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翻译文学史书写的综述探讨

  一、“文化转向”影响下对翻译文学的重新认识
    中国的翻译文学出现甚早，到19世纪末，出现了翻译文学的勃兴，此后的翻译文学一直在中国文学和文化的建构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作为一种跨文化、跨语言、跨民族、跨学科的特殊文学领域，翻译文学的价值和作用，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就已经得到较为明确的体认，并在文学史中列专章予以说明和论述。如陈子展《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上海中华书局1924年4月)、王哲甫《中国新文学运动史》(北平杰成印书局1933年9月)等。中国新文学的前辈们对翻译文学的功能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在他们看来，翻译文学不仅在文学观念、文艺思潮、文体建设等方面为中国新文学的发展提供营养，而且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承担着“疗救灵魂的贫乏、修补人性的缺陷”之作用，翻译文学所负载的思想与观念在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建设中扮演了非同寻常的角色。新文学的先驱者们往往把翻译与创作看得同等重要，认为它也是中国新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1]
    经历了五四及三四十年代的高潮之后，中国翻译文学在20世纪50年代－70年代陷入低潮，不仅在文学史著述中不见踪影，对其价值的认识也一度与三四十年代相悖，退居到边缘地带。直到80年代末期，在文学界“重写文学史”的运动中，翻译文学才再一次走进研究者的视野，重新受到关注。这种关注首先表现在关于翻译文学的各种论争上。
    最主要的就是关于翻译文学有无独立价值的论争，当时大部分学者都认为文学翻译只是把外国文学作品翻译成中文，实现了语言的转换而已，并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创作。因此，翻译文学本身没有独立的价值，原作品的价值是主，附着在原作上的翻译文学的价值是次。基于这种认识，翻译文学也常常被等同于外国文学，其自身独立的价值没有得到应有的认识。与这一问题紧密相关的，是翻译文学的国别归属问题。由于翻译文学长期被等同于外国文学，自然不能被纳入本土文学的范畴。
    20世纪80年代，国际翻译研究界对翻译中的文化问题的关注日益突出，开始把目光由翻译文本内部的语言研究向外部扩展，与翻译活动相联系并发生互动的社会、历史、文化、民族心理等等因素都逐渐被纳入翻译研究的视野。翻译文学作为一种跨语言、跨文化、跨民族、跨学科的独特产品，成为异域与本土、作者与译者、原作与译作、历史与当下等等复杂因素互相碰撞的载体，在更为广阔的跨文化、跨学科的语境中被重新认识和研究。在受到国际翻译理论界“文化转向”的影响之后，国内原有的翻译研究观念和理论在90年代不断受到质疑，并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翻译文学国别属性的讨论。以贾植芳、谢天振为代表的研究者认为，中国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应该将其纳入中国文学研究的整体格局中加以认识。贾植芳在《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的序言中明确提出：“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除理论批评外，就作家作品而言，应由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和翻译文学五个单元组成。”同时，随着翻译文学的繁荣及其研究的展开，以及国外翻译研究理论的引进，人们对翻译文学的价值和功用的认识也越来越全面和深入。首先，翻译文学不是原作的一种简单替代品，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类型，翻译文学也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具有独立于原作之外的独特审美价值。