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字经》在蒙教中的地位与文化蕴含的探讨

　中国古代的蒙学教育，是古代教育的基础性教育，是不断创新、发展和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婴幼儿施以不同的教育模式。妇女怀孕后到出生，对胎儿的孕育过程谓之“胎教”，婴儿出生到七八岁左右的谓之“幼教”，七八九岁进入学堂或私塾念书谓之“蒙教”。简而言之，一如近现代的学前教育和初级小学阶段的教育。蒙教通过幼教、蒙教对儿童进行早期教育，开启儿童认知自然与社会的智能，引导儿童道德品性与规礼习行，教授儿童“经世致用”之才能。正是在古代幼儿教育、蒙学教育理念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代中国人，才成为中华文明薪火相传的火种。在中国古代蒙学教育诸多蒙学书籍和文献中，惟《三字经》流传最广，影响最大，被尊奉为“袖里《通鉴纲目》”、“蒙学之冠”。
　　一、《三字经》在蒙学教育中的地位和社会影响
　　何为蒙学？蒙，取自《易·蒙卦》：“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之义。注云：“童蒙之来求我，欲决所惑也。”（1）童蒙，即初入学的儿童。蒙学，《辞海》的解释是：“中国封建时代对儿童进行启蒙教育的学校。教育内容主要是识字、写字和封建道德教育。教材一般为《蒙求》、《千字文》、《三字经》、《百家姓》、《四书》等。没有固定年限。采用个别教学，注重背诵，练习。”（2）由此可见，古代的蒙学近似于当代的学前教育和初级小学教育。
　　中国古代的蒙学教育，上起周秦，下迄民国，用于蒙学教育的书籍或文献随着社会历史的递进而增益。据张志公编的《蒙学书目稿》统计有580种之多。徐梓的《中国传统蒙学书目》在此基础上作了增补，达到1300余种。蒙学教育的书籍虽然门类繁多，但基本义理都是为启智、认知、修心、养性、立德、规行等必须遵循的教范。
　　在诸多的蒙学书籍文献中，有一本书流传最广，影响最大，这就是《三字经》。
　　《三字经》从问世起，就以其难以比拟的魅力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可谓家喻户晓，脍炙人口。那么，《三字经》是出自何人之手呢？明代黄佐的《广州人物传·十》、明末诸生屈大均的《广东新语·十一》、清代恽敬的《大云山房记·二》都记述为是宋代末年区适子撰著，依据出自屈大均的《广东新语》中有“童蒙所诵《三字经》，乃宋末区适子所作。适子，顺德登州人，字正叔，入元抗节不仕”之语。更有人迎合此说补证为“南宋末年区适子所撰，黎贞增广”；清代邵晋涵诗在其《读得贞黎三字训·自注》中断定为：“《三字经》，南海黎贞撰。”清代夏之翰在其《小学绀珠·序》中提出了：“迨年十七，始知其《三字经》作者自先生（王应麟），因取文熟复焉，而叹其要而该也”，认定为《三字经》是南宋学者王应麟（字伯厚，号深宁居士〈1223～1296〉）撰著；清代贺兴思《三字经·注解备要·叙》中也说：“宋儒王伯厚先生《三字经》一出，海内外子弟之发蒙者，咸恭若球刀，”明确认定《三字经》是王应麟所撰。经当代学者研究，清人夏之翰、贺兴思的论断是可确信的。《三字经》问世后，虽屡有人因应世事变化做了诸多适变增删，依佘人之见，这些增删本非但无有多少增益，反而留下了明显的斧砍雕凿的痕迹，对《三字经》时代特征及其思想蕴含有所损毁。
　　在《三字经》出现之前，传统蒙学读物的句式主要是四言句式。《三字经》以三言句式这一新的面貌出现，从形式上对传统读物进行了创辟性革新，而且这种革新符合儿童阅读习惯。明人赵南星说：《三字经》“句短而易读……殊便于开蒙”。明人吕坤在《社学要略》中说：《三字经》“淹贯三才，出入经史”。“初入社学，八岁以下者，先读《三字经》以习见闻，《百家姓》以便日用，《千字文》亦有义理。”（3）清人王相称《三字经》是“蒙求之津逮，大学之滥觞”；在《三字经注解备要·叙》中认为它是“一部袖里《通鉴纲目》”。近代章太炎称赞《三字经》：“其书先举方名事类，次及经史诸子，所以启导蒙稚者略备。”“天人性命之微，地理山水之奇，历代帝王之统绪，诸子百家著作之原由”。是一部学习中国古代文化内容丰富的启蒙读物，在中国古代蒙学教育中影响最大、最具代表性，堪称“蒙学之冠”。
　　《三字经》不仅对本民族、本土文化影响巨大，而且很早就在少数民族中传播。清代出现了陈格敬翻译的《满汉三字经》、崧岩富俊翻译的《蒙汉三字经》等，由此可知《三字经》在清代已为兄弟民族所接受；清雍正五年（1727）订立《恰克图界约》后，沙皇政府派来中国的学艺者就是以《三字经》为识字课本的。后来又被翻译成俄文，跨国界走出国门。道光九年（1829）俄国又在圣彼得堡出版了《汉俄对照三字经》，在俄国知识界和公众中广为诵读使用，被喻为“十九世纪的百科全书”；道光十五年（1835），由美国传教士出版的英文译本，被视为风靡世界的华夏八大古籍之一；1990年新加坡出版的新英译本《三字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儿童道德教育丛书》。
　　二、《三字经》深邃义理和丰厚的文化蕴涵
　　在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贯穿着一种精神动力，这就是“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自强不息”一词源于《易传·乾卦》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意即时间不断的流逝，天体始终运转不止，君子应当仿效天体的这种精神，奋发有为，勉力向前，永不滞步。这是一种积极的进取精神，是个人健康成长发展的精神动力，也是《三字经》贯穿的基本的思想理念。
