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彼特经济学方法论研究的哲学理念

　一、引言
　　金融危机以后，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对当代现实经济问题解释力的不足，经济学界刮起了一股反思主流经济学范式的新风。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一批学者主张从古典经济学家和非主流经济学家那里寻找解决之道，熊彼特作为经济学说史上屈指可数的大家之一，更是备受重视。
　　在两百多年的经济学发展史上，熊彼特以其广博的知识、深邃的思想以及中立的态度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是罕见的兼具复杂性和多样性的大学者。他近乎“贪婪”地从各个领域汲取有价值的知识，用以丰富自己的理论体系。有学者认为，他这种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研究方法，是他惊人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而这种创造性又赋予了他的理论一种别具一格的魅力。但也有人认为，熊彼特的这种兼容并包的做法，让他在不知不觉间接受了方法论上根本对立的经济学理论，最终导致其整个理论体系呈现出许多自相矛盾的地方。
　　本文认为，学界之所以产生这种认识上的分歧，主要缘于对熊彼特方法论了解不足。事实上，熊彼特在经济理论方面的特殊性和局限性与其方法论思想的核心主张有着密切的关联。因此，要想真正理解熊彼特的经济理论，了解其整个理论体系的优势和缺陷，就必须对他的方法论思想有一个深刻全面的认识。遗憾的是，目前国内的相关研究尚少。反观国际学界，在这方面的研究则要领先许多，继马克卢普（Machlup）做出开创性研究之后的60多年中，斯威德伯格（Swedberg）、谷佑一（Shionoya）和安德森（Anderson）教授分别从社会学家、哲学家、演化经济学家这三个角度对该主题进行过探讨。
　　二、熊彼特经济学方法论研究的进展
　　1马克卢普对熊彼特方法论所做的开创性研究
　　1950年1月，伟大的经济学家熊彼特溘然长逝，为了缅怀这位曾经为经济学界做出不朽贡献的经济学大师，《经济学与统计学评论》杂志于1951年第5期发表了15篇纪念熊彼特的文章。后来这些文章与其他的5篇论文共同收录在了该杂志出版的熊彼特纪念文集中。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文章中不乏一些后人研究熊彼特思想必读的经典之作，如弗里茨·马克卢普于1951年撰写的《熊彼特的经济学方法论》一文就是这些经典之作中的一篇。这篇文章是对熊彼特方法论思想所做的第一次系统性总结和评论，它也成为之后以熊彼特方法论为主题的论文最常引用的素材。
　　马克卢普教授在论文一开始就表示，熊彼特在年轻时曾强烈支持数学方法在经济学中的运用，但是伴随其思想上的成熟，他似乎逐渐倾向于支持使用历史的方法。这种转变与他在第一本书《理论经济学的本质与主要内容》中所表达的主张是一致的，即“在历史方法与抽象方法之间并非存在对立关系，它们之间唯一的区别就在于它们对不同问题的兴趣”。 Fritz Machlup， “Schumpeter’s Economic Methodology，”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vol.33，1951， p.145.该主张事实上反映了熊彼特对于方法论之争问题的态度，即方法论之争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每一种方法都有其特定的适用范围，所以没有一种方法可以像理论学派或历史学派所宣扬的那样是普遍正确的或者普遍错误的。马克卢普教授对于熊彼特的这一观点表示极为赞同，写道：“我认为，随着他（熊彼特）对于一般认识论和科学方法拥有过人的理解力，加之在许多知识领域的广泛学习与阅读，他不再能够忍受在这一领域的不同专家在方法论问题上的胡言乱语。当其他人都在不断重复他们那些固执的言论时，熊彼特则迫切地表明他自己的主张——必须保证方法论上的包容性。”