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四科十哲”及其存疑的发展策略

　《论语·先进》：“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卷6《先进第十一》列“德行、言语、政事、文学”为“四科”，誉颜渊等10人为“十哲”，后世遂有“四科十哲”之称。然“十哲”是否其称、是否为孔子所言、“十哲”与“四教”、“十哲”与先秦儒学传承等问题，长期以来诸多观点见仁见智。本文拟就“十哲”生平事略、存疑所在、儒学传承及相关问题进行初步考证和讨论，以管孔之见就教于方家。
　　一、“四科十哲"事略管见
　　（一）德行四哲：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惟颜、闵当称
　　颜渊（前521—前481），即颜回，字子渊，鲁人，少孔子30岁，与其父颜路同为孔子学生。在《论语》中，颜回名字出现次数32次，孔子对颜回评价极高，“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颜回好学，不迁怒，不二过，善待同门，孔子称赞颜回“自吾有回，门人益亲”。同为“十哲”之一的子贡对颜回仰望之极：“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知十，赐也闻一知二”。颜回30岁早亡，孔子有“天丧予”之叹！《韩非子·显学》列“颜氏之儒”为孔子以后儒学八家之一。颜回安贫乐道，达到孔子“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的境界；德望行品，孔门因有颜回而“门人益亲”；博学且智，“闻一知十”。故颜回之德行才智，孔门弟子无人比肩，身居“十哲”名至实归。
　　闵子骞（前536—前487），即闵损，字子骞，鲁人，小孔子15岁。在《论语》中其名字出现5次。《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第七》载闵子骞一生“不仕大夫，不食汗君之禄”。鲁国季氏曾邀其任费地宰，闵子骞坚拒，并对来使说：“善为我辞焉！如有复我者，则吾必在汶上矣”。闵子骞至孝，孔子评价其“孝哉闵子骞！人不间于其父母昆弟之言”。孔子言：“道不同，不相为谋，”闵子坚拒费宰，“不食污君之禄”，躬身践行孔子“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的教诲，名著“四科”，孔门弟子无人能及。
　　冉伯牛（前544—？），即冉耕，字伯牛，小孔子7岁，鲁人，以德行闻名，孔子任鲁国司寇时，任中都宰。《论语·雍也》记载其患恶疾而亡，孔子痛甚。伯牛事略，先秦文献，仅此一例。
　　仲弓（前522—？），即冉雍，字仲弓，与冉伯牛同宗，小孔子29岁，鲁人。其名子在《论语》中出现11次。曾为季氏宰，孔子称其“雍也，可使南面”。史载，“孔子既殁，仲弓之徒追论夫子之言，谓之论语”。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孔子因季氏“八佾舞于庭”而大为不满：“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同为季氏宰，闵子骞坚辞不受，而仲弓却为宰问政，二人不同，可见一斑。故孔子评价仲弓“不知其仁”，并告诫仲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对于仲弓，后世褒贬不一，荀子称仲弓为“大儒”，与孔子并列，《荀子·效儒》“非大儒莫之能立，仲尼、子弓是也”；《荀子·非十二子》中更称仲弓为“圣人”，同样与孔子并列，“圣人之不得势也，仲尼、子弓是也”，强调“上则法舜、禹之制，下则法仲尼、子弓之义”。而孟子对仲弓则不以为然，《孟子·公孙丑上》“冉牛、闵子、颜渊善言德行”，其体近于孔子，惟独对仲弓只字不提。相对于颜、闵二哲，孔子称仲弓“不知其仁”，然仲弓身居德行一科，不知其据何在？又，孟、荀为先秦儒学重镇，评价仲弓观点不一，可见当时仲弓入哲，已存非议。
　　（二）言语二哲：宰我“智不充其辩”；子贡出使，则“五国有变”
　　宰我（前522—前458），即宰予，字子我，小孔子29岁，鲁人。其名字在《论语》中出现5次，曾任齐国临淄大夫，“利口辩辞”，以口才著名。《论语》一书中，孔子对宰我评价甚低：一是“宰予昼寝”，孔子称其“朽木不可雕也”，并说要引以为戒，取人要“听其言而观其行”；二是宰我认为“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孔子指责其“予之不仁也”；三是司马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第七》言其为临淄大夫时“与田常作乱，以夷其族，孔子耻之”。韩非子认为宰我身列言语之科，名过其实，“宰予之辞，雅而文也，仲尼几而取之，与处久而智不充其辩”，并认为孔子“以言取人乎，失之宰予”。孔子“誉人”，必“其有所试”，然“以言取人，失之宰予”。其德“不仁”，其材“朽木”，其言“不智”，尽管孔子相耻，宰予仍身列“十哲”，不知“四科”诸哲心做何想？
