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传教士西学翻译与强国的策略和路径

   国外对晚清传教士的研究集中于中西关系史、宗教史、汉学研究三个领域，起步较早，但都很少专门研究其翻译活动，本内特分别对傅兰雅[1]和林乐知[2]的翻译进行了记述。另外，对传教士个体的翻译活动的描述，散见在他们个人的著述中，如李提摩太的《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3]。
    国内对晚清传教士翻译(英译汉)的研究多见于西学东渐、书目编纂、传教史和翻译学四个方面，多从历史学、宗教学、文化学、新闻学的角度记述和评价传教士翻译，甚至勾勒出了全貌，但很少将传教士翻译作为独立研究对象，少有细致的翻译文本分析。
    从翻译学角度对传教士翻译的研究也侧重于翻译通史和专门翻译史方面的研究。如马祖毅的《中国翻译简史》，其第五章专门论述了新教士的翻译，以翻译史料的梳理和描述见长，是翻译通史中的代表性研究[4]。何绍斌的《越界与想象：晚晴新教传教士译介史论》力求在史料描述之上以翻译理论加以阐释[5]。专门翻译史方面虽然资料丰富，包括口译史、科学翻译史、地理翻译史、史学翻译史等，但多受各自选题的限制，资料梳理多于论述。从汉学或文学的角度研究晚清传教士翻译的学者不多，但成果卓著，他们分别从传教士汉学研究[6]、传教士的文学翻译[7]、对中国近代文学的影响[8]等不同角度扩展了晚清传教士西学译介的研究。从翻译学角度对传教士翻译研究的另一个主要方向是单篇文献的翻译研究。近年，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传教士个体的翻译活动以及在不同学科、不同地区的译介情况，如对美国传教士群体、对林乐知、李提摩太、傅兰雅等人的系列研究。相当多的博士、硕士生从事着传教士个案研究，个案研究成果颇丰。但如何以翻译学和历史学相结合的方法分析传教士西学译介并揭示其与晚清中国救亡图存的关系还有待探讨。
    对于晚清西学翻译，学者们已从中西关系、文化交流、对华人和中国社会文化的影响、对具体学科或知识的译介等方方面面进行了研究，但尚未见将晚清强国之策的探索与西学译介联系在一起的专题研究。究其原因：一是一直以来以华人作为救国出路探索的唯一主体，忽视或淡化了传教士所作的探索及与华人探索的交错融合。二是集中以传播学或文化学的视角研究西学译介，实际上，传教士西学译介主要是应华人救国的需求，对当时中国的影响也体现在强国的意义上，只因传教士和华人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难以推知，仿佛历史的黑匣子。其实，从传教士西学翻译的史料中，可以梳理出其译介的强国之策，进而探讨传教士西学翻译与晚清强国之策的探索之间的关系。
    一、“Education in Japan”与《文学兴国策》的产生
    原作“Education in Japan”[9]是日本森有礼将14位美国教育界、政界名士就教育兴国对日本提出建议的复函汇辑而成，由纽约的安普兰顿(Appleton)会社1873年1月1日出版。《文学兴国策》是其中文译本，1896年由美国来华传教士林乐知与光绪进士任廷旭合译而成，最初没有发行单行本，仅以上海广学会编译出版的《中东战纪本末》的书后附录的形式行之于世。
    “Education in Japan”对日本近代教育的改革、《文学兴国策》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发仞都产生了影响，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文学兴国策》出版于1896年，即“马关条约”签订的第二年，时值晚清社会废科举、兴新学呼声高涨之时。《文学兴国策》对于晚清中国、时人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教育方面，而是在中日甲午战败，中国人寻求救国出路之际，为华人指明了道路。