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本开新”与“以教保学”的内涵解读

　　儒家文化根深叶茂，在东南亚国家的传播源远流长。接壤中国的越南，因与中国山水相连，深受儒家文化之熏染。马来西亚，自马六甲王朝与中国大明王朝建立密切联系之后，就开始逐渐受到儒家文化之影响，而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华人移民的大量涌入，又使这种影响范围更为广泛、程度不断加深。印度尼西亚，其儒学因孔教化而呈现异彩。在东南亚国家中，上述国家的儒家文化都有较为重要的研究价值，（1）引起了学界的关注。本文对1980年以来汉语学界关于上述诸国儒学与孔教的研究，进行历史回顾和分类梳理，并提要钩玄，以为后继者之镜鉴。
　　一、马来西亚儒家文化流播研究
　　（一）马来西亚儒学流播史通览
　　梳理马来西亚儒家文化流播史的论文论著并不多见，主要是大马学者之作。王琛发先生《来者可追：省思儒家文化在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的历史际遇》首先细致梳理了20世纪初期以前的马来西亚儒家文化流播史，最后总结道：“深藏
　　郑文泉《儒家仁爱思想在二十世纪大马的历史作用》认为：“本世纪儒家仁爱思想在马来西亚的作用，有三大特色与形式可言：（一）主要为孟子式之仁爱思想；（二）此仁爱或对他人之关爱思想，表现为对华人在‘华侨’与‘华人’时期所面临的‘民族危亡’之危机，而有‘保种’或民族主义之趋向与心思；（三）此‘挽救民族危亡’之形式，先后在‘华侨’与‘华人’时期表现为‘保国救亡’与‘保教救亡’的全民族、全社会之运动。”[2]文章论据充分，可自成一说。
　　陈徽治《马来西亚儒学研究之回顾与前瞻》以二战为分水岭，梳理了战前的儒学研究和战后的儒学研究，最后指出，“马来西亚的儒学研究其所能获得的成就还是相当微小的……但对于儒学的研究，我们却不曾间断过”，“马来西亚的儒学研究，其前景是相当光明的”。[3]另外，徐福山的博士论文《儒家文化于马来西亚传承与转化之研究》也是系统研究马来西亚儒家文化流播的重要文献。[4]
　　（二）马来西亚儒学人物专论
　　学界对马来西亚儒家文化流播中的重要人物，有很好的个案分析。郑文泉《马六甲儒家的马来（西）亚化：从陈祯禄的国族主义到沈慕羽的社群主义》以陈祯禄和沈慕羽为重点论析了马六甲儒家的嬗变，文章指出：“二十世纪既是马六甲不断被七州府化、马来亚化和马来西亚化的过程，也是马六甲人物把儒家七州府化、马来亚化和马来西亚化的时期……马六甲人物对儒家的马来西亚化作用不但深远，且还有跨族群的‘国族主义’与单一族群的‘社群主义’二种形式之不同。”[5]另，郑先生《天下乎？华社乎？沈慕羽与二十世纪马来西亚儒家的定型》以二十世纪后半叶大马儒家文化流播史的视野论析沈慕羽之角色，也是言之成理。[6]
　　台湾学者朱浤源《儒之行者：沈慕羽与二十世纪的马来西亚》也是专论沈慕羽，该文指出：“沈慕羽追求的，则是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华文化的阐扬于马国，使儒的精神阐扬光大……沈慕羽以深入浅出的言论、身体力行的身教，使两千五百多年前孔子以伦理为主轴的平民主义精神重振与普被于他乡。从这个角度看，他的贡献之深之广，实难衡量。”[7]文章材料非常翔实，值得充分重视。
　　（三）马来西亚儒学运动专论
