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伦理学研究及其历史启示

　　立于新世纪的门坎，展望未来伦理学的发展和道德建设的前景，于壮怀激烈的心境中更觉任重道远。为了中华伦理文化的伟大复兴，我们不仅应面向道德生活的实际作深入的调查研究面向世界伦理文化作科学的吸取和借鉴，而且也应该面向民族伦理的历史传统作理性的总结与全面发掘，特别是通过总结20世纪中国伦理学荜路蓝缕的发展历程及其经验教训将会有助于我们找到新世纪中国伦理学建设和发展的契机和突破口^20世纪的中国伦理学是20世纪人类伦理学殿堂中最引入注目也最有民族特性和时代特征的伦理学。五千年悠久文明的中国直到20世纪才真正拥有了学理化、系统化和独立化的伦理科学。不特如此，20世纪中国伦理学是面向生活现实、转化社会风习、锻铸国魂和民魂的真正化理论为德性的实践科学和价值科学。从世纪之初‘壮士竞言招国魂’，改造国民性中经“五四”运动时期“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的民族道德重建和复兴运动，到八九十年代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文化、培养四有新人人们对伦理变革、道德建设的重要性给予了特殊的关注竞相提出“救国莫先乎救人”，“伦理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四个现代化首先是人的现代化”等观点，使伦理学改造社会与人心的实践理性得以充分的发挥与拓展纵观20世纪中国伦理学发生发展的历程，虽有无数的曲折和坎坷但终成浩荡大方、劈波斩浪的气象它不仅是时代的产物而且也参与着时代的创造反映着开放之时代的本质要求和价值理性，并有效地扮演着引导时代和推动时代前进的历史角色以自己的如椽大笔写下了人类伦理文化的辉煌篇章。

　　20世纪中国伦理学的发展，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1900年至‘五四”运动前夕为现代意义上的中国伦理学萌生、孕育与形成的阶段;五四”运动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为中国现代资产阶级伦理学发展和衰落以及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形成并在斗争中发展、最终取代资产阶级伦理学的阶段;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78年改革开放前夕为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曲折发展并经历重大挫折或坎坷的阶段;1978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确定改革开放路线至20世纪末为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蓬勃发展并面向世界和未来取得重大成果的阶段。这四个阶段既互有一定的联系又具有各自的相对独立性共同架构并支撑起20世纪中国伦理学的大厦。

　　第一阶段主要伴随世纪之初新式学堂的兴建和对教科书的需要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关于救亡图存之路、中西道德的论战以及革命胜利后道德建设的时代旋律而展开。出于对改造国民性和道德革命的强调相当一部分资产阶级人士意识到伦理道德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并将其作为专门的问题来研究同时引进西方的道德观念以此来观照中国的道德问题进而发展起了一门系统化、理论化的伦理科学。刘师培1906年编著的(〈伦理教科书〉标志着独立化的中国伦理学科的正式产生和形成此后蔡元培编著的(〈中学修身教科书>(1912年)和翻译的(〈伦理学原理>(1909年)德哲泡尔生原作)谢蒙的(〈伦理学精义》以及杜亚泉撰写的(〈伦理标准i说〉(905年)愤民的(〈论道德》等文均可谓独立化的中国伦理学学科形成时期的重要著作和论文。蔡元培1910著的(〈中国伦理学史〉一书标志着中国伦理思想史学科的诞生。

　　辛亥革命后道德领域里的国粹主义和复古主义思潮，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暴露出的西方资本主义伦理文明的弊端，对中国思想界以极大的冲击和影响，不久爆发了《东方杂志》与《新青年〉的东西文化论战东方文化派和激进的民主主义或西方文化派围绕中国道德向何处去以及世界伦理文化发展大趋势等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论争。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并为一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所接受人们为社会主义道德和共产主义道德所振奋，崇尚一种超越于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道德之上的新道德产生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伦理思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形势的新变化和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引起了新文化运动的重大分化原来崇尚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梁启超转而崇尚东方文明，成为东方文化派后期的代表人物;原来崇尚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则由民主主义发展而为共产主义，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先马区。在20年代初梁漱溟发表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公开倡导新孔学提出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伟大复兴，引起伦理文化领域又一次大论战继之，张君劢在清华大学作《人生观》的演讲，主张为科学和玄学划界认为科学不能支配人生观，挑起了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