它的翻译出版，切合了华人对救国之策的需求，对当时中国社会的影响也涉及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育和伦理等各个领域。《文学兴国策》的翻译产生于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和1898年维新运动之间，受到甲午战争后的社会、历史环境的影响，也对维新运动的变法改革产生影响。梁启超将其收入《西学书目表》，列入其表的“学制”栏内，作为“必读书目”之一向世人推荐[10]。康有为在1898年公开称：他转而主张变法，主要归功于李提摩太和林乐知的著作，这自然包括林乐知的代表作《文学兴国策》。
    《文学兴国策》的翻译出版，与晚清中国当时的社会、历史现实紧密联系，与华人的救国需求相应和，它又对晚清中国的救国改革道路的转向、对时人的变法改革策略产生作用。中日甲午战争引起国人举国上下的震惊和羞辱，因为“天朝上国”的中国竟然惨败在“东夷小国”的日本面前，这是华人没有预想到的，战争初期和中期，国内对这场战事一度持乐观态度。甲午战败，打碎了华人以西技、西艺救国的梦想，这时发出救国呼声的华人不再只是士大夫、官吏、知识分子阶层，普通民众也开始关心战事，感到救亡图存的紧迫。新教教士们更是不失时机地大力宣扬西学、西法，批判中国弊端。中国救亡之路指向何方？人们开始向更深层探究，中国不独是科技、军事即自然科学、应用科学落后西方，制度、思想、文化即社会科学方面也落后于西方。日本因明治维新，全面学习西方，得以强盛，中国的救亡之路似可效仿日本。此时，西学译介的对象也部分地转向日本，从日文转译了大量的西学书籍。同时，传教士和华人或合译或独译，译介了大量西方社会科学知识。这方面的译介和推广，为后来维新运动的各种变法改革方案提供了参考。在这样的背景下，对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教育改革产生影响的“Education in Japan”对中国教育改革的借鉴意义也凸现出来，由日本教育改革折射出西方教育理念和制度，而“Education in Japan”正是这样一部西方教育思想和做法对东方国家产生影响的汇编。由“Education in Japan”到《文学兴国策》的译介，受到西方、日本、中国三方历史、社会、国势、军事等因素的影响，它的翻译相较于译者的选择和倾向，更多地受制于中国救亡图存的社会历史因素。总之，翻译和救国之间是通过西学建立起联系的，以翻译引进西学，在西学中求得救国之策、强国之法，改变中国受外侮的命运。晚清社会现实决定了西学翻译与强国探索之间发生联系。
    二、原本“Education in Japan”与强国之策的探索
    “Education in Japan”的编者森有礼出使美国期间，于1872年2月3日，向美国政界、学界发函咨询教育强国之道，并列举教育在五个方面 的影响和作用，以求回函有针对地给予评论。这五个方面分别是：教育对一国物质繁荣的作用，对商务发展的推动，对农业和工业的促进，对人民在社会、道德及自身诸方面的完善，以及教育对法律和政治的影响。概括起来，森有礼期望美国有识之士，就日本在物质、知识和道德方面的提高给予建议和指导。在其看来，教育在这五个方面的影响是日本走上近代化道路的关键。这五个问题与维多利亚王朝时代中期的西方相适应。他在询问函中声明这些回信将以英语和日语出版，以资国民和政府考鉴。[9]这封询问函，体现了编者森有礼兴国的用意和对强国之策的探索。
