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中国的日本诗话的创作

 一、中国与日本——诗坛200年之气运
    在日本学界，有一个很有名的有关中国文学影响日本文学200年时差的说法，首倡者是18世纪的著名汉诗学家江村北海。其后有不少人引用这一说法，有的赞同，有的予以补正。揖斐高属于后者，他在《江户的汉诗人》这篇文章中的《诗风的变迁》一节中，引述并解析了江村北海的观点。
    《日本诗史》(1771年)的作者江村江海，回顾了一千多年来汉诗的变迁。在该书的第四卷，论述了中国本土以及日本诗风变迁的特征与关系：
    “夫诗，汉土声音也，我邦人不学诗则已，苟学之也，不能不承顺汉土也。而诗体每随气运递迁，所谓《三百篇》，汉魏六朝，唐宋元明，自今观之，秩然相别，而当时作者则不知其然而然者，其运使之非耶。我邦与汉土，相距万里，划以大海，是以气运每衰于彼而后盛于此者，亦势所不免。其后于彼，大抵二百年。”
    由于地理上有大海相隔，日本的诗风追随中国本土诗风存在着200年的时间差。这是北海提出的一个极其宏观的假定。
    但是，从《日本诗史》的行文来看，北海的这一假定，是根据日本汉诗史上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实而设定的。这个历史事实就是18世纪之后，给日本汉诗文坛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在北海所生存的时代依然留有余温的，荻生徂徕(1666—1728年)及其门人，亦即萱园学派所提倡的古文辞格调派诗风的流行。萱园学派的诗风是从中国盛唐时期的诗中去追寻诗的理想，他们模仿盛唐诗的格调，是一种仿古主义。萱园学派的方法、立场，直接来自于中国明朝嘉靖年间(1522—1566年)李于鳞、王世贞所主张、并在当时流行的古文辞学的影响。之后，北海依据其假定，认为日本萱园学派诗风能在元禄年间(1688—1704年)风靡日本一代，不是别的，正是上述文学的(二百年)“气运”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因为他认为，“我们的元禄时代距离明朝的嘉靖正好是200年。”[1]
    从揖斐高的分析来看，他认为，江村北海提出这样一个看法，是基于他对18世纪日本汉诗界盛行明代复古主义格调诗说的判断之上。从明嘉靖年间(1522—1566年)李攀龙、王世贞接续前七子复古主义学说，到18世纪初(1711年)荻生徂徕成立萱园诗社，接受李、王的复古学说，以盛唐诗为学习对象，推行古文辞学，形成学习唐明之诗的热潮的数十年时间，其过程恰好约200年的时间。
    江村北海的依据或是基于他对18世纪日本汉诗坛与明嘉靖年间文学复古主义之间关系的判断，但实际的情况应该更早。奈良时期甚或更早的白凤时代，中国魏晋六朝文学就对日本宫廷贵族文学产生影响，这是日本文学面向中国最早的表现。如以影响的时间来计算，从中国魏晋文学传入日本，到奈良时期日本宫廷文人模仿中国文人曲水流觞，酒会赋诗，其间有400-500年的时间。如就《文选》传入日本后到发生影响，直至编成《怀风藻》，则有200余年的时间。因此，越是在早期，由于交通、交流的限制，影响的间隔越长。从400-500年，到200年，时间愈来愈短，影响越来越快捷。至江户时期，中国书籍输入日本，多而且快。这不仅表现在中国旧有书籍的输入，新刊书籍7—8年后即传入日本的情况十分常见，最快的次年就传入日本，对日本读书人接受中国“新文化”、“新文学”起到了关键作用。日本汉文学也在日趋便利的文化传输中受益，在江户后期，日本汉文学几乎能与中国文学思潮同步发展。