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立场方法及其后果

在《一个或所有问题》、《论可能生活》、《没有世界观的世界》等一系列著作中，赵汀阳发展了一套标准的哲学理论。无立场分析方法在此理论中占据了相当关键与核心的位置，不仅如此，该方法也由于其鲜明性而受到了众多关注。然而，评论者对之的讨论至今仍停留在一些初步的批评上，与之相反，本文试图提供一个对无立场方法稍微深入的论证。通过这种论证，无立场方法在赵汀阳哲学理论中的定位及其概念上的重要界定关系将得到初步揭示。同时还将发现，无立场分析方法关系到现代哲学中诸如客观性、本质主义、内容与形式、世界观形态、行动性等最为艰难的问题。在本文的具体论证过程中，一个至关重要的理解是将无立场方法定位为一种元哲学的方法论。它的某些部分是清晰的，但另一些部分由于关联着创造性存在而显得有些模糊。除此以外，不管是在这种哲学方法自身还是在其它方面，无立场方法都造成了一些重要的后果。任何希望探索元哲学方法论的人都将面临这些问题并对之投以关注。

一

对于无立场理论来说，最为自然的理解就是将无立场理论的“立场”视为某种观点，我们具有什么样的立场差不多就等于是在说我们具有某种特定的观点。重要的是，这些观点是我们私人所持有的，因此，我们的立场也就成了我们个人的观点。此般形形色色的观点构成明显的主观堡垒，某一个人的立场是一种从个人自身看的观点和视角，这样的观点与严格的客观性概念有着相当的差距。就像《一个或所有问题》书中“无立场的操作”这一集中论证无立场方式章节的开场白所说的那样，“为什么哲学操作不能有立场？先来看看立场怎么了。一个立场就是一种主观观点，一个主观观点不仅是关于各种事情的一种描述和解释，而且同时充当着关于描述和解释的标准。问题就出在这里，当我们坚持某种立场或观点时，我们就以这种观点本身作为思想标准，于是，按照这种标准，其它观点处处都被‘解释为’错误的”（赵汀阳，1998年，92页）。值得指出的是，赵汀阳最早提出无立场分析方法的客观性却并非在最早明确提出该理论的《论可能生活》，而是在《一个或所有问题》中。客观性确实是理解无立场理论的一个极佳入口，而且在无立场理论中也占据含义的重要部分。以上的引文给了无立场理论一个预备性的解释，其最基本的含义正在于，持有着一定的主观观点进行观看有着巨大的局限性，当我们以更多自我而更少他人的观点进行认识活动时，效果常常是糟糕的。理想的观看方式应当更多客观性而更少主观性，为此，我们所需要做的乃是尽可能地超越自身的主观观点并走向更大程度的客观。

因此，无立场的最基本含义也就是立场之外，它要求的是对主观立场的超脱。此时将无立场说成立场之外或许更加形象，并且不那么容易引起误解，因为当人们思考无立场的含义时，总是很容易将它错误地理解为这是在要求我们放弃所有的立场，直觉告诉我们，没有立场怎么可能？尽管这种直觉源自一种粗糙的、错误地估价了绝对性与相对性的世界观，然而，一旦我们对无立场理论采取这样的理解，则马上就将得出一个糟糕的评价，那就是无立场理论以其对立场消失的论证是虚假的而导致消极认定。事实上，从某种意义来说，我们确实总是需要一定的立场作为我们的依凭，这并不是难题，赵汀阳根本没有想要否定我们的特定的立场，而是指出了一种客观性更多而主观性更少的立场观，这是无立场理论的关键性开始。

内格尔以《无凭借的观点》和其它的一些论文集对客观性问题做出过卓越的探讨，就内格尔来说，对客观性的处理是一种寻求哲学真理的关键方式。我们都感兴趣地希望看到，在内格尔对客观性的论证以及赵汀阳对客观性的论证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这个问题相当重要，因为经过比较，人们很容易将两种见解看成是等同的，而这样的看法会遗漏掉两种见解间的一个重要内容区别。我们应当会同意内格尔的这个观点，那就是，我们需要走向更多的客观性而不是更多的主观性，如果希望更大程度地收获真理，则我们就应当避免不恰当的主观性观念。赵汀阳在主观与客观的问题上差不多也是这个意思，特别是当内格尔说“追求真理需要的不仅仅是想像力：它需要考虑各种可能性，然后把大多数可能性排除出去，直到只有一种可能性留下来”（内格尔，2003年，88页）之时。

