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背景浅谈《伤逝》主题的意象分析

　收入在《彷徨》里的小说《伤逝》算是鲁迅先生生平创作中唯一一部感情色彩较为浓厚的爱情小说。这篇以“涓生的手记”为副标题的第一人称小说，一开头就是这样的自白：“如果我能够，我要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1］很快地把读者引入到伤感的氛围之中。
　　小说描写了一对勇敢冲破阻碍而成功结合的五四青年男女，在婚后现实生活的压迫下生离死别的悲惨故事。毋庸置疑，这是一篇以爱情故事为题材的小说。很多人在解读这篇文章的时候，也都是从爱情这个基点出发，从“五四”特定环境的两性自我意识的角度，得出在一个非理想的社会是不可能有理想爱情，以及封建礼教下女性难以逃脱悲剧命运等与探索妇女解放道路相关的主题。
　　然而探讨五四男女爱情与婚姻问题真的只是鲁迅创作《伤逝》的唯一意图吗？
　　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的一百四十一篇里写过这样一段话：
　　《伤逝》不是普通的恋爱小说，乃是借假了男女的死亡来哀悼兄弟情义的断绝的。我这样说，或者世人都要以我为妄吧，但是我有我的感觉，深信这是不大会错的。因为我以不知为不知，声明自己不懂文学，不敢插嘴来批评，但对于鲁迅写作这些小说的动机，却是能够懂得的。我也痛惜这种断绝，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人总只有人的力量。［2］
　　在周作人看来，《伤逝》其实是兄长鲁迅为了悼念他们之间不可挽回的兄弟情谊而作的。这种假借爱情写亲情的解读一开始确实让人匪夷所思，然而从鲁迅创作此篇文章的背景来看，周作人的观点也不能说是毫无依据。
　　《伤逝》写于1925年10月21日，写成之后没有在报纸刊物上发表，而是直接编入小说集《彷徨》之中。为什么没发表，这是问题之一，但是更关键的一点在于，就在鲁迅的这篇《伤逝》诞生的九天前，也就是1925年10月12日，周作人在《京报》的副刊上已发表了一篇短文，题目也叫《伤逝》，并且用“丙丁”这样一个不常用的笔名。全文如下：
　　《伤逝》
　　我走尽迢递的长途，
　　渡过苍茫的大海，
　　兄弟呵，我来到你的墓前，
　　献给你一些祭品，
　　作最后的供献，
　　对你沉默的灰土，
　　做法徒然的话别，
　　因为她那命运的女神，
　　忽然而给予又忽而收回，
　　已经把你带走了，
　　我照了古旧的遗风，
　　将这些悲哀的祭品，
　　来陈列在你的墓上，
　　兄弟，你收了这些东西吧，
　　都沁透了我的眼泪，
　　从此永隔冥明，兄弟，
　　只嘱咐你一声珍重！［3］
　　周作人还在诗歌下面解释道，这是一位罗马诗人的诗，是某人先参照几种译本说给他听，然后他自己自由笔录下来的。这首诗据说是诗人悼念其兄弟而创作的，所以周作人添写了“伤逝”这样一个题目。并且在诗歌的右边还附了一张图片，图中是一个举起右手的人，像是在对谁告别。图下面印有“哀尾哀忒该乏勒”几个字，大概表示致声珍重的意思。可以推测，此时的周作人是想借用了罗马诗人的一首诗和英国画家的一幅画，传达他对已经不可能再得的兄弟之情的追念。
　　之前兄弟两人失和是确有其事，事情始末大概是这样的：1923年7月14日鲁迅的日记中记载：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