　　子贡（前520—前446），复姓端木，名赐，字子贡，小孔子31岁，卫人。《论语》中，其名字共出现44次，司马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第七》称其“喜扬人之美，不能匿人之过，常相鲁、卫，家累千金”。《论语》中孔子对子贡的评价主要有三：一是赞美子贡对学问与道德的追求精益求精，并能举一反三：“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二是以宗庙祭祀尊贵礼器“瑚琏”比拟，言其为器用之人；三是认为子贡通情达理，可从政理事：“赐也达，于从政乎何有？”史载齐国田常欲移兵伐鲁，子贡出使四国，充分发挥其言辩才能，游说其主，最终实现“存鲁”的目的，司马迁评价其“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子贡以器用之才出使齐、吴、晋、越四国，尽显其才， 后世张仪、苏秦者当望尘莫及。
　　（三）政事二哲：冉有、季路，伯仲难分
　　冉有（前522—前489），即冉求，字子有，小孔子29岁，鲁人，曾为季氏宰。在《论语》中，其名字共出现33次，孔子对冉有的从政才能予以积极肯定：一是冉有可主政一方。《论语·公冶长》：“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二是冉有具备从政的才能。《论语·雍也》：“求也艺，于从政乎何有？”三是冉有具有臣属之道，《论语·先进》：“求也，可谓具臣矣”，“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冉求对自己主政一方也颇为自信：“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由于冉有与仲弓同族，均为季氏宰，政治倾向于季氏，在“季氏将伐颛臾”的问题上与孔子意见相左，引起孔子不满：“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更有甚者，“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孔子大怒：“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尽管孔子评价冉有为政之才，但须“文之以礼乐”，方可为“成人”，但冉有兼备“具臣”之道、“足民”之才、“聚财”之能，身列“政事”一科，当不为过。
　季路（前542—前480），即仲由，字子路，小孔子9岁，卞人，先后为鲁季氏宰和卫大夫孔悝之邑宰，其名字在《论语》中共出现50次。史料载“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鸡，佩貑豚，陵暴孔子”；孔子以礼诱导，子路着儒服而为弟子。孔子认为子路“千乘之国，可使其治其赋”，并具有“折狱”（断案）之才。在孔门弟子中，只有子路敢于当面指责孔子，并对其行为表示不满，如公山弗扰，图谋“费畔”，孔子应召欲往，子路不悦；佛肸“中牟畔”，孔子欲往，子路阻拦并指责孔子；“子见南子，子路不悦”等。冉有、子贡、子路、“闵子侍侧”，孔子言子路“不得其死然”，后子路果死于卫乱。子路个性鲜明，于孔门弟子中独树一帜，孔子评价子路“好勇过我，无所取材”，然子路“治赋”之能、“折狱”之才，特别是“不悦”有三，足见其从政能力和政治才干。
　　（四）文学二哲：子游稍逊其称，而于儒学传承，子夏其功
　　子游（前506-前443），即言偃，字子游，小孔子45岁，吴人，《论语》中其名字出现12次，任鲁武城宰时同门师兄澹台灭明（字子羽，小孔子39岁）相从，重视教化，孔子大加赞赏。《论语·阳货》记载，孔子到武城，闻弦歌之声，莞尔一笑说：“割鸡焉用牛刀？”子游用孔子的话回答说：“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孔子嘉许道：“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子游擅长文学，评价子夏门人：“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矣，抑末也。本之则无，如之何？”