但是，两人处理客观性问题有着某些相当不同的哲学风格差异与方法论目的。从方法论的角度，我将此称之为对世界观的不同角度取向，内格尔显然在追求着相对于原有哲学理论而言新的真理性世界观，这种世界观通过我们对客观性与主观性之间界限与限度的深入把握而企图朝真理更加靠近，因此，这样的世界观角度取向是一种世界观的分析。而赵汀阳的世界观角度取向与此不同，对赵汀阳来说，仅仅局限在世界观之内的改变是不够的，对主观性和客观性的分析也不是最重要的，赵汀阳曾经明确说过，主观性不需要论证，而客观性也和主观性一样不需要论证。由此产生这样的疑问，如果客观性和主观性不是论证对象，那么，无立场理论在涉及客观性这个问题之余，到底还有什么样的内容？实际上，从客观性角度对世界观的分析并不是赵汀阳的理论目的，赵汀阳想要做的乃是通过这种主观性与客观性的世界观分析，而达到一种超出单纯的真理探寻的行动效果，用较为形象的话说，赵汀阳的无立场理论实际上在客观性问题上诉诸于一种以世界观为中介的世界观策略。或许还可以将其称之为实用倾向的世界观策略，尽管我认为这是更为准确的表述，然而，类似实用倾向这样的称呼只会引起更多的争论和质疑而不是相反。世界观是在客观性之余无立场方法的一个重要变化后果，不过，它将在本文第三节之中得到更为详尽的讨论，对于本节来说，无立场方法规定之初的客观性和主观性仍然是占据中心位置的议题。

赵汀阳的世界观策略所需要的是不偏执于任何一种立场，不管那是一种不恰当的立场或是一种主观的立场。由于主观性使我们的认识变得狭隘，所以容易引起哲学家们的厌恶，然而，反对主观性并不是无立场理论的终点，对于完整意义的无立场理论来说，对主观性的抵制只是一个必要步骤而不是充分的步骤。更好的无立场客观性应该是，我们反对主观性的同时也反对任何一种不恰当的客观立场。不恰当的客观立场有着比单纯的主观性更大的危害，当关注于范围更大的各种不恰当客观性立场时，我们也就超越了内格尔式的主观性与客观性区分。一种不恰当的客观性立场之所以不恰当，主要并非由于这种客观性立场误置了其与主观性之间的关系，而在于这种客观性立场不具有足够的实质内容。客观性立场应该具有的内容是“把各种观点中的各种道理提取出来，用它们创造出某种思想造型”（赵汀阳，1998年，94页）。

观点和道理有所区别，尽管每种观点背后或多或少有着某种道理在对其进行支持，但每种观点背后的道理在各种具体的事态条件下具有不同的力量强度。发现各种观点背后的道理也就成了抵制主观性之后所要做的事情。这么做正好更能开始被接受为无立场，因为，这个时候观点和立场已经隐退了，重要的不是各种观点和立场，而是各种观点立场背后的道理。虽然到目前为止，本文对这些具体道理的准确含义还不曾给出清晰的论述，但仍然容易感觉到，发现立场之后的道理对无立场理论来说非常重要。修改版《论可能生活》的前言给了它以更新颖的表述形式：“要分析一个观念体系的意义限度或者说它的‘能量’限度，就必须分析它的元定理，即它作为如此这般的一套看法的观念‘底牌’，这些底牌往往是不说出来的，或者是没有被反思的‘潜台词’…假如分析清楚这些底牌，我们就可以知道各种观念是如何给世界制造了问题，或者如果错过了问题，或者如何搞错了问题”（赵汀阳，2003年，7页）。由此，无立场理论的方法论规定开始真正完整起来，无立场方法并不是简单的立场之外或者立场之上，甚至不是什么立场的隐退，而是对各种朴素立场之后道理和底牌的观照，只有这些隐藏于各种立场之后的道理和底牌才是真正具有发言权的立场。

上面的论述容易使我们认为，赵汀阳将立场之后各种事物的道理作为一个理论的落脚点，各种事物的真实的道理似乎成了真理的本质。这就带来下一个问题，那就是，难道无立场理论同时是一种本质主义的理论？一旦无立场理论被论证成为本质主义的一种，那么我们原先对它的期待就将大为落空，而如果需要使无立场理论避免成为本质主义的一种，则足够强的证据就应该被提出来。让我们将这种依靠各种事物道理的观点与康德的观点做一些比较，众所周知，康德持有很强的本质主义倾向，在康德看来，如果一种理论没有成为所要论证内容的本质性表述，那种理论就有缺陷。严谨的康德确实发挥了哲学阵营中本质主义者具有的优点，不过，这里不需要马上反对本质主义。与之不同，更重要的乃是指出，无立场理论的本质主义倾向在与康德本质主义方式的比较中是否可以获得一种无辜的辩护。实际上，无立场方法的背景基础更应该是经验性的，而非本质性的。它更具有经验论性质而不是本质主义的性质。问题的关键还在于，经验论与本质主义对无立场方法的作用程度是不同的，或者更准确地说，具有经验论性质的元哲学理论将使其偏离某些糟糕的本质主义。

