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载与雍、乾庙堂诗人之间的文学考察

 钱载(1708-1793)，字坤一，一字根苑，号萚石，又号瓠尊，晚称万松居士。浙江秀水(今嘉兴)人。乾隆元年举博学鸿词科，后又应试经学，皆不售。乾隆十七年进士。屡执文柄，官至礼部左侍郎。并充功臣馆纂修、《续文献通考》纂修官和四库馆总阅等。诗文词画兼善，著有《萚石斋文集》二十六卷(末卷为《万松居士词》)、《萚石斋诗集》五十卷。有《钱载评〈杜工部诗集〉》(国家图书馆藏，稿本)、《钱载批〈樊榭山房集〉》(湖南图书馆藏，善本)、《钱载评〈翁覃溪诗〉》(国家图书馆藏，稿本)等诗评。生平事迹，见《清史列传》卷二五、《清史稿》卷三零五、朱休度的《礼部侍郎秀水钱公载传》、吴文溥的《故礼部侍郎钱公传》、钱世锡的《皇清诰授资政大夫尚书房行走礼部左侍郎恩予原品休致显考萚石府君行述》等。
    钱载是雍、乾时期的诗歌“大家”[1](P326)，从诗歌个性的角度看，“比起沈德潜、翁方纲来，钱载高明的多”[2](P987)，并以“合学人诗人之诗二而一之”[3](P1)的诗歌特质沾溉诗坛。他是道、咸宋诗派的“先驱”[4](P491)，又是同、光宋诗运动的重要渊源。钱载诗歌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从人与环境的关系和知人论世的角度来看，人际关系的考述是文学研究的一个内容和基础。钱载四十五岁登第，七十六岁退休归里。除去少年时代，钱载野处与为官的时间均有三十余年。他的思想、心态和审美趣向朝、野性质的兼具是自然的。篇幅所限，这里主要考述钱载与秀水派之外的庙堂诗人的交际情况。本文所涉及的庙堂诗人，主要包括朱邸诗群的当世代表人物永瑆，八旗诗人英廉，肌理派的翁方纲，桐城诗派的姚鼐，格调派后进王昶、钱大昕，岭南诗人冯敏昌等。其中一些人虽然后来离开官场，但在审美旨趣上依然接近王朝“文治”所倡导的诗风。
    永瑆
    乾隆四十年，钱载入直上书房，与乾隆诸皇子的交往增多。《萚石斋诗集》中的一些诗题记录了这种情况。如《奉酬履君王见赠之作谨次韵》[5](卷三八,P298)、《质郡王梅竹小幅谨题》[5](卷三九，P307)、《奉题皇十五子〈翠岩清响图〉》[5](卷四十，P311)等。其中的“履郡王”是皇四子永珹，“质郡王”是皇六子永瑢，皇十五子即后来的嘉庆皇帝颙琰。在众皇子中，钱载与皇十一子永瑆的交往最多，关系也最密切。
    永瑆(1752-1823)，字镜泉，号诒晋斋主人，“学诣并美，为有清一代朱邸之冠”[6](卷六)，是乾隆诸子中文艺成就和影响最为显著者。
    诗画唱和、相与题写等，是钱载与永瑆交往的重要内容。乾隆四十年，钱载《奉和皇十一子〈晚秋池上四首〉》[5](卷三八,P298)，其中有句：“陈修本家法，黾勉在分阴”(其三)，“进德频消息，论文互浅深”(其四)，杨钟羲因此称他们：“评画敦诗，情好尤洽”[7](卷八，P360)钱载又有《题〈游昭秋林醉归图〉》[5](卷三八，P299)，是钱载为永瑆题御赐之图而作。乾隆四十三年，钱载为永瑆画《四时花卷》，并有词《莺唬序·应皇十一子教画〈四时花卷〉并题此阕》[2](卷二六,P484)等。