马克卢普之后的论述兴趣主要集中于熊彼特对不同方法的包容性上，他认为熊彼特在其长达44年的学术生涯中，始终执着于追求“历史的、统计的和理论的综合”以及“这些方法之间的相互渗透”。 徐则荣：《创新理论大师熊彼特经济思想研究》，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2页。但是，马克卢普关于这方面的论述至此而已，他没有对熊彼特是否成功运用这些研究方法做检验。而这一遗憾我们只能通过考察其他经济学家的工作进行弥补。例如，在数学——静态学——计量经济学方法方面的检验，主要由简·丁伯根（Jan Tinbergen）与拉格纳·弗里希（Ragnar Frisch）二人完成，他们在1951年的纪念集中独立发表了关于这方面的两篇文章。
　　此外，虽然马克卢普注意到了熊彼特所说的方法论个人主义只与经济学相联系而与政治学无关，但他避开了所有关于熊彼特固有的对政治方法论个人主义忽视的批评，而这显然是熊彼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中明显忽略的一点。纵观全文，可发现马克卢普不断地规避掉了熊彼特学术中可能会引起争议的论点，而只论及他方法论思想中为大多数人所赞赏的观点。帕尔曼认为，“这主要是因为他是一个彻底的哈耶克主义者，即他在写纪念类文章时会贯彻‘对死去之人，只言其好’的原则。” Hanusch and Pyka， Elgar Companion to Neo-schumpeterian Economics，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2007，p.40.这一原则的贯彻明显弱化了他这篇文章的客观性。
　　本文认为，由于受到某些主观和客观条件的限制，马克卢普的这篇文章尚存在许多的缺陷与不足，但是这并不妨碍其成为后人研究熊彼特方法论思想的必读经典。因此，在阅读这篇论文时应该抱有一种宽容的态度，考虑到这毕竟是在熊彼特去世后一年之内赶制出来的一篇纪念性文章，而当时两本熊彼特离世以后由其夫人伊丽莎白·熊彼特整理出版的巨著——《经济分析史》与《从马克思到凯恩斯的十大经济学家》都尚未出版，马克卢普在那个年代能够如此系统地介绍熊彼特的方法论思想已实属不易。
　　2斯威德伯格关于熊彼特方法论的观点
　　理查德·斯威德伯格对于熊彼特的研究学术具有一定的广度和深度，可以说他是研究熊彼特思想方面数一数二的专家，甚至有人说“他在这方面的专业程度可能只有盐野谷佑一教授能与之媲美了”。 Hanusch and Pyka， Elgar Companion to Neo-Schumpeterian Economics，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2007，p.44.斯威德伯格研究的独到之处在于他是从一个社会学家的角度 出发对熊彼特理论进行考察的，他在《熊彼特传》（Swedberg，1991年）中通过叙述熊彼特的生平和著作来引出他的研究主题——经济社会学。
　　斯威德伯格尝试通过叙述熊彼特学术的演进过程来展示熊彼特对于经济过程的感知是如何在与主流经济学家为经济学设定的前提的决裂过程中逐渐丰富的。这些神圣不可侵犯的前提包括：（1）对于产品和服务有效产出的逻辑研究；（2）解释要素报酬分配原因的经济逻辑。斯威德伯格从熊彼特在1912年发表的《经济发展理论》开始研究，主要展示在这之后的15年学术生涯间熊彼特是如何偏离曾经备受推崇的狭隘的传统经济学道路。他之所以选择对这段时间熊彼特的学术进行考察，主要是因为在熊彼特完成前三本书后的19世纪20年代已经逐渐意识到要将一些涉及制度范围的内容引入经济分析中来。熊彼特的这一计划与马克斯·韦伯的想法在某种程度上不谋而合。但是，与韦伯不同的是，熊彼特的兴趣仅仅集中在那些与经济学两大传统问题——生产问题与分配问题有直接联系的制度之上，而且他重视宏观多于微观，重视动态多于静态。
　　这本传记简要地介绍了熊彼特在这一时期内所写的四篇主要论文：《税收国家的危机》（1918年）、《帝国主义与社会阶级》（1919年）、《古斯塔夫·冯·施穆勒和当前问题》（1926年）、《同源种族环境中的社会阶级》（1927年）。只要稍作了解，很容易发现这四篇文章无一不涉及到发展一种“经济社会学观”——社会学与经济学有交叉的主张。