虽然其间中日两国政府考虑到国家安全及贸易问题，对通商有阶段性限制，但总体而言，江户以来，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信息的传播远较以往方便，对日本文学思潮的世代更替，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无论是200年，还是7—8年。相较于中国文化，在明治维新以前，日本是一个文化后进国，这是无疑的。面向中国，是日本文学自奈良开始就形成的格局，这也是由日本文化的后进性所决定的。日本九州的长崎，是中国与日本重要的通商口岸，书籍也大多由这港口上岸。
    长崎镇，华夷通交转货处，故士民富饶，家给人足，治平日久，渐向文教。加之清商内(衍文)崇尚风雅，善诗若书画者，往往航来。沈燮菴，李用云，沈铨，伊孚辈，不遑搂指，故余习之所浸染，诗书画并有别致。[2]
    这段话描述了长崎这个地方不仅经济发达，士民富饶，而且倾心于文教。于是清商中崇尚风雅者，在商货交易的同时，也夹带沈燮菴、李用云诸名家诗、书、画至长崎，通过售卖，获得额外利润，同时，使长崎人受到文教滋养。
    中国文化、文学对于日本的影响和作用，在日本读书人中是有共识的。原尚贤说过：
    苟学孔子之道，则当以孔子之言为断；为文辞者，苟效华人，则当以华人为法。[3]
    因此，习汉诗者，无不以拥有汉诗集为幸，购买汉典的欲望强烈，中国汉籍也通过多种渠道流入日本。有关中国典籍在日本流传及存目的情况，多年来中日学者有专门的研究。在中国大陆，早期的如吴枫《中国古典文献在日本的流传》(《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4期)进行了初步的梳理。其后有更多的相关著作面世，如严绍《中日古代文学关系史稿》(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和《中国文学在日本》(花城出版社1990年版)，陆坚、王勇主编的《中国典籍在日本的流传与影响》(杭州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严绍的《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王宝平编《中国馆藏和刻本汉籍书目》(杭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王勇、(日)大庭修主编的《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第九册(典籍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中国馆藏日人汉文书目》(杭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大庭修的《江户时代中国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杭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黄仁生的《论汉籍东传日本及其回流》(《常德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6期)，张伯伟的《清代诗话东传略论稿》(中华书局2007年版)等。在日本有关江户时期的著作有大庭修《江户时代におけゐ唐船持渡书の研究》(关西大学東西学术研究所1967年版)，大庭修《江户時代におけゐ中国文化受容の研究》(同朋舍出版1984年版)等，均为其中重要的成果，其中也多有涉猎文学典籍的。