    乾隆四十三年春天，永瑆为钱载寓所题扁曰‘花坞书堂’。钱载有《澄怀园所居春日皇十一子题扁曰‘花坞书堂’秋日赋之》[5](卷三九,P309)诗记其事。乾隆四十八年，钱载原品退休归里，永瑆赋《送萚石先生南归》[9](卷一,P141)诗相送。钱载归里的次年，在常州又请永瑆写‘九丰堂’额。钱载《九丰义田记》记云：“甲辰春，翠华南幸。载赴常州恭迎圣驾，蒙恩赐缎一端。时皇子随侍。见十一阿哥于舟次，谨请书额以诒。此‘九丰堂’之所以成也。”[8](卷一一,P420)乾隆五十三年，钱载诗集《萚石斋诗集》四十九卷刻成，寄一函与永瑆，永瑆有《萚石先生癸卯岁归田里戊申刻诗集四十九卷成便寄一函来题其后》诗，钱载取其中‘万苍翁’三字以自号。钱载《万苍翁乾隆辛亥八十四岁小影跋》中云：“皇十一子题钱载《萚石斋诗集》长句二首。长子世锡赴阕祝釐辇下，闻之，钞得而归。中有‘万苍翁’三字，载取以自号。”[8](卷一五,P439)乾隆五十七年，永瑆又有《题萚石先生〈四季墨花图〉》诗：“江上春风又八年，老人眠食可依然。逢辰能否登山屐，忆昔过从出郭船。阳里病忘心自惜，子猷乘兴事徒传。墨华亦见风流剧，露顶挥毫在眼前。”[9](卷五，P176)相距遥远，犹牵挂老友，怀念旧事，情慰人心。
    乾隆五十八年，钱载去世，永瑆有挽诗。杨钟羲称此诗“为集中极用意之作”[7](卷八,P360)。其中有句云：“信非湮灭人，毋事湛辈伤。平生切衷曲，悲哉九丰堂。”(《嘉兴二挽诗·原礼部侍郎钱萚石先生》)[9](卷五，P182)
    此外，尚有表明二人密切关系之事可记。钱载长子钱世锡中式，永瑆赠石砚以贺。钱载《瀛洲砚铭并序》云：“乾隆戊戌四月，皇十一子以载子世锡会试中式诒之砚，宋制也”[8](卷一七,P443)，等等。
    严迪昌先生说：“‘朱邸’诗群实系‘御制’诗风的羽翼和扩充。”[2](P29)“是严格‘家法’强化育成的，簇拥于‘御制’周围的一股雄大‘文治’力量。”[2](P23)皇子们这种性质的诗风，对庙堂诗坛也起着一种归“正”的导向作用。这种影响机制之一则是人际交往活动。钱载与永瑆交往，宜作如是观。钱载的揣摩御制之作，集中大量歌功颂德之诗，甚至那些近于庙堂的作品，都可以从君臣际遇及其与朱邸的交往中，寻出一方面的因由。同样，钱载与八旗诗人英廉的交往也具有类似的性质。
    英廉
    英廉是乾隆朝有名的馆阁诗人，他的诗歌向以有富贵气著称。洪亮吉曾说：“诗有自然超脱，虽不作富贵语，而必非酸寒人所能到者。冯相国英廉《咏雪诗》：‘填平世上崎岖路，冷到人间富贵家’；‘五更陡入清凉梦，万物平添欢喜心’之类是也。”[10](卷二,P42)钱载与英廉的交往，是助成、助长钱载诗歌的馆阁气的因素。
    钱载年过六十，始与英廉交识。钱载《题冯少司农小影卷子》诗有句说：“我年行六十，相见各忻然。”[5](卷三四,P277)此后十余年间，二人诗酒交往，尤称密友。
    英廉( 1707-1783)，字计六，冯氏，内务府汉军镶黄旗人。雍正十年举人。历任刑部、户部尚书，直隶总督，协办大学士，汉大学士，东阁大学士等职。卒谥文肃，祀贤良祠。工诗文，有《梦堂诗稿》十五卷。