好的翻译文学作品不仅可以扩大原作的影响，能够使原作超越国界，在更广阔的范围内被接受与欣赏，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可以使原本默默无闻的原作成为名著，赋予其新的生命。其次，翻译文学在文学交流与文化建设中的巨大作用也开始得到人们的广泛认同。谢天振自90年代以来陆续发表一系列论文，在理论上系统地对翻译文学的地位和归属展开研究。他提出“翻译文学不是外国文学”、“文学翻译是文学创作的一种形式”、“译作是文学作品的一种存在形式”、“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等一系列论断，使学界对翻译文学的价值和归属问题重新认识。贾、谢的观点在学界引起较大反响，也引发了反对的声音。施志元、刘耘华等学者撰文对上述观点表示不能认同。[2]谢天振对这些反对观点也一一作了反驳。王向远、葛中俊等学者在谢论的基础上，提出既承认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但同时要认识到翻译文学不同于本土文学的特殊所在，注意其相对独立性，不能将其完全等同于本土文学。
    论争的过程就是认识不断被刷新的过程，通过90年代关于翻译文学的一系列争论，翻译文学的价值和归属问题也开始逐渐变得明朗，“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一个特殊而又重要的组成部分，参与和影响了中国文学和文化的建设”这一论断也逐渐成为学界共识。这在近几年所出版的几部重要的翻译文学史著作上都有明确体现。如王向远在《二十世纪中国的日本翻译文学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前言中，即开宗明义地提出：“中国的翻译文学既是中外文学关系的媒介，也是中国现代文学一个特殊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谢天振、查明建主编的《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1998－1949)》(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的“总论”部分，进一步细化了原来的观点：“文学翻译的选择是以民族文化、文学的发展为旨归，择取向度与文学的发展走向相契合，翻译文学与创作文学历时性地构成同步对应关系，译作与创作相容而共生，异质而同构，共同构建了民族文学的时空。”在孟昭毅、李载道主编的《中国翻译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绪论”部分，编者也认为：“中国翻译文学是研究中外文学关系的媒介，它实际上已经属于中国文学的一个特殊而又重要的组成部分，成为具有异域色彩的中国各民族文学。”而在2009年刚刚出版的由杨义主编、多位学者参与撰写的《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则在封底上旗帜鲜明地表明“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个独特的组成部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开放性和现代性，以翻译为其重要标志，又以翻译为其由外而内的启发性动力。”
    翻译文学的跨文化、跨学科性质及其在新时期文化建构中的作用被前所未有地突出。谢天振在其2007年出版的《译介学导论》一书中重新对这一文化转向进行了全面和系统的介绍，重申了翻译文学的文化价值：“翻译不 再被看作使一个简单的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行为，而是译入语社会中的一种独特的政治行为、文化行为、文学行为，而译本则是译者在译入语社会中的诸多因素作用下的结果，在译入语社会的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乃至日常生活中扮演着有时是举足轻重的作用。”[3](P45)《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翻译史》认为：“翻译借助异域文化的外因，又使其内渗而转化为自身文化的内因。同时，翻译文学又提供了一种新的观世眼光和审美方式，催化着中国文学从传统的情态中脱胎而出，走向世界化和现代化，并充实、丰富了中国现代精神文化谱系。百余年来的翻译文学乃重要的文化资源，借此可以研究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学和发展形态，研究翻译文学与创作文学共同构建的多层次和互动性的文化时空。文学史因翻译文学的介入而变得博大纷繁，从而具有文化论衡的精神史的性质。”[4]注重从文化层面对翻译文学进行整体性的思考和研究，已经成为部分研究者们努力的方向，并且在理论与实践上都取得了显著成果。