　　具体说来，在《古斯塔夫·冯·施穆勒和当前问题》一文中，熊彼特对施穆勒理论给予了积极的评价，正式认可了社会经济学，认为理论、统计、历史和社会学应该卓有成效地结合起来，以构筑经济学的基础。这表明熊彼特此时已经意识到了理论方法在分析经济动态学上的局限性，于是逐渐接受历史方法，并且认为其在理解资本主义方面比门格尔主义分析更加有效。所以，此文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标志着熊彼特方法论思想实现了一次重大转折。但是，作为一位社会学家的斯威德伯格教授显然对熊彼特的另外三篇文章更加印象深刻，“主要是由于这三篇文章更有助于研究者介定熊彼特的经济社会学”。 Swedberg， Schumpeter：A Biograph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p.97.如《税收国家的危机》（1918年）主要讨论的是开辟社会学的一个新领域，即“财政社会学”的可能性，认为只有放弃使用纯粹的经济分析方法，运用经济社会学分析方法才能对财政中的税赋问题进行研究。《帝国主义与社会阶级》（1919年）则尝试从经济社会学角度对帝国主义进行解释，尤其是对帝国主义中的“不理性和非理性”因素进行研究。《同源种族环境中的社会阶级》（1927年）通过将企业家理论引入社会学分析之中，从经济社会学角度对社会阶级的形成做出解释。可以说，这三篇文章都旨在扩充经济学的势力范围从而形成一种全新的经济社会学，认为要将那些原属于纯经济学预先假设中的内容——涉及社会政治结构的税收、阶级和帝国主义等问题纳入到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中来，经济学家就必须从纯粹的经济学分析方法转向经济社会学的分析方法。
　　从斯威德伯格教授的角度看来，熊彼特的方法论是从一种门格尔主义、瓦尔拉斯主义和施穆勒方法的广泛折中主义演化而来，逐渐实现了一种包括了经济制度主义、经济动态学和社会学范畴中的特殊历史事件方面的熊彼特式融合。斯威德伯格认为熊彼特这一方法论思想的主要贡献为：（1）发展了一种综合的经济制度主义，以避免由于传统主流经济学前提的束缚而使未来经济学研究受限于知识界的狭隘观念之中；（2）熊彼特发展了一种他认为是最佳和唯一真实的经济社会学，这种经济社会学实现了我们所知的市场社会动态学的融合。可以说，斯威德伯格教授以一位社会学家的身份和视角对熊彼特的方法论思想做了较为深入的考察，他的评价主要集中在熊彼特的经济社会学贡献上，虽然称不上十分全面，却独树一帜。
　　3盐野谷佑一与莫里亚关于熊彼特方法论思想诠释的争议
　　盐野谷佑一教授几乎将自己全部的科研精力都投入到熊彼特的方法论研究，在这一领域可谓建树颇丰，因此他也成为经济学界公认的熊彼特方法论研究大师。他在追溯熊彼特方法论思想发展方面的工作，比起之前介绍的两位研究者，不仅内容更为详实而且态度也更为中立。
　　首先，盐野谷佑一认为只要是研究过熊彼特主要著作并且阅读过大量相关文献的人，都会为熊彼特方法论思想所具有的复杂多变性而感到费解。因为，经常会有熊彼特思想的诠释者发表完全对立的观点，而这些对立的观点还都能在熊彼特的著述中找到原文支持，可谓言之凿凿，有根有据。这就使得熊彼特的真实想法在研究者眼中变得令人难以捉摸。在《熊彼特和社会科学思想：一种元理论的研究》（1997年）一书中，盐野谷佑一表示，出现这一情况的主要原因就在于：“熊彼特的研究范围涵盖了诸多学科和流派，包含一些看似前后矛盾的观点，以致于让人感觉其理论既具犬儒主义（Cynicism）色彩，又有折衷主义特点，还偶尔显得有些自相矛盾”，② Moura， “Metatheory as the Key to Understanding： Schumpeter after Shionoya，”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26， 2002，p.805.这使得基于熊彼特工作细节和片段来进行诠释的学者很容易对其理论产生一定程度上的误读，而表达出与其本意南辕北辙的观点。关于这一问题，盐野谷佑一认为解决这一困境的有效途径就是“全面地考察他（熊彼特）的工作……而不是零零碎碎地阅读其著作”，②只有这样才能够了解到其总体理论背后的潜在一致性。他还提议如果能够运用工具主义方法论对熊彼特的理论进行重建和解读，就会发现其研究纲领其实是建立在一种“普遍性社会科学” 即社会科学的一般基础。