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官书局经费来源的分析和探讨

　清代中叶，由于历经内乱外患，图书文物惨遭散佚焚毁的厄运，损失颇为惨重。同治初年，百废俱兴，清廷极欲整顿地方各项事业，其中对振兴文教事业的开展，便是各省官书局成立的原因。著名的官书局有六家，即被称为“五大官书局”的金陵、浙江、江苏、淮南、湖北崇文书局和广雅书局。当时创设书局的地方疆臣大吏，积极倡导，大力支持，书局聘有充裕的人才及不虞匮乏的经费，使各省官书局能刊印出数量庞大，精心校刊，品质精美，且值得信赖的典籍。故广为世人利用与收藏，得以流传后世。所刻书通称为“局本”，成为中国近代印刷史与版本学上的一个组成部分。
　　官书局初设伊始，地方督抚大员莫不视为盛事。立局刻书，财源是关键。各书局的经办者，举贤任事，甚至亲自挂名，努力经营，网罗散佚的典籍，精加校刊，雇佣精良刻工，达成刻印图书的目的。为此，书局的经营需筹募大量的经费，用于书局中各种支出，聘用各种专门的工作人员从事其间，以及制定书局行事的章程等相互配合，书局方能正常运转。本文综合各省官书局经营之状况，以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所贮存的清代有关书局的档案资料为参考，予以梳理分析，探究清末各省官书局从事刻书事业经费来源的概况。
　　一、经费来源选介：
　　清中叶，在内乱外患的交夹之下，无论军事、政治、经济都呈现一片衰微、崩溃的现
　　象。同、光之际，清王朝为平定内乱，乃将中央之财政权及领兵权，逐渐授予各地督、抚等疆臣大吏，由于他们掌握支配各地方的经济大权，所以能设法筹措经费，经营刻书事业，同时延聘学有专长的士绅及技术专精的刻工，从事开展书局的事务。故所刻之书，大多精美，且种类繁多，数量庞大，售价低廉，为当时儒学仕子所称道，使典籍得以广泛的利用与流传。
　　历代刻书事业的兴盛与否，是与社会经济发展有着直接的关系。即经费的赢绌，必然影响到刻印书籍的数量及品质。同治、光绪年间，各省官书局刊印图书，除局内各工作管事及校勘人员的俸饷外，工匠之工资，以及板、纸、墨等价格预算，无一不需销耗大量经费，而经费的来源，与内府所刻图书，全由国库支付迥然不同，但既为地方督抚所设，其开销自由书局属地筹募资金支付。
　　清咸丰、同治时期外患内乱频仍，当时清廷为应付时局稳定社会，政府各种军需费用日益增加，经费异常拮据，民生凋敝，百废待兴，疆臣大吏极力整顿社会秩序，相继设立书局刻印图书，以振兴封建文教，达到教化的目的。然而，社会经济衰微，足以动用的经费，亦实属有限。江苏学政鲍源深于《请购刊经史疏》中说：“或疑现在各省经费支绌，筹饷艰难，拟购书、刊书无暇遽及，夫戡乱则整武为先，兴学则修文宜亟，况购书、刊书经费，每年不过筹饷中百之二三，筹捐尚易。”{1}可见，当时各省经费支绌，似无暇顾及刊印图书之事，鲍氏上疏便以购书、刊书的费用，仅不过筹饷中的小部分，乃建议以筹捐的方式筹措经费，以供开设书局刻印图书之用。当时筹措经费的方法，以厘金、盐税及官绅捐助为主，这也是咸丰、同治时期清廷财政上的主要部分来源。
　　二、抽厘助资
　　清末，一般省立书局，经费多来自厘金。开征厘金是清廷筹措军饷，以镇压太平天国
　　起义为特征的一种捐税。名目繁多，且数量庞大，各省纷纷仿办，自行设卡，抽收厘金，作为解决其饷缺的主要手段。至此战事略息，而抽厘仍旧，其中“余额”部分遂常拨作刻书、修志之用。浙江、江苏、福建等诸局均用此法维持经营。
　　例如：晚清重臣左宗棠任闽浙总督时，福建省设立书局之经费。据《大清穆宗毅皇帝实录》卷中记载：“所指以厘金充修脯一节，闽省鳌峰书院旧藏正谊堂板无存，左宗棠设局重刊。”{2}