　　梁漱溟、张君劢成为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与此同时，李大钊与胡适之间还展开了问题与主义的论战。此后中国伦理学界基本上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现代新儒家和自由主义的西化派三种思潮相互颉颃并互有吸收发展的格局。三四十年代三大伦理思潮在国内战争和民族救亡的过程中成长现代新儒家学者建立起了新唯识学、新理学和新心学的伦理思想体系，系统地提出了伦理本位主义和复兴儒家伦理学说的主张。自由主义的西化派一方面继续鼓吹一心一意地西方化另一方面加大了对西方伦理文化的全盘引进和翻译介绍张东荪、温公颐等人先后依据西方伦理学说编著出了自己的《道德哲学>和《道德学》读本。马克思主义中产生了将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道德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伦理思想。40年代围绕着中国社会和中国伦理向何处去的问题三大伦理思潮还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和争鸣。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20世纪的中国伦理思想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自建国初期至1999年底的50年是20世纪中国伦理学发展极不平凡也极为重要的50年。新中国伦理学50年的发展历程，可区分为前30年和后20年两个发展阶段。

　　前30年中国伦理学研宄有发展也有坎河，且经历过十年‘文革”那样的重创和严重扭曲，教训十分深刻。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仍然有不少充满对真理和正义追求的人士潜心伦理学的研究特别是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国伦理学还出现过短暂的繁荣。张岱年(〈中国伦理思想发展规律的初步研究〉一书和《道德的阶级性和继承性》等文，冯定;〈人生漫谈》和(共产主义人生观》等书吴晗(说道德》、《再说道德》以及《三说道德》等文，李奇《马克思主义对伦理学的革命变革〉、《论无产阶级道德原则和功利主义»、《关于道德的继承性和阶级丨性〉、《动机和效果的辩证关系》等文周原冰的《道德问题论集》一书此外还有周辅成对西方伦理学名著的编辑和对资产阶级人性论人道主义的介绍评析，许启贤、江峰、高仲田、步近智、唐宇元等人关于道德阶级性和继承性讨论的文章，都是这一时期有代表性的伦理学研宄成果。其中所显示出来的伦理学智慧为改革开放后伦理学的复苏及其繁盛奠定了思想基础。

　　1978年底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是20世纪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事件，它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时代实现了工作重心的转移，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也使伦理学获得了新生。自1978年底到1999年的20年是中国伦理学迅速发展并走向世界的黄金时代。不仅出版了一大批伦理学原理的教科书和学术专著在中外伦理思想史和道德史研宄方面也取得了丰硕成果，应用伦理学及其分支学科的研宄更呈现出方兴末艾的发展势头。罗国杰主编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伦理学教程》和《伦理学》，及其它学者编著的伦理学教科书代表了这一时期伦理学原理研宄的成果。陈瑛等合著的(〈中国伦理思想史》，沈善洪、王凤贤合著的(〈中国伦理学说史>，朱贻庭主编的(〈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等代表了中国伦理思想研宄的成果。章海山著的《〈西方伦理思想史>，罗国杰、宋希仁合著的:〈西方伦理思想史》，万俊人的(〈现代西方伦理学史〉等代表了西方伦理思想研宄的成果。应用伦理学方面，周纪兰的(〈应用伦理学概i论〉，邱仁宗的(〈生命伦理学》，刘湘溶的(〈生态伦理学》，王小锡的(〈中国经济伦理学〉和刘光明的(〈经济活动伦理研究〉等著作，多具有创新补白的意义。经过改革开放20年的发展中国伦理学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表现在伦理学的学科体系不断完善而深刻基本理论日趋精进而富有时代气息新学科相继得以建立同国际伦理学界的沟通与交流日趋活跃，伦理学面向社会、面向世界和面向未来，改造社会和人心的实践功能得以突显，介入社会生活的力量不断加强。凡此种种都构成20世纪中国伦理学的壮丽篇章。

　　20世纪中国伦理学随着时代和社会一起前逃研宄的内容既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又具有独特的民族性，既有相当的理论性，也有强烈的实践性且范围十分广泛，涉及到伦理学原理、伦理思想史、应用伦理学诸学科，每一分枝学科都有自己所关注和探讨的重大问题。就整个伦理学研宄的宏观总体而论研宄的主要内容或问题集中表现在：(1)关于伦理学的基本问题和学科体系，(2)关于道德的本质与类型，(3)关于社会所需的道德原则及其规范体系，(4)关于中国伦理向何处去及其与此相关的道德建设等方面。伦理学家们围绕这些重大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与争鸣，发展和深化着现代意义上的中国伦理学的研宄。