　　学界对马来西亚儒家文化流播中的重要运动、重要事件，也有很好的专题研究。大马学者黄文斌《儒学运动：马来西亚的个案研究（1982-2006）》对大马1982年至2006年间三个较大型的儒学运动进行专题论析，最后作者对历史经验进行了精当总结：“马来西亚的华社若要走出民族所面对的诸种‘困境’，必须从‘民族意识’与‘文化自强’的角度来打造社会的文化资本。除了‘道德伦理’的基本层面，‘儒学运动’要在进入‘民族意识’觉醒的层面。‘民族意识’是要让华族自觉‘华人’所以成为‘华人’的‘精神特质’，即所谓的‘民族精神’之所在……‘儒学运动’之‘文化自强’意义正在此。”[8]黄先生《马来西亚国家建构：儒家人文教育的视角》则探讨了大马华人在国家建构中儒家价值观之影响，文章认为：“儒家提出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及平天下的思想，这些思想以道德为本，是国家建构基础的核心价值观。无论在社会组织或物质发展上，深受儒家道德价值观影响的马来西亚华人社会，都继承及体现了这些价值观。这些人道主义及价值观，致使华人能真正地在国家建构的艰巨基业上扮演着正面的角色。”[9]
　　大马学者苏庆华《儿童读经运动在马来西亚：以儿童导读推广中心、净宗学会及孔学研究会为例》则从微观视角，探讨马来西亚儿童读经运动在近十年间的进展和特色，并概述其整体成效。作者认为“三个推广团体和三种推广模式虽各具特色，其达致‘读圣贤书、习圣贤行’之终极目标则一也”，并对马来西亚华社积极投入的世纪“树人”工程充满信心。[10]
　　二、儒家文化与马来西亚现代化关系研究
　　（一）从传统寻找“现代性”
　　大马学者曾庆豹专著《从传统寻找“现代性”——儒学与马来西亚华人社会》首先围绕“现代化、文化因素与儒家思想再评价”展开论析，接着梳理“儒学在马来西亚华社之发展及前景”，最后重点放在“华社与儒家文化——华社现代化的反省”。分析儒家与华社政治文化时，作者认为“儒家成为在政治之外的教化系统，形成文化力量，推动社会政务活动之改革 与修正。”分析儒学与华社经济时，作者指出：“‘成德’是儒家伦理的要义所在……儒家默默的发挥‘成就动机’的作用，使现代人的目标转而强调在自己行业上的成功。”分析儒学与华社教育文化时，作者期待有识之士“重视阐扬儒家的精意，使儒学能在华人文化中继续的推动与发扬”，“重视‘现代性’的文化本质，让华人文化更具生命活力”。[11]
　　（二）儒学的重新诠释与大马现代化
　　大马学者钟玉莲《儒家思想与现代化——以马来西亚为例》认为大马华人“其心理及思想意识都深受儒家思想所渗透”，“华人的结社多属血缘性及地缘性。结社的宗旨是联络乡谊、维护传统、扶危济困、排解纠纷、奖励后进……这些都和儒家的教化息息相关”，“大马华人的经济、教育成就和他们的家庭观念及结社观念有关，又和他们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有关”。作者因而总结道，“儒家思想深深地影响了大马华人的行为（行动、思想、感情）规范（信仰、道德戒律、理想、价值），从而塑造了华族的群体性格，并促成了华族在大马各领域的成就。因此，大马华人可以肯定儒家思想在马华文化所占据的中心地位”。作者最后指出，经过大马华社的重新诠释和弘扬实践，儒家思想对大马的现代化会有更大的贡献。[12]
　　三、越南儒家文化流播研究
　　（一）越南儒学流播脉络梳理
　　儒家文化在越南的流播源远流长，学界对流播历史作整体考察的论文论著也颇为不少。专精之作当数何成轩先生专著《儒学南传史》和论文《越南儒学发展概况》。何先生在《儒学南传史》中既有对越南北属时期儒家文化流播的脉络清理，更有专章介绍越南独立后的儒学兴替，梳理出了一条非常清晰的历史线索。[13]《越南儒学发展概况》则对儒学在越南传播历史只作一简略回顾，而重点介绍儒学在越南近现代社会的发展及其影响状况。该文指出近现代越南儒学是由盛而衰，而在“革新开放中，越南党和政府大力提倡‘民知、民议、民行、民查’、‘决定于民’、‘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主张充分发挥民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和主人翁精神，建设‘民有、民为、民享’的现代化国家。儒家的民本思想，经过改造更新，又发挥了它的当代价值和积极作用”。[14]
