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长恨歌》与《巴黎圣母院》的相似和关联管

　　作家王安忆曾说：“你要说《长恨歌》像谁，《长恨歌》真的是有一点点学雨果写巴黎。我非常喜欢《巴黎圣母院》，尤其是站在塔楼上看巴黎那一段，它不长，但是写得非常好。那么样的壮阔，那样的浪漫。”本文试图对《长恨歌》与《巴黎圣母院》的相似之处作一粗浅探究，发表一孔之见，见教于方家。
　　一.背景描述的浪漫主义视角
　　《长恨歌》的故事情节展开之前，王安忆用“鸽子”的视角对上海的弄堂做了描述。“站在一个制高点上看上海，上海的弄堂是壮观的景象。它是这城市背景一样的东西。街道和楼房凸现在它之上，是一些点和线，而它则是中国画被称为皴法的那类笔触，是将空白填满的。当天黑下来，灯亮起来的时分，这些点和线都是有光的，在那光后面，大片大片的暗，便是上海的弄堂了。”这制高点就是鸽子的视点，因为鸽子“是唯一的俯瞰这城市的活物”“许多无头案，它们都是证人”，“这城市里最深藏不露的罪与罚，祸与福，都瞒不过它们的眼睛”。
　　王安忆在采访中曾说：“我讲述这个故事，我是将其放入一种背景，所以会写弄堂，写鸽子，这些都是故事的外延。只有在这样的场景中，故事才有真正的格调。”
　　雨果在《巴黎圣母院》的第三卷也专门描绘了巴黎圣母院及在其钟塔顶上俯瞰的巴黎全景。巴黎圣母院“这座可敬的纪念性建筑的每一面、每块石头，都不仅载入了我国的历史，而且载入了科学史和艺术史”，“它们是一种岩层。每个时代的浪潮都给它们增添冲积土，每一代人都在这座纪念性建筑上铺上他们自己的一层土，每个人都在它上面放上自己的一块石。” 这样的一座建筑物正是历代生活和悲剧的最好见证人。在圣母院钟塔顶上俯瞰的巴黎城也经历了沧桑变化。十五世纪的巴黎城“任何一座建筑物无不有它奇异之处，无不有它的来由，无不显示出它的特性和它的美，没有一座建筑不是艺术品”，而“现代的巴黎并没有任何一致的外貌，它是综合几个世纪的样式，而最美的样式已经消失了”。
　　美国文学理论家帕顿·派克认为作家可以从三个角度描绘城市：“从上面，从街道水平上，从下面。从下面观察是发现城市的文化本能，发现城市人的潜意识和内心黑暗，发现在街道上禁止的事物，这是现代主义的观察立场。从街道水平观察更切近城市生活的复杂性和丰富性，用一种视城市为同类的认同感，把城市当作一种正常的存在，因而能够比较客观地表达出城市人生的隐衷，委屈和真实含义，这是写实主义的观察立场。从上面看则是把城市当作一种固定的符号，在这种眼光下，城市是一种渺小的而且畸形的人造物，被包围在大自然和谐而美妙的造化之中，这是浪漫主义的观察立场。”依据此观点，我们不难发现王安忆在《长恨歌》中对上海弄堂的观察，和《巴黎圣母院》中雨果对巴黎的观察一样，取的都是浪漫主义的视角。
　　二.情节的大胆虚构和想象
　　《长恨歌》第一部的故事发生在四十年代，这段年代与作者的生活经历没有关系，她写这一部完全出于想象。“《长恨歌》为怀旧提供最多资料的是四十年代的一部，可这都是虚构的，我对那个时代一无感性的经验，就更谈不上有什么心理上的怀旧因素，我只是要为王琦瑶的仅有的好日子，搭一个盛丽的舞台。”
　　王安忆曾说：“做作家其实是要获得一种权利，那就是虚构的权利。”“小说不是现实，它是个人的心灵世界，这个世界有着另一种规律、原则、起源和归宿。”“最好的作家应该富有浪漫气质，不满足于揭露现实、描绘现实和剖析现实的工作，而是力求从现实中升华到另一境界——心灵世界。”
　　雨果在《巴黎圣母院》中也极尽夸张虚构之能事，使小说的情节充满了奇特的想象。比如关于爱斯梅拉达与卡西莫多相识的情节，关于圣迹区的描写，关于弗罗洛化装跟踪弗比斯的描写，关于三个主人公结局的描写，都给人以曲折奇幻的感觉。小说中还有一些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存在的怪诞情节，如作者对“奇迹王朝”的描写，对卡西莫多与爱斯梅拉达的尸骨一被分开就化为灰尘的描写，都充满了浪漫主义的幻想。
　　雨果在其《克伦威尔序》中主张应把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严格地区分开来，强调作家在文学创作中的主观能动作用，要力求使作品里的人物形象比生活真实更鲜明、更突出、更集中。而要从从自然真实上升为艺术真实，要凭借想象的翅膀，所以雨果十分重视想象的作用。在《论司各特》一文中，雨果赞扬司各特作品贯注的想象，认为“他的想象掌握所有人的想象，并且迎合所有人的想象”。在《莎士比亚论》中，雨果解释说：“莎士比亚首先是一种想象。然而，想象就是深度，没有一种精神机能比想象更能自我深化、更能深人对象，这是伟大的潜水者。”他还说：“诗人是哲学家，因为他想象。这便是为什么莎士比亚能如此随心所欲地操纵现实并使他自己的主观偏好和现实并行不悖的原因。这种主观的偏好本身就是‘真’的一种变种”。
　　三.人道主义的宽广情怀