　　关于伦理学的基本问题和学科体系事实上涉及对伦理学研宄对象和性质的理解和伦理学科的建构问题属于伦理学的基本理论部分。就对伦理学基本问题讨论而言，解放以前刘师培注重从人的身心关系来探i讨张廷健在;〈现代伦理学》一书中总结出八种有代表性的观点包括人性善恶问题、个人与社会关系问题、道德与经济关系问题等。在谈到道德与经济关系问题时，张廷健指出此为最切于实际之问题。此外，张东荪、王斐荪、高巩白等人也在自己的著作和文章中谈到了伦理学的基本问题。但这种探讨基本上是个体性的远不及改革开放后的八九十年代活跃和热烈。自罗国杰将伦理学的基本问题界定为利益与道德的关系问题后伦理学界掀起了对伦理学基本问题讨论的热潮产生了许多种不同的观点主要有“伦理学的基本问题是善与恶的矛盾关系问题”“现有与应有的关系问题是伦理学的基本问题”“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与道德的关系问题是伦理学的基木问题’等观点。伦理学基本问题讨论的深化开阔了人们的伦理视野，使伦理学获得了迅速发展的动t能伦理学的学科体系既与伦理学基木问题的讨论相关也涉及到伦理学的建设及其系统化、科学化问题20世纪中国伦理学自产生之日起就有一种建构具有自身特色的理论体系的学术执着和努力。刘师培的(〈伦理教科书)即试图从人的身心关系和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入手来建立伦理学的理论体系。

　　谢蒙1914年编著的(〈伦理学精义》按照西方学者的观点将伦理学研宄的对象定为善恶、义务和德性并认为伦理学是一个由善恶论、义务论和德性论所组合起来的理论体系。张东荪的(〈道德哲学》和《现代伦理学〉总结西方伦理学派别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伦理学的学科体系。汪少伦的(〈伦理学体系〉一书认为伦理学的学科体系可分为道德起源、道德理论和道德规律三大块。罗国杰主编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是20世纪中国第一本系统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教科书，建构了一个较为完整且逻辑谨严的伦理学学科体系。该著认为伦理学是全面研宄道德现象的，其学科体系由道德基本理论、道德原则规范和道德活动三部分构成魏英敏主编的(〈新伦理学教程》从对伦理学的类型分析起歩总结中外伦理思想推出马克思主义规范伦理学，并将其区分为社会道德和个人道德两大系列，最后归结为人生的不朽与至善。9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社会道德生活的发展变化一些伦理学家大胆革新伦理学学科体系紧密联系社会道德生活的实践和全球伦理学发展的新趋势，编写新的伦理学教科书，章海山、郭广银、陈楚佳、骆祖望等人各自编著的伦理学教科书代表了这种努力和追求。

　　关于道德的本质和类型问题一直是20世纪伦理学探讨的重大理论问题。道德的本质，涉及到对道德内在涵义的理解和对道德根本特征的把握始终是伦理学基础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五四’运动时期的东西道德论战即涉及对道德本质

　　的讨论。自由主义的西化派强调进化是道德的本质，因而力倡道德革命主张反对和批判旧道德、推祟和向往新道德。他们认为辛亥革命易专制为共和旧道德随之意义破碎和势力失坠己无以维持今日之新社会中国道德应走西方道德之路，培植自由、平等、科学、民主的新精神以适应世界潮流。国粹派和调和派则强调道德的民族性和传承性。国粹派认为社会纷扰非害于道德过时，而害于道德失坠是故只有发扬传统道德才能正入心之风俗。道德的本质在于它的不变性稳定性。调和派认为，道德有体有用、有本有末道德的本体和本质是不变的，但道德的末用或具体规范则可以与时倶变。30年代王斐荪编著的(〈伦理学导i僅一书辟专章论述道德本质问题，并将其概括为相对论、绝对论、主观论、客观论等观点，认为道德相对论者认道德行为需受时空之限制，道德绝对论者认道德行为之善恶是非原为无条件的、绝对的客观论者认道德之评价属于行为本身而与批评者之主观无关主观论者认人类判断之是非善恶全基于个人主观之心理体验。黄氏本人倾向于从实际生活的层面来谈论道德的本质，认为道德的本质在于使行为与实际生活相适应。

