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说危机下的文化批判

摘　要：摘 要：刘震云的《口信》、《手机》这两篇小说用一连串的对话组织情节，推动故事的发展，跨越二十世纪三个时代。透过“说话”这件事揭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衰落；展现了现代人的糜烂、复杂、龌龊多变的生存状态；以及由此导致的精神困惑和悲剧。

关键词：关键词：言说危机；传统衰落；生存状态

    语言是生命之声，语言的活动就是生命的活动。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的家园。”甚至说人生活在语言之中，失去了语言就失去了存在的时间和空间。刘震云的《口信》、《手机》这两篇小说用一连串的对话组织情节，推动故事的发展，跨越二十世纪三个时代。透过“说话”这件事揭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衰落；展现了现代人的糜烂、复杂、龌龊多变的生存状态；以及由此导致的精神困惑和悲剧。
一、 语言功用的变化和言说危机
    《口信》写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一个农民严老有托人给出走关外的儿子严白孩捎口信的事情，事情很小，口信很简单，让他回家娶亲。不料，中间生出诸多变故，口信经历贩驴的老崔、戏班子的老胡、剜鸡眼的小罗，历时两年多，才传到严白孩的耳中。等他到家，原本是他的媳妇现在成了他的嫂子，还有了侄子。于是就有了后来的严朱氏，即后来的严守一的奶奶。小说中借传口信塑造了三个不同的人，叙述了各自不同的经历。严老有，虽然是佃户，但嘴爱说话，见人爱搭腔，显得朋友多。似乎跟谁都可以谈得上是朋友，即使是跟他合不来的老马，死了他也帮忙，让东家都刮目相看。用他的话讲是“好朋友”，“好”是土话，即喜欢，我们常说的“好这口”。严老有拿人当朋友看，所以才有传口信这件事，传口信的老崔、老胡、小罗都是不爱讲话的人，换句话讲：话不对口，说不到一起去。老崔之前也是爱说爱笑的人，但自从家里发生了变故，人就变了。严老有因为好朋友和老崔连上了，老崔因为和老胡说得来连上了，老胡和小罗因为乡音连上了；虽然各自职业不同，并不妨碍他们的沟通，当心酸的经历使他们对生活失语，语言在他们中间起到友好的链接作用，跟别人讲不到一起，却跟非亲非故的人能成为无话不谈的人，言语复活了，生活也就复苏了在这些卑微但诚实的人中。三个人都曾因各样的事情忘记过传口信的事，但最终还是想起来了，并留心去完成了，口信是小，却能以小见大，显出一个人的品质，答应朋友的事一定做到，口信即是人与人朋友之间的承诺和信任。
    《手机》写的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九十年代有关严氏家族的事。其关键词还是“说话”，严白孩即严守一他爹，不爱说话，一天下来，说不了十句话。十句话中，不得不说的占六句，每句话全是单词，“弄”另四句是感叹词“我靠”，所以严守一和父亲的沟通几乎是不可能的，小说中严白孩总是严厉、粗鲁的打严守一，但小孩子需要有人跟他说话，需要一个倾诉的对象，于是就有后边的吕桂花打电话。在六十年代，一个千里之外的电话寄托了对丈夫的思念，同时竟也温暖了无数矿工的心。九十年代，是话语大爆炸的时代，小说情节全靠对话链接，给人的感觉是喧嚣，好像人一直在喋喋不休的变化着花样的去说。整个小说带人进入了一个“热闹的真空”，像刘震云讲的，“一腔废话”，毫无质感。小说安排主人公严守一的工作是主持人，一说话为职业，吃饭的人，像小说中说的，这是一个讽刺，父亲一天到晚讲不了几句话，儿子却是拿“说话”当饭吃的人。但从头到尾，严守一与三个女人妻子于文娟、情人伍月、女朋友沈雪之间，有几句是真话呢?而且加以冠冕堂皇的理由：善意的谎言，避免引起妻子的怀疑，带来不必要的麻烦。相比之下，手机倒成了真心话的窝藏据点，或者说是事情真相的见证人。小说中大学教授费墨批评严守一 “瞎话张嘴就来”，自己却也是口是心非。夫妻之间无话，有的是谎话；朋友之间没有话，有的是“油话”。谎言满天飞的生活，人也变成非常态的人，怀疑、敏感、压抑、恐慌在一张张光鲜亮丽的躯壳下。人人需要讲真话，渴望听真话，却又不说真话，产生了真正的言说危机和情感危机。
二、 透过言语危机看“传统文化的衰落”
    1927年．严老有托人给关外的严白孩捎口信，这个口信辗转老崔、老胡、小罗三个人用了两年多的时间，虽然到达严白孩时走了些样，可还是在笃厚人心的坚持下最终实现了。1969年吕桂花为给自己思念的新婚丈夫打个电话，在老掉链子的羊角把自行车上迎着碎雪行了四十里山路，用了整整一天。以往的农业社会落后闭塞人们却善信笃行、诚挚守一，现代都市社会发达便捷人与人之间却树立着沟通壁垒与背叛猜疑。话剧拧巴的先锋评论：“有张力，非常有质感。这场演出，标志着中国实验话剧，由后现代，走向了新现实。同时，它又折射出，存在主义和新浪潮的光芒……”“弄”、“弄个球”、“我靠”，老严三个单词解决一天的说话问题，犹如狙击手一颗子弹结束冗长的战斗，清楚简洁有力，赤裸裸地构成了对上述一切现代话语模式的巨大嘲讽！
