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与宗教的关联分析

雒自新(1979－　)，山西朔州人

 ［中图分类号］B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547(2012)04－0100－02
    理性与信仰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历史难题。我们可以把这样一个抽象的问题具体化为逻辑与宗教之间的关系问题来考察。“宗教”(religion)一词在《不列颠百科全书》当中被解释为“人类与他们奉为神灵、精灵之间的关系”。“宗教通常被认为由人对上帝、众神或精灵的关系组成。崇拜大概是宗教的最基本因素。”[1]由这一解释可以看出，宗教信仰是人类的一种感性认识，是非理性的产物。而逻辑则是人类思维的基本规律，是理性的产物。据此，似乎逻辑和宗教之间是完全对立的：宗教不讲逻辑，逻辑也排斥宗教。但事实上却不然，从逻辑史的考查可以看出，逻辑与宗教之间非但不对立，反而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逻辑和宗教之间的关系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5世纪。那时候，在东方的古印度，各种宗教派别林立，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以基本教义的不同为划分标准，当时的古印度有着两大基本宗教派别：一种是承认吠陀经典婆罗门教正统思潮的正统派，另外一种是不承认吠陀权威的非婆罗门教的沙门思潮的非正统派(异端派)。其中，正统派包括：正理论、瑜伽、胜论、数论、檀多、弥曼差；非正统派包括：耆那教、佛教、顺世论、不可知论、生活派。这些不同的宗教派别为了维护和宣扬本派的基本思想并且同时破斥其他派别的思想，经常聚集在一起进行公开辩论，久而久之就形成尊重论辩的习惯(值得一提的是，在我国青海和西藏的一些藏传佛教寺院当中至今仍然保持着这种辩论传统)。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当时，辩论当中的获胜者不仅会得到人们的尊重而拥有很高的社会地位，而且也会得到物质上的丰厚奖励。在这种经年累月的辩论当中，逐渐总结出了一些一般性的辩论法则。这些一般性的辩论法则在长期的发展过程当中，经过进一步积累与不断修正就成为了具有普适性的逻辑法则。将这些具有普适性的逻辑法则组合在一起，就形成了一种系统的逻辑思想——因明。古印度的逻辑思想——即因明——散存于以上各种正统和非正统教派的理论体系当中，成为各派理论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其中由以正理派、佛教和耆那教的逻辑思想较为丰富、系统，影响深远。
    众所周知，逻辑学有三大源头：古希腊形式逻辑、古印度因明和中国先秦名辩学。以上史实表明，作为世界逻辑学三大源头之一的印度因明的创生与宗教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然而，逻辑与宗教之间的关系远不仅如此，这种紧密的联系在西方表现得更加突出。
    在西方，古希腊创立了较为系统的逻辑学。到了中世纪，也就是从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到14世纪文艺复兴之前，前后约1000年当中，基督教统治着整个欧洲。在这一时期，作为大学的“三艺”(文法、逻辑、修辞)之一的逻辑在中世纪的教会学校中被广为传授和研究，其目的是为了加强学生的逻辑训练，以便从事法律和宗教的研究。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家在研究宗教的时候往往使用古希腊传统逻辑的方法把信仰加以系统化和深化，各个时期的宗教论战也都强调以理性和逻辑为依据。占统治地位的基督教对逻辑的重视和使用无疑极大地促进了逻辑学的研究的发展，形成了中世纪特殊的逻辑——经院逻辑。经院逻辑并不是在离开古希腊逻辑的基础上，单独形成发展起来的新逻辑分支，而是在古希腊文化和逻辑的基础上，结合中世纪宗教生活中的特有问题发展起来的。因而它仍然是古希腊形式逻辑的发展，但它带有中世纪的特殊性。中世纪在继续研究直言命题、假言命题、模态命题等古代逻辑的基础之上，开拓了词项属性、推演学说和量化问题等新的研究领域。中世纪是公认的西方逻辑学发展的第二大高峰时期，在这一时期逻辑学的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同时，逻辑与宗教之间的关系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密切程度。
    刚刚过去的20世纪是逻辑学发展的第三大高峰时期。而这一时期逻辑与宗教之间的关系也呈现出了一种新的状况。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真值函数论为基础的现代逻辑的创立与发展为哲学家们分析问题提供了崭新的强有力的工具。因此，20世纪早期的英美哲学家们以现代逻辑为工具，依据逻辑经验主义原则，认为表达信仰的宗教命题既不能够被经验事实所证实，又不能够被经验事实所证伪，因而是没有意义的。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哲学家们不仅在学术上反对宗教，而且纷纷退出了对基督教(在西方，宗教一般就指基督教)的信仰。可见，在这一时期逻辑成了反对宗教的工具。但即使是反对，也是在使用逻辑，也是逻辑与宗教之间的互动，因此，这正从反面体现出了逻辑与宗教之间的密切联系。