    在《梦堂诗稿》中，据笔者统计，有30余首诗提及钱载。如诗题《途中苦雨仍用歌字寄萚石》、《以诗招椒园萚石小集》、《题萚石〈秋林读书图〉》、《喜雪简萚石》、《十一月晦日有怀萚石》等，其中都有钱载的字“萚石”二字。在注中也多有提及钱载者，如《九日独往园小集》的注云：“余家海棠，萚石不见者二年矣。预定来春红阴一醉。”[11](卷一五)《仲冬至西郭草堂即事》注“谋醉客遥杯九渴”句又云：“偶忆与萚石小酌好在亭事，三年无此兴矣。”[11](卷一五)英廉与钱载，即便对方因官事出京不得不分离，也常常耿耿相忆。这两处诗注即记录了英廉对钱载的思念。
    英廉好客，所植海棠和其“檀栾草堂”、“独往园”等，是包括钱载在内众多同人雅集的由头和场所，因而频繁地出现在众人诗中。钱载《梦堂诗老传》说：“其居京师北城，手植海棠一株于檀栾草堂，四十年矣。春时必文宴花下。街南垒石架阁曰独往园，九日必高会以眺城西诸山。苑西寓直之所，亦筑小阁以眺西山。”[8](卷十二,P422)以乾隆四十三年(戊戌)为例，钱载有《雪后冯相国招饮独往园》、《檀栾草堂海棠花前赋》、《复作檀栾草堂海棠花歌》、《冯相国邀过南淀小园借山楼后好在亭看海棠》、《九日冯相国招饮独往园登高属作墨菊卷即事二首》[5](卷三九)。英廉有《十二日雪霁萚石覃溪耦堂同过独往园》、《次萚石雪后过独往园韵》、《萚石过草堂看花兼有叠黄字韵诗再用韵》[11](卷一四)等。翁方纲有《竹井相国招同黼庭大司马、萚石阁学、耦堂侍御、蓉裳编修、谷人吉士集檀栾草堂看海棠》[12](卷一二)等。从上述所列诗题可见，钱载与英廉的交往是十分频繁的。
    乾隆四十八年七月，英廉以病解任。钱载过府看望，“满意看花病主人，门湥院静不开尊。”(《忆檀栾草堂海棠》)[5](卷四七,P353)往日来访，老友便设宴饮酒、看花，如今已经不能够，因为主人病了。伤惋之情可见。
    八月十五日，英廉卒。钱载伤悼云：“去年犹补登高会，何日重寻独往园”(《却挽冯相国》)[5](卷四七,P353)、“传将一掬无情泪，洒与芳根散六尘”(《忆檀栾草堂海棠》)[5](卷四七,P353)。阴阳永隔，再会无期。钱载为老友洒下了一掬伤情之泪。
    钱载八十一岁那年，犹有诗句：“海棠三月一春好，晴日紫藤红药繁。……试寻朱五槐阴院，重叩冯家谷雨园。”(《上巳独居感旧游二首》)[5](卷四九,P363)农历三月三日的上巳节，面对昔日在京城与朋友宴集时常用以吟诗作画的海棠、紫藤，钱载便油然念及了故友(朱筠和英廉)、故事。
    翁方纲
    钱载所密切交往的所谓“纱帽”诗人，主要是肌理诗人、桐城派诗人、格调后进王昶、钱大昕和岭南诗人冯敏昌等。
    翁方纲是“清代诗史上纱帽气和学究气融汇为一，并被推向极致”[2](P708)的诗人。钱、翁交往前期在诗歌方面有一定程度的师生关系，这在潘中华的《从诗文看钱载与翁方纲交往》[13](P15-28)和程日同的《钱载诗学是肌理说的一个当世渊源》[14](P97-101)中都有论述。同时钱、翁又是进士同年，是交往密切的朋友，钱载诗风受到翁方纲的某些影响也是自然的。如言钱载“与翁覃溪交好日深，习而渐化，题识诸什，类复初斋体之如《本草汤头歌诀》，不复耐吟讽矣。”[4](P466)其中“习而渐化”，虽有商榷之处，但二人的交往，对钱载诗歌学问性的强化，毕竟起到了一种印证、映衬或环境氛围的作用。
