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厢记》主题思想复杂性研究

摘　要：《西厢记》不仅拥有华丽的辞藻以及细腻的人物刻画，它还引申出了非常深刻的、包含反叛性、矛盾性以及进步性在内的复杂的主题思想,而在当代，探讨《西厢记》主题思想的复杂性，具有非常重要的文学价值。

关键词：西厢记；王实甫；主体思想；复杂性

1. 绪言
　　《西厢记》全名《崔莺莺待月西厢记》，共有5本21折，它的作者是王实甫，元代著名的剧作家，保定市兴县人。王实甫一生总共写了14部剧本，而《西厢记》则大约成于元贞年间和大德年间，是王实甫最为有名的代表作。这个剧一朝搬上舞台就达到了惊倒四座的效果，特别是受到了一些青年男女的喜爱，被盛誉为“西厢记天下夺魁”，《西厢记》正是将“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这一朴素的爱情愿景”描述的尤为突出的力作。它的曲词优美华丽，而且特别富有诗的意境，甚至可以说它的每一只曲子都是一首极其美妙的抒情诗。作为我国古典戏剧的现实主义杰作，对于后来以爱情为题材的小说和戏剧形成了非常大的影响。《西厢记》不仅拥有华丽的辞藻以及细腻的人物刻画，它还引申出了非常深刻的主题思想,而在当代，探讨《西厢记》主题思想的复杂性，具有非常重要的文学价值。
2. 《西厢记》主题思想复杂性的具体探讨
      从古至今，王实甫的《西厢记》就一直是很多以“西厢”为蓝本的故事的巅峰之作，事实上，它也是元代杂剧艺术成就的最高代表作，所以才会有“西厢记天下夺魁”的美誉。它辞藻华丽、叙事规模非常宏大、戏剧冲突也非常的紧张、人物形象非常的鲜明突出，而由此所引申而出的主题思想也显得非常的复杂和深邃，这些都从不同的角度展现着王实甫本人过人的智慧与文学才华。在所有的主题中，“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对后世人影响最大，成为从古至今最为鲜明的爱情愿景。事实上，西厢故事的主题思想随着朝代的更迭也出现了几次较为大的转变与加工，譬如说从唐朝到元代，逐渐由“高官忘旧情、始乱终弃”的悲
剧主题慢慢的向“高官不忘旧情”的喜剧主题做出了转变，而王实甫正是在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的基础上对众所周知的西厢故事进行了较为大胆的改造，并加入了很多的创新性元素，使它呈现出了较为鲜明的时代性和进步特点。本文从诸多的主题思想中截取了反叛性、矛盾性以及进步性三个方面来探讨《西厢记》的主题思想的复杂性。
2.1 突破时代桎梏的显著反叛性
       事实上，《西厢记》故事的由始至终都体现出了大胆的、与当时的时代格局格格不入的反叛精神，王实甫在安排故事的时间、地点以及背景上，也将这种反叛性体现的淋漓尽致。从第一方面来讲，《西厢记》故事发生的时间是在崔相国即崔莺莺的父亲病故之后，崔莺莺此时正处于扶灵柩回京的守丧期间，按照当时的丧葬习俗，守丧期间是严禁男女之间发生情事的，而崔莺莺当时还有婚约在身，这样的一位女子在守丧期间，理应是处于极度的哀痛之中的，但是崔莺莺与张生之间的爱情却恰好发生在此期间，这样不顾一切的行为，即使是在现代，我们也难以理解，由此可见他们爱情反叛的典型性。另一方面，作者把崔莺莺与张生的爱情主要发生地安排在了一个叫做“普救寺”的地方，这是一个清规戒律非常森严、严禁男女之间的情爱发生、神圣而不可亵渎的佛门圣地，越是这样的地方，就越能体现出他们爱情的反叛性。事实上，在崔莺莺和张生两人眼中，普救寺单纯的只是一个见证他们两人爱情的美好场所，寺院的所有清规戒律对他们来讲并没有任何的意义，他们之间的爱情早已超越了所谓的伦理道德的界限，不会受到任何宗教理法的约束。引申到作者身上，我们也可以得知在王实甫的眼中，这种理想的爱情就是不受清规戒律和宗法约束的爱情，也从根本上体现出了一种惊世骇俗的反叛性。[1]