基础之上的，而熊彼特的元理论框架正是理解这种潜在一致性及其科学贡献实际重要性的关键。 元理论框架是Shionoya汉字教授在对熊彼特方法论进行工具主义诠释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而对于工具主义诠释的具体内容，笔者将另外撰文说明。由于熊彼特提出普遍性社会科学 思想的初衷是要与马克思的普遍性社会科学概念一较高下甚至取而代之，而马克思的普遍性社会科学主要讨论了生产结构（经济基础）和意识形态体系（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所以熊彼特也将研究的重点集中在经济与科学思想上，他的普遍性社会科学思想包含了经济发展与科学发展两条主线。值得注意的是，盐野谷佑一教授承认这些建议都是建立在“认为熊彼特的思想可以被重建为一种范式” Yuichi Shionoya， Schumpeter and the Idea of Social Science，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这一假设基础之上的。
　对于盐野谷佑一教授的这种诠释方式，马里奥·莫里亚教授曾经在《元理论作为理解的关键：盐野谷佑一之后的熊彼特》（2002年）一文中提出质疑。莫里亚认为盐野谷佑一教授所设定的假设前提是错误的，即认为“存在着熊彼特主义本质（Schumpeterian Essence）”。莫里亚教授将盐野谷佑一坚持的这一假设前提分解为三点主张：（1）熊彼特始终如一是一位工具主义者；（2）认为熊彼特的工具主义是正确理解其理论的关键；（3）熊彼特在工具主义方面保持了首尾一贯的立场。他认为在熊彼特的著作中既包括瓦尔拉斯理论因素，又包括马克思理论因素，所以熊彼特既非前后一致地坚持瓦尔拉斯主义，又非一如既往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因而并没有达到工具主义中至少要符合理论内在一致性的要求。 请注意Moura此处指的是一种理论的内在一致性，而非几种理论之间的非一致性，与熊彼特式工具主义中所认为的基于不同的具体问题，可以采用不同方法的观点并不抵触。莫里亚还表示通过对熊彼特后期作品的考察，可发现熊彼特的元理论方向并非完全符合他在《理论经济学的本质与主要内容》一书中所设计的工具主义方法论计划。所以，他认为盐野谷佑一所坚持的假设前提不成立，熊彼特主义的统一性本质并不存在。进而，盐野谷佑一在假设基础上将熊彼特的实体理论置于元理论框架之中，试图阐明存在于静态学、动态学和经济社会学之间的逻辑一致性的做法亦是存在问题的。莫里亚指出，由于熊彼特主义提倡的开放性世界观与潜含在他所使用的科学工具背后的封闭性世界观在根本上具有不可融合性， 具体指熊彼特既接受那些预先假定封闭体系的理论，又想研究一种以创新和企业家精神为特征的开放性社会体系。因此，像盐野谷佑一那样在否认熊彼特思想非一致性的基础上，将元理论作为理解熊彼特思想关键的做法只会将熊彼特理论的研究引上歧途。他认为，合理的做法应该是正视熊彼特工作中存在的复杂多变性，通过阐明这些矛盾对立与非一致性的原因从而了解熊彼特理论的本质含义。
　　显然，盐野谷佑一与莫里亚争论的焦点在于熊彼特思想在本质上是否具有一致性。笔者认为，熊彼特思想是否具有一致性主要取决于从哪个层面出发进行考察。在实体理论层面，熊彼特的理论主要包括经济静态学、经济动态学与经济社会学三个分支。而这三个分支的理论内容是熊彼特在融合了各种不同理论体系精髓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必然存在着诸多非一致性。尽管熊彼特竭力将这些理论之间的不一致性降至最低，但是潜含在这些理论背后的两种世界观——开放性世界观与封闭性世界观之间的不可调和性，决定了他的这种努力终究是徒劳的。所以，在这个层面上，本文认同莫里亚教授观点，认为熊彼特的实体理论思想确实存在矛盾对立。但是，本文也认为莫里亚教授过分地夸大了元理论重建而产生的非一致性。根据盐野谷佑一教授的观点，在元理论层面，熊彼特的理论包括科学方法论、科学历史与科学社会学三个分支，而这三大分支与实体理论层面的三大分支是一一对应，相互关联的：科学方法论与静态结构和科学规律有关；科学历史处理的是科学的动态发展；科学社会学则包含作为社会现象的科学活动。科学与经济这两套思想体系好比架构在“普遍性社会科学”基础之上的两座理论大厦，拥有三个楼层，并且在第三层上通过一条社会学的走廊实现了连接，盐野谷佑一谓其“考察思想与社会的双结构方法”。也就是说，在元理论层面，通过将熊彼特的工作作为一种社会科学进行考察，可以发现其理论本质背后的一致与统一性。所以，笔者认为盐野谷佑一教授和莫里亚教授的理论都存在一定的合理性，在争论尚无进一步发展的情况下，读者不妨先将莫里亚教授的替代性诠释作为盐野谷佑一重建理论的一种有益补充。