    本文所关注的，是日本诗话中所记录的中国文学书籍传播及发挥影响力的情形，以与上述内容相补充。数百年以来，流入日本的汉诗集众多。在这些汉诗集中，以题名李攀龙的《唐诗选》影响最大，有人称它是“养成日本人中国文学教养与趣味的 重要部分”。[4]但这部书实际上是部伪书，并非由李攀龙所编刻，而是由明人根据李攀龙的《唐诗删》重新编辑整理而成，在日本经荻生徂徕的推荐而广受欢迎。日野龙夫在服部南郭《唐诗选国字解》的卷首《解说》中推断，服部校订的和刻本《唐诗选》，自享保九年(1724年)初版以来，至万延元年(1860年)的130余年中，最少出了14版，册数近10万。[5]一本书盛行了130多年，其间还经历了宋诗派流行的数十年，说明这本诗集在日本受欢迎的程度。
    到江户后期，为适应日本汉诗界对唐宋诗之争的讨论，明末清初的书籍需求很旺。加藤良白在诗话中说：“近时明末清初之书，盛行世。”[6]我们从当时文人讨论中所引用的书籍看，袁宏道的《袁中郎集》、陈子龙的《皇明诗选》、钱谦益的《列朝诗集》、王士禛的《唐贤三昧集》、《渔洋诗话》以及稍后沈德潜的《国朝诗别裁集》、《唐诗别裁集》、《明诗别裁集》等都屡被提及，正好印证了加藤良白的说法。说明即便是在明治维新的前夕，文人对中国文学典籍的需求仍然旺盛。从明末清初(即17世纪中期到18世纪中期)到加藤良白《柳桥诗话》的发行(1836年)，其相差的时间也差不多是200年左右。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这200年的时间差，不是指书籍传至日本的时间，而是其发挥影响力的时间。因为江户以来，如仅就书籍的传播而言，非常快捷，有的新刻书籍次年就传到了日本。书籍传播的加快，当然也意味着影响力的发挥有可能突破200年的限制。在江户中后期，日本人已大致了解同时期中国诗坛的名流巨擘。并希望通过特殊的途径得到中国名诗人的青睐。加藤良白说：
    昔者，长崎诗人高彝重赂商舶，投诗卷于沈德潜，乞求制序，德潜不许。商人计穷，遂使幺黂代“大匠”，凡德潜以下一时名士数人(王鸣盛、钱大昕、赵文哲、王昶、来殷氏、黄文蓬等，凡六人)假讬赍来，大抵七古大作也。细读之，虚誉溢美，靳侮可憎，然高彝不悟，奉为拱璧。燕石之诮，人口藉藉，其事备见原温夫《诗学新论》。或曰：东里之鱼，泣于鼎镬。何独咎于彝？且近时清商所赍来诸货，何物非膺？不独诗已。[7]
    这则记载说的是长崎诗人通过清朝商人向沈德潜求序的事情，是一个让中国人觉得不光彩、十分汗颜的事情，当时的清商为牟利，常拿一些伪造的清代名人题序或书札一类的东西蒙骗日本人。加藤说，不独诗文，连近时清商输日货物，都“何物非膺”？真令人情何以堪。这种行为当然令人不齿，但如果从另一个角度分析，它无疑也反映了日本人对中国名诗人的仰慕甚烈，希望得到引荐的心情已到了饥不择食的程度。它说明，清中叶(相当于日本的江户中后期)以后，藉由商人，日本诗人可以和中国诗人进行直接的沟通。不论沟通的结果如何，都反映出彼时中日两国在文学交流方面，已远远突破了200年文学气运的说法。正如揖斐高所说，200年的文学气运说，依据的是18世纪的文学现象。18世纪以前，时间差或不止于200年，其后，则无须200年。因此，从宏观的、阶段性的因素考虑，200年说有道理。从微观的、全局的角度而言，则不能涵盖所有的中日文学交流与影响的现象。当然，江村北海的200年说，虽然不一定完全准确，也不一定符合18世纪以后的所有状况。但这一说法有影响，就说明它有部分的道理，揭示了日本文化、文学接受中国影响的一种现象，一个局部的规律。
    二、日本诗话的前世今缘
    面向中国，不仅是日本文化、文学的主动选择，也是日本诗话不得不然的选择，这就是日本诗话的前世今缘。
    在中国盛唐时期，著名的日本僧人遍照金刚“留学”回国后，将他带回日本的流行于中国的诸多诗论著作重新编辑成《文镜秘府论》，这是最早对中国诗论进行关注的、由日本人编辑的诗论著作。但它对日本人的作用仍与其他中国书籍一样，只是起到了汉诗知识的传播，而无助于日本诗论的建构。