    森有礼编撰“Education in Japan”，他关注的不仅仅是教育和教育改革，而是和教育相联系的国家、社会、商业、农业、工业、道德、法律、政治等组成的系统的整体发展和进步，换言之，也就是以教育为纽带，对国家在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变法改革进行探索。虽然，美国各界名士的复函也都围绕教育各抒己见，但他们的论述基本上都立足于教育之上，在教育兴国、强国的视野下，探讨如何借鉴西方的兴国之策，促进日本的强盛。这个更高层次的整体的观照和根本的编撰和复函目的被译者林乐知和任廷旭很好地理解和把握，将原作的标题“Education in Japan”(直译为：日本的教育)，采用意译法，翻译为“文学兴国策”，强调的重点由日本的教育转为以教育兴国、救国，尤其关注的是教育兴国的策略。虽然中文标题“文学兴国策”的翻译还可能是林乐知和任廷旭根据当时中国形势、个人译介目的来拟定的，是适应译入语文化进行的归化翻译，但这一汉语译名正好契合原作者和编者的宏观和整体编撰目的也是值得思考的，它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原本“Education in Japan”也是和强国之策的探索紧密联系的。
    另一个佐证是，“Education in Japan”不仅介绍了美国近代学校教育体制和各级各类学校情况，还着重阐述创立美国近代学校教育体制的基本理念及指导思想，这包括欧美近代平等主义、民主主义和科学主义等理念和思想。平等、民主、科学观念是西方近代化发展的思想基础，对其引介的意义和影响不局限在教育领域[9]。
    另一个比较直接的例证是，复函对西方各国的盛衰进行了古今对比和根源剖析，旨在揭示兴学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Perinchief的复函论及教育直接关系到西班牙、法国、英国、普鲁士等欧洲国家以及美国的兴衰变化，也是以强国兴国为取向的：
    有教化者国必兴，无文学者国必败，斯理昭然也。即如三百年前之西班牙，实为欧洲最富之国，嗣因文学不修，空守其自然之利益，致退处于各国之后而不能振兴。此外各国，亦多有然。法国于三百年前，遭遇时变，致国中明理多能之人，去国而适异乡，坐是国势不振，至今法国尚未复原。维时，法人避于英国者甚众，英人开门而迎之，由是法人各出其才能技艺，使英人薰其德而善良，英之所以制造日新，得成为今日之大国者，未始不于此植其基焉。普鲁士为欧洲至小之一邦，国人振兴文学，鸿儒辈出，卓越他邦，曾不几时，成为今之德意志联邦，与欧洲诸大国相同。即以敝国论之，当未立国之先，勉励学业，诸科学校无一不备，男女老幼无人不读书史，迨后卒能胜英而自立，岂非兴学之明验哉？不然，恐至今尚为英国之外府矣[11]。
    各复函提及日本时，无论是在批判和揭露国家弊端之时，还是在赞扬和肯定英明政举之时，所作议论远远超出教育的范畴，而涵盖其他领域、其他方面，但国家的盛衰始终被作为关注的重点和议论的核心。如Joseph Henry“中日数千年僵滞不化，风俗观念世代相传，似乎牢不可破”[9]“日本因循守旧，世代相传的习俗、观念难以破除，加之地少人稠，资源有限，科学落后，供不应求，今日尚能应付，待日后人口增加，生存危机产生，势必人人相争，法律秩序难以维持。”[9]但他并不认为这些弊端在日本文明进化的道路上是不可逾越的。提出“日本已开埠通商，深得邦交之益，社会和经济随之发展，不可再故步自封了”。Cooper评价“日本已在近代从各个方面展示了其进化发展，日美两国人民的通商往来和品德上的互借互鉴，给双方带来了进一步的繁荣发展”[9]。Campbell赞扬了日本政府的英明业绩。Joseph Henry肯定了日本政府为造福人民所做的努力，“已经闻名于海内”，并对森有礼的锐意改革予以称赞，“您所从事的事业堪称文明史上最重要的事业之一”。Murray肯定了日本的新政，认为“日本是东方世界发展的先锋”[9]。以上原作中的议论均在教育之上的更广的范畴讨论日本的振兴。国家的兴衰强弱及其根源始终是议论的出发点和焦点。虽然，有的复函是从正面肯定的角度，有的是从反面批评的角度来评价日本的现状和未来的，它们的共同之处是对日本的未来道路的关注。