评价子张：“吾友张也为难能也，然而未仁”。荀子把仲弓称为“大儒”，把子游则称为“贱儒”。《荀子·非十二子》：“偷儒惮事，无廉耻而耆饮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是子游氏之贱儒也”。子游宰政，礼乐以教；指点后辈，道之所存。孔子言：“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又言：“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同时强调“躬自厚而薄责于人”。然子游指责子夏门人“抑末无本”，评价同门子张“能而未仁”，实为“君子之过”。
　　子夏（前507—？），即卜商，字子夏，小孔子44岁，卫人。其名子在《论语》中共出现21次。子夏极具文学才能，《后汉书·徐防传》：“诗书礼乐，定自孔子，发明章句，始于子夏”；《礼记·孔子闲居》专篇记载子夏“诗经六问”；《史记·孔子世家》：“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词。”《论语》中展现其文学才能的记载有三：一是回答同门樊迟所问如何理解孔子“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这一问题时引经据典：“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可谓中的之论；二是子夏请教孔子《诗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的含义时，孔子回答“绘事后素”，子夏马上领悟到：“礼后乎？”孔子评价子夏“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三是针对子游评价自己门人“本之则无”而反驳：“言游过矣！君子之道，孰先传焉？孰后倦焉？譬诸草木，区以别矣。君子之道，焉可诬也？有始有卒者，其为圣人乎？”孔子殁后，子夏曾任鲁莒父宰，后居魏地西河（今陕西合阳东），为魏文侯师，设帐授徒以终。至明代，其遗迹尚存。卜子“发明章句”、“闲居”问《诗》、悟礼启圣、西河设帐，其于文学不在言子之下也。
　　二、“四科十哲”存疑浅释
　　（一）“德行存弓”，“十哲”何以无曾
　　“十哲”之中，冉氏一门有三（冉耕、冉雍、冉有），而曾氏一门，父子（曾皙、曾参）无一。而《论语》中，孔子对其父子二人则另眼相待，对曾皙（名点，字子皙，小孔子6岁，曾参之父），其志向“吾与点也”，且众弟子见孔子时，或侍立，或侍侧，或侍坐，独曾皙可坐而鼓瑟，优雅之极；对曾参（字子舆，小孔子46岁，生于公元前505年，卒于公元前435年，曾皙之子）更是“吾道以一贯之”相授。比之三冉，曾参在儒学的道统传承中影响更大，存世《孝经》1篇，《礼记》载《曾子问》1篇，《汉书·艺文志》有《曾子》18篇，今存10篇，《论语》中曾参称“子”，言论为“曾子曰”，且孔子之孙子思（孔伋）授业门下。但冉氏三贤人哲，而曾氏父子无一，此存疑之一；另外，史载《论语》辑纂者三：仲弓及其门人、子夏及其门人、曾参门人，然仲弓、 子夏身列“十哲”，而曾参于“四科”无缘，此存疑之二；再者，《论语》首篇《学而》均载曾参、子夏“德行”名言：曾子“三省吾身”，子夏“贤贤易色”，且曾言在先，夏语在后，然“文学”子夏，“德行”无曾，此存疑三。
　　笔者以为，“十哲”无曾，其据有三：一是从年龄上看，孔子殁时，仲弓44岁，曾参27岁，曾参小仲弓17岁。《汉书·艺文志》记载：“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可能由于当时曾参年龄小于仲弓，且在同门中影响不及仲弓，故“孔子既殁，仲弓之徒追论夫子之言，谓之论语”。“十哲”无曾，此为其据之一。孔子死后，孔门无首，子夏、子张、子游等人推有若（字子有，鲁人，孔子学生，小孔子33岁）以师事之，曾参以为不可，而与同门意见相左。《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孔子既殁，弟子思慕，有若状似孔子，弟子相与其立为师，师之如孔子时也”。《孟子·滕文公上》对此事记说更为具体：“他日，子夏、子张、子游以有若似圣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强曾子”，曾子曰“不可”表示反对。《论语》首篇《学而》首章“子曰”，次章“有子曰”，可见当时有若在孔门弟子中地位之高，推有若为首，曾子反对，“十哲”无曾，此据为二。从《论语》一书及现有的研究成果看，《论语》成书有两度集中编纂：一是孔子死后不久，仲弓、子夏等人为首集中辑纂，二是后来曾子门人在前贤编纂的基础上重纂。《论语》中关于曾子的言论多以“子”称之，特别是《论语·泰伯篇》两章记载“曾子有疾”即为一例。德行、言语、政事、文学之论当始于《论语》首度辑纂时期，其材料较为原始，同在一章《先进》孔子评价曾参“参也鲁”即是一例；曾门弟子二度修纂，《论语》中曾参地位明显提升，但对前度材料记录不能加以否定，而只能增加“曾子曰”或与孔子对话的相关材料。另外，孔子之孙子思师事曾参，而《韩非子·显学》列“子思之儒”为儒学八家之一，而无曾子之学。“十哲”无曾，此据为三。实际上，“德行仲弓”与“十哲无曾”可反映出孔子以后先秦儒学道统的两条基本脉络，即：仲弓→仲弓弟子→荀子；曾子→子思→孟子。