　　杨焕英《孔子思想在国外的传播与影响》有专章“孔子思想在越南的传播与影响”，以“孔子思想传入越南”、“孔子思想在越南的发展”、“孔子思想在越南的兴盛”、“孔子思想在越南的衰落”为序回顾了越南儒学发展史。[15]朱仁夫等《儒学国际传播》也有专章“儒学传播越南”，以“北属时期儒学由中原南浸”、“立国时期科举兴儒”、“后黎盛世倾国崇儒”、“顺化阮朝儒学继轨”、“20世纪后期儒学”为序梳理流播历史。[16]姜林祥《儒学在国外的传播与影响》也有专章“儒学在越南的传播与影响”，以“儒学在越南郡县制时期的传播”、“儒学在越南的发展及其统治地位的确立”、“儒学在越南发展的鼎盛期”、“儒学在越南的衰落及其现代转换”为序梳理越南儒学流播史。[17]此外，雷慧萃《试论儒教在越南的传播与发展》、程林辉《儒学在越南的传播和影响》、李未醉《儒学在古代越南的传播与发展》、李塔娜《儒家思想在越南的兴衰及其影响》、何玉庭《儒学在越南的传播和影响》、邓艶琼《略论儒学在越南的折射传播及展望》、杨保筠《儒家学说在越南的传播与影响》、范翠恒《儒学在越南的演进与影响》等论文，也对越南儒学流播史作了考察。（2）
　　（二）越南儒学特色及影响
　　学界对越南儒学特色及影响也有精当的阐发，其中较有影响者当数北京大学梁志明先生《论越南儒教的源流、特征和影响》。该文首先梳理了越南儒教源流，接着指出其特征为：一是儒道佛三者关系以融合为主流，发展趋势是相互渗透、补充和走向合一；二是儒教兴盛突出表现为教育与科试的发展；三是越南儒学家既受儒学的深刻影响，又融合释、道两家的思想成分；四是越南儒学家将中国儒学思想应用到本国时，注入了爱国主义内容，使用了民族化的语言。文章最后还揭示了儒教对越南的深远影响。[18]该文论述精当，颇有学术价值。
　　马达《略论越南儒学的特色及其影响》认为越南儒学特色为：具有较强的包容性；三教考试这种独具特色的考试形式；实用和简约；独特的“忠孝观”；妇女具有较高地位。该文最后指出：“儒家文化与越南的民族文化相辅相成，构成了越南民族的精神支柱和民族心理，成为越南传统文化的主流。”[19]该文有作者的一些心得，值得关注。孙衍峰《儒家思想在越南的变异》分类梳理了儒家思想传到越南后的变异情况[20]，值得留意。李绍辉《论儒学在越南传播过程中的碰撞及对越南文化的影响》认为“儒学在越南漫长的传播过程中，经历了两个明显的碰撞期：第一次是越南自主建国后的李朝和陈朝前期，集中体现为儒佛并重，以佛为主；第二次是从19世纪中叶到1945年越南民主共和国建立，这次碰撞带来的是儒学衰弱。在两次碰撞过程中，形成了越南文化的新特点”。这种新特点其实就是儒学在越南的本土化。[21]此外，梁宗华《儒家在越南的传播及其民族文化特征》、马克承《儒学与越南文化》、潘文阁《儒学与越南的政治文化》、越南学者武氏红莲《从越南传统道德思想谈孔子思想在越南的传播和影响》等论文，也对儒学流播越南的特色、影响作了考察。（3）
　　（三）越南儒学专题研究