    原作中美国学者亦向日本政府提出了教育以外的各个方面的具体改革建议。如Garfield鼓励日本建立轮船公司、兴建铁路、与美国往来通商。Murray预测如果日本建立和发展工业，将取得与政治上明治维新相仿的业绩。他针对日本的问题，提议发展专业技术教育；应用近代科学技术；充分利用国内农业、矿产资源。他还分析了日本四面环海的地形利于通商，提出如果教育发达、政府管理得当，日本就会如英国一样借助地理优势，成为东方的商业强国。同时，Murray还提醒日本政府避免激烈的教育改革[9]。表面上看，以上各个具体改革建议零散分散，涉及多个方面、多个领域，但它们实则由教育之上的振兴国家的议题所统领，议论的出发点和议论宗旨是一致的。
    这些复函来自对救国之策的征询，决定了作者和读者之间的不对等地位，各复函的字里行间流露出民族优越感，体现出西方人眼中的东西方的“师生”关系。“你们(日本人)已经令人敬佩地开始了引进我们西方文明之旅，希望你们在这条道路上继续前进”[9]。这里，“我们(西方)”以“师”自居，视“你们(日本)”为其引导的“学生”，居高临下的优势感跃然纸上。林乐知在基督教大会上的讲话“the Changing Aspects of China”，也运用了相同的比拟，“西方传教士”是“老师”，“中国人”是“ 学生”。这种独特的“师生”关系和不平等地位来自东西方国势和现代化发展水平的差异，来自人们对西方文明进步的崇尚和对东方迂腐落后的评价和体认。它既产生于东西国势的差距，又体现了这种差距，同时，反作用于二者的关系，将其标识定位和彰显扩大。
    总之，“Education in Japan”原本是以强国来观照教育改革，围绕强国之策展开讨论，不是仅停留在教育的议题上，而是推向更广阔的兴国的议题，最终指向强国兴国。
    三、译本《文学兴国策》与强国之策的探索
    从《文学兴国策》的相关史料，尤其它的两篇序言和随后附志，以及《万国公报》中登载的任廷旭的介绍文字中，可以看到它们都以兴学强国为中心，讨论的焦点都集中在强国之策上。如龚鸿铭序中“人才辈出，国势浡兴，直指顾间耳”。广学会附志中“中国能自得师，雄亚对欧，翘足可待”[13]。他例还有：任廷旭介绍自己的翻译目的“愚以日本与中国地则同洲，民亦同类，即文化又大同小异。美国诸名士所答之言均切中时势，既于日本可取，其于中国抑或有可取”[14]。林乐知序中“欲变文学之旧法，以明愚昧之人心，而成富强之国势。此文学兴国策之所为译也”。“方今中国特设官书局于京师，隶其事于总理衙门。简派大臣以督理之，是亦未尝不深明文学足以兴国之故矣。然而兴学不可无成法”[15]。蔡尔康的附志也对当下强国深入人心、时人兴国心切进行了描述：“今中国毅然有借法自强之志，又知兴国之基，必由学校。而苦于无从下手。”[15]此期为甲午战争后签订合约的第二年，如林乐知语“中日战起，中国之人心大为激动”[15]，时人强国兴国之心高涨，对于西学强国也普遍接受，但具体操作较为困惑，所以甲午战争后传教士的西学译介不像前期那样以简单介绍、概述为主，而是详细地介绍细节和具体操作，如《文学兴国策》就详细译介了美国的教育制度，1900年林乐知翻译的《美国学校志》也系统介绍了美国的高等教育，而在1875年的《中西关系略论》和1882年的《中国专尚举业论》中只是在中西对比之下简要说明、概括性地介绍。相应地，西学译介中的强国之策的介绍也经历了一个由简到详、由零散到系统的过程。
    译本《文学兴国策》的翻译对象与救国之策的宣传对象是一致的。《文学兴国策》的原本“Education in Japan”是美国学者写给日本、为日本教育改革提供建议的一系列复函的汇编，而经林乐知翻译处理，其译本《文学兴国策》成为美国和日本专为中国变革而写的一系列建议函。例如，原文中的“定律者”，被林乐知改译为“贤士大夫定例者”[11]，这使得话语所指由日本人转为中国人，改变了原作的话语对象，拉近了中国读者与原作作者的距离，使得读者对象和救国策略的宣传对象均统一为中国士大夫阶层。这从他翻译Garfield的“our people”为“敝邦中学士、文人”亦得到佐证。他例还有：Joseph Henry回信中谈及教育对象的先后次序时，并未解释原因，“first，as applied to the higher classes；and secondly，to the people generally”[9]。