　　（二）“四科”文学在后，“四教”文却何以居先？
　　《论语·先进》中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文学居后；而《论语·述而》“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文”却在先，此存疑之一；以“四教”论之，文先行后，然在《论语·学而》有“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以行涵盖孝与悌、忠与信、爱与仁的全部内容，且“行”在“文”先，此存疑之二；《史记·孔子世家》：“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这里《史记》又列“四教”为“诗、书、礼、乐”，与《论语》“四教”为“文、行、忠、信”内容相异，此存疑之三。上述所存之疑，均与“文”相关。因此，厘清“文”在《论语》诸篇中的涵义，便成为释疑之关键所在。综合《论语》中对“文”的使用，“文”在《论语》中其义主要有三：一是指文献以及文献上的知识。《八佾》称“文献不足故也”，《雍也》言“君子博学于文”；二是指文辞或文采，《八佾》：“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三是指礼乐教化和礼仪制度。《季氏》：“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泰伯》：“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其中，文献以及文献上的知识是“文”的核心内涵，而“文学”一词专指文献言。
　　“文”在孔子思想体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并与其政治理想、历史情感、价值认同和个人命运相关。孔子一生以“斯文”自任，尽管受困于匡，仍以“斯文”与周文王相对接：“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予如何？”实际上，孔子于“文”居功至伟：追迹三代，序《书传》，损益夏殷，周《礼》出；晚年研《易》，韦编三绝；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古《诗》三千，子去其重，而为三百五篇；至于《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就文献言，《论语》主要涉及《诗》《书》《礼》《易》《乐》，而没有论及《春秋》。而于《诗》《书》《礼》《易》《乐》之中更多的是关于《诗》《礼》的内容。关于《诗》，孔子认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诗无邪”故“不学诗，无以言”，而孔子言《诗》“皆雅言也”。关于《礼》，“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故“不学礼，无以立”。而礼以仁为核心，仁者爱人，其目为“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以“文”而论，“四教”之“文”，包含“四科”之“文学”之内涵，故孔子强调“君子博学于文”；“行”指躬行，尽心曰“忠”，诚实曰“信”。子贡有言：“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之，人皆仰之”，故孔子强调：“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以“崇德也”。“四教”之“文、行、忠、信”是孔子教育弟子的内容而言，四者并列，而无主次之分和先后之别；“四科”之“德行、言语、政 事、文学”则是指孔子弟子在“四科”方面的才能擅长和行为表现。而拘于“文”与“文学”先后之论，并存疑于斯，则悖先贤之意。就关系而言，“四教”以施，“四科”而成；“四教”以“四科”彰显其价值追求，“四科”因“四教”而成其“十哲”之名。