　　朱子学在越南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学界多有论及。李焯然《朱子思想与越南儒学》梳理了儒学在越南发展的脉络，并探讨朱子学在越南发展史上的影响，该文结语指出：“朱子学说在越南的影响是广泛的，除了在地方教育、科举取士方面有主导地位外，对越南儒士的治国理想、价值观念、史学思想，都有深远的影响……越南的儒学以朱学为特色，其中主要的原因是继承了中国官方儒学的传统。”[ 22]颇为有见。李未醉《朱子学在东南亚社会发展中的双重作用——以越南为例》认为：“朱子学对东南亚的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有正反两方面的作用。儒家思想的传播，促进了越南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和越族精神文明的进步；科举制度具有推动文化发展和培养人才的积极作用；儒家思想成为维护和巩固封建制度的有力武器，但同时成为压迫人民群众的精神枷锁；科举制度禁锢人们思想，腐蚀士人灵魂。”[23]另外，相关论文还有赵冰波《理学在越南的传播》等。[24]
　　越南科举取士历史悠久，其兴盛与儒学相表里，探讨越南科举与儒学之关系，乃是一个不错的视角，学界已有相关探讨。陈文《科举取士与儒学在越南的传播发展——以越南后黎朝为中心》指出：“后黎朝是越南封建社会从繁荣开始走向衰落的时期，科举取士制度和学校教育不断取得完善和发展，儒学成为正统思想。以儒学为主要考试内容的科举取士与权力、利益相结合，教育以儒学为本，极大地促进了儒学在越南的传播和发展，儒学的发展又促进了科举制度的完善与教育的普及。科举取士、学校教育与儒学在黎朝时期相互促进，共同发展。”[25]洵为有见。
　越南国子监文庙与儒学息息相关，有学者已经论及于此。罗超的硕士论文《越南国子监文庙研究》“从越南国子监文庙的历史发展，建筑、祭祀和管理制度，及其教育功能和社会影响等多方面展开剖析，探讨其古往今来在越南的地位，及其在传播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汉文化过程中发挥的作用”，[26]值得一看。另外，朱荣贵先生《从河内文庙的从祀看儒学对越南的影响》也值得一看。[27]
　　儒家典籍在越南之流播以及越南学者所撰儒学典籍，也引起了学界的注意和专门研究。陈黎创《浅谈〈诗经〉在越南》，刘正《〈论语〉在古代越南的传入与展开》，越南学者陈文甲编撰、罗长山翻译《对越南三部哲学古籍的考察》，罗长山《越南古代儒家六部重要著述》，王小盾、王福利《越南所存的汉文经学古籍》等论文，（4）都值得关注。
　　越南儒学断代研究和专人研究方面，也有不少研究成果。前者如刘玉明《论李朝儒学与事大主义》、蒋玉山《后黎至阮初越南封建统治者建构越南主流意识形态——儒学的主要措施》等论文，（5）后者如于向东主编《东方著名哲学家评传·越南卷》所介绍之越南哲学家有多位其实也是儒学家，他们的思想造诣在越南儒学史上颇有价值，值得关注。[28]另外，于在照《试论潘佩珠的哲学思想》，潘文阁《胡志明与儒教》，越南学者潘文煌撰、游明谦译《胡志明和儒教积极因素》等论文，（6）都值得一看。
　　另外，陈清《越南的儒学研究》、何叔明《越南儒学思考》等论文对越南儒学研究的宏观思考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7）此处尤可一提的是，台湾学者林庆彰等主编的《越南儒学文献目录》，搜集到325条与越南儒学有关之中文论著和部分越文论著，按总论、越南儒学总论、越南儒家分论三大类分类排列，嘉惠学界，功莫大焉。[29]
　　四、儒家文化与越南当代发展关系研究
　　（一）儒家文化与越南现代化