    语言最初的功能便是为了交流和沟通的需要，在20年代，语言使陌生人之间成为信守承诺的朋友，结束了这些不爱讲话却仍有倾吐、表达感情需要的人的孤独和寂寞。他们不是不会讲话，是因为没有遇到知音，没有遇到能听他们心声的人；这个年代人们表达感情的方式就是“嘴说”，没有电话和手机，虽笨拙却实在，感情也是真的。90年代，出现了手机，手机本质是说话交流沟通的工具，原本应该是能够更好的促进人们之间的交流，但在小说中，手机简直成了破坏感情的罪魁祸首，“近，太近，近的让人喘不过气来！”手机的存在可以使严守一随时随地，随心所欲的撒谎，然而看似巧妙的谎言又能被其他的手机所拆解，手机除了在情人面前像爱人撒谎，已经失去了其及时传递重要信息的原始意义：严朱氏病危，打了一天电话都没有人接，致使严守一失去了和奶奶讲话的最后机会。爱情、亲情都在谎言中受到阻隔，传统文化中的“仁义礼至信”不复存在，甚至是人身上的人情、人味和人性也遗失了。
三、 展现了现代人的糜烂、复杂、龌龊多变的生存状态
    《手机》中“语言破碎”,在于真话的迷茫,假话的充斥,谎言的弥漫。在人与自己,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用语言隔膜,用无言相对。如此以来,我们方可理解,为何费墨与李燕二十多年的夫妻之情会出现裂痕,严守一与于文娟十多年的夫妻之义走向破灭。说到底,是语言交流契合的失效,甚至无效。弗吉尼娅•伍尔芙 指出:“男女之间要成就生命创造的活动,彼此心灵内一定要发生某种交互感应,阴阳双方必然要达成某种沟通契合。”[1]一旦交流成为枯萎之花,彼此心灵、阴阳双方也就砌起隔阂之墙,严守一与于文娟是,费墨与李燕也是。但通过小说文本的显示,严守一与于文娟之间的结合,不是苟合,也非天作。于文娟本身有些心理障碍(小时候受到的伤害所致),她迫切需要交流对话,严守一爱说话和说话幽默成了她寄托情感的寓所。于文娟的选择,与其是寻找生活的伴侣,不如说是寻求能够说话的他者。严守一之所以选择于文娟,是因为她不说话。有人认为,能够结合维持十年夫妻关系的原因在于严守一的“乡土意识”和“恋母情结”。为了这麦苗香,严守一昏迷中发誓,一辈子不离开于文娟。”“麦苗香”,与少时从吕桂花身上嗅到的一样,都是成熟的味道。所以,与其说严守一在寻找倾听的对象,不如说是寻一段搁置内心很久的梦。由此可见,两者的结合,不是感应的交互,而是感应交流的错位。而费墨与李燕呢,裂痕的原因,还是说话。有意思的是,两者的身份存在着一种暗示性。费墨,一个大学教授,以说话为职业的人;李燕呢,一个旅行社的导游,以嘴皮子混饭吃的人。现实就是这么让人啼笑皆非,本来交流应是畅通无阻的,反而陌生相对,正当日常的夫妻生活交流却成了互相的攻讦抵牾。李燕迷恋上了网上聊天,将说话对象转移到陌生的虚拟的网络空间,于此,可以卿卿我我谈情说爱。费墨呢,帮助严守一策划“有一说一”节目,有趣的是不论是在吃饭还是开会都能引经据典海阔天空。对于费墨来说,既是有话要说,也是没话找话说,因为“嘴里贫,是证明心里闷呀。”如此以来,借助网络、利用手机、利用电视传媒等高科技的手段来消解心中的炽盛的欲望,也就顺理成章了。
    刘震云认为《手机》中,形形色色的社会人迷狂地陷入了欲望藩篱之中,与“说话”有必然的联系。他说:“写小说时我关心的是人的物质和精神之间的磨合点,关注的是人的说话,因为说话这个东西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听得着,但是看不见,语言最能反映人的嘴和心之间关系。[2]从说话,从语言的层面来探究人与人之间的变异关系以及人对感官刺激的追求,力求从哲学的高度,去追问“存在”的问题。
    文明落后的年代,人的生活方式是原始的,古朴的,简单的,人的感情也是单纯的;文明的进步,在带来极大的生活便利和享受的同时,也给人带来越来越多的意想不到的困惑,尤其是情感上的困惑。现代通讯工具手机的普及既加速了文明的进程,也加剧了这种困惑的滋长。世界的荒诞,人生的无奈,尽显于此。
参考文献：
[1]弗吉尼娅•伍尔芙.引自波利•扬-艾森卓著,杨广学译.性别与欲望[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2]张英.刘震云:“废话”说完,“手机”响起[J].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人大复印资料),20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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