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文学特征

摘 要：中国作为西方的他者，是西方世界的集体社会想象物，无论形象创造者对他者文化持肯定还是批判的态度，其结果都可能是对自我文化认同的强化和补充。西方世界中有两种中国形象：一种是否定的、意识形态性的，另一种是肯定的、乌托邦式的，随着时间的推进而摇摆不定。西方世界有关中国形象的表述促进了中国人对自身的反思，特别是在国民性和现代化方面。
　　关键词：中国形象；意识形态；乌托邦；他者；自我东方化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2）06-0000-01
　　
　　一、中国：相对于西方的“他者”
　　西方文化中有两种东方主义：一种是否定的、意识形态性的东方主义，另一种是肯定的、乌托邦式的东方主义。［1］西方历史上，肯定的、乌托邦化的东方主义比否定的、意识形态性的东方主义历史更悠久、影响更深远，涉及的地域也更为广泛，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东方传说与基督教的人间乐园神话。
　　正面利用大多是用一个理想化的中国形象来质疑西方的社会现实，提出构建一种新秩序的设想。意识形态的异国形象有时表现为一种“求同”的强烈的意识倾向，即表现自身文化的普世性，力求将他种文化纳入自身的文化模式，例如马可?波罗来到中国，总想寻找作为西方美与幸福的象征的“独角兽”，以至指鹿为马以为中国的犀牛就是“独角兽”的化身；当他们找不到他们想像中的与自己同一的东西，就会认为他种文化是不开化、野蛮。
　　二、摇摆不定的中国形象
　　西方人心目中中国形象总是随着时间的推进而摇摆不定。就如英国著名汉学家雷蒙?道森说的：“欧洲人对中国的观念在某些时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有趣的是这些变化与其说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变迁，不如说更多地反映了欧洲知识史的进展。……中国更恰如其分的象征是变色龙，而不是龙。”［2］
　　1990年，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史景迁从理论学术著作和虚构文学两方面探索了中国形象在西方的历史演变。［3］他认为文化间的交叉构成了人类历史的丰富性，这种交叉有时出于真实，有时出于想像。他还指出制约着西方的中国形象的主要是西方自身的需要的问题。葛桂录教授在《他者的眼光——中英文学关系论稿》一书中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人们对任何一种文化的选择、认识和解释，常常同时又是自己观念和立场的展示，其中所凸现出的是本土的文化心理，而且任何关于他者的新信息都必须先在传统视野内重塑再造后才能被接受。这样看来，任何作家对异域文明的见解，都可以看作是自身欲望的展示和变形。［4］
　　西方关于中国形象的第一本著作是西班牙人门多萨1585年应罗马教皇的要求撰写的《大中华帝国史》。这本编年史在7年中以7种欧洲主要语言出版了46版，可见欧洲当时对中国极感兴趣。接着是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写的《中国文化史》,他第一次企图用自己的文化体系的观念来解释全然不同的另一种文化。之后，西班牙水手品托的《游历者》和耶稣会士白晋撰写的《中国史》又进一步把对中国的美化、理想化推向顶峰。总之，18世纪是欧洲最倾慕中国的时代。中国工艺品导致了欧洲巴罗克风格，中国建筑使英法各国进入了“园林时代”；中国的陶瓷、绘画、地毯、壁饰遍及各地，直接、间接推动了欧洲工业革命；当时欧洲新思潮自然神论也从中国宗教生活与伦理准则的感受中找到了认同。
　　同时也存在一种否定排斥中国文化的倾向。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考察了大量的材料并得出结论，中国是以恐怖镇压为基本手段的专制政体，中国的法律是为维护封建集团的最高统治而强加于人民的约束。伏尔泰也尖锐地指出了中国的一些弱点，诸如一成不变的礼法、法律、语言，虽善于发明却不能用发明的成果推进事物的发展等。到了黑格尔，他把中国置于庞大哲学体系之外，当作“非历史”而“置之不论”。在他看来中国人只有天然义务和天生的血统关系，而无个人选择、个人意志和独立的人格。
　　在虚构文学中，异国他乡总是将自己所渴求但无法实现的投射在对方。16世纪以来，英国作家克里斯多夫?马罗的名作《帖木儿》、意大利作家阿利瓦本尼的戏剧《伟大的尧》、英国诗人柯勒律治的《忽必略》都曾描写了中国的伟大、富庶和智慧。哥尔斯密的《世界公民》就是以冯皇和住在伦敦的中国哲学家连济的90封信作为结构来展开，他特别强调中国的理性和同情心，并批评了英国人的虚伪冷酷腐败。
　　批评中国缺点的作家如笛福的《鲁滨逊思想录》造成了中国在西方文学中的负面形象。还有很大一部分作品与中国的现实没有很密切的关系，中国是作为一种世界文化对话中的象征形象而出现的。
　　从中国形象的历史追溯，可以看到中国的形象从最富于意识形态的“求同”到西方世界理想的寄托，从完全相异的“他者”到对人类共同困惑的求索，这看似无常的变换与社会现实的变化密切相关。17世纪最初20年出现了赞扬中国的第一个高潮，当时欧洲正处于30年战争前夜，人们不满于现实。西方对中国的谕扬的另一个高潮是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世界普遍感到沮丧和绝望为背景，这时人民最需要通过“他者”创造一个非我来发泄不满和寄托希望。
　　三、中国的自我东方化
　　西方世界有关中国形象的表述不仅促进了对其自身价值观的认知，也促进了中国人对自身的反思，特别是在国民性和现代化方面。美国汉学家阿里夫?德里克在《中国历史与东方主义问题》认为西方对中国的贬抑与攻击既激起了中国的民族主义，又具有讽刺意味地为中国提供了有关过去的意象，而这些意象融入到了新的中国的民族身份之中。［5］19世纪中国对自己的审视先是从器物、技术上反思，然后从更深层次上反思国民性、制度以及思想文化传统。在这个过程中，逐渐认同了中国的停滞、愚昧，追求民主、科学，追求现代化与进步，西方的中国形象成了中国人进行现代化的心理与文化诉求。
　　虽然西方近代以来对中国衰落、停滞的描述是在妖魔化中国，但中国人自己的表述来也有异曲同工之处。如梁启超在《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揭示了当时国民的精神状态：“今我国民轻弃信义，权谋诡诈，云翻雨覆，苛刻凉薄，驯至尽人皆机心 ，举国皆荆棘”［6］。闻一多也在《死水》中叹息当时的中国“是一沟绝望的死水”；鲁迅更是描写中国人看客式的冷漠、麻木和愚昧。从这些对中国人国民性的描述文字中，如果我们超越民族偏见歧视，可以看到中西方对中国社会的观察与表述基本一致。我们应当正确看待西方对中国形象的负面塑造，他们成为了中国人改造国民性、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动力。西方文学中的中国形象就好比一面历史的镜子，观照这面西洋镜，可以知晓异国远乡对自己的看法，了解中国的形象变迁史，更加有助于我们反省和完善民族性格。另一方面，我们要超越东西对立的思维定势，构建一种对话、互渗、共生的新型中西关系。
　　参考文献
　　［1］ ［德］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黎鸣、李书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56
　　［2］ ［英］雷蒙?道森.中国变色龙［M］.常绍民，明毅译.北京：时事出版社.1999：16
　　［3］ 史景迁.文化类同与文化利用［M］.廖世奇、彭小樵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序言：2
　　［4］ 葛桂录.他者的眼光——中英文学关系论稿［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3：4
　　［5］ 罗钢、刘象愚编：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72-96
　　［6］ 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四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