　　4安德森对于熊彼特方法论的评价与发展
　　新熊彼特主义演化经济学家阿斯本·斯洛斯·安德森在《熊彼特的演化经济学——对资本主义引擎的一种理论的、历史的、统计的分析》（2009年）一文中表示，“尽管熊彼特的工具主义方法论成为盐野谷佑一教授书中的一个重要主题，但是盐野谷佑一着重强调的是对熊彼特通用社会科学基本思想的诠释……因此是对熊彼特思想进行的制度主义诠释。” Esben Sloth Anderson， “The Difficult Jump from Walrasian to Schumpeterian Analysis，” The International Schumpter Society Conference in Tyoko at August 19～22， 1992，p.18.但是，安德森表示这种强调一般社会科学的制度主义诠释并非他所要阐述的主题，事实上他的兴趣主要集中在对熊彼特思想的演化主义诠释上。他想通过将历史重建与理性重建结合的方法，实现对熊彼特理论体系的演化主义诠释。
　　安德森认为，熊彼特为了将讨论的重心从具体理论转向熊彼特主义的研究纲领，他试图将自己的演化理论与经济学说史结合起来，并且将他学术生涯后期的大量精力用于撰写三卷本的《经济分析史》。安德森表示，《经济分析史》不仅可以作为经济史学家们的重要指南，而且可以为理论经济学家们所用，尤其是那些现代演化经济学者。这主要是因为，“第一，这本书介绍了一种经济学科学的演化理论；第二，在这本书中，熊彼特在本书中得以有机会讨论一些演化经济学的中心概念；第三，这本书包括了一种经济学科学基础领域的共同演化理论，而这对于演化经济学来说具有特殊的重要性。” Esben Sloth Anderson， Schumpeter’s Evolutionary Economics：A Theoretical， Historical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Engine of Capitalism， Lon don：Anthem Press， 2009，p.12.安德森表示，在熊彼特的理论中，每一门科学的发展都表现为科学分析工具的更新及发展的演化过程，经济学科学自然也不例外。由于经济学的基础领域包括经济理论、经济统计学、经济历史和经济社会学，所以熊彼特建议将经济分析建立在系统的演化经济行为之上，并且将经济行为放置于演化的制度框架内进行考察。但是，由于熊彼特当时缺乏研究这些演化经济行为的动态分析工具，他并没有发展出健全的演化经济学。可以说，正是在方法论上的难题，阻止了熊彼特在演化经济学的道路上继续前行，但是他却给后来的新熊彼特主义演化经济学派起了个好头。后来的演化经济学者在熊彼特研究的基础上将演化经济学的基础领域分为演化经济理论、演化经济统计学、演化经济历史和演化经济社会学四个部分，并表示一种有效的演化经济分析方法不仅要能够考察这四个基础领域之间的相互作用，而且要注重这四个领域和应用演化经济学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对于这个问题的进一步探讨亦成为当代演化经济学领域的一个重要命题。 后来，许多国内外的演化经济学者就演化经济学的研究方法问题提出过不少解决方案，其中不乏值得我们借鉴的有益思想，如有学者认为“从经济学作为一种经验科学的角度来看，比较的、历史的、制度的和解释学的方法可以构成演化经济学的经验研究方法。”参见贾根良：《演化经济学的新发展》，收录于《中国社会科学学术前沿（2006-2007）》，高翔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257页。
　　安德森教授对熊彼特方法论思想的演化主义评价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这是继马克卢普、斯威德伯格和盐野谷佑一教授之后的又一种值得我们借鉴的独特思考。