　　人道主义强调以人为本，尊重人性，倡导人的灵魂自由，要求人应该有能够怜悯、牺牲和耐劳的精神。王安忆在《长恨歌》中将此具体融化为对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关心。例如，小说一开始描绘“上海的弄堂是性感的，有一股肌肤之亲似的。它有着触手的凉和暖”，“上海弄堂的感动来自于最为日常的情景，这感动不是云水激荡的，而是一点一点积累起来。这是有烟火人气的感动。”小说的主人公王琦瑶是“典型的上海弄堂的女儿”，“上海的弄堂总有着一股小女儿情态，这情态的名字就叫王琦瑶。这情态是有一些优美的，它不那么高不可攀，而是平易近人，可亲可爱的。它比较谦虚，比较温暖”。小说中还描绘了许多日常生活场景，诸如打麻将玩桥牌，闲聊，弄堂里几个姨娘切切磋磋地说东家的坏话，隔壁的留声机哼唱着四季调，理发店里飘出了洗发水、头油的味道……不仅如此，小说中还表现了作者的人性关怀，集中表现为对王琦瑶“自我”选择的体谅、生存努力的承认、以及精神状态的关怀。例如王琦瑶们利 用一些男人，实出于弱者的自救。在程先生和李主任之间进行抉择，也就是选择爱情还是人生的实处。王琦瑶选择抓住人生的实处，因为在那样一个时代，唯有物质的保障才能象征女性人生的安稳。当经历繁华梦破灭的悲凉后，她再次来到上海，靠给人打针维持生计，生活单调清苦。可就在这单调乏味的生活里，她在一针一线、一茶一饭中找回了昔日做人的乐趣，表现了她生命中潜伏的韧劲。然而人的一生宛若流星，王琦瑶这个曾经走在时尚先锋行列的“上海小姐”，同样不能摆脱时间的巨手，她在年华易老的警惕中输给了时间。“有谁比王琦瑶更晓得时间呢？……窗帘起伏波动，你看见的是风，王琦瑶看见的是时间，地板和楼梯脚上的蛀洞，你看见的是蚂蚁，王琦瑶看见的也是时间。星期天的晚上，王琦瑶不急着上床睡觉，谁说是独守孤夜，她是载着时间漂呢”，字里行间无不透出人生韶华易逝的沧桑感。
人道主义的光辉也同样贯穿在雨果的《巴黎圣母院》中。作者把故事摆在路易十一统治时代的法国，并把它写成一部善良的无辜者在中世纪封建专制下遭到迫害的摧残的悲剧，鲜明地表现了雨果反封建专制的人道主义思想。小说描写的是法国15世纪的社会风貌，却回响着1830年“七月革命”的声音。“奇迹王朝”的平民、乞丐攻打圣母院的雄壮场面正是巴黎人民“七月革命”的再现。小说热情歌颂了广大人民为追求平等、自由而团结互助、前仆后继、英勇战斗的伟大精神。雨果认为，表现人道主义，表现这种伟大精神与肉体、兽性欲望的对立斗争以至最后取得胜利，才体现人的真实。小说中爱斯梅拉达不计前怨给加西莫多送水之后唤醒了加西莫多沉睡的心灵，使一个孤僻、粗野的丑人变成了一个勇敢、忠实，并有了强烈爱憎感情的人物，突出表现了作者认为仁慈感化可以出现奇迹的人道主义思想。
　　一个作家的文学素养、文学观念、人生信仰的行程是与他对文学的浸濡与吸收密切相关的。在对西方艺术大师的研读中，雨果对王安忆产生了深度的影响。在《小说家的十三堂课》中，她对《巴黎圣母院》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她说：“我觉得《巴黎圣母院》应该好好读一下，它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左拉是一个很好的作家，巴尔扎克也是个伟大的作家，他们向我们描绘现实世界是什么样子的，这世界是怎么会变成这么罪恶，这么丑陋的……左拉、巴尔扎克把这世界的皮都剥开来了，一层一层地暴露出这世界的真相。可雨果不这样，他告诉我们这世界之上还有一个灵光照耀的世界，这是个永恒的世界。”王安忆在《长恨歌》中也做了同样的尝试，她以委婉有致、从容细腻的笔调，从一段易于忽略、被人遗忘的历史出发，用浪漫主义的笔法，抒写了一位40年代平民出身，美丽、善良而又柔弱的女性的不幸的一生和悲剧的命运，字里行间洋溢着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人间情怀。
　　参考文献：
　　[1]王安忆.《王安忆说》[M]，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
　　[2]王安忆.《长恨歌》[M]，南海出版公司，2003，8.
　　[3]（法）维克多.雨果 陈敬容译.《巴黎圣母院》[M]，贵州人民出版社，1980， 6.
　　[4][丹麦]勃兰兑斯语，转引自艾珉《法国文学的理论批判精神》[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5]王安忆.《纪实与虚构》[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
　　[6]王安忆.《小说家的十三堂课》[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
　　[7]王安忆.《心灵世界》[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
　　[8]柳鸣九.《雨果论文学艺术》[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
　　毋婀幸，西北大学现代学院助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