    完成于14世纪初虎关师炼的《济北诗话》是由日本人写作的首部诗话。师炼生活的年代相当于中国南宋末祥兴元年至元朝的至正六年，他阅读过不少中国宋人的诗话和笔记。在书中，引用过梅尧臣论诗之语和欧阳修《六一诗话》的内容。提到过《古今诗话》、《庚溪诗话》、《苕溪渔隐丛话》、《遁斋闲览》等宋人诗话和笔记。考虑到《苕溪渔隐丛话》是一部诗话丛书，所以虎关通过此书读到了更多的宋人诗话。可以说，《济北诗话》从书名到内容，都可以看到其所受中国诗话的影响。如果说《文镜秘府论》还只是丛撮中国诗论话语的话，《济北诗话》则在接受中国诗话体例的同时，在内容上对中日两国的诗人、诗作也进行了独立的研究。其中对杜诗、陶诗的研究，既受到宋人重视杜、陶的影响，也有自己独到的成果。尤其是他对杜甫的推荐，开启了五山文学的一代风气。他对和韵诗的研究，在中日两国而言，都处于领先的地位。虎关是面向中国的日本诗话家中最早的奠基者，也是在研究中最有创见者之一。笔者还注意到，《济北诗话》主要以中国宋以前的诗人诗作为评析对象，虽然偶有涉及日本僧人诗作，但数量极少，与后世日本诗话形成对照。
    日本诗话的繁荣，是从江户宽文七年(清康熙六年，1667年)开始的。这一年，继《济北诗话》后，出现了第二本真正意义上的日本诗话，林梅洞的《史馆茗话》。此后，直至大正二年(1913年)，约250年的时间里，共出版发行诗话100余部，其中辑录在《日本诗话丛书》中的有62种。如以250年为时长去衡量，似乎两年多一部。但实际上日本诗话的撰写基本集中在江户时期，明治以后的诗话已经很少。研究日本诗话在江户时期的繁荣原因，学者指出了多种因素。如祁晓明先生据松下忠的意见认为，其一，在江户的元禄、享保时期，儒者生活贫困，汉诗文可以成为他们卖名的工具和生活的手段，因此以编写诗话作为一种商业手段营利；其二认为编写诗话以教育门生弟子；其三是编写诗话以宣扬诗学主张并攻击论敌。[8]以上总结的三条原因，笔者均深为赞同。
    除此之外，还有两个重要的条件在此期才得以具备。一是从江户时期开始，有了专职的儒者、文人。儒学和古文辞业不仅是爱好，更是一种职业。广濑范曾忆及其父广濑建作《淡窗诗话》的情形：
    先人壮年患眼，每夕坐暗室，置灯户外，使门生谈话，听以为乐，数十年如一日。偶有问及经义文辞，亦瞑目答之，侍坐者或笔记之，积成卷册，名曰《醒斋语录》，今抄其涉韵语者二卷， 上之于梓，题曰《淡窗诗话》，顾弟子一时问答，坦率平易，无复序次，非覃思结撰如前人诗话之比。但初学读之，庶几足以窥诗道之一斑矣！[9]
    广濑建以儒以文为业，修儒佛老三家，设家塾咸宜园讲经，号称弟子3000余人。从广濑范的叙述可见，即便壮年起就身患眼疾，其父依然授生如故，数十年如一日。而其诗话之作，也由门徒的听课笔记整理而成，说明江户时期的儒者以儒学、文学授徒为生，诗话成为其谋生手段的副产品。
    二是江户以来，工商业发展，市民生活蓬勃，文教事业兴盛，刻印诗话以满足社会上对汉诗学的需求，间中又能牟利，成为一种风雅的“生意”。加上有的诗话作者如菊池五山将源自中国的诗话变身为一种“新媒体”，用以发表诗人习作，更促进了这一现象的发生。
    以上所说的两个条件尚属外部原因。如从诗话自身而言，日本诗话在江户中期以后的繁荣有没有内在的原因呢？中国诗话自《六一诗话》创制以来，宋元明清，代不乏作。至清代，更是繁盛。据蒋寅先生研究，清诗话约有1500部以上。[10]比宋元明三朝都多，达至中国古代的最高峰。我们回顾日本诗话的写作，从清顺治末、康熙初开始，也渐次出现繁盛局面。这是一种偶合还是有必然原因呢？由于江户时期中日文化交流的便捷，日本汉诗人非常了解中国诗坛的变化。原直温夫曾自信地说：