　　三、简要总结与总体评价
　　通过上文分析可见，关于熊彼特方法论思想的研究在其逝世后的近60年内由多位学者的共同努力，获得了硕果累累的新进展。这些进展包括：（1）马克卢普教授的《熊彼特的经济学方法论》一文，开创了研究熊彼特方法论这一主题的先河，成为最早的一篇系统性总结和评论熊彼特方法论的文章，对熊彼特方法论的包容性、科学性主张、方法论个人主义等特征做了精要的概括，相对全面地评价了熊彼特在方法论方面的主要贡献。（2）斯威德伯格教授以一位社会学家的身份和视角对熊彼特的经济社会学贡献做了集中讨论，明确指出熊彼特率先提出的“经济社会学”概念是熊彼特对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创造性贡献之一，并认为这是从门格尔主义、瓦尔拉斯主义和施穆勒方法的折衷主义演化而来，逐步实现的一种包括经济制度主义、经济动态学和社会学范畴中特殊历史事件方面的熊彼特式融合。（3）盐野谷佑一教授运用“历史重建”的方法发现熊彼特的丰富思想可以在元理论的框架内实现统一，整个方法论体系可以被解释为工具主义，基于此提出元理论，并将其作为理解熊彼特方法论的关键。而莫里亚教授对熊彼特方法论存在本质一致性的质疑事实上又将谷佑一教授的元理论重建工作向前推进了一步。（4）安德森教授通过历史重建与理性重建相结合的方法实现了对熊彼特理论体系的演化主义诠释，认为熊彼特的方法可以简单概括为“演化的历史动态方法”，即将经济分析建立在系统的演化经济行为之上，并将经济行为放置于演化的制度框架内进行考察，为研究熊彼特的方法论思想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演化主义视角。
　　熊彼特一生都极其重视对方法论问题的探讨，“但是，他的方法论工作却几乎完全被学界忽视了，他的方法论思想甚至没能在经济方法论史上占有其应得的一席之地”， Yuichi Shionoya， Schumpeter and the Idea of Social Science，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p.4.这显然是不公正的。为了弥补这一缺憾，本文对熊彼特的方法论思想做出一个简要的评价，以期更多的人能够真正理解熊彼特，理解熊彼特方法论在经济学说史上的重要历史作用。
　　熊彼特的经济学方法论的创建性在于：第一，实现了理论与历史的综合，对理论学派与历史学派的方法论之争做出了回应。在对待理论方法与历史方法的选择问题上熊彼特并不主张采取极端的态度。他在重视历史方法的同时并不轻视理论方法，而是把理论方法放在适当的地位，并且努力使理论方法和历史方法在实际研究分析中通过某种方式结合起来运用。 通常是通过数学与统计方法实现两者的联系，并且形成一个交互反馈的过程。他认为，历史方法与理论方法在关注的问题、前提假设条件及研究目标上均不相同，必须与具体问题联系起来考察。为了要一争高下而无休止地争吵更是毫无意义的，正确的方法是综合运用这两种方法。不管这种综合是否成功，这种意图综合运用分析工具的想法在后人看来都是“具有高度创建性的”。 徐则荣：《创新理论大师熊彼特经济思想研究》，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2页。
　　第二，提出了“经济社会学”概念，将制度分析方法引入到经济学科学分析方法中来，提倡一种跨学科的研究视角。“经济社会学”概念是熊彼特理论体系中一个重要的独创性贡献。虽然这一概念是熊彼特在借鉴了马克斯·韦伯的社会经济学理论基础上提出的，但是两者之间明显存在着一定的差异。韦伯在提出“社会经济学”概念时，只是表示惋惜于门格尔——施穆勒之争后，经济学被割裂成“两门科学”这一事实，于是提出以一种基础广泛的社会经济学作为解决之道。熊彼特在《古斯塔夫·冯·施穆勒和当前问题》（1926年）中，以同样的逻辑提出，一种基础广泛的社会经济学是对历史经济学和经济理论之间的那条破坏性裂痕的解决之道。但他却在韦伯止步的地方前进了一步，并增加了自己的原创性思想。他认为施穆勒将经济制度 施穆勒的所谓经济制度是指所有权、继承权以及某种程度上的政权。