　　以“礼”而论，“君子欲纳于言而敏于行”，“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这里以行为“好学”之行，“行”与“事”相通，表现在“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诸方面，其过程“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所谓“约之以礼”，在此基础上，再去学习新的文献及其知识，所谓“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孔子之所以强调“行”的作用是因为“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因此，“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以“博学于文”为基础，是“博学于文”的继续和深化，而不能孤立地看待“文”、“行”、“学文”三者之间的关系。
　　再者，《史记》中关于“四教”之论仅是从孔子文献整理与传授的角度而言，而《论语》“四教”之论则是从孔子教育弟子的基本教育内容而言，此为二者不同之一；《史记》“四教”涉及文献为《诗》《书》《礼》《乐》，《论语》“四教”则涉及《诗》《书》《礼》《乐》《易》，二者均没有涉及《春秋》，区别在于《论语》有《易》，《史记》则无，此为不同之二；《史记》“四教”仅为《论语》“四教”之一“文”的具体科目，而《论语》的“四教”内容更为全面，涵盖《史记》“四教”的全部科目，此为不同之三；从教育学的角度看，《史记》“四教”仅从教的层面论述孔子之教，而《论语》“四教”更从教与学统一的层面论述孔子之教，此为不同之四。故《论语》“四教”与《史记》“四教”虽有种种不同，然厘之则清，存疑尽释。
　　（三）“四科十哲”一章是否“子曰”？
　　《论语》一书中，《先进》“德行”章，《季氏》“齐景公有马千驷”章和“邦君日妻”章，《微子》“大师挚适鲁”章、“周公谓鲁公”和“周有八士”两章，《尧曰》“尧日”章“谨权量，审法度”句以及《乡党》（共27章）23章之前没有冠以“子”或“子曰”，其余诸篇各章记述孔子言论均以“子曰”、“曰”或“孔子对曰”称谓。《季氏》两章、《微子》三章、《尧曰》一章，均不涉及孔门弟子，而言他事，《先进》24章集中记述孔子平日言谈举止和衣食住行，惟《先进》“德行”章以孔子弟子为记述内容，即“四科十哲”。故自《论语》出，“四科十哲”之论是否是孔子之言便备受关注，成为《论语》研究公案之一。司马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第七》仅记述“四科”与“十哲”之事，并未指明是否是孔子之言。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则把《先进》篇“从我于陈、蔡者”章和“德行”章合并而注：“孔子尝厄于陈、蔡之间，弟子多从之者，此时皆不在门，故孔子思之，盖不忘其相从于患难之中也”；“弟子因孔子之言，记此十人，并目其所长，分为四科。孔子教人各因其材，于此可见。程子曰：四科乃从夫子于陈、蔡者尔，门人之贤固不至此。曾子传道而不与焉，故十哲世俗论也”。朱熹所言其意有三：第一，“十哲”曾从孔子于陈、蔡之地；第二，“十哲”之论是孔子所言，弟子传录；第三，转记程子之言，所谓“十哲”为世俗之论。据考证，孔子厄于陈、蔡为鲁哀公四年，即公元前490年，冉有其时在鲁，未必随行；孔子当时年61岁，子夏17岁，子游16岁，年龄尚小，随行未必可信。同时，朱子所注“十哲”为弟子因孔子之言而记，又转述程子之言，令人费解。
　　笔者以为，“四科十哲”之论不是孔子所言，应是其弟子根据孔子平时对其弟子的评价言论辑纂而成，同时也包括辑纂者的价值认同和取向认知。其一，《论语》诸篇各章关于孔子言论均以“子曰”、“曰”、“孔子对曰”称之，而“德行”章不以上述称谓冠之，与“子以四教”章如出一辙，都以价值认同和取向认知为基础。其二，从《论语》孔子之言论看，对其弟子皆呼其名，而不以“字”称，如“参也鲁”、“由也喭”等。弟子称孔子，当面为“子”，背后曰“夫子”，“孝哉闵子骞”一句显然不是孔子所说，而“闵子侍侧”应是闵子门人所言。而“十哲”等人皆称其字而非其名。其三，孔子教诲子夏“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宰予昼寝，孔子以“朽木不可雕”恶之，并言“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舆改是”。并在《卫灵公》篇进一步提炼：“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