    其最惑人者，长崎诗人，日与华客相酬和，则以为师承渊源莫真于是也(引者按：指追随宋代苏、黄诗风)。殊不知李、王后明风屡变。其荐于今者，非公安竟陵，则箕生所谓芤中佻外者已。文章之道，与气运盛衰。方今明亡而胡兴，推之前古草昧间，文气尚阂，其踵习晚明，亦犹洪永袭元余也。盛唐之道，至弘嘉始阐，亦宇宙所稀见，则王、李、袁、钟，彼未有定论者，吾虽不涉渤溟，践华域，犹指诸掌尔。[11]
    原直对于长崎当地诗人非常鄙视，因为他们经常以能与清人接触而自傲，自以为了解中国诗坛之师承渊源。原直在叙述了中国明以来的诗风变化后说，他即便不涉重洋远渡中国，也能对中国诗坛之流变了如指掌。原因即在他能通过明清人的著述而详尽了解，其中当然不乏清人所作之诗话。小野达也叙述过类似的情况：
    我曾游长崎，以所作诗质诸清人，问“可歌乎？”乃曰：“可歌矣。”吾诗是经清人咀嚼者，如吾诗者，真诗也。[12]
    这段记叙与原直温夫对长崎诗人的不屑类似。但从其叙述的场景看，长崎人以能与清人接触而有优越感是显然的。这不是个别现象，它反映出江户后期诗人对与其平行发展的清诗及清诗人的好奇和学习的心态。田能村孝宪具体记录了京城一带学子对《随园诗话》的喜爱：
    近辇下子弟竞尚《随园诗话》，一时讽诵，靡然成风。书肆价直为之顿贵，至抄每卷中全篇所载者而刊布焉。盖子才选诗，字平而意巧，句淡而情褥，胚宋人之义理，谐以唐人之格调，故易入人心脾也。[13]
    从文中看，当时江户一带的青年诗人“竞尚《随园诗话》”，直至其价格暴涨。而其所喜爱的原因非常令人奇怪，他们不是喜爱这部诗话中的理论和对诗的鉴赏或遗闻趣事，而是对书中所收录的近期清人的诗作感兴趣。有的书店因缺货，甚至将《随园诗话》中刊载有整首诗的部分，重新编排刊印，然后另行出售。这段话，使我们很清楚地观察到日本青年学子对诗话类著作的兴趣点，不在于其中的“话”，而在其中引录的“诗”。是因为日本人读最新的清人的诗不容易？还是喜欢袁枚的推荐？田能村孝宪认为是后者，因为袁枚在诗话中选评的诗“字平而意巧，句淡而情褥”，“易入人心脾”。它反映出，日本青年对诗话类著作感兴趣，是因为可以从中读到中国最新最好的诗作。
    选择诗话中收录全篇诗者予以重新刊布，无疑透露出诗话在日本独有的功能：即通过诗话来读诗。其中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诗话所收之诗，既经过诗话名家的选择，又有名家点评，所以要读今人之新诗，选读诗话中所辑录的诗是最佳选择。而书店经营者只节取诗话之“诗”，而不录其“话”，又反映出“诗”与“话”相比，“诗”更受欢迎。日本读者的这一选择有独特性。在中国，诗话起初是“资闲谈”的，亦即给读书人一种谈资。其后加强了理论性，分析的成分增多，向专门化、理论化方向发展。但无论是作为闲谈的谈资，还是有利于诗歌理论的阐发，中国读者显然是要从诗话中获得编著者的评析、理论观点等。与日本读者将诗话作为一种类似于诗歌选本，更重视从诗话中获取新诗、阅读经名家推荐的“好诗”有很大的不同。这是我们在考虑江户时期日本诗话的繁荣，以及诗话撰写的内容和体例不能不考虑的因素。受此启发，我们反观江户时期的日本诗话，在登录中国的诗作及古人论诗之语、遗闻趣事之外，大多也刊载或分析日本诗人的诗作，有的品评前代作品，有的刊载当代诗人包括诗友的作品。这一体例，是从中国继承而来的。《六一诗话》篇幅较小，所涉及前人诗者，多为摘句点评，基本没有登载全诗的。其后的诗话，篇幅较大的，有摘句，也有整首诗全录的。袁枚的《随园诗话》除了上述内容外，还特别刊载了相当数量的随园女弟子的作品及同时代其他诗人的诗作。这在中国诗话中，是较有特色的地方。中国诗话，尤其是清以前的中国诗话，一般秉持钟嵘《诗品》“不录存者”的传统，会记录同时代人的生平逸事或文坛趣话，但较少登载及评析在世者的作品。而袁枚的《随园诗话》不同，除了品陟前代人的诗作外，对同时代诗人也有关注。如该书卷八记天长诗人陈烛门进士在江宁拜访袁枚，袁有诗相赠。