　　越南的儒家文化传统如何与现代化对接，已有学人对此作了精彩的分析。刘稚《儒家文化在越南的传播与整合─—兼谈儒家文化与越南的现代化》指出，儒家文化传统将有可能在以下几个方面对越南现代化进程产生影响：一是儒家集权制和行仁政思想转换为一种国家导向的发展主义，威权主义政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成为促进越南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二是儒家文化崇尚勤俭节约、艰苦奋斗，亚洲“四小龙”也正是依靠这种精神力量为工业化创造和积累了必要的资金；三是儒家文化突出的优点是对于外来文化有巨大的包容性，这点已为亚洲“四小龙”对外开放中的“拿来主义”所证实；四是儒家重视教育和“有教无类，机会均等”的传统在越南转化为人们对子女教育的高度重视和社会对人力资源的大力开发，成为人民共同的价值取向和国家、政府的政策目标。最后作者认为：“越南会找到一种经济发展模式也许是把市场经济的优势与本国传统文化的长处结合起来的模式。越南有可能按‘国家管理下的市场经济模式’实现其现代化。”[30]该文视野宏阔，论析恰切，有重要参考价值。另外，何成轩《儒家思想与越南改革开放》也论及儒学与越南当代发展之关系，[31]值得参考。
　　（二）儒学价值观与越南新人
　　越南学者阮才书《儒学的价值观与21世纪的越南新人》指出，“儒学的价值观对21世纪新人的形成有着一定的作用。对越南来说，这种作用更有意义”。文章首先指出儒学是越南传统文化和传统思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接着分析儒学的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最后重点阐析儒学价值观对21世纪越南新人的意义。作者认为，“目前越南正处在更新、改革的时期中，在社会上出现了很多需要解决的新问题。为了解决好这些问题，不仅需要依靠当代的价值观而且还需要依靠传统的价值观和儒学的价值观作为理论基础”。作者进一步认为，儒家的理想精神、重义观念、人格修养、尚“礼”（秩序）倾向，这些价值观“对现代人不是过时的，而是还有意义的。这种价值观如果得到好的继承，很好的改造，那对于21世纪越南新人的成长一定起重要作用”。[32]
　　五、印尼孔教与华人社会关系研究
　　印尼孔教目前是制度化孔教中最有影响的一种，较早关注者有西方学者查尔斯·科佩尔（Charles Coppel）和印尼籍华人学者廖建裕。前者重点研究20世纪初至1995年间印度尼西亚的孔教史，后者则对当代问题较有兴趣。其中廖先生的研究在汉语学界更有影响，在此撮述之。廖先生是印尼华人研究专家，曾先后出版《印尼华人文化与社会》、《现阶段的印尼华人族群》、《印尼原住民、华人与中国》、《东南亚与华人族群研究》等论著，同时也是印尼孔教研究专家，曾先后发表《印尼孔教现状》、《当代印度尼西亚佛教与孔教的新发展》，并出版专著《印尼孔教初探》。（8）《印尼孔教现状》回顾了“战前与战后初期的孔教（1900—1965）”、“苏哈托上台后的孔教（1965—1978）”、“孔教法定地位与孔教官司（1979&m dash;1998）”。[33]《当代印度尼西亚佛教与孔教的新发展》则主要探讨苏哈托下台后印尼孔教的发展，并分析国家政策对孔教和佛教的影响。[34]《印尼孔教初探》以“印尼中华会馆与孔教”、“孔子学说与印尼孔教”、“印尼孔教的印尼化与制度化”、“印尼孔教的复兴”为序，细致梳理了印尼孔教史。作者最后指出：“随着苏哈托的倒台，孔教又恢复了生机……可是，印尼仍然有强烈的土著民族主义，印尼同化的势力还没有瓦解，对于华族文化的偏见根深蒂固，再加上印尼华人是多元文化和多元宗教的族群，对于孔教的看法也不一致。孔教在印尼的发展还会有些阻力，但是，政治的继续民主化与经济的稳定是印尼孔教生存与发展的必要条件。”该书还附录了“泗水文庙”、“印尼孔教分会与孔庙地址”、“印尼人口普查之间的人口调查：各宗教教徒人数（2005年）”等资料，给相关研究者提供很大的方便。[35]