    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学术界对翻译文学的认识仿佛在几十年中绕了大大一个圈又回到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那个原点。比如对于翻译文学与创作文学关系的认识，又比如翻译文学在民族心理、社会文化建构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等等。但这两个时期对翻译文学认识仍有差别。三四十年代对于翻译文学是一种单向度的认知。所谓单向度，是说当时的学者往往是从变革中国社会出发，出于功利目的把翻译文学当做一种变革社会的有效工具引进，注重的是翻译文学在改变中国文学、塑造中国文化方面所起的作用。翻译文学一度作为一种“政治工具”被重视，而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往往处于次要地位。虽然当时把翻译与创作放在同等地位来看待，但实际上，翻译文学的独特性并未真正引起思考并落实到研究实践上，翻译文学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只是从属于政治意识形态的产品，未真正获得独立价值。这是其一。其二，所谓的单向度还表现在，由创作文学、翻译家、翻译过程、翻译文学、本土文学与文化、读者等要素所构成的文学空间内，翻译家们往往只注意翻译文学对本土文学与文化的关系，在翻译理论的建设上，也是偏重于翻译的内部规律研究，并没有将翻译文学与社会历史文化之间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及其发生机制进行深入系统的论述。
    经历了50年代－70年代的消沉之后，随着八九十年代翻译文学的蓬勃发展，当代学术界对于翻译文学的认识也不断得到拓展和深化。这其中，对西方最新翻译理论尤其是对翻译的“文化转向”的引进和吸收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翻译学界也开始经历“文化转向”而出现了一批研究专著，如谢天振的《译介学》、赵稀方的《翻译与新时期话语实践》、姜秋霞的《文学翻译与社会文化的相互作用关系研究》等等，呈现出一派新气象。当代翻译文学研究试图跳出语言研究的局限，把翻译文学放在更广阔的社会、历史、文化、意识形态等多元系统内进行观照和阐释，由此生发出一系列有意思的话题，比如翻译什么作品，除了受到翻译者本人的兴趣爱好、意识形态等影响之外，译入语国内的文化环境、民族心理、读者期待有时也会起到至关重要的影响作用。再比如，翻译文学进入译入语国文化系统内部之后，对民族文学、文化起到什么作用，如何起作用，中间又经历了怎样的过程。总而言之，当代翻译文学研究不是单向度的、单层次的，而是一种多向度、多层次、交错复杂的系统研究。
    二、翻译文学史的书写实践
    在充分肯定了翻译文学独特价值和独立地位之后，学者们意识到“对翻译文学的承认，其最终体现，也就落实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国别(民族)文学史内让翻译文学占有应有的一席之地，一就是编写相对独立的翻译文学史”，[3](P151)并且对翻译文学史的编写框架提出了自己的设想。
    在王向远《二十世纪中国的日本翻译文学史》前言中，作者不仅区分了综合性的翻译文学史、断代性的翻译文学史、专题性的翻译文学史以及某一国别或语种的翻译文学史四种类型，①而且就翻译文学史内容的构成要素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对于翻译文学史而言，基本内容要素有六个，即时代环境—作家—作品—翻译家—译本—读者，前三个要素是外国文学史著作的核心，翻译文学史应把重心放在后三个要素上，尤其是“译本”，这也从一定程度上否定了以翻译家及其生平活动为中心的述史模式。在此基础上，精选需要入史的译本，并且解决为什么要译、译的是什么、译得怎么样、译本有何影响和反响等等问题。