚决告到底的倔劲儿。讨说法，是中国人最注重的，说法、道歉比赔钱更重要，这是尊严的象征。开始家人还都支持秋菊的做法，最后村长也被她弄烦了，不想名声被她弄坏，就想拿钱了事，但还是拒绝道歉，觉得道歉降低自己的身份，而且也是在承认自己的过错。于是，村长以极端不尊重的方式把钱扔在地上，这下可激起秋菊内心的倔劲儿，她把钱还给村长，又开始继续上诉。秋菊的上诉折腾也花了不少钱，加上拒绝村长的赔偿，家人站在务实的角度似乎也不太支持她了。丈夫也听到村里一些关于说秋菊执拗、喜欢抛头露脸的闲言闲语，也劝秋菊息事宁人，到此为止算了。但秋菊对这些全然不理会，继续她的上诉之路。

　　在电影《活着》里面的家珍，没有为了所谓的家庭完整，而容忍屡教不改、沉迷于赌博的丈夫，毅然带着儿子和肚子里面的孩子离开，自己独立生活。在富贵遭遇人生低谷时，她又不计前嫌以及父亲的强烈反对，带着儿女回来和他一起支撑艰难岁月，丈夫被抓去当壮丁了，她更是表现得强悍，自己照顾孩子，支撑整个家，等着丈夫回来。

　　张艺谋导演与巩例合作的影片中，塑造的女性有《红高梁》中“九儿”这样无规无矩、随性、热烈奔放的女性形象；有电影《菊豆》里的菊豆和《满城禁带黄金甲》里的皇后，为了爱情，为了生命的本能和皇权、夫权、整个封建礼教作斗争而获得自己想要的自由的女性形象；有在《大红灯笼高高挂》里的颂莲，身处封建礼教笼罩的陈家大院，太太们成天勾心斗角，她却没有因处于恶劣处境而委曲求全，而是为了生存而奋力反抗；还有在《秋菊打官司》里秋菊和《活着》里的家珍，她们面对生活的种种磨难，没有逆来顺受，而是直面“悲苦人生”，努力活下去。这些女性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倔强”。如果没有这股倔劲，就不会与世俗、与生活、与封建礼教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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