    翁方纲(1733-1818)，字正三，号覃溪，顺天大兴(今北京市)人，乾隆十七年进士，官至内阁学士，鸿胪寺卿。诗持“肌理”说，有《石洲诗话》、《杜诗附记》等。其诗书味、金石气浓厚，古朴清雅。有《复初斋诗集》、《复初斋集外诗》等。生平事迹，见《清史列传》卷六十八、《国朝耆献类徵》卷九十一、《国朝先正事略》卷四十二，以及自编的《翁氏家事略记》等。
    钱载在京师所交往的同年同僚中，关系最为密切的，当属翁方纲。翁方纲《萚石斋诗钞序》说：“方纲与萚石相知，在通籍之前，而谈艺知心，于同年中为最。自己卯春，萚石自藜光桥移居宣南坊，方纲得与晨夕过从……心之精微，人所难喻，方纲于萚石，则固敢谓粗喻矣。”[15](卷四,P378)钱载和翁方纲交往日久、频繁，是谈艺知心的好友。
    他们相识于乾隆十七年通籍之前，到翁文写作的乾隆四十一年，二人已有二十五年的相知之谊。其频繁、密切的交往，始于二人相邻而居的乾隆二十四年(己卯年)。这年钱载迁居宣南坊，与翁方纲为邻居，遂至“晨夕过从”。多年后(嘉庆十一年)翁方纲还回忆说：“昔与萚石邻巷论诗，每清晨疑款户者，不问而知钱兄诗草来也。”[16](卷六十,P226)
    乾隆二十九年，翁方纲视学广东。此后的八年间，虽远隔两地，却是二人关系最为密切的时期之一，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异地相思。翁方纲有《四君咏》。其二即咏钱载，其序说：“俯仰致怀，念既往之受益，思将来之相与，以有成也。爰作是咏。”[12](卷四)同年，又有诗《寄祝坤一六十寿二首》[12](卷四)。钱载也有思念翁方纲的诗句：“三月花红招我坐，八年发白待君还。”(《翁学使方纲归自粤东法源寺海棠花开连日偕过有诗亦赋一首》)[5](卷三二,P270)二是翁方纲把此期所作诗不断寄往京师请钱载评点。这些诗作、评语后经翁方纲整理成集，现保存在国家图书馆，即《钱载评〈翁覃溪诗〉》(稿本)。
    翁方纲自粤回京后，将次子翁树培过继给钱载。因为翁树培出生时，翁方纲做了一个异梦，“占者曰，此儿寿命不长，宜出继异姓为子，或可免。及北归，以语同年钱萚石。萚石曰，是宜为吾子。遂携至钱家。萚石名‘申锡’，字曰申之。幼学时往来钱氏家。”(《次儿树培小传》)[15](卷一三，P475)二人关系非同一般。
    大约从乾隆四十四年，在钱、翁各自的诗文中，不再有二人直接交往的记录。二人关系一定出现了问题，其原因，有的文章作了一定的考证[13](P15-28 )，但尚为一种推测，有待进一步考证。即便如此，二人在诗文中，还常常念及对方。乾隆五十五年，钱载已退休在家，重题乾隆二十五年所作《墨竹轴》，说：“此载于京师王氏园作，至今已三十年，人老而学不进，惜竹君、覃溪未见今日之作为一闷事。”[17](P11)其中“覃溪”，即指翁方纲。此时离钱载去世仅有三年时间。比较而言，翁方纲更多地提及钱载。试举几例。四十九年，翁方纲有《题王若农〈接叶巢莺图〉用厉樊榭〈接叶亭诗〉韵》诗，其序说：“兼怀豫堂、坤一诸君”[16](卷二八，P613)其中“坤一”是钱载的字。嘉庆十九年，八十二岁的翁方纲，有《近怀二诗》，其一说：“钱公诗之心，直上辟莽苍。实境纳诸有，颇亦觇所养。……木鸡中有恃，铜弦外弥赏。……钱萚石斋名木鸡轩，蒋心余词名铜弦集。”[16](卷六六,P294)怀念旧友而评其诗。此时离翁方纲去世仅有四年。