　　寥寥数语透露出某些端倪。按中国传统习俗，住在一个大院子里兄弟俩本是吃同锅饭，然而十四日这天起，鲁迅却独自在房里吃，由此推测，这个家庭应该发生了什么异常之事。果不其然，十九日上午周作人将一封前日写好的绝交信当面递给鲁迅。信中很冷淡地称呼兄长为“鲁迅先生”，并要求鲁迅以后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言辞之坚决、强硬，可见事态是相当严重的。而鲁迅也在收到信后的一周就搬出了八道湾的大宅院。然而由于两人对此事都不愿多谈（鲁迅对此事一生缄默，周作人后来将日记中提到此事的十多个字用剪刀剪去），失和的具体原因众说纷纭，让人捉摸不定。鲁迅的好友许寿裳将责任归咎于周作人的日本妻子羽太信子。他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指出，羽太信子对鲁迅“外貌恭顺，内怀忮忌”，并指责周作人“心地糊涂，轻听妇人之言，不加体察”。而许广平在《鲁迅回忆录》“所谓兄弟”一文中指出造成兄弟不合的是经济方面的原因。鲁迅对她说：“在八道湾的时候，我的薪水，全行交给二太太……过日子又不节约，所以总是不够用……我用黄包车运来，怎敌得过用汽车带走的呢？”［4］此外，鲁迅在小说《铸剑》中采用“宴之敖者”的署名也是别有用意。他告诉许广平，宴从家、日、女，敖从出，合起来讲就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来的人。由此看来，鲁迅在某种程度上也认为责任在于弟妹。
　　然而不管事情真相如何，兄弟俩的关系变糟却是不争的事实。
　　“只嘱咐你一声珍重！”应该是周作人向久未联系的鲁迅发出的感叹。因为当时《京报》副刊的编者是孙伏园，鲁迅是它的撰稿人和每天的读者，周作人相信兄长能够读到这篇文章，并且会读懂他所传达的意思。无独有偶，九天之后，鲁迅又创作出同名的小说，应该不是巧合可以简单解释得了的吧。
　　此外，周作人在《鲁迅小说中的人物》里面对《伤逝》这篇文章也做了一些考证。
　　他认为“《伤逝》这篇小说大概全是写的空想，因为事实与人物我一点都找不出什么模型或依据”［5］。但文中头一段里所描写的居住环境“会馆里德被遗忘在偏僻里德破屋是这样的寂静和空虚。时光过得真快，已经快一年了，事情又这么不凑巧，我重来时偏偏空着的又只有这一间屋，依然是这样的破窗，这样的窗外的半枯的槐树和老紫藤，这样的窗前的方桌，这样的败壁，这样的靠壁的板床”［6］，以及第二段中提到“那窗外半枯的槐树的新叶，和挂在铁似的老干上一房一房的紫白的藤花”［7］都是鲁迅在民国初年曾经住过一时的南半截胡同的绍兴县馆。最初在北头的藤花馆，后来移到南偏的独院补树书屋。［4］而这里的独院补树书屋正是鲁迅、周作人兄弟两人曾今合住过的地方。
　　值得一提的是，鲁迅在创作《伤逝》后的两个星期，又写了一篇名为《兄弟》的小说，主要内容是写张沛君照看生病的弟弟靖甫的故事。而鲁 迅好友许寿裳早在1942年的一篇文章里就指出这写的就是鲁迅和周作人兄弟间的事情：“大约是在1917年得春末夏初罢，他和二弟作人在绍兴会馆补树书屋，作人忽而发高烧了，那时候，北京正在流行着猩红热，上年教育部有一位同事因此致死。这使鲁迅非常担忧，急忙请徳医悌普耳来诊，才知道不过是出疹子。第二天他到教育部，很高兴的对我讲述了医生到来之迟，和他的诊断之速，并且说：‘启孟原来这么大了，竟还没有出过疹子。’”［8］后来周建人在《鲁迅与周作人》一文中也表示鲁迅是通过小说向周作人伸出热情的手，表示周作人如有急难，他还愿像当年周作人患病时那样救助。毕竟是血浓于水的手足之情，此时的鲁迅连续创作这两篇小说，应该是想起兄弟从前的点点滴滴了吧。
　　当然，本文的论述并不是要否定和质疑以往研究者对《伤逝》的研究成果，而是试图通过挖掘《伤逝》过于巧合的创作背景来解析作者的创作意图，以便从新的角度丰富《伤逝》的主题蕴涵。正如周作人所说：“我很自信能够不俗，对于鲁迅研究供给两种资料。”［9］
　　参考文献：
　　［1］　鲁迅鲁迅全集（第二卷）［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　、［5］、［6］、［7］、［9］周作人.知堂回想录（第三卷）［M］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
　　［3］　孙伏园.《伤逝》［N］《京报》副刊，1925-10-12
　　［4］　许广平.鲁迅回忆录.［M］.长江文艺出版社，2010
　　［8］　朱正.周氏三兄弟［M］.东方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