但是林乐知汉译此句时采用增译法，补充“夫欲变文学之事，当先从士大夫变起，其次及于庶民，自来上行者下必效，此至易之势耳”[11]。由此可知，林乐知的这部翻译不是为所有华人而做，而是有针对性地以“学士、文人”即士大夫阶层为读者群。这在其序言中亦得到佐证：“吾知中国之贤士大夫，得是书而读之，当亦翻然变计，而知所取法矣。”后文又有“诚使当世主持学校之人，均奉是编以为圭臬”，“窃见西法之转移国俗，未有如日本之速者，惟愿当国者俯采刍荛而施行之，是则仆所深幸也”[15]。因此，《文学兴国策》的翻译是首先寄希望于士大夫的初醒而后达到影响和改变普通民众。
    通过对“Education in Japan”和《文学兴国策》的对比分析，我们发现，Garfield在文中引用了英国著名诗人William Jones(威廉·琼斯)的诗作“AN ODE IN IMITATION OF ALCA US”，林乐知和任廷旭将其译成汉语，这是威廉·琼斯及其诗作第一次被译介到中国，这一点以往被学界所忽视。原诗开篇提出问题，国家由什么而立？而后回答：不是由坚城严港，而是由高尚的民众，由知晓权利与义务、推翻暴君统治的民众而立。民众的意志就是至高无上的法律，除恶兴善，抑制邪恶与纷争，即使是耀眼的皇冠，在民众的意志面前也黯然失色，听命于他。在翻译中，林乐知将“men”译为“大人”，不提人民大众，取而代之以朝廷官员，这样原诗的主题也被相应地窜改为：国家依仗清官能臣而立。尤其是最后一句，原诗中该句带有抑制君权、赞誉人民掌权之意，但林乐知寄希望清政府开明变法，颠倒原义，改“皇冕亦黯然失色”为“皇冕威名远扬”[11]。因而，无论从序言还是从译文来看，林乐知的翻译对象并非普通民众，而是贤士大夫、文人学士，与其变法改革、“救国之策”的宣传对象相一致，林乐知对其反复强调寄予希望，符合其自上而下的传教方针，同时与其创办的中西书院以招收上层社会子弟为对象的自上而下的办学方针相一致。归根结底，林乐知在传教、翻译、办学、变法等活动中均倡导“自上而下”思想，一方面符合其“自上而下影响中国人”的目的，另一方面也与华人以开明官绅和知识分子为“救国之策”的探索主体和实践主体，成为“救国之策”的宣传对象的现实相一致。
    因此，虽然林乐知在序中、任廷旭在介绍文字中都强调《文学兴国策》的翻译不苛求“雅”，而着意于“信”、“达”，但《文学兴国策》的翻译称不上忠实，没有将美国对日本的教育经验直译过来，而是适应中国救国探索的需求，将翻译对象改为和强国之策的宣传对象相一致的贤士 大夫和知识分子阶层，变以日本立言，为以中国立言。
    结论
    翻译在国家和民族危机之时，在特定历史时期和历史环境下，受到历史的作用，呈现一定的特点，对社会历史文化产生一定的作用。在甲午战败之后，民族危机日剧加重的历史背景下，以西学为主的翻译与救国探索紧密联系起来。晚清新教传教士是此期西学翻译的主力，他们的西学翻译与中国救国强国策略的译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西学翻译中蕴含的强国之策，体现了翻译和历史的互动，使此期的翻译和历史呈现出与救国强国相联系的特点，对晚清中国在历史转型期的变法改革产生影响。
    翻译是历史的产物，受到历史的作用，同时，对历史具有反作用。翻译研究和历史研究的结合不但在翻译学、历史学的各自研究领域中具有重要意义，在兼容二者的更大的研究范畴中亦不可或缺。割裂历史的翻译研究和脱离翻译的历史研究都是不科学、不全面的。割裂历史的翻译研究不但使翻译研究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且影响了翻译研究对历史的解读和认识，以及对当今和未来社会的指导和借鉴作用。另一方面，脱离翻译的历史研究忽视了翻译和历史间的相互作用，尤其是翻译对历史的能动作用，使历史研究缺少了一个观察的视角和分析的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