    姚鼐
    姚鼐(1732-1815)，字姬传，安徽桐城人。乾隆二十八年进士，官刑部广东司郎中，记名御史。三十八年，入四库馆。次年，乞归。自此，先后主扬州梅花书院、南京钟山书院、徽州紫阳书院、安庆敬敷书院讲席，凡四十年。生平事迹，见《清史稿》卷四八五、《清史列传》卷七十二等。有《惜抱轩诗文集》。
    姚鼐虽中年退离官场，但先后主持书院四十余年，他的在野色彩并不突出。他的诗文理论和创作，接近庙堂、馆阁旨趣。在《再复简斋书》中他攻击戴震说：“其人生平不能为程朱之行，而其意乃欲与程朱争名，安得不为天之所恶”，所以“率皆身灭嗣绝”[18](卷六,P52)。袁枚在思想上颇有对程朱理学不敬之处，且此时尚无子嗣，姚鼐对戴震的攻击，也有警告袁枚的意味。在《与鲍双五》中，姚鼐直接称袁枚和厉鹗诸人“皆诗家之恶派”[19](卷四)，等等。他的“义理”、“考证”和“辞章”的文章观，对诗歌的意识形态化和学问化也都有助益或影响。所以，将姚鼐归入庙堂诗人，大体不错。
    桐城文章是清代大派，其诗歌也自标旗帜，桐城诗派因姚鼐而规模始大。如果从诗歌的思想、学问化的发展，以及对后来宗宋诗歌的影响等方面看，在清代，秀水诗派和桐城诗派是接近的。
    姚鼐的诗学熔铸唐宋，重视学问与诗歌的联系。姚鼐说：“近日为诗当先学七子，得其典雅严重……复参以宋人坡、谷诸家，学问宏大，自能别开生面。”[20](卷下,P663)类似钱载唐宋兼具的倾向。同时，对后来宋诗派的影响，二人的作用也是相近的。沈曾植说：“愚尝合先生(姚鼐)与《萚石斋集》，参互证成，私认为经纬唐宋，调适苏、杜，正法眼藏，甚深妙谛，实参实悟，庶几在此。”[21](卷一,P41)另外，在学术祈向上，钱载与姚鼐都尊崇程朱理学，都有因此与人论争的经历。所以，钱载与姚鼐的交往，在诗学和学术方面有相互映衬、印证的作用。
    钱载与姚鼐的关系介于师友之间。钱载长姚鼐二十五岁。姚鼐成进士那年，钱载职掌殿试弥封，钱载《恩荣宴上作》诗有句云：“还因糊卷预三杯”[5](卷二六,P232)，故二人有师生之谊。姚鼐是钱载等人京师雅集圈里的重要成员，又是关系较为密切的朋友。这从众人诗题、诗注中可以看出。
    乾隆三十九年，三月初三上巳日，钱载与姚鼐等二十八人汇集北京城南右安门外草桥，举修褉事，后归饮曹学闵寓所。钱载《草桥修褉诗十二首》自注说：“座有纪晓岚、陆耳山两侍读，为四库全书总纂。翁覃溪、朱竹君、林于宣三编修，姚姬川、程鱼门，任子田三部曹，周书仓进士，皆四库全书纂修。”[5](卷三四,P281)姚姬川即姚鼐。同年，姚鼐又应钱载之招，同众人集会饮酒、观赏桃花。钱载有诗《小庭桃树作花，翁编修方纲、朱编修筠、曹赞善仁虎、程选部晋芳、姚秋曹鼐过饮，翁编修有诗，并及余正月以来，为丁辛老屋厚石斋编次遗集，奉答二首》[5](卷三四，P280)。姚鼐也有《钱詹士座上观沈石田画桧歌》[22](卷二,P231)姚鼐与众人集于钱载寓所一同观花、赏画、赋诗。