　　另四川总督吴棠奏《闽省建设书院疏》折中又述；“前督臣左宗棠重刊先哲遗书，开设正谊书局，录选举贡百余人，月给膏火，分班校拨，……呈经前兼署臣英桂批司议定章程，在于厘金项下筹拨银五万两，发交殷实富商，每月完息一分一厘以资经费”。{3}左氏以厘金作为书局人员的薪金，另拨出一笔款项交给殷实商人盈利生息，将每月所得利息，用于经营书局的费用。
　　同治六年（1867年）浙江巡抚马新贻奏《设局刊书疏》中，对浙江书局刻书之经费来源，曾说：“并先恭刊钦定《七经》、《御批通鉴》、《御选古文渊鉴》等昭示圭臬，其余有关经济讲诵所必需者，随时访取善本陆续发刊，一切经费在牙厘项下，酌量撙节提用”。{4}
　　再如：江苏省额赋较为繁重，据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十二月《光绪朝东华录》载，江苏巡抚赵舒尧于考核钱粮、整顿厘金及裁减局员新资之覆，奏云：“善后局开支经费，同治十二年奏准酌提厘金一成，光绪十年改支八分，十三年后奉部奏定改提五分，如省城保甲、发审、官书、洋务各局用款，均归善后局于酌提五分内支放”。{5}从上述史料可知，浙江书局刻书所用经费及江苏官书局之用款的部分来源，是由厘金税制不同项目下所支付的。抽取厘金一项已成为书局筹款的方式之一。
　　三、捐助筹募
　　地方官僚、士绅的捐助也是书局财政的重要来源。各省书局刊印书籍的经费，开创书局者于筹措款项之际，或鉴于经费难筹，或为起领导作用，多率先自己捐款或捐其养廉之银，也有省府示意或盐商出资报捐，富豪的自动捐献等，所得募捐款项，以助刻书所用，表示官员支持及提倡之意。
　　1.官员自行摊捐与富绅出资报捐
　　广雅书局创于光绪十三年（1887年），由两广总督张之洞、广东巡抚吴大澂倡立。广雅书局的经费，有自行捐献之款及罚款等。见张之洞所奏《开设书局刊布经籍折中》叙述的更为详尽：“上年即经臣之洞捐赀设局举办，……名曰广雅书局，臣之洞捐银一万两，臣大瀓捐银三千两，顺德县青云文社捐银一万两，仁锡堂西商捐银一万两，省城惠济仓绅士捐银五千两，潮州府朱丙寿捐银五千两，共银四万三千两，发商生息，每年得息二千三百六十五两，又诚信堂、敬忠堂商人，每年捐银五千两，共七千三百六十五两，以充书局常年经费，计款项尚不甚充，如以后别有筹捐之款，再当凑拨应用……檄饬两广盐运司综理局事”。{6}由此可知广雅书局以捐助方式筹款的来源甚多，除张之洞个人捐款 外，尚有多位商家捐款资助，并将集得款项拨交商人孳生利息，一并为刻印书籍所应用。
　至于刻书经费中的罚款，张之洞于《致海署天津李中堂》电牍中云：“洞在粤筹有专款，内分两宗，一系文武官绅捐，一系盐埠商捐，……官捐者，系武营罚款捐出四成为报效，……盐捐者，系仓盐盈余化私为官，暨提充书院工程”。张氏于广东所筹措的专款中，一为文武官绅捐款，即武营罚款捐出四成；一为盐埠之商捐，这些均属以捐助方式筹得，进而拨交书局刊书充作经费。{7}
　　又如，光绪年间，曾国荃任山西巡抚时，经考察认为晋省位于山陬，经史子集十购九缺，坊肆刻本讹误过多，使有志读书者难于求购。遂于光绪五年（1897年）三月在太原省城设书局，刻印《六经》、《四书》、小学等书，经费所需庞大。所奏《设立书局疏》曰：“在太原府城内，设立濬文书局，……此项经费所需亦鉅，理宜在晋省殷实之家劝捐筹办，……臣檄饬司道于开局后，遴委公正廉明之员，择地方饶富较多之户，……诚能苦口劝导，谕知富绅量力饮助，亦可集腋成裘，晋省富绅夙明大义，谅心敬恭桑梓，踊躍乐输”。{8}濬文书局刊印图书所用经费的筹办，曾国荃拟采取向殷实富绅之家于小麦收成后，以劝捐的方式办理。但时逢光绪年间山西地方因其他赈捐，本以穷困，又加上近来年逢干旱，收成欠佳，民力至为窘迫。然而，书局尚属开始经营初期，凡此诸多原因，可见当时劝捐筹措书局经费的艰辛。