又记乾隆初“江西四子”杨、汪、赵、蒋四人生平与诗作，并有优劣品鉴。[14]此外，该书还经常记录与时人之交往，尤其是其宰江宁时，与各地文人相交，或朋辈互赏，或青年才俊求见的情景。同卷记其时名家蒋心余曾持诗作请袁枚作序，并口述“知交遍海内，作序只托随园”，袁氏叙及此事，有沾沾自喜之意，也有惺惺相惜之态。日本诗话作家中最喜欢袁枚的菊池五山(号称“本邦袁子才”)做《五山堂诗话》前后六卷，也多选日本今人之诗，其受袁枚影响显而易见。但菊池与袁枚又有不同，就其主观而言，有推荐新人甚至是牟利的目的；从客观而言，其刊载新人 新作，起到了杂志媒体的作用，使一般读者也能从中受益。菊池五山的《五山堂诗话》，与《随园诗话》在日本受欢迎的部分原因是重叠的，即二者都提供了经名家选刊评点的时人作品。明乎此，我们也可以顺理成章地理解大部分的日本诗话除评析中国古代作品外，都或多或少地摘录或全录日本诗人的诗作。相当多的日本诗话同时刊载时人的诗作，既可以举荐新人，也能使读者从诗话中即时读到最新的诗人作品。
    总结江户诗话之繁荣，除了上述学者所指出的外部原因和条件外，也有诗话自身创作的内在原因。江户以来的诗话，从远处说，承袭了宋以来中国诗话的基本体例和内容，为日本读者提供了汉诗学的相关知识和技巧，这是其前世远亲。从近处说，江户中后期，大量的中国诗话尤其是明清诗话传入日本，通过阅读清人诗话，了解清人的新作，并自创诗话，在记录中国汉诗的同时，也记录日本古今诗人的诗作，适应了日本汉诗爱好者的广泛需要。因此，对于一般日本读者而言，从诗话中，一可以了解汉诗的古今源流及最新变化，得到有关中国诗学的营养；二可以阅读到日本人本土的诗作，这是其今缘。
    三、日本诗话的本土化
    日本汉文学，在其接受中国文学思潮影响的同时，也在悄悄地发生变化。了解日本文学的变迁，也有利于把握日本诗话本土化的原因及特色。揖斐高说：
    北海(引者按：指江村北海)把日本汉诗的展开过程仅仅归咎为中国汉诗发展的外在因素，而忽略了日本诗人本身内在的成熟。与和歌、俳句不同，汉诗本身就是一种异邦文化，确实如北海所言，不得不依从汉土。也就是说，最终一定要从中国诗中去寻找规范。但随着时代的变化，这种作为规范的约束力确实在变弱。……
    到了江户后期，日本汉诗史与中国汉诗史这种平行移动、替换的关系不再可能，这是当时的事实。当彼之时，作为中国诗的日本化，或者说是作为日本文学的汉诗成为一种事实，摆在了眼前。汉诗在诗情、表现、主题等方面逐渐成为日本文学的助力和臂膀，这也是汉诗在日本的文学形式大众化的一个过程。[15]
    揖斐高的文章主要指出了汉诗开始日本化的过程。他接着分析了江户后期汉诗人创作上的变化。作者举出六如的《六如庵诗钞》以及《葛原诗话》中收录的其本人的诗及他人诗作，认为六如的诗与中国的乐府诗如《野田黄雀行》、《狂歌行》等在诗的讽刺性、狂放抒情方面类似。但也有突出的变化，这就是六如的诗虽然使用中国诗的素材，但在表现方法上有开拓，更自由。还有些日本诗人所作汉诗，在形式上反而更接近日本本土的诗体，有俳谐的、和歌的形式和风格。
    在该文的“文人的诗与诗社——以子琴为对象”一节，指出日本从18世纪中期以来，诗社众多。其中如赐杖堂、长啸社、幽兰社、混沌社等诗社，与当时市井生活的繁华、酒馔的丰盛、诗会谈论的关系密切。在此情形下，汉文学的作者反省格调派的失误，诗作开始出现写实的风气，这也是日本汉文学自身的变化。其中像《冬日野寺に游ぶ》、子琴的《晚秋の野望》等诗，写寂寒之物类，场面描写有写实性，风格平淡，与以往的格调派不同。在用字上，写晚秋用“紫翠”、“红黄”；写冬日用“苍黄”、“霜”、“白”、“山茶花”等，色彩感觉有新的发挥。子琴的《子明の家园の连翘》中也有类似的色彩鲜艳的表现，他不像一般儒者那样有经世的思想，而是以《庄子》“逍遥游”为榜样，追求自由的思想和文人精神。混沌社消退后，有市河宽斋、山本北山等人继起的江湖诗社。江湖中人在混沌社的基础上，强调诗的“清新”与“性灵”，与混沌社追求自由思想之“逍遥”不同，他们更喜欢表现世俗的场景。像《北里歌》三十首，仿之于中国的《竹枝词》，以江户的游里吉原为素材写妓楼生活。这30首作品，以汉诗的形式，写游里的素材，也是一种变化。柏木如亭又仿《北里歌》作《吉原词》三十首，表现游女精巧的心性和缠绵。这些都是日本诗人在写作汉诗时加入新的元素，是汉诗日本化的表现。[16]