　　中国学者王爱平先生对印尼孔教的研究全面而深入，其博士论文《宗教仪式与文化传承——印度尼西亚孔教研究》是目前该领域的前沿之作。该论文在印尼华人社会的大背景下探讨孔教仪式传统与文化传承机制，首先以“印尼华人社会与孔教的起源”、“从孔教会到印尼孔教”两章梳理了印尼孔教发展史；接着系统考察印尼孔教的组织系统与领导层，教义、教规与教徒，礼敬、礼拜与宣道，祭祀仪式和人生礼仪；最后得出结论：“印尼孔教的信徒主要是中下层土生华人，他们通过孔教的教义、教规与仪式传统表达自己的文化认同，坚持自己的华人身份，保存华人的民族特性。孔教仪式以中国传统的岁时节日为主体，以人们的日常生活为基础，形成了包括象征体系和身体操演的综合性实践记忆，为印尼土生华人的文化传承提供了重要途径和有效机制……印尼孔教是中国儒教的印尼化或本土化，是中国文化在海外的特殊发展形式。印尼孔教的发展史，实际上也是印尼华人的文化实践和文化创造过程。”（9）该论文有大量的田野考察资料作为支撑，并且有比较深入的理论思考，在文献材料和理论思辨两方面皆有优长。
　六、印尼孔教的哲学宗教解读
　　郑文泉《印尼孔教的儒学与宗教学涵意》是对印尼孔教进行哲学宗教解读的力作。该文认为印尼孔教是印尼宗教一神论化的政治产物，是孔教徒力证儒家为“一神教”的话语结果。文章指出，从形式来说，印尼孔教根据一神论惯有的宗教组织与仪式对儒家作了形式的重组。从内容来说，该教要求人们如《中庸》“诚之者，人之道”那样，“诚”被归纳为“八诚箴规”的儒家之教义与信仰。从儒学的角度来看，这种最终以“唯德动天”为核心的“八诚箴规”之孔教教义，实际上和宋明理学“心即理”几乎如出一辙，并非表像所见之一神教应有之神、人分途之义。而从宗教类型学的角度来看，以“唯德动天”为教义的印尼孔教只能属于“立本于行动以为道德与社会的革新”的业瑜伽之宗教，而非孔教徒所认为的“全心全意奉献及追随神”的信瑜伽的一神论的宗教类型。换言之，印尼孔教之所以是印尼的，因为它不是中国宋明理学或西亚一神论宗教的简单复制和再现，而是二者重组的结果。[36]
　　七、东南亚其他国家儒学与孔教研究
　　学界对东南亚其他国家儒学与孔教关注不多，笔者所见，仅有张立文、李苏平主编《中外儒学比较研究》有专节论及“泰国儒学的影响与研究”，另有一篇珍尼·理查森·汉克斯著、李玉龙译《泰国北部各民族中的儒教传统》。前者首先梳理“泰中早期交往与儒学的传入”；接着论析“泰国文化对儒学的吸收与融合”，认为主要体现在君臣等级秩序的移植和孝义观念的渗透上；然后介绍“泰国儒学研究及其特点”，重点分析了郑彝元1984年于曼谷出版的《儒家思想导论》，认为该书特点在于注重本体论研究，注意用现代自然科学和哲学理论以及现代价值观念解释传统儒学思想，注重儒学与现代化关系的研究。最后作者指出：“和现代新儒家一样，泰国的儒学研究的目的也在于弘扬儒学的传统精神，发掘其现代价值，以弥补西方文化的不足。但在论证方式、表现形式上却有着自己显著的特点，能够给现代儒学研究一些有益的启迪。”[37]《泰国北部各民族中的儒教传统》则认为：“生活在泰国北部山地的泰族及其他少数民族，深受中国汉族的儒家信仰及传统观念的影响，特别是在‘礼仪’、‘尊卑’、‘举止’上，都严格遵循儒家的规矩。同时，也用儒家的伦理道德来处理民族之间的关系。”[38]值得相关研究者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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