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历史哲学发展逻辑的深层透视

孔德指出：“人类生活的现象虽然比任何其他现实更加可变，但同样服从不变的规律。”[5] （p40）“这条规律就是，我们的每一种主要观点，每一个知识部门，都先后经历过三个不同的理论阶段：神学阶段，又名虚构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又名抽象阶段；科学阶段，又名实证阶段。”[6] （p25） 实证主义历史哲学把实证主义精神看成了历史发展的最高阶段。同时，在孔德看来，人类精神发展的进程与文明史的进程是一致的。人类文明史的进程包括军事时期、过渡时期和工业时期三个阶段。精神的论文联盟http://发展是历史进步的动力，而实证主义则是人类历史进步的真正基础。这样一来，孔德就把历史进步与精神发展等同起来，用精神逻辑的先后次序来取代了历史的先后次序。[7] （p176） 这就是孔德“社会动力学”的主要内容。
　　同时，孔德还借用生物学和心理学的观点把社会描述成一个有一定结构秩序的有机统一体，建立了“社会静力学”。在孔德看来，社会类似于生物有机体，社会内部各因素相互依赖的纽带证明了社会整体的优先地位。因此，研究社会必须研究作为社会整体的各组成要素的密切联系和变化，并发现其永恒的社会结构秩序。由于社会结构秩序是由社会总体伦理精神决定和控制的，因而只要以实证科学为基础来建构社会总体伦理精神，摧毁思想上的无政府主义，就能确保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这样，孔德又把实证主义作为了理解和编纂历史的方法论基础。
　　应该指出，孔德实证主义历史哲学对历史的经验性以及历史知识的可实证性的强调，对于克服历史研究的思辨性以及使历史研究走上科学化的道路发挥了积极意义。然而问题在于，实证主义历史哲学并不了解历史的实践本质，它把实证科学精神抽象为历史本身发展的前提和动力，把历史了解为“实证精神史”，将实证主义方法夸大为唯一可靠的历史研究方法，将实证主义抽象为人类历史发展的最高阶段，这不仅没有摆脱对历史的“超历史”理解，而且也未能真正明确自身的历史界限。
　　
　　（二）人文主义范式
　　实证主义历史哲学拒斥传统西方历史哲学的失败，促使一批西方哲学家另辟蹊径，从人的生命意志、价值追求、文化环境等角度来理解历史问题。这就是人文主义历史哲学范式的兴起，而尼采、狄尔泰、文德尔班与李凯尔特等人则是其理论先驱。
　　在尼采看来，历史学的形而上学化以及实证化和数学化，使人们失去了历史意识，从而类似于动物停留在“最狭隘的视界中”。[8] （p2） 尼采主张建立一种反映“生成的文化、强有力的生命之流”的历史观。他主要从三个层面展开对黑格尔形而上学以及实证主义的批判改造。第一，通过论述“上帝已死”与具有选择性和创造性的人的生命活动，阐明人类历史的非决定性倾向；第二，通过探讨并确认历史过程以及历史认识的相对性，用“主观的任性”打破了历史观念的形而上学性；第三，通过把人类历史描述为不断生成的文化和人类强有力的“生命之流”，把历史进程看作非机械的“变化”与有目的的“同一”。[9] 这就是人文主义历史哲学范式的萌芽。
　　狄尔泰则通过探讨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区别，奠定了人文主义历史哲学范式的雏形。按照狄尔泰的观点，历史科学作为人文科学的核心，是对人们的“内心生活”的揭示，个人的生命体验是历史认识的基础。基于此，狄尔泰把历史认识视为一种循环解释：历史事实的意义通过研究者的解释得到揭示，研究者的解释则以对研究者精神状态的解释为前提。在狄尔泰看来，历史科学是对历史思维的分析，而历史思维则包括自传、传记和历史编纂学三种形式，历史研究就是就这三种形式作为相互补充的手段来使用的。这样，历史思维的最高形式就是历史编纂学。狄尔泰所谓的历史编纂学，就是对“客观精神”和各种“精神的客观化”的研究。所谓客观精神就是指客观化的精神，诸如建筑物、工具、书籍、艺术品等等所构成的总和，它们构成理解人类历史的前提。至此，狄尔泰就把历史完全变成了一部精神史，为后来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以及科林伍德的“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等观点的提出奠定了基础。
　　弗莱堡学派的新康德主义者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则以“价值”为核心改造了人文主义历史哲学。文德尔班极力强调历史研究方法的自主性和独特性，并认为维持历史科学的自主性和独特性的关键，就在于把个人的心灵“直观”当作历史思维的主要形式。李凯尔特则把历史学作为哲学赖以发展的依据，并认为哲学的任务在于揭示结晶于历史过程中的各种不同的价值。在李凯尔特看来，价值是划分文化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标准，没有价值就没有历史科学。因此，价值评价的普遍有效性是历史研究的客观性的前提，文化价值的客观性、普遍有效性是历史知识的客观性的基础。这样，弗莱堡学派就通过否定历史过程的客观性，把历史认识的相对性推到极端，进而将历史与历史认识抽象地等同了起来。