　　2.地方官吏的捐廉报效，以弥补财政不足
　　金陵书局成立于清同治三年（1864年），为两江总督曾国藩创立。曾氏设立金陵书局之经费来源，朱孔彰在《曾祠百咏注》中云：“公捐廉俸三万金，设书局，重刊经史，先在安庆商之九弟沅圃方伯，刻《王船山遗书》”。{9}表明曾氏自捐养廉俸给三万两，以设立书局刊印图书之用。另外，《曾文正公手写日记》同治五年（1866）五月三日记载：“同治二年（1863），沅甫弟捐资全数刊刻，开局于安庆”。至于刻印《王船山遗书》时，其弟曾国荃亦先后捐款共计五千金，充补刻书时的费用。
　　例如：四川总督兼署成都将军吴棠率先捐出养廉之银以设立书局，重刊钦定《朱子全书》，其后又率所属以捐助方式筹得款项，用以续刻其他书籍的支出。
　　另有，左宗棠于陕西设立书局，据罗正均编《左文襄公（宗棠）年谱》同治三年（1871年）四月条记载：“是月设书局西安，刊刻经籍。……其刊印经费，均由陕西藩司于本大臣养廉项下拨付”。{10}左氏在陕西设书局刊刻书籍的经费，拨交驻陕西军需局在他的养廉项下支付。其后，光绪年间陕西学政何逢时，曾于陕西设书局刻书，据《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三百一所载：“陕西学政何逢时奏，捐廉筹款，刊刻书籍，请饬下抚臣，极力维持，以裨学校”。{11}
　　上述各官书局刊印书籍经费的来源，有官吏自捐资金或养廉金、商捐、及富绅劝捐等，均属于由捐助的方式自行筹措款项，以供书局开支。
　　四、提充盐税、关税
　　清末国力衰竭，地方财政更不充裕，各省疆臣大吏自行筹措书局刊书经费，大多依赖捐输及厘金为主，然而，亦有动用盐课、海关等税款的地方督抚。同治十年（1871年）曾国藩曾建议两广总督瑞麟设书局刊印图书。曾氏《致瑞澄泉中堂》一文，提议设书局刻书的经费，可于粤东盐务项下，尚有可筹之款，用于书局首刻《十三经注疏》及诸书，以振兴文教事业。据《广东书局等所刻书》上载：“广东书局，……是1868年（同治七年）两广盐运使方濬颐（字子箴），在盐运项下拨出一笔银两开办，……1870年（同治九年）盐运使鍾谦鈞曾拨出款两万两千两做刻书之用”。{12}书中所述，两广盐运使方濬颐及鍾谦钧曾拨出盐款，用做刻书的经费，维持书局的运营。
　　又如思贤书局，系光绪十六年（1890年）王先谦以盐务公所岁终积聚六百金，于思贤购舍设立，其经费用做立局刻书之用。
　　张之洞于广雅书局筹措刻书经费中，除前述取自捐助外，曾提用海关部分经费作为储备用款.据张之洞《札运司开设书局》公牍记述：“查本衙门，向有海关经费一项，本部堂到任以来，一概发交善后局，专款存储，留充公用，今即将此款提充书局经费，专刊经史有用之书”。{13}另据《张文襄公年谱》载：“所谓书院书局杂款者，即粤海关每月例进之公费，公不以入私，而发善后局存储备用者也”。{14}张氏于广雅书局刻印书籍时，所提充书局的经费，即由粤海关每月例进之公费，而拨交善后局储存备用，便以此款作为书局刊印书籍的资金。
　　五、外销之款
　　清咸丰、同治年间，各省督、抚所谓自行筹措的款项，大都可以任意支配本省开销，且不需将支销实情呈报户部，即不受户部的干涉，这些款项均可归纳为“外销之款”。然而，所筹外销款项的来源，又多取自捐助或厘金项目之下。即地方督抚自由掌管不在经常支出项目的闲款。
　　自江南兴办金陵书局，经费的来源亦多出于闲款，据柳诒征《国学书局本末》中说：“咸、同间，督、抚兼治兵、理财之权，外销之款至夥。自江南兴办书局，各省踵之，其经费皆出于闲款，不在经常出纳之列”。{15}当时各省督、抚掌握外销款项很多，书局经费的筹措及日常开销，包括在不经常支出的闲款范围之内。