　　改革开放以来，道德的本质问题再度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出现了“主体性说”、“约束性说”和“主体性与约束性统一说”等观点。持‘主体性说”的人坚持认为道德的本质在于道德的主体性道德本质上是人的需要和人的生命活动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人不是机械接受道德准则的被动客体而是作为道德的创造者和体现者的积极主体人的主体性是一切道德活动的原动力，道德从本质上说是积极创造的，而不是消极防范的。持“约束性说”的人坚持认为，道德的本质在于约束性，道德一开始并自始至终是调节个人利益与社会集体利益矛盾关系的行为规范道德要求既注意个人的发展和个人利益的满足更要维护社会的秩序和社会集体利益的实现道德的崇高性、道德的尊严和价值就在于它是集体利益的维护者。第三种观点认为人既是道德的客体又是道德的主体既有接受道德约束、维护社会集体利益的一面，又有促进自身发展和创造道德规范、推动道德前进的一面，因此道德的本质在于它是主体性与约束性的统一。与道德的本质问题密切相关，关于道德的阶级性与继承性问题也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五四”运动时期的新旧道德之争，激进派和西化派强调道德的时代性和变化性，国粹派和东方文化派则强调道德的民族性和继承性。

　　30—40年代，毛泽东、刘少奇等共产党人认为道德既有阶级性又有继承性是阶级性与继承性的辩证统一，主张对道德遗产给予批判地继承全国解放后，关于道德阶级性与继承性问题的讨论大体上有三次：一次是50年代初围绕岳飞等民族英雄道德品质的讨论一次是60年代初由吴晗(〈说道德》和(〈再说道德)两文所引起的关于道德的阶级性和继承性问题的讨论一次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伦理学恢复研宄后出于对60年代讨论经验教训总结而展开的关于道德阶级性和继承性问题的讨论。比较而言，以最后一次讨论最为深入、全面也最为公允、客观，理论上所取得的进步也最大总的表现是承认统治阶级道德或剥削阶级道德也能够予以批判继承。关于道德的类型问题的讨论20世纪的伦理学家们也进行了相当的研宄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有所谓二元说、三元说和多元说等理论。二元说认为道德主要可分为社会道德和个体道德两大类三元说则将道德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和人与自身的关系区分为自然道德、社会道德和自身道德三大类多元说有的将其区分为宗教道德、自然道德、个体道德和社会道德四大类，有的则将其区分为己身道德、家族道德、社会道德、国家道德和宇宙道德等类型。

　　研宄道德的本质、属性与类型，是伦理学基础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构成理论伦理学的有机内容。但伦理学就其学科性质而言是一门特殊的规范科学规范伦理学一直是伦理学的主脉和核心。20世纪的中国伦理学同样也是如此关注社会的道德原则和规范始终是20世纪众多伦理学家的首要职责，他们并为构建现实可行的道德原则和规范付出了艰辛的求索或劳动。早在世纪之初孙中山、蔡元培等人就力倡为众人服务、天下为公的伦理观主张把西方资产阶级的进步道德和民族固有的优秀道德结合起来造成一种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的新道德。“五四”时期胡适等人出于对传统道德重整体轻个体的

　　精神的不满，主张一种个人主义或实用主义的道德观认为真实的为我便是最有益的为人“争你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30年代张东荪在所编著的:〈道德哲学》一书中也宣扬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的道德观主张以我为出发点，通过扩充自我去实现和发展自我，并认为伸张自我在道德上的表现即为伸张的道德、创造的道德。尽管也有拘束的道德但伸张的道德比拘束的道德要更有意义、更为重要或更为根本。全国解放后，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成为中国人民实际奉行或践履的道德原则，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成为中国人民遵循的普遍道德规范，社会的道德原则和规范获得了高度的认同。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对社会主义物质利益原则的强调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特别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建设伦理学界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道德原则和规范又展开了新的认识或探讨。

　　就社会主义道德原则的研宄而言，出现了一元说与多元说等理论，有人坚持认为社会主义道德原则只能有一个，那就是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有人则认为集体主义道德原则只能调节个人与集体的关系而不能调节个人与个人、集体与集体的关系，适应社会主义社会调节个人与个人、集体与集体关系需要的道德原则是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和热爱社会主义、忠于共产主义。也有人认为适应社会主义现阶段三大领域(即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身)关系调节需要的道德原则只能是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公正三大原则。关于社会主义道德规范除了五爱即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之外，有人还主张加上爱自然规律等。中共中央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1996年)通过的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集中全国人民的智慧提出了一个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基本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主要规范以加强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和家庭美德为重点的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体系对社会主义现阶段道德原则规范体系的研宄作出了科学的总结，无疑是20世纪关于道德原则规范体系研宄的最新和最重要成果。