　　冉有为季氏“聚敛”，孔子大怒：“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以孔子之言，子夏、宰予、冉有3人绝无身列“十哲”之可能，然“德行”章3人均居“四科”。其四，季氏违反周礼而“八佾舞于庭”，孔子怒不可遏，言：“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然仲弓、冉有、子路等人均曾为季氏宰，特别是冉有在“季氏将伐颛臾”一事与孔子意见相左，而同样入哲“四科”，个中蕴含，岂不明辨。其五，从仲弓之徒辑纂 《论语》，子夏“发明章句”，闵子门人记述“闵子侍侧”，子游与子张、子夏等人“强曾子”，欲事有若等史料记载来看，“四科十哲”之论当为仲弓、子夏、闵子及其门人所记言，即“十哲”之说形成于《论语》首度辑纂时期，故《论语·先进》篇存此章句。概以上所言，“四科十哲”应是《论语》言，而非孔子言，确切而论，应是仲弓、子夏、闵子门人言。
　　三、“四科十哲”儒学传承简论
　　“十哲”之中，颜回早亡，伯牛病殁，子路死于卫乱。孔子卒后，子贡货殖，宰予仕齐，冉有卿鲁。而于儒学传承方面，仲弓之徒，辑纂《论语》，荀子誉为大儒；闽损不仕，门人称“子”，子游宰武城，弦歌之声不绝；子夏居西河教授，为魏文侯师。
　　从现有文献而论，仲弓、闵子、子游于儒学传承的记载，资料甚微，惟子夏相对较多，其于儒学传承，“十哲”之中，居功翘楚。第一，整理儒家文献。东汉徐防说：“《诗》《书》《礼》《乐》，定自孔子；发明章句，始于子夏”。司马迁评价子夏：“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而《史记·索隐》则认为：“子夏文学著于四科，序《诗》，传《易》。又孔子以《春秋》属商。又传《礼》，著在《礼志》，而此史并不论，空记《论语》小事，亦其疏也。”第二，学术传承，深为孔子嘉许。表现其一，以学为行，学行统一：“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日未学，吾必谓之学矣。”表现其二，研《诗》有得：仁先礼后，问《诗》“五至”、“三无”、“五起”、“三无私”而与孔子相互启发。表现其三，强调尊贤，但主张变通。与人交往“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所谓“大德不腧闲，小德出入可也”。第三，居西河教授，儒学始兴。《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既殁，子夏居西河教授，为魏文侯师。”《史记·儒林列传》又载，子夏居西河时，“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厘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为王者师”。《礼记·檀弓上》记载，子夏“老于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汝于夫子。”明《陕西通志》卷25评价子夏：“子夏之在当时，时人莫测其道，以圣人目之；诸侯不得而友，以圣人师之。”故孔子在世时，其学未重于诸侯各国，子夏居西河，魏文侯以师事之，魏国始昌儒学，遂使儒学影响渐增，以至于后来儒学发展成为“显学”。梁启超先生在研究孔子死后儒学状况时，断言“当孔子之在世，其学未见重于时君也。及魏文侯受经子夏，继以段干木，田子方。于是儒教始大于西河，文侯初置博士官，实为以国力推行孔学之始”。此论中的！因此“十哲”之中，儒学传承，子夏第一。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2]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3]韩非.韩非子[M].高华平，王齐洲，等译著.北京：中华书局，2010.
　　[4]赵廷瑞.陕西通志[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
　　[5]赵吉惠.中国儒学史[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
　　[6]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7]礼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8]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