    姚鼐的寓所也常是众人雅集宴饮之处。乾隆三十七年，姚鼐有诗《十一月十五日，雪翁正三学士偕钱萚石詹事、辛楣学士登陶然亭，回至鼐寓舍，与程鱼门吏部、曹来殷赞善、吴白华侍读、陆耳山刑部同饮至夜。翁用东坡诗〈清虚堂〉韵作诗垂示，辄依奉和并呈诸公》[22](卷二,P229)。钱载与翁方纲、曹学闵、陆锡熊、钱大昕登陶然亭看雪。然后回到姚鼐寓舍，与程晋芳、曹仁虎、吴省钦同饮赋诗。钱载《姚秋曹寓堂分赋之题，曹中允尽赋之，遂如数以和而存其二》[5](卷三四,P277)诗也记录了这次活动。
    钱载与姚鼐的关系，与翁方纲一样，并非仅限于一般的诗画雅集，在诗歌方面还有更为深入的交往。翁方纲说：“自壬辰、癸巳以后，每月与钱萚石、程鱼门、姚姬川、严冬友诸人作诗课。”[23]众人汇集一处，定期切磋诗艺，远比一般的雅集、宴游等，对各自诗歌的影响来的深刻与巨大。
    王昶
    钱载与沈德潜是乾隆元年博学鸿词科同征，但二人不是同辈之人，交往并不多。《萚石斋诗集》中，只有《龚翠岩画马歌》、《黄子久〈富春山图卷〉》两首诗题下的注语[5](卷一一,P152)提及沈氏。这两首诗作于乾隆十三年，次年沈德潜便辞官归里。钱载倒是与沈德潜的诸弟子——“吴中七子”有着密切的交往。其中突出者，是王昶、钱大昕等。
    王昶(1724-1806)，字德甫，号兰泉，晚号述庵，青浦(今上海市)人，乾隆十九年进士，官至刑部右侍郎。生平事迹，见《清史稿》卷三零五、《清史列传》卷二十六、《碑传集》卷三十七等。著《春融堂集》六十八卷、《湖海诗传》四十六卷等。
    王昶论诗大体本沈德潜绪论，奉高启、王渔洋、沈德潜为“风雅之正”(《邹晓坪午风堂诗序》)[24](卷三九,P75)。同时，他又重视学问与诗的联系：“盖学与才，气与法，四者缺一不可。”(《示朱生林一》)[24](卷六八,P332)王昶的诗歌大致是温柔敦厚、“清微平远”[25](卷一,P583)一路，少慷慨激昂，怨愤不平之气，多为一唱三叹、含蓄蕴藉之声。王昶诗观和创作是顺应王朝文治精神的。
    王昶在《跋坤一诗钞》中说：“乾隆甲戌，余以会试在京师。金桧门先生时时招余言宴。始与康古、 心余两孝廉及坤一编修定交。其间相互吟和，得见坤一诗最伙。……独念与坤一交垂二十年。”[24](卷四四，P120)乾隆十九年，二人在金德瑛处相识。嗣后，成为“雅契”[26](P56)，其间“吟和”频繁。至王昶题跋的乾隆四十一年，二人已是二十多年的老朋友了。
    王昶是钱载京师文人诗酒雅集圈子里的主要成员。举一些例子。乾隆三十八年，钱载与王昶等人集会法源寺分咏海棠。翁方纲《送述庵南归二首》自注云：“予与述庵、萚石、冬友诸君相约同赋《法源八咏》”[16](卷五三，P160)。乾隆四十二冬，钱载与王昶、翁方纲、陆锡熊、曹仁虎、程晋芳多次举办消寒文酒之会。其“消寒联句诗”结集并付梓。王昶说：“会自七、八人至二十余人，诗自古今体至联句、诗余。岁率二三举，都下指为盛事。辛丑，予居忧归里。习庵寄所刻消寒联句诗来，则旧作在焉。”(《官阁消寒集序》)[24](卷四十,P83)
    钱载退休里居，二人也有密切的交往。王昶说：“乾隆庚戌，年八十三，上元日犹为予仿黄鹤山樵，长林修竹，极雨叶风枝之妙。”[26](P56)此时钱载已经八十三岁。