　　从另一种角度来看，无论是张生还是崔莺莺，他们各自的身份以及其后所巨大的反差，也体现出了他们追求爱情不顾一切的反叛性。先拿崔莺莺来讲，她并非风尘女子，而是堂堂的相国之女，出身名门，而且也受过非常严格的家教管制，对于封建伦理有着非常明确的认知与理解，但就是这样一位受过严格的封建家教约束的女子却做出了在当时看来非常离经叛道的行为，不能不说是一种极大的叛逆，我们也可以得出，虽然受到了很强的思想管制，但是崔莺莺从内心深处来讲对于所谓的封建思想是持否定态度的，我们同时也认识到，对思想控制的越是严格，反叛的声音也会相应的越加强烈。我们再拿张生为例，他本来是一个打算通过科举开始来改变自己社会地位的穷困书生，这也是封建社会的年轻书生的常态，但是遇到了崔莺莺或者说他的爱情之后，张生就义无反顾的放弃了自己实现抱负的科举之路，这一点不仅能看出张生对于崔莺莺的一往情深，还能察觉出作者对于科举考试制度，也是持否定态度的。
       事实上，反叛精神并不单单的体现在男女主人公上，在《西厢记》中另外一位有着鲜明个性特点的人物——红娘身上，也有着非常明显的表现。虽然崔莺莺与张生两人的爱情在当时来看无疑是离经叛道的，但是红娘却给予了非常大胆明朗的支持。故事发展到崔老妇人拷问红娘时，她作为一个仆人，在崔家家族最高统治者崔母面前表现出了非常强烈的反叛精神，直接指责崔母张、崔两人的行为并不是他们的错，而是崔母言而无信所造成的。红娘的反叛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崔莺莺，也可以说，红娘是崔莺莺的思想代言人。[2]
2.2 错综复杂的矛盾性
       作者在写作《西厢记》的过程中除了表现出了极强的反叛性，也表现出了错综复杂的矛盾性。在《西厢记》中矛盾体现得最为明显的就是崔莺莺这一人物形象了，而这种矛盾的主要体现则表现在崔莺莺面对其母的感情上，崔莺莺在面对崔母的时候，其心情无疑是复杂和矛盾的，因为崔母首先是崔莺莺最为亲近和敬畏的人，但同时也是她追寻伟大爱情之路上的一个绊脚石。崔母代表的不仅仅是封建社会的家长权威，也代表着整个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崔莺莺不可能完全不顾及崔母的想法，但是她更不愿意放弃理想的爱情，所以她对待张生的态度也是忽冷忽热，使张生困惑不已。譬如说，张生翻墙来看她，崔莺莺当然对张生甚是想念，但是她看到张生翻墙，觉得他的行为粗鄙下流，竟然发誓再也不见他，一下子使张生急出了病。崔母在普救寺之围后同意张生以考取功名作为迎娶崔莺莺的条件，虽然崔莺莺从来不考虑张生是否有功名利禄，只求和他长相厮守，但是 在崔母的强求下，崔莺莺还是做出了妥协。到了长亭送别一幕中，她表现出的，既有对张生的恋恋不舍，但是内心深处又有担忧，担心张生考取功名之后另娶他人，抛弃自己，这也是体现崔莺莺复杂性的一处描述。
      事实上，《西厢记》的矛盾并不单单的体现在崔、张两人与崔母之间，即使在崔、张、红娘三人之间也存在着很大的矛盾，这也从另一个角度体现出了《西厢记》中矛盾的普遍性所在。崔、张两人与崔母之间的矛盾是封建传统伦理道德等级观念与年轻人勇于冲破道德等级禁锢之间的矛盾。崔母作为封建家长的代表人物，她非常疼爱自己的女儿，希望她有一个好的归宿，但是她对女儿所谓理想爱情的衡量却是异常冷静的，并且固执的认为只有建立在门当户对上的爱情才是保证女人幸福的最基本前提，但是崔莺莺的感情观却是感性大于理性的，仅仅只是以相爱与否来衡量是否幸福的标准，他更不愿意自己的爱情被别人像个提线木偶一般的被操纵和安排，而非常积极的追求自己的幸福，二人都有着非常充足的理由，最后只能以这种的妥协来处理。事实上，崔莺莺、张生以及红娘内部之间的矛盾正是理想爱情和实现理想爱情两者之间理想爱情的矛盾的内化，它们之间的矛盾，从另一个角度也体现出了崔莺莺内心深处的思想挣扎。