《二十世纪中国的日本翻译文学史》的编写基本上贯穿了这种思路，以时间为纵线，以有影响的名家名作为横线，以翻译家及其翻译文学作品为点，描绘出二十世纪中国的日本翻译文学史的大致面貌。[5]2005年，王向远还曾提出用“中国翻译文学史”课程代替中文系的“外国文学史”课程，并对该课程的授课内容进行了说明，作者论述到：“‘中国翻译文学史’这一门课程的特点，就是不满足于只讲‘外国文学’，还要讲‘外国文学’如何通过译家的再创作，转化为‘翻译文学’，也就是站在中国文学及翻译文学的立场上讲外国文学。这样一来，中国文学史自身的发展演进线索就成为中国文学史的纵向坐标。在这个坐标上，中国翻译文学家成了中心点，‘中国翻译文学史’课程首先是肯定和张扬翻译文学家们在中国文学史上的贡献和地位，使优秀的翻译家作为中国文学的有功者，与著作家一样获得应有的评价，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相当的地位。……‘中国翻译文学史’既然称为‘文学史’，当然也应当包括文学研究应有的内容。除了纵向的加强中外文学关系史的线索的梳理和描述外，在横向上，还要进行对名家名作的赏析和批评。特别是注意对翻译文学文本自身的鉴赏与批评。”[6](P81－82)时隔四年，论者的观点出现较大变化，将翻译文学史的重心从译作向译者做了一点偏移。对其观点全面考察，可以得出以下三条中国翻译文学史的书写原则：1.以中国文学史自身的发展演进为经贯穿全书。2.以名家名作、译家译作评析为纬，做到纵横相连。3.以译作在民族文学与文化场域内的流转为面。
    谢天振也提出了撰写翻译文学史的设想。他提出，首先应该要区分翻译文学史与文学翻译史两个不同的概念。他认为，以叙述文学翻译事件为主的“翻译文学史”只是一种“文学翻译史”。文学翻译史以翻译事件为核心，关注的是翻译事件和历史过程历时性的线索。而翻译文学史不仅注重历时性的翻译活动，更关注翻译事件发生的文化空间、译者翻译行为的文学文化目的，以及进入中国文学视野的外国作家及其作品；考察翻译文学在特定时代的文化语境中的传播、接受、影响、研究的特点等问题；对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外国文艺思潮、作家、作品的研究特点和得失进行细致分析，并在时代语境中作出文化阐释。他认为，翻译文学史应该包括三个基本要素：作家(翻译家和原作家)、作品(译作)和事件(不仅是文学翻译事件，还有翻译文学作品在译入国的传播、接受和影响的事件)。[1]谢天振对翻译文学史书写的设想与王向远相比，对“特定时代文化语境”的强调显得更为突出。但遗憾的是，在其与查明建共同主编的《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1898－1949)》中，文化语境却没有得到突出。在这部翻译文学史著作中，作者把翻译文学史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按照翻译事件的发展线索，按时间顺序历时编排，目的是让读者对文学翻译的发展、演变有历时性的把握；第二部分则是分国别、语种，对各国、各语种的文学翻译有一个总体的概述，同时配以对相应国别的主要作家译介的概述，力图在有限的篇幅内，对翻译文学作品在民族文学文化场域内的影响和接受情况做出说明。总体来看，该著作线索清晰，通过纵横两轴、线面结合，较好地展示了特定时期翻译文学史的全貌。但是谢著在某种程度上仍未能摆脱传统的以经典作家作品为中心的述史模式，过于求全，从而在整体论述上显得有些琐碎，这也导致论者在某种程度上缺乏学术探究的深度。谢著的翻译文学史编写实践与其具有前沿性的理论探讨并没有达到一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由孟昭毅、李载道主编的《中国翻译文学史》，在翻译文学研究领域也有较大影响。其述史方式与谢著在本质上并无太大差别，但是因为其描述对象时间跨度大，将1897到2003年一百多年的翻译文学历史浓缩进一部文学史著作中，其论述难免会在某种程度上流于平面。但是，这部作品在史料的搜集上却是值得肯定，是最具史料价值的一部。相比较之下，杨义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年)就避免了这一问题。《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共由六部独立的著作组成，即近代卷、五四时期卷、三四十年代、俄苏卷、英法美卷、十七年及“文革”卷、新时期卷，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套翻译文学史著作。《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从中国文学发展的内在文化需求和思想精神史的互动、互渗、互斥、互化的角度，去认识和研究二十世纪中国的翻译文学史”，力图“从翻译文学的角度，画出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发展流变的路线图”。[4]