　　例如：1.金陵书局与湖北、浙江、江苏、淮南等书局合刻《二十四史》时，曾国藩对金陵书局经费的筹措事宜，曾氏给《复马榖山制军》书札中载：“湖北书局，拟与苏、浙、金陵各书局合刊《二十四史》，诚属善举，惟金陵一局，并未筹定有著之公款，……应请阁下筹一闲款，源源拨济其薪水用款”。曾国藩以金陵书局于合刻《二十四史》时，所需开销的薪水等用款，尚未筹定款项，便请马新贻协助筹措一笔闲款，使能长期拨济该局的开销。
　　2.湖北书局的刻书经费，据李鸿章奏《设书局刊书折》曰：“此次设局刊书，袛可先其所急，……一切经费，酌提本省闲款动用，勿使稍有靡费”。{16}李氏上折建议酌量动用湖北省之闲款，以弥补刻印书籍所急用，从中也可看出书局经费的短缺。
　　张之洞主政湖北时，于湖北 崇文书局刻印《江汉丛书》，刻书所用的板价及工资，便由善后局于外销之闲款内所支付。
　　3.湖南傅忠书局创立于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由曾纪泽主其事。该局刊印《曾文正公全集》时，局中所需经费及编校人员薪金，大部分由江南军需局闲款下拨付。在长沙当地所延聘办理事务者，则由李瀚章及李鸿章所筹款项以供局专用，或因官资注入故将傅忠书局视为官书局。
　六、藩库补助：
　　清初以来直至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前，地方督抚虽有较大的职权，但并无相对的财权，主管一省财政的布政使司也不是督抚的属官。但咸丰三年后，清政府不得不允许地方自行筹饷。由此，地方督抚开始拥有实质性的财权。
　　为自筹饷银，地方督抚甚至统兵将领直接设置专门机构，包括各省藩、运、粮、关等和其他财政局所，管理财政收支等事务。如此，省辖官书局的运营经费，除上述各种不同的筹措方法外，亦有地方督抚为购书、刻板、修建而拨出专款的，如张之洞曾为崇文书局拨银四千两，从赵尚辅手中购得《湖北丛书》板片即是一例。又如，曾国藩调任后，江南书局经费日渐之绌，已无款刻印书籍，后由提调范志希禀请，自藩库筹拨一千五百金支助书局的开销经营。“江南官书局向每年在藩库领银三千两，在支应局每年领银四千两，以为常年经费”{17}是出《国学书籍本末》一书，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的记述。可知清末江南官书局的经营费用，转由地方藩库及支应局拨款，以补助书局刊印书籍的经费支出。
　　清末国力衰竭，地方财政更不充裕，有限的款项常被挪用。江南书局于藩库补助的经费停止后，书局中支付的薪水、购纸、印书等项目用款，全由售书所得，周转应用。
　　上述各省官书局经费的来源，由各省地方官吏自行捐助、厘金、税金、藩库正款补助及售书之赢余等方式筹措。然而，在咸、同之际，正逢内乱外患交加下，清政府中外用款甚钜，财政至为窘迫，筹款颇为不易，但当时各省督、抚掌握地方财政，有权支配经费的开销，承办者出于对刻书事业的支持，极力落实各省官书局刊印图书的资金需求，并以不同形式筹得款项以供其开销。
　　清末各省官书局创始于同治三年（1864年），极盛于光绪中叶。时移势转，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清廷颁行新政，废除科举，西学兴起，各省官书局在无法适应新形势的变动下，屡次裁并或裁撤，以至停办，而后为继起的新式书局所取代。
　　注释：
　　{1}《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28册 卷五、374-376页，《请购刊经疏》