与经济制度的作用看成是经济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的做法，正是努力开拓（制度的）“经济社会学”的表现。按照熊彼特的看法，经济社会学强调制度分析中部分应该是实证，部分应该是推断，因此，经济社会学在过分强调理论的趋向和过分强调细节描述的趋向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亦可以被视作是方法论之争的解决途径。同时，它也实现了经济学 与社会学的跨边界互通，为经济分析提供了一种新颖的跨学科视角，为之后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联手合作，解决一系列制度问题，开创了先河。
　　第三，尝试了对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的综合，并且以此为分析工具对资本主义中的经济现象进行分析。熊彼特一生最推崇的就是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他认为该理论是经济理论方面的杰出成就，“这个伟大理论以其水晶般透彻的思想阐明了纯经济与一个基本原则之间的关系结构”。 殷凤：《卓尔不群的创新者——约·阿·熊彼特》，河北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4页。但是，他并不是简单地接受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分析法，而是深信经济体系中有一种由它自己打破均衡的动源。于是，他建立了一套超越了一般均衡理论，从经济体系内部因素来说明经济动态现象的理论，即动态均衡理论。这种动态均衡理论实现了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的综合，在熊彼特用于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创新理论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如他先用静态分析法研究了永久处于均衡的资本主义循环流转，接着用动态分析方法研究了长期非均衡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现象。这种将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综合的尝试，是熊彼特方法论的一大创举，为他提出创新理论来解释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提供了方法论上的支持，也为近代的演化经济学研究动态问题提供了研究方法上的借鉴，可谓影响深远。
　　需要强调的是，除具备上述三点优势外，熊彼特的方法论中还存在着一些缺陷，如他的方法论本质上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因此他在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时，完全忽略了生产关系与阶级矛盾的作用。而且，不可否认的是，熊彼特的方法论主张确实存在着前后矛盾的问题，这就导致了他在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的研究过程中时常会出现逻辑矛盾，比如他在对帝国主义是否持和平主张就有过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
　　但是，尽管熊彼特的经济学方法论思想存在着上述缺陷，时至今日它仍然有许多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的地方，它是熊彼特这位伟大的经济学家留给我们的一笔宝贵遗产。本文认为，对于熊彼特经济学方法论研究新进展的介绍，将有助于国内学者对熊彼特的方法论思想获得一个全局性的感知，并在充分理解熊彼特方法论的基础上对熊彼特的其他理论成果有更深刻的理解，从而赋予熊彼特留给我们的丰富理论遗产以鲜活的时代意义，让它为现代理论经济学的发展“添砖加瓦”。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