    三、翻译文学史书写新貌：翻译文学与新时期话语实践
    早在2003年，赵稀方就曾经出版了一部与翻译相关的学术专著——《翻译与新时期话语实践》。作者借鉴赛义德“理论旅行”的理论，考察了经由翻译进入中国新时期历史文化场域的西方文艺思潮在具体环境中所遭遇的移植、转移与再创造，从而对新时期中国跨文化话语实践进行全面而深入的剖析与阐释。《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新时期卷》(以下简称“《新时期卷》”)，延续了赵稀方所著的《翻译与新时期话语实践》中的理论思考，“希望在交待翻译史的同时大致体现出新时期话语建构的过程”[4](P1)。在“新时期卷”的绪论部分，作者论述道：“在新时期，从人道主义、现代主义到弗洛伊德、后现代主义等等，西方文学和文化思潮一时间汹涌地冲击着中国。我们既可以用文化帝国主义理论分析冷战以后西方全球现代性的文化主导，也可以以自我殖民化理论剖析中国当代作家‘追新’背后的‘进化论’心态。然而冲击并不仅仅来自外部，翻译事实上主要是由内部的历史原因决定的。翻译对象的选择，翻译的阐释权力，翻译的效果等无不来自于内部，它折射了中国内部的文化冲突。‘新时期中国’并不是一个不可化约的整体，而存在着不同的利益集团和文化群体，作为一种外来思想资源的翻译便成为了本土价值冲突的工具。更为深入的研究，应该来自于对于这些文化群体之间的互动关系的具体分析。”[4](P1－2)从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出，《新时期卷》中所关注的重心主要落实在两个方面：一是新时期中国内部的文化冲突如何影响当时译者对外国原创文学作品的选择、新时期不同的利益集团和文化群体对翻译文学的阐释权力，以及翻译文学在新时期文化场域内部的传播和接受效果，等等；二是对于新时期中不同利益集团和文化群体之间的互动关系的具体分析。也就是说，作者不仅要叙述围绕翻译文学本身产生的各种现象，而且要剖析造成这种现象的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以及在这个原因背后所体现出的各种权力的交错与互动关系。而这也是最能够体现其学术研究价值的。
    基于绘制新时期思想史脉络的意图，在《新时期卷》的编写体例上，作者没有采用一般翻译文学史以国别为单位或以翻译家为单位的写法，而是采用话题式的论述结构，以事件为中心，兼顾国别，在翻译文学史的述史模式上实现了一次突破，使这部翻译文学史著作呈现出与前述诸史完全不同的风格与特点。话题式的论述结构清晰地体现在篇章名称上：作者选取了对中国新时期话语建构影响较大的翻译文学事件，按照大致的时间顺序串联起9个话题：复苏、日本文学热、重返俄苏文学、美国文学的“再生”、存在主义与精神分析、拉美文学爆炸、历史的反省与承担、“《红与黑》事件”的背后、市场消费与文学翻译。这9个话题大致勾勒出翻译文学参与新时期话语建构的过程。在具体的章节目录下，作者又择取对新时期中国文化影响较大的特定对象着重进行论述。因此，这部翻译文学史著作是作者运用最新翻译研究理论探讨新时期话语建构过程的学术研究成果，而非止于对“史”的一般性叙述。这也是这部著 作不同于前述诸史的更为本质的区别。这里我们以《中国翻译文学史》及《新时期卷》中论及《红与黑》的部分进行比较，就可以看出两部著作在书写方式和书写效果上的明显区别：
    《中国翻译文学史》的小节标题为“《红与黑》的译者长廊”，显然，编者是以翻译家为中心进行史的勾勒。编者共列举了在《红与黑》的翻译上较有影响的五位译者，从个人简介、翻译作品概述、翻译风格、译作出版后的情况、翻译《红与黑》的得与失等几个方面分别进行介绍。其中，在许渊冲部分，编者特别用了近三个页码叙述了由《红与黑》的翻译而引发的关于翻译“等值/再创造”争论的经过。在这部分最后，作者得出结论：“讨论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推动《红与黑》一部作品的翻译水准，也是不同翻译方法的大碰撞；……一部名著有众多译本，不正说明了该名著有耐人寻味的研究价值吗？正是这种价值的存在，吸引了不同翻译家创造性地展现翻译艺术，奉献更多更好的译本，为世界文化交流做出自己的贡献。这实在是译界之幸、读者之幸。”[7](P471)可见，编者对译家、译作以及事件只是进行简单的叙述，并未对围绕《红与黑》翻译的争论所反映的深层次问题进行学术性的探讨，因而也就未得出对于翻译文学研究有借鉴价值的实质性观点。