      需要注意的则是，《西厢记》在主题思想的处理上是体现了很大程度的积极进步的，但是由于受时代所限，它也有很多不彻底的地方，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体现了作品的矛盾性所在。比如在人物的设置上，张生的身世交代上，虽然他非常的落魄穷困，但作者却给他设置了一个礼部尚书之子的身份，希望借此来缩短崔莺莺与张生在门户上的巨大的差异，这种人物出身的设置就显得不够彻底了。即使张生与崔莺莺两人的爱情可以冲破封建道德的禁锢，但是才子佳人一见钟情式的爱情，以及在最后处理自由恋爱过程中所遭遇到没有办法跨越的鸿沟时，最后只能采取考取功名作为解决矛盾的主要方式，也使作品带生了很大的局限性，这对主题思想的表现是有一定的影响的。[3]
2.3 极大的进步性
       虽然带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与之前的很多的西厢故事相比较，王实甫的《西厢记》还是有着非常明显的进步性，最为典型的体现当然是在崔莺莺与张生两人对于爱情的大胆追求以及由个体到大众的升华之上。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张生与崔莺莺在当时的社会状况下不顾封建世俗的约束，大胆的追求自己的爱情，以及他们彼此对对方的那种真诚的感情，都体现了作者对元代社会对于个人情欲的肯定以及个人的恋爱观、感情观的转型，逐渐摆脱了以往陈旧的婚恋观，换之以自由结合、自由恋爱的婚恋观。《西厢记》中所描述的爱情也是以是否有真实感情存在为基础的，而与功名利禄和权势富贵没有关系。张生可以为崔莺莺放弃考取功名，崔莺莺也可以不在乎张生是否有功名，虽然他们也面临着包括门第观念、宗教礼法以及一系列的宗教伦理道德的约束和限制，但是他们对彼此的感情全部是发自内心，这在元代来讲也是难能可贵，有着非常重要的积极意义的。作者突破了封建传统观念限制，把恋人之间的真挚感情摆在了所谓的宗教礼法、功名利禄以及伦理道德之上，去勇敢大胆的追求一种不受任何约束的、完全理想化的爱情状态，这种状态也正是由于在日常生活过于紧缺而变得愈发的珍贵，所以作者才发自内心的祝愿拥有这般爱情的有情人能够终成眷属，并将这种祝福由个体上升到了大众群体，也正是由于这种升华，《西厢记》所传达的美好的爱情观对于后世的文学创作也带来了非常深远的影响，它也不愧是能够夺魁天下的经典佳作。
3. 结语
     《西厢记》成书于封建统治最为严苛的元朝，无论是贯穿于全作品的突破时代桎梏的显著的反叛性、或者是错综复杂的矛盾性，都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极大的进步性，而作者将那种有情人终成眷属的观念由个体上升到了全体的处理方式，也给后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的范本，具有非常重要的积极意义。

参考文献:
[1]季丹.论《西厢记》主题思想的复杂性[J].《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汉文综合版），2010，（9）.
[2]张人和.近百年《西厢记》研究[J].社会科学战线，2009（3）.
[3]黄季鸿.论“《西厢记》天下夺魁”[J].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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