    揖斐高所叙述的江户后期日本汉文学的变化，显示出其在接受中国古体诗影响的同时，有新的变化和发展，形成了汉诗日本化的倾向。
    日本江户后期汉文学的新变与本土化，提示我们也应该考察日本诗话发展过程中，有没有本土化的现象。从江户诗话的写作，我们可以看到，为适应日本汉诗界的需要，诗话也产生了一些新的因素。在上文中，我们分析过江户后期的诗话出现更多地刊载日本诗人诗作、发布不知名青年诗人作品的特点，这实际上已经是一种本土化的表现。而日本诗话的本土化，又不止于这个部分。笔者在论述日本诗话特色时，曾涉及过本土化特色的内容。[17]限于篇幅，本文只以诗格、诗法、诗律类著作为例，对诗话的本土化现象做更深一层的探讨。
    揖斐高论日本汉文学的本土化从江户后期谈起，但日本诗话本土化的步伐远早于江户后期，在江户初年诗话刚刚复兴之时就已开始。江户267年(1600—1867年)历史中，最早的一部诗话产生于1667年，属于江户早期。直到1733年前，共撰写发行了四部诗话。分别是《史馆茗话》、《诗律初学钞》、《初学诗法》、《诗法正义》。从这四部诗话的书名我们就可以看出其内容，除了《史馆茗话》多记古今文人轶事外，其他三种都是面向初学者的有关中国古诗作法的性质。而《史馆茗话》这部书的产生完全是作者林梅洞跟随其父编辑史书的副产品，起初并没有撰写诗话的主观目的。其余三部作者有意识撰写的诗话，均为诗格诗法类的著作，说明江户早期的诗话作者目的很明确，就是向日本的汉诗初学者介绍中国诗的体格诗法。那么，这样的撰写目的及成书后的体例，是否显示出本土化的倾向呢？答案是肯定的。再往后推25年，至1758年止，亦即到江户中期，又陆续有《彩岩诗则》、《诸体诗则》、《诗律兆》三部专门论述诗格、诗法、诗律的诗话出现，占了《日本诗话丛书》专论诗格诗法著作的70％以上。江户中期以后，这类专门的著作渐少，直到江户后期，只有《唐诗平仄考》(1786年)、《诗律》(1833年)两部专门的诗律著作。这一情况说明，日本诗话作者是根据日本读者的需要不断地调整诗话的内容，初期讲诗格诗法诗律的专书多，后来渐渐减少。这就是一个明显的为适应读者需要而逐步 本土化的过程。此外，即便不是专书，其他类型的日本诗话也程度不一地安排有诗格、诗法、诗律的内容。而且这类书籍特别喜欢引用中国诗歌选本、诗话及笔记中涉及这方面的资料，显示出其为日本读者服务的目的。中国诗话中当然也有诗格、诗法类的专书，也有偏好讲述这方面内容的诗话，但从比例上来说，远远不及日本诗话那么高。这也证明日本诗话的本土化倾向之一，即是对诗格、诗法、诗律类的内容特别重视。
    再从编写体例上看，日本诗话由于后起的缘故，在论诗格、诗法、诗律时，显然编排更严谨，更讲究逻辑性，更专门化。在早期的同类中国诗格类著作中，概念不清，体系不明，编排混乱的现象举目可见。现存唐五代诗格，即便是较集中论述诗格的著作，也非常薄弱。如《唐朝新定诗格》，讲体格的有十体，日形似体、气质体、情理体、直置体、雕藻体、映带体、飞动体、婉转体、清切体、菁华体。十体的概念本身就不统一，且有些并不属于体的范畴。讲声律属对的有切对、双声对、叠韵对、字对、声对、字侧对、切侧对、双声侧对、叠韵侧对。初看名称，似也具逻辑性。但细看名下的解释，就知道其中有些是属于声律的范畴，有些是用字的范畴，有的是意象选择的范畴，其概念并不统一。题白居易的《金针诗格》影响很大，但观其条目，讲“诗有三本”、“诗有四格”、“诗有四得”、“诗有四练”、“诗有五忌”、“诗有八病”等等。如仅从总目来看，不失为诗格之专论。但看细目，多有概念混淆、逻辑不严的情况。即便到了南宋末，以擅长辨体著称的《沧浪诗话》有关诗律诗格的部分，也存在上述不足。