    然而到了20世纪后半期，英美哲学家们对宗教的态度却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究其原因，同样在于逻辑学的发展。70年代发展起来的现代模态逻辑和可能世界语义学理论成为促成这种重大转变的关键性因素。以普兰廷加(A. Plantinga)和斯温伯恩(R. Swinburne)为代表的当代英美基督教哲学家娴熟地运用模态逻辑等现代的逻辑和语言分析方法，对“上帝存在”、“人类的罪与恶”、“天启与奇迹”、“上帝的救赎与神恩”等这些基本的宗教信仰问题进行系统化的深入研究，证明它们的合理性与可理解性。这些人组成了“美国基督教哲学家协会”(American Society of Christian Philosophers)，它从属于“美国哲学协会”，现有成员1000多人，数量超过了“美国哲学协会”人数的一半。
    综观整个20世纪逻辑与宗教的关系不难看出，哲学家对宗教的态度是随着逻辑学的发展而变化的，真可谓“成也逻辑，败也逻辑”。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出，无论在东方的婆罗门教的吠陀经以及老子、孔子等的著作当中，还是在西方的希腊神话、荷马诗史和柏拉图哲学论著当中，文化尽管不同，但都提出了一些关于人类自身的基本问题：我是谁？我从何而来又将去往何处？为何有恶？等等。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就是宗教的起源。这些问题的提出和对这些问题的解答的终极目的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寻求真理。而这恰恰也是逻辑的基本诉求。也就是说，逻辑与宗教是寻求真理的两种不同方式，其基本诉求是一致的。实际上，这就是逻辑与宗教之 所以具有密切关系的深层次根源。
    搞清楚逻辑与宗教之间的密切关系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宗教信仰与理性之间有什么关系？这一问题自从宗教产生之日起就一直困扰着人类，尤其是那些“爱智慧”的哲学家们。逻辑是人类理性的标志，因此，逻辑与宗教之间的密切关系至少有力地证明了两者之间是不矛盾的。在理性与信仰之间，并不存有竞争性，二者彼此共融，也都有各自的运行空间。因此，在探求理性与信仰的关系这一重大理论问题的时候，兼具基础性、工具性和人文性三重学科性质的逻辑学无疑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是逻辑的社会文化功能的一种集中体现。但在这里要特别注意的是，逻辑作为一种工具，对世界无所说；在研究理性和信仰之间的关系的时候，逻辑是“价值中立”的。“……逻辑并不是理性主义的附庸，而是在理性与经验之间、理性与意志之间维持必要张力的工具；同样，逻辑也是在理性与信仰之间维持必要张力的工具……”[2]当然，从历史的考察也可以看出，逻辑与宗教之间的关系也是互动的，通过在宗教研究当中的应用也暴露出了现有逻辑工具的局限性，这对逻辑学研究本身的提高也是十分有用的。
    对逻辑与宗教之间密切关系的认识在现时代还有其独特的价值。其一，在当代，在世界各地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所谓“邪教”。有许多人，其中不乏一些高层知识分子，都陷入了万恶的邪教泥潭而不能自拔。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没有正确地区分宗教和邪教这两种根本不同的东西。宗教和邪教的根本区别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各种宗教都是向善的，而邪教则是反人类的。第二，宗教教义和理论的论证是讲逻辑，而邪教是不讲逻辑的。只要自觉地运用逻辑工具进行分析，展开批判性思维，那么孰是孰非应该是不难分辨的。因此，逻辑是当代反邪教的一把利器。
    其二，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21世纪的特征的话，那就是“全球化”。然而众所周知，在全球化进程当中不同文明之间的碰撞难免会产生一些冲突，最典型的就是西方的基督教文明和东方的伊斯兰文明之间的冲突。这些冲突正在严重地影响着世界的和平与社会的和谐。因此，开展各种文明之间的对话、建设和谐世界已成为当代最紧迫的任务之一。文明之间的对话有着不同的形式，但其中最根本、也是最关键的对话当数宗教对话，正如德国著名天主教神学家孔汉思(Hans Küng)所言：“当今世界没有宗教的和平就没有世界的和平，没有宗教之间的广泛对话就没有宗教的和平。”对话无非就是一种求同存异的过程。如何恰当地找出各种宗教以及不同宗教派别之间的“同”和“异”，势必要经过严密的逻辑与语言分析，具体说来，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步骤：澄清概念、分辨层次、揭示预设、辨析共识。要做到这些，逻辑工具的运用是必不可少的。而对宗教对话的理论研究，即宗教对话的前提、方法以及目的等方面的研究，逻辑工具的作用更是不言而喻的。
    总之，逻辑与宗教这两个貌似不相容的领域之间实则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厘清这种关系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如何在理性与信仰之间维持必要的张力，是人类社会文化良性发展的永恒主题。逻辑作为维持这种张力的基本工具，既是反对一切盲目迷信与宗教极端思想的利器，也是反对一切信仰霸权主义，促进信仰共同体之间良性对话与互动，维护人类文化多样性和谐发展的基本思维装备。”[3]
    ［收稿日期］2011－0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