　　《三字经》的内容分为六个部份，每一部份有一个中心义理。从“人之初，性本善”到“人不学，不知义”，讲述的是教育和学习对儿童成长的重要性，后天教育及时，方法正确，可以使儿童成长为“经世致用”之材；从“为人学，方少时”至“首孝悌，次见闻”教导儿童要懂礼仪、孝敬父母、尊敬兄长 ；从“知某数，识某文”到“此十义，人所同”告知的是生活中的一些名物常识，有数字、四时、四方、五行、六谷、六畜、七情、八音、九族、十义等简明扼要，一应俱全；从“凡训蒙，须讲究”到“文中子，及老庄”，展示古代重要典籍和教授儿童习学的规程，胪列四书、六经、三易、四诗、三传、五子等儒家典籍和部份先秦诸子的著作；从“经子通，读诸史”到“通古今，若亲目”表述的是从伏羲神农至清代的朝代更替递嬗，中国两千多年变革发展史尽在其中；从“口而诵，心而维”至“戒之哉，宜勉力”劝诫习学要勤奋刻苦、孜孜不倦，只有自幼打下坚实的“治世”知才基础，长大才能有所作为，“上致君，下泽民”……
　古代蒙教注重以人为本，首要目的是授教“做人”，教导“修身”。《三字经》的开首语云：“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在中国思想史上，关于“人性”的争议向无定论。老子认为：人性像水一样，是一个自然的东西，“人性之无分善与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孟子认为：性善是人的一种普遍的心理活动，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人性是本善的；荀子与孟子同为儒家的代表人物，然而，二人在人性善恶问题上却持截然相反的观点。荀子认为人生下来就是趋“利”的，饿了就要吃饭，渴了就要喝水，人性就是食色、喜怒、好恶、利欲等情绪欲望，而善的一面都是后天习得的；西汉儒家代表人物杨雄则认为人性是善恶混合的，学善则为善人，学恶即为恶人。其实，这些不同的观点是他们基于人这个生产、生活、文化、社会活动中的主体，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环境条件下的一种表现形态的感知思维，都有其合理的成分，也都不免有所偏激。《三字经》中“性相近，习相远”源自于《论语·阳货》，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孔子并没有轻言人性，没有给人性定论，只是说人性相近，而后天的习惯与兴趣使人与人之间的天性相去甚远。先哲们尽管对人之初性善恶的观点不同，但对于后天环境对人性的影响发挥着至关重要作用认可和赞同。“性也者，吾所不能为也，然而可化也；积也者，非吾所有也，然而可为也。”本性的好坏，是可以通过教化来改变的；一个人的习惯也不是生来就有的，陋习也是可以通过教化来改善的。“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而止矣。行之，明也，明之为圣人。”《三字经》的作者是知晓在他之前关于人之初，性善恶的各种观点的，开首之语取人性本善之义，阐释“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足见其以人为本、劝人从善的理念是欲言于不言之中的。”
　　道德伦理是《三字经》的核心价值理念。《三字经》中：“三纲者，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集中体现了“别尊卑，序长幼”的道德伦理修养。《三字经》里“三纲”指的是处理人际关系中的三个主要方面。以“君臣义”为例，它秉承了孟子处理君臣关系的思想，即“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义”、“孝”、“亲”这种真情真义无不体现了和谐的思想。即或是董仲舒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也是具有历史的积极意义的。如若“君”不能为臣所尊，不能号令臣子与天下，君也就不成为君，臣也就不成为臣，朝纲必乱，国之将倾，这是任何国度和社会所不期望的；如若父亲不能以自己的思维模式教养子女，父子关系将失去存续的基本基础，不成其为父子；如若夫不能为妇尽一家之主的责任和担当，那他（她）只是一双性器具的偶合，焉能成为夫妇？董仲舒的“三纲”在特定的社会历史阶段所具有的积极意义，也是不能冒然否定的。以今人的思维取向去苛求古人，否定古人，甚者批判古人，是忘根弃祖的不肖子孙。
　　《三字经》所倡导的“五常”，即：仁、义、礼、智、信，不论是封建社会还是现今，是做人、做事必须具备的基本道德和最低的底线。上有道，下有德，真善美才能够彰显，社会才会和谐。
　　《三字经》倡导“首孝悌”。今天的社会中不赡养老人，不孝敬父母尊长已成为一种社会现象。当一个人在高谈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的阔论时，不尊古训，不讲“首孝悌”，对父母尊长尙且不存一颗孝心，岂能够恰谈对党、对国家、对人民忠实诚心？
　　读书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也是一种思维的磨炼。年轮的流转使已经逐渐苍老疲惫的古典教育中许多精髓在岁月侵蚀中散落；市场经济的大潮浪涛奔涌，物欲横流，人们的精神家园被荡涤的空旷溃颓。蒙学教育的根系不可中断，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不能滞弃。时代需要重新捧拾起尘封缺失的精神文化遗产，深入研习其义理，汲取其精华，延续其命脉，润泽其后世。《三字经》这一先祖遗留给后世的精神瑰宝将闪烁永辉。
　　参考文献：
　　⑴（《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王弼注、孔颖达等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⑵（《辞海·教育心理分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