    关于钱载诗歌，王昶有自己的看法。在作于乾隆四十一年的《跋坤一诗钞》中，他说：“盖坤一原本孝友，穿穴丛书稗说，佐以金石文字及古人法书名画，故其诗确然可传于后亡疑。”[24](卷四四,P120)乾隆五十五年，即上文所说的庚戌年，又评曰：“诗率然而作，信手便成，不复深加研炼。”[26](P56)王昶的“率然”之评，当时引起了众多的质疑，但细读王昶的话，似非指钱载所有的诗歌。由其中“不复”可知，“率然”应仅指钱载晚年的诗风。在此以前，钱载的诗歌还是“深加研炼”的。王昶对钱载的诗歌还是有比较积极的评价的。
    钱大昕
    钱大昕(1728-1804)，字晓徵，号辛楣，又号竹汀，晚号潜研老人，江苏嘉定(今上海市)人。乾隆十六年，因献诗赋，被乾隆赐为举人，授内阁中书。十九年进士，官至广东学政。四十年，因故辞官，“归田三十年，历主钟山、娄东，紫阳三书院”(《钱大昕墓志铭》)[24](卷五五，P221)，并潜心著述，为一代汉学大师。著有《潜研堂文集》、《潜研堂诗集》等。
    钱大昕是格调诗派后进，在诗学上，与直抒性灵的诗歌形成差别。钱大昕在《李南涧诗集序》中，明确反对韩愈的不平则鸣和欧阳修诗穷而后工的说法，主张诗言志，而非赤裸裸的感情。他赞誉李文藻(南涧)的诗说：“似近而远，似质而雅，似浅而深。中有所得而不徇乎流俗之嗜好。此非有不平而鸣者也，此不言穷而工者也，此真合乎古诗人之性情而必传之诗也。”[27](卷二六,P681)评纪昀贬谪之诗也说：“声调流美，出入三唐……无郁轖愁苦之音，而有春容浑脱之趣。”(《纪晓岚乌鲁木齐杂诗序》)[27](卷二六，P680)钱大昕的诗歌旨趣近于庙堂风气。
    钱大昕也是钱载京师诗酒雅集活动圈中的密友之一。在钱载的《萚石斋诗集》、钱大昕的《潜研堂诗集》、翁方纲的《复初斋集外诗》和程晋芳的《勉行堂诗集》中，都有关于二钱交游的记载。朝事之余，他们携朋随友，或法源寺看海棠、冬雪，或城西访菊、城南分赋，或书斋赏贴题画等，不一而足。
    钱载对钱大昕的学问十分推重。乾隆五十三年，钱大昕寄其《廿二史考异》已付诸印刻的《史记》、《汉书》给钱载，钱载赋诗《家学士大昕撰〈廿二史考异〉先寄已刻〈史记〉、〈汉书〉两帙报以四韵》以答，中有句云：“困学前惟王伯厚，日知近有顾亭林。”[5](卷四九，P362)将大昕比作王应麟和顾炎武。钱大昕对钱载诗画也是推崇备至。其《萚石侍郎以新刻诗集见贻即次集中寄怀之韵报之》其一有句云：“沈率郊居初愿遂，杜公诗律晚年湥。……清望高文兼第一，评量合向古人寻。”[28](卷五,P388)在诗歌方面，钱大昕把钱载比作当代杜甫。钱大昕《题萚石宗伯仿沈石田花卉册》称钱载：“九秩地行仙，挥毫妙自然。竹含太古节，花悟见前缘。运腕青松劲，铭心白石传。区区工设色，冷笑老黄筌。”[28](卷六,P396)对钱载绘画给予很高的评价。
    二钱之间的离情别绪是十分感人的。钱载《家学士大昕撰〈廿二史考异〉先寄已刻〈史记〉、〈汉书〉两帙报以四韵》有句说：“但乞远书长隔面，勿言多病突惊心。凤城是事难忘记，兰臭如君数往寻。”[5](卷四九,P362)钱大昕《萚石侍郎以新刻诗集见贻即次集中寄怀之韵报之》其二也说：“廿年以长常低首，千载相期可证心。记否宣南坊里住，鸡栖车小数追寻。”[28](卷五,P388)