    再看《新时期卷》对这一部分的论述。“‘《红与黑》事件’的背后”作为独立一章，下设两节：第一节，“等值”/“再创造”：一场误会？；第二节，翻译研究新思路。在第一节第一部分第一段，作者就说明了“发生于1995年的‘《红与黑》事件’……凸显了翻译研究的诸多问题”。接着，作者详细描述了整个事件的发展过程。第一节第二部分，作者接着叙述作为事件延续的上海《文汇读书周报》与南京大学西语系翻译研究中心针对“《红与黑》事件”做的读者调查问卷及结果综述，然后，作者针对这一调查问卷中存在的问题以及调查结果所反映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削鼻剜眼’来自于鲁迅，表明了一种‘征引权威’的心态，又说明了一种事实，即读者以及综述者的判断受到了中国现代以来以鲁迅为代表的强调‘直译’的思想传统的影响。……在我看来，对于读者的这些回答不必太拘泥。它们往往并非来自于读者真实的阅读感受，而是被问卷带入了预定问题，然后被这一问题的先在传统话语规定了答案。……毫无疑问，所有的《红与黑》的中文译本都是在以中文句式翻译原文，遵从外文原句的结构进行翻译从根本上说是不可能的事。所有的翻译都是在以中文调谐原文，成功的翻译都是将中文写得较顺而又不背离原意者。就此而言，所谓直译/意译，等值/再创造，文字翻译/文学翻译之类的区别并不是绝对的，它在一定程度上是人为地制造出来的。……如此看来，这场争论似乎从一开始起就是一场误会。许渊冲明确地将‘文字翻译’与‘文学翻译’对立起来，又明确标出‘再创作’，就绝对化了两者的区别，易于引起误解。我们必须注意到，许渊冲的翻译原则其实是以‘信’字为根本原则的。……他所论证的，是他自己的译文较别人‘更信’、‘更等值’。到此为止，自然而然地出现了一个耸人听闻的结论：沸沸扬扬的‘《红与黑》事件’所争议的似乎是一个假问题。……的确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其中折射出的根本问题是中国翻译研究的落后。”[4](P230－235)接着在第二节，作者介绍了国外翻译研究的新进展和对国内翻译研究的启示。
    《新时期卷》在叙述事件发展、描述历史表象的过程中，一直贯穿着作者独到的思考和分析，并且在客观、深入的分析之后做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正因为如此，这部著作带有较为强烈的个人色彩。比如在分析“《红与黑》事件”的过程中，作者不仅关注译者本身对于翻译所进行的争论，而且关注读者以及对于这一问题的诸多不同看法，从译者与读者、研究者三个层面对整个事件进行还原和梳理，使这一问题本身的重要性及其重大影响不言自明，而对于这一问题的阐述和分析的价值也就更为凸显。“《红与黑》事件”现象背后所体现的巨大的思想观念冲突及其根源，以及思考、碰撞、再思考之后所形成的新的价值观念等等都在论述中得到一一剖析与确认，使读者对这一历史事件及其背后所潜藏的文化内涵都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达到了作者预设的以翻译文学史折射思想史、观照新时期话语建构过程之写作目的。与此同时，读者也在这种对社会历史语境的还原与分析中对新时期翻译文学史有了深入的了解。
    在20世纪80年代国际翻译学界出现“文化转向”之后，扭转了原来翻译研究中只重视语言分析、忽视文化因素的局面，对开拓翻译研究的新视野、新局面有非常积极的作用。文中所举的几部中国翻译文学史是国内翻译学界运用最新的研究理论指导中国翻译文学史创作的成果，虽然，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做得仍不是很充分，目前翻译文学史著作相对来说还是很少，专题性的翻译文学史、地方性的翻译文学史、包括早期的翻译文学史等等就更为鲜见。翻译文学作为跨语言、跨文化、跨民族、跨学科的复杂综合体，仍有可供深入研究的广阔空间，翻译文学史的书写也因此而更加值得期待。
    收稿日期：2011－06－15
    注释：
    ①在2004年，王向远的《翻译文学导论》一书中，又将国别或语种的翻译文学史类型归入到专题性的翻译文学史之中，从而成为三种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