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源异境与琅嬛福地的发展

　作者简介：第一作者：冯迪，女，（1992.01—），汉族，四川广元人。现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2009级中国语言文学基地班本科生。
　　第二作者：杨越，女，（1991.12—），汉族，四川广元人。现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2009级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生。
　　摘 要：陶渊明和张岱是中国文学史上的文人隐士。张岱并著有《琅嬛福地记》，此记与陶渊明《桃花源记》异曲同工，皆为梦中之地。本文将对二人所作的文本进行细读剖析，从身份、行为、理想三个角度来比较总结二人的隐逸思想同异。
　　关键词：桃花源 琅嬛福地 陶渊明 张岱 隐逸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2）06-0000-01
　　
　　陶渊明和张岱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名流巨子，同时也是著名的鹤鸣之士。张岱也著有《琅嬛福地记》，此记与陶渊明《桃花源记》异曲同工，皆为梦中之地，皆述世外之境。对于两位隐居名士来说，桃源异境是陶渊明之梦地，琅嬛福地是张岱之梦地，这两处梦地展示出了他们对于“理想社会”的追求，以文本的形式具体表现了陶渊明与张岱同而有异的隐逸思想。本文将对二人所作的文本进行细读剖析，从身份、行为、理想三个角度来比较总结二人的隐逸思想同异。
　　一、 梦起：清溪借梦是谁人
　　在《桃花源记》和《琅嬛福地记》文中，“捕鱼为业”的武陵人和“建安从事”张茂先在社会政治地位上来说都不高，这样的普通甚至贫寒的身份正是陶渊明、张岱两位文人的隐士身份的印证。陶渊明、张岱的隐逸选择都是真正的隐逸，他们并非身在林泉，新怀魏阙的假隐士。
　　陶渊明、张岱隐逸思想的相异之处也在这样的身份设定中体现出来，陶渊明之武陵人不过是捕鱼之人，连名字也不记载，但张茂先不仅有名，且官居从事。这样的差异来自于二人现实生活经历的差异：陶渊明年幼时家庭就已衰微，出身庶族的他受人轻视，张岱却生于钟鸣鼎食的贵族家，且是文化氛围极为浓厚的书香世家，这样的生活经历给予了年少的张岱卓越的才气，远大的抱负，与后半生的隐居生活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同为隐逸，陶渊明视之为归宿，是完全自由的，而张岱却因往日的繁华而不太自由，这种不自由在强烈的反差和念念不忘中为他的隐逸注入了与众不同的内涵。
　　二、 梦径：异者何以入梦来
　　武陵人之所以发现桃源异境是因为自身内心所产生的“异”，这样的进入是全然由武陵人可控的，张茂先则是源溪见老人，老人把其臂而入，他是被领进了琅嬛福地。在进入梦地的不同行为之中，其实也暗示着陶渊明与张岱的隐居选择。
　　陶渊明隐逸最为重要的因素还是他的本性使然，他追求精神自由，生好自然，是一个“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1”的恬淡之人。张岱的隐逸则有些被迫的成分了，他的隐居要隔绝的不是世事，而是王朝。若非清兴明亡，而自己不愿失节沦为贰臣，他是断然不会隐居的。易代之际，张岱沦为遗民，他既要为国守节，也不能以身殉节，便只能选择“苦隐”。
　　陶渊明与张岱虽然都是在乱世中可隐可不隐的境况下主动做出了隐逸的选择，但对于陶渊明来说，隐逸是回归，对于张岱，隐逸却是困苦的新途，在张岱主动隐逸的背后，比陶渊明要多上一重被动的无奈。
　　三、 梦地：却问世间外里情
　　桃源异境是陶渊明所构建的理想之地，琅嬛福地是张岱所构建的理想之地。陶渊明、张岱采取这样的反现实乌托邦式的叙述都有意无意的暴露出一种设置：之所以存在这样的乌托邦，就是要产生主题性的隐喻。
　　两篇文章的创作背景都处于乱世，在《桃花源记》中，村中人避秦时乱至此绝境。《琅嬛福地记》本事诗曰“赢氏焚书史，咸阳火正炽4”，在明遗民的符号世界中，以“秦火”喻清初暴政已为常态，现实中“清”火难逃，张岱只好在梦想中建造一座与世隔绝的庭园，著书修史，保存文化。陶渊明、张岱利用虚构和隐喻这一策略，由梦地之“美”投射出现实之“恶”。
　　然而桃源异境是村庄，琅嬛福地却是书舍。在二人的理想之境中，一个偏重于社会理想，另一个则偏重于文人理想。陶渊明之所以产生桃源异境的社会理想，正是来源于他对自身隐居行为认同。张岱琅嬛福地的文人理想却来自对时代的责任，作为文人的张岱希望以文字的方式来祭奠故国，也祭奠家族和回忆。
　　两地都是现实苦难的产物，但是对于理想梦地的不同构建也反映出二人隐逸的不同：同是隐逸，陶渊明是为“诗”，“诗”多缘于情，陶渊明的社会理想多来自于个人，他的隐逸也是自由、纯粹自我的隐逸，而张岱是为“史”，“史”多缘于实，张岱的文人理想却多来自于社会，他虽隐居，却始终入世，心中念念不忘的是故国、故乡和故情。
　　四、 梦寻：一样清幽两样心
　　陶渊明的隐逸与张岱的隐逸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张岱还在某些方面集成和发展了陶渊明的隐逸精神，但在这样的相似之中也各有特殊之处。
　　陶渊明、张岱的隐逸思想相似性首先体现在二人皆是因不满于社会环境混乱而隐，但是陶渊明仅仅是与官场不和，他的隐逸关乎个人，张岱却是与处于时代的主流的满清统治不和，他的隐逸关乎社会；二人做出了同样的隐居选择，但是陶渊明的隐是出自本性对自然的喜爱，张岱却是为了在不变节的情况下保全生命而做出的颇显被动的选择；二人的隐居生活都十分清苦，但是陶渊明享受清苦，他的隐逸之美在于符合，张岱却是真苦，他的隐居之美在于冲突；陶渊明还是张岱都没有放弃甚至更加升华自己对于文学追求，将自己的才情志气在文字驰骋挥洒，但是陶渊明的笔下多是性情之文，张岱的笔下多事现实之史；陶渊明、张岱都是为隐而隐的真隐士，不是买山之隐也并非为了走上终南捷径，但是陶渊明的 “一道篱笆不仅隔开了人境，也隔开了南山4”，他的隐逸是形不隐而心隐的，张岱却“稍欲出门交，辄恐丧所守5”，他不是不愿入世，只是不能入世，他的隐逸是形隐而心不隐的。
　　陶渊明与张岱，一个任性自然，不为形役，远离尘俗，作《桃花源记》，一个心怀故国，潜心著史，隐居避世，作《琅嬛福地记》。桃花源成为后世对于理想社会的基本构想，琅嬛福地也成为神仙洞府的代名词。其实这“隐逸”二字倒恰好概括了二人的隐逸，陶渊明是逸大于隐，而张岱却是隐大于逸。
　　参考文献：
　　［1］ 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76页。
　　［2］ 张岱：《琅嬛文集》，岳麓出版社，1985年版，第66页。
　　［3］ 田晓菲：《沉几录——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7页。
　　［4］ 张岱：《张岱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5月版，第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