　　{2}《大清穆宗毅皇帝实录》，卷二0五 同治六年六月
　　{3}《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28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78年）卷五·413页
　　{4}同注3 卷五 370页 《设局刊书疏.》
　　{5}王先谦、朱寿朋纂修《光绪朝东华录》，北京 中华书局 1984年9月 3697-3698页
　　{6}《张文襄公全集》《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台北 文海出版有限公司 1973年7月 卷23，奏议23
　　{7}《张文襄公电稿附函稿六卷，牍稿二十八卷》张之洞撰 1918年铅印本
　　{8}《近代中国史料丛刊》 萧荣爵《曾忠襄公（国荃）奏议》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年卷十三《设立书局疏》
　　{9}柳诒徵 《陶风楼藏名贤手扎》 1930年影印本
　　{10}《左文襄公年谱》清罗正钧 年谱传记类第37册卷六，462页 清光绪二十三年湘阴左氏刊本
　　{11}《大清德宗光绪皇帝实录》卷三百一
　　{12}于今，《广东书局等所刻书》·《艺林丛录》第三编 106页 （台北 谷风出版社1986年）
　　{13}《张文襄公全集》卷九十三·公牍八·6471页
　　{14}《张文襄公年谱》·许同莘编 重庆 商务印书馆 1945年）105页
　　{15}柳诒征《国学书局本末》·《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第三年刊》1930年第5页
　　{16}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十五 清光绪三十一年金陵刻本
　　{17}同注15第9页
　　参考文献：
　　[1]清宝鋆等 《大清穆宗毅皇帝实录》 清光绪五年内府朱格抄本 故宫藏
　　[2]清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 北京.中华书局 1984年9月
　　[3]清曾国藩 《曾文正公全集》 清光绪二年傅忠书局刊本 故宫藏
　　[4]清罗正钧编《左文襄公年谱》 清光绪二十三年湘阴左氏刊本 故宫藏
　　[5]清李鸿章撰《李文忠公全集》 清光绪三十一年金陵刻本 故宫藏
　　[6]赵德馨主编《张之洞全集》 武汉.武汉出版社 2008年11月
　　[7]《军机处上喻档》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电子版
　　[8]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 台北. 文海出版社 1973年7月
　　[9]周志初著 《晚清财政经济研究》 济南. 齐鲁书社出版 2002年11月
　　[10]柳诒征. 《国学书局本末》 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第三年刊 1930年
　　作者简介：王大忠，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员，主要从事清代古籍整理编目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