　　显然，人文主义历史哲学范式通过模糊历史与历史认识的差别，并致力于对历史认识的主观性与相对性的论证，将历史哲学的理论主题从历史本体论转到了历史认识论与历史方法论。如果说实证主义范式还带有较强的历史本体论色彩，那么，人文主义范式则把研究重心真正转到了历史认识论和历史方法论。正如沃尔什所说，现代西方历史哲学通过赋予“历史”一词以两种含义：即（a）过去人类各种活动的全体与（b）人们对它的叙述和说明，把历史哲学区分为了思辨的与分析的或批判的两种类型，并从前者过渡到了后者。[10] （p7） 威廉·德雷指出，与思辨的历史哲学相反，分析或批判的历史哲学“致力于弄清历史学家自身研究的性质，其目的在于‘划定’历史研究在知识地图上所应占有的地盘”。[11] （p1、2） 而科林伍德则借布莱德雷的观点指出，“历史知识决不是单纯消极地接受证词，而是对证词的一种批判的解释；这种批判就蕴含着一种标准，而这个标准就是历史学家带到他的解释工作中来的某种东西，也就是说，这个标准就是历史学家自身。它很正确地主张，接受证词就意味着使见证人的思想成为历史学家本人的思想。”[12] （p203-204）雷蒙·阿隆认为，“历史是由活着的人和为了活着的人而重建的死者的生活。所以，它是由能思考的、痛苦的、有活动能力的人找到探索过去的现实利益而产生出来的。”[13] （p95） 也就是说，现代西方历史哲学的理论任务在于通过分析或批判史学家先行植入的价值观念以及表达方式来把握历史知识的性质及其适用范围。应该说，这种转向在一定程度上注意到了历史认识的历史界限。然而问题在于，这种转向把史学家的价值观念及其表达方式抽象为历史认识的历史界限时，忽略了史学家生活于其中的“现实的历史”对史学家的价值观念及其表达方式的决定作用，从而并没有真正明确自身的历史界限。
　　
　　三、马克思历史哲学：明确自身历史界限的历史哲学变革
　　
　　与现代西方历史哲学的转向不同，马克思历史哲学通过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暂时性来探索历史发展的总体规律和趋势，实现了明确自身历史界限的历史哲学变革。
　　诚然，马克思历史哲学也是在批判传统西方历史哲学的过程中创立的，但它的理论任务既不是发现和证明历史发展的普遍计划，也不是探讨历史知识的性质及其适用范围，而是科学地回答资本主义“向何处去”这一时代课题。因此，马克思历史哲学对人类历史发展总体规律与趋势的探索与它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系统批判构成为一个“艺术的整体”。
　　马克思认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直接或间接地与人们的物质生产以及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使历史与历史认识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历史的全部运动，既是它的现实的生产活动——它的经验存在的诞生活动，——同时，对它的思维着的意识来说，又是它的被理解和被认识到的生成运动。”[14] （p81） 也就是说，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决定着人们对这一过程的理解和说明。因此，历史不过是“人的实践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在时间中的展开；而对历史的科学研究则不过是对这一过程的不带任何神秘和思辨色彩的实际描述。但是，科学描述这一过程的逻辑起点，只能是作为“过去”发展结果的最现代、最复杂的社会形式，即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因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不仅通过对以往社会形式的改造与为未来社会形式的形成创造条件，以浓缩的形式现实地将人类生活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呈现到人们面前，而且现实地制约着人们对整个历史进程的理解。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以“人的实践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为基石，将其理论视域锁定于“资本批判”，即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批判，创立了一种明确自身历史界限的历史哲学形态。这一点分别通过马克思历史哲学中的历史本体论、历史认识论与历史方法论体现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