    日本诗话作者受元人诗法类著作影响更深，陈绎曾《文筌》及所附《诗谱》深为日本诗话作者及汉诗爱好者所追捧。但元人的诗法类著作虽较唐五代诗格有进步，在概念和逻辑的严密方面胜出，但仍然存在碎乱不周，论述不细致的现象。譬如旧题杨载的《诗法家数》，其“诗学正源”部分讲“风雅颂赋比兴”等诗六义；“作诗准绳”部分讲“立意、炼句、琢对、写景、写意、书事、用事、押韵、下字”；“律诗要法”讲“起承转合、破题、颔联、颈联、结句”诸要领；又论七言、五言之体格、诗中字眼等例释；“古诗要法”讲五、七言古诗的体格要求；再论“绝句”要领，并论荣遇、讽谏、登临、征行、赠别、咏物、赞美、赓和、哭挽等诸体诗要求等。从其中内容的编排来看，比唐人诗格、宋人诗话中所涉及的相关内容要丰富，体例也稍有改善。但仍有碎乱及论述不够周严细致的弱点。
    比较起来，江户时期的日本诗话是在参照了众多中国相关著作后撰写的，所以在体例方面，逻辑性要更强，体例相对完整。为适应日本读者阅读的需要，文字一般较浅显，而且在论述要义之后，往往附列中国诗人相关的论述，以作参照。早期的诗律类诗话《诗律初学钞》篇幅不大，只有一卷，与杨仲弘的《诗法家数》相类，篇首论诗学正源，也以诗六义开篇。其后依次论五、七言绝句、律诗之格式及诗律画、诗八病及和韵诗体式等，整部书结构清晰，层次鲜明，也相对完整，能切合初学者的需要。日本诗话的几种诗法、诗律专著中，以林义卿的《诸体诗则》规模最大，与《诗律初学钞》的精致相比，其体系要相对庞杂些，但内容集中而丰富。介于二者之间的是贝原笃信的《初学诗法》，该书首列“诗学纲领”，论诗之理论要义；再论各体古诗如四言、五言、七言等；次论各体律诗之诗法、体式；复论绝句之声律要求；五、六部分论杂体诗及各体句法；最后总论诗法。全书结构完整，体系分明，中国各体诗之体类多有涉猎，且附列中国古书论诗之语以做辅佐。为适应日本初学者需要，还附列有平仄声律图。该书的缺点是引征中国诗话材料过多，自己的论述过少。
    尽管日本诗话中有关诗格、诗律、诗法的书新见不多，但其优胜处在于浅显、集中、明晰。这样的特点，一方面是吸取了中同此类著作的经验和教训，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切合读者的需要。《初学诗法》自序称“国俗之言诗者，往往以拘忌为定式，与中华近体之格律不同，又无知其规格之所由出者，盖所谓不知而妄作者也”，[18]说明其书之作，是为了纠正日本习诗者不习中华近体格律之要，避免困无知而妄作者。《初学诗法》之解题说该书“平易稳妥”、为“初学正路”，[19]说明这部书能切合阅读者的需要。比照书中的内容，自序及解题都言之成理。其中自序说明了该书对日本习汉诗者的必要性，解题则说明了它适合初学者阅读。像这样内容集中，叙述浅显，纲目清晰的诗法、诗律类著作的面世，显示出诗话作者为了适应日本读者的需要，将此类著作进行更本土化编写的努力。
    因此，日本诗话虽然脱胎于中国诗话，其体例来自中国，其内容也大多涉及中国历代诗人诗作，是面向中国的日本诗话。但同时，我们也看到，在日本诗话作者撰写诗话时，他们同时也要面向日本人，也要做本土化的改变，以适应日本读者的需要。两种力量的合力，成为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日本诗话。它有中国诗话的外壳和内容，也有本土化的色彩与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