　　关于中国伦理向何处去以及道德建设问题也是20世纪伦理学研宄的重大问题。全国解放以前，此一问题的讨论主要表现为三大思潮即马克思主义、现代新儒家和自由主义的全盘西化派的论争。自由主义的西化派认为现代化即是西方化西方化是人类伦理文化发展的必由之路中国伦理文化的出路即在于一>心一意地西方化。现代新儒家认为，中国伦理文化的出路在于复兴儒家伦理文化并宣称世界伦理文化发展的未来之路就是“走孔家的路”因此接续儒家道德、弘扬儒家伦理学说是当代道德建设的主旋律。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中国伦理文化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有发展前景舍此别无其他。全国解放后，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中国伦理文化获得了新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围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道德建设问题中共中央先后召开两次全会讨论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部署道德建设的任务。广大伦理学工作者也深入实际研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有关问题，发表了一系列学术论文并出版了许多学术专著，掀起了探讨社会主义道德建设问题的理论热潮。其中罗国杰主编的(〈道德建设i论>(湖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陈国平等编著的(〈道德建设工程》(湖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等著作深入分析了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环境、目标和任务论述了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宗旨、核心、基本原则及其要求、途径和方法并对道德建设过程中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作出了颇具深度和新意的探讨。

　　20世纪中国伦理学探讨和研宄的问题还有很多。但通过上述几个方面的回溯即可发现20世纪中国伦理学的基本脉络和整体状貌。20世纪中国伦理学在救亡图存和反帝反封建的艰难时世中出生历经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炮火在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始终同走什么样的革命道路、建设什么样的国家政权和社会密切相关;全国解放后，亲历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风雨历程，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始终同如何建设一个强大、文明的新中国的历史主题联系在一起。百年的伦理学发展凝聚着社会的变迁、民族的抗争与崛起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探索与成果。20世纪中国伦理学在现代化的主题追寻中展开着伦理建设的民族性与世界性、解放个性与升华共性、锻铸国魂和民魂的浓重画卷日益形成着立足本国而又面向世界、吸取民族伦理精华而又虚心学习外国优秀伦理成果的开放性品格体现出博大的心胸和蓬勃旺盛的生命活力。

　　20世纪中国伦理学是一笔沉甸甸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予以认真的清理与总结。对20世纪中国伦理学进行科学的探讨并作出实事求是的分析评价，不仅是研宄中国伦理学史的内在需要而且对于新世纪建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伦理学新体系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腾飞和中国伦理文化的全面复兴，也具有十分深远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回溯20世纪中国伦理学筚路兰缕的发展历程我们首先感受到毛泽东所说的“道德哲学在开放之时代尤要”一语的无比重要丨性它既高瞻远瞩又幽深警策，情思无限言简意赅。近代以来的中国己被拖入全球化或世界化的轨道面对的是一个开放的世界和时代。开放的时代需要道德哲学或伦理学因为伦理学事关社会秩序的重建和人心的安顿事关国民素质的提高和风俗习惯的改善。也许一般地说人类社会的任何阶段都需要伦理学但开放的时代对伦理学的需要超过了以往。开放的时代人与人、集体与集体、国家与国家还有人与集体、国家乃至世界的联系日趋频繁和复杂，社会和人对道德调节的需要日趋增力加需要认识和解决的伦理问题也日趋增加。更为重要的是在开放之时代解决诸如经济、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科技、教育诸问题也必须诉诸道德的手段或方式伦理学具有广泛的社会渗透和社会干预功能。试图取消伦理学或否认道德作用的作法是同开放之时代的本质特征相违背的。社会需要伦理学。是20世纪中国特殊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和时代需要催生和繁衍了伦理学。具有独立性质的伦理学自诞生之日起即与开放的时代同呼吸、共命运追随时代一道前逃经历了时代或中国社会所特有的曲折、悲壮和亢奋、雄浑并参与了时代或中国社会历史的创造体验着它的苦难也分享着它的成功和辉煌。可以说一部20世纪中国的历史浸透着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