    钱载去世，钱大昕《萚石侍郎挽诗》说：“……惨澹文星坠，连蜷古木萎。虎围曾侍直，惆怅失人师。忆昔瀛洲步，追随老弟兄。得书常互借，置酒辄同倾。一别分荣悴，千秋隔外生。箧中长短札，检点独伤情。”[28](卷七,P401)表达了深切的痛怅之意。往日情契意合的情景，又不禁浮于目前。旧物尚在，人已永逝。
    另外，钱载与七子中的王鸣盛、赵文哲、曹仁虎和吴泰来，以及格调后进毕沅等也有交往，姑从略。
    冯敏昌
    从钱载与冯敏昌的交往，可以了解钱载与岭南诗人的密切关系，以及钱载对后学后进的影响等。
    冯敏昌(1747-1806)，字伯求，号鱼山，广东钦州(今属广西)人。乾隆四十三年进士，授编修，改户部主事，调刑部。后辞归，前后主讲端溪、越华、粤秀三书院。工诗，与张锦芳、胡亦常齐名，称“岭南三子”。著有《小罗浮草堂诗集》、《小罗浮草堂文集》等。生平事迹，见《清史列传》卷七二、翁方纲《冯敏昌墓表》、谢兰生《冯敏昌传》和吴兰修《户部主事冯公敏昌传》等。冯敏昌“所语诗文字画，要必以至圣者为归”[29](卷首)，诗歌旨趣同于庙堂风气。
    冯敏昌，对钱载自称门生。钱载在冯敏昌所参加的会试中，掌磨勘试卷一职；钱载又为冯氏庶吉士教习。更为重要的，冯氏是钱载的诗弟子。翁方纲曾说：“鱼山亦因予得受益于萚石”(《冯敏昌诗集序》)[15](卷四,P383)。冯敏昌先为翁方纲视学粤东时门生。乾隆三十六年四月，冯敏昌会试落第，以诗进质钱载，受到钱载的称赞和鼓励。冯士镳《先君子太史公年谱》记云：“先君因得以诗进质，大 承击节。手书云：实有天才，加以博学，在所必传。若岭南诸先正，皆得偏方之音，而此独否。精进不已，横绝古今。固当拔戟于三家之上，并驱中原，扶轮大雅。”[29](卷首)从此，冯敏昌与钱载成为忘年的诗友，常在一起讨论诗歌。如乾隆四十二年，钱载过访冯敏昌，相与论诗。冯士镳说：“萚石太先生过法源寺寓斋之朱华书屋，论诗多有要言，至晚始去。时年已七十，步履如常人也。”[29](卷首)其中“至晚始去”、“论诗多有要言”，可以看出二人畅谈诗歌的情景和冯氏对钱载诗学观的认可态度，等等。
    乾隆四十八年，钱载退休归里。冯敏昌赠物赠诗以送行。钱载有诗《冯编修敏昌铭端砚二伴椰杯二赠行却寄以谢》[5](卷四七,P353)，所赠之物是端砚和椰杯。其铭序云：“水岩之璞，匠琢之，以佐吾师画书诗。砚奉萚石师并铭，门人冯敏昌。”(《癸卯钦州冯编修所诒砚铭并序》)[5](卷一七,P466)其《送萚石夫子致仕归秀水五首》[30]其四云：“昆仑巨派孟门行，杜老神明山谷精。风雅一时推绝业，诗林千古振中声。已将格律追前辈，还指津梁示后生。名论几人能领略，暂回青眼看孤茎。”谈及钱载诗歌的特征、诗坛崇高的地位和影响等，对钱载其人其诗都有尊崇之意。钱载卒，冯敏昌哭至咯血，“设位痛哭，素食素服弥月。特往拜其墓。”[29](卷首)可见师生情深。
    与钱载交往密切者，还有蒋溥、卢文弨、纪昀、朱筠等，姑从略。
    总之，钱载与乾隆时期庙堂诗人有着广泛而密切的交往。这是钱载不少诗歌接近王朝所倡导的“文治”诗风的一个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