除了赵汀阳本人明确在《一个或所有问题》等著作中提出的反本质主义主张之外，这样的提问还使我们转向了无立场理论容易被视为本质主义倾向的源头，那就是，赵汀阳将创造性赋予了其哲学理论中的各个部分。这些根源于人的创造性的理论赋予比无立场理论要求看清各种事物的真正道理鲜明得多的本质主义倾向。事实上，在其最为出色的伦理学与元哲学理论部分，创造性在其依凭的各种具体立场都有着最为重要的地位。然而，转入对该部分的论证之前，需要先涉及无立场理论所遇到的实质内容与形式之间关系的问题。

实质内容与形式之间关系的问题可以从王庆节对赵汀阳的质疑中发现，按照其看法，“假如你我都是腐败的官员，而且你我都不以贿赂为耻，反而以之为荣。当我贿赂你时，我知道你想我以‘贿赂’的方式对待你，并且假设你也会同意以同样的方式回报我。但是，我们知道，按这种方式进行的行为，无论是出于‘主体观点’还是‘他人观点’，都不能改变‘贿赂’的不道德性”（王庆节，2004年，306页）。正如赵汀阳在回应文章中所说的那样，此问题牵涉到其它的许多个方面，而且幸福原则基本足以提供实质内容上的保证。不过，就无立场理论在哲学方法上所具有的实质内容与形式之间的关系而言，该问题给了无立场理论以丢失了道德内容的发问。为了回答它，我们只需记得，无立场理论实际上是以哲学方法论亦即元哲学理论的面目出现的，对于无立场理论来说，它并不具有一般的哲学论证在具体内容上的重负，相反，如果我们需要就无立场理论提出批评，那么，我们的批评方向就应该被严格限制在与之在某种意义上同等形而上学限度的范围之内。既然无立场方式是一种哲学方法论含义上的理论方式，则对于诸如腐败是种不道德行为的具体哲学事例来说，它就将获得哲学方法论层次的辩护以及世界观判定上的逃逸。之所以将这种哲学方法所导致的世界观现象称为世界观逃逸是由于，虽然无立场方法不是解释性或规范性的哲学理论，但它的元哲学性质在使其理论秉性更为抽象的同时，也保证了对具体哲学内容的真正严肃、更深层次反思。对于一种解释学性质的哲学运思和一种无立场方法的哲学运思来说，两者间的差异实际是层次上的而非内容上的。顺便说一句，解释学容易使我们的哲学反思更少根本上的深度，这将妨碍解释学本来所能达到的哲学成就。

二

上一节从客观性这一角度集中讨论了无立场分析方法的一些基本理论秉性，不过，正是创造性与行动性才使这种理论真正产生了疑难，本文接下来的部分就将对这一问题进行讨论，其中，第二节将表明无立场理论的特殊地位给赵汀阳的整体哲学理论带来的方向指南后果，第三节则将探讨其在理论之余实际应用方面的后果与问题。值得说明的是，这些探讨主要并非意在解决这些问题，我的目的更在于展示这些问题。

人的创造性的观点是这样一种见解，这种见解将人最重要的人性特点视为一种创造性的活动。尽管如一些批评者指出的那样，有时我们会产生对这种极为积极的人性观与尼采的道德理论多少相似的怀疑，不过，这种活动与尼采夸张的人性观有着根本上的不同，赵汀阳的这种创造性的观点实际上既来源、受制于真实，又有效地改变着真实。正像他反复说明的那样，人们的创造性活动是生命中最具意义和价值、最念念不忘的渴望，人类社会的图景绝大部分是一幅人类创造的图景。创造活动给出了一种无法从知识角度上怀疑的存在性真理。但是，正像上面所说的那样，我们马上需要面对的问题也就成了，这种将创造性置于如此重要位置的观点是否会使无立场方法失去其本来所应该具有的客观性和真理性，从而在哲学上滑入另一种遗憾的本质主义理论中去。为了更有效的分析这个问题，除了需要始终将无立场方法定位为一种元哲学的哲学方法论之余，还需要对哲学本身做出更加细致的区分。我将对此进行一次尝试，有三种意义上的哲学：伦理学意义上的哲学，知识论意义上的哲学，以及行动意义上的哲学。

诸如这种形式的区分肯定会引起异议，因为无论如何，至少伦理学与行动哲学都具有直觉上的相似。实际上，我仅仅是为了强调伦理学作为一种哲学理论与真实的行动之间所具有的差距。用赵汀阳的话来说，伦理学并不就是伦理。关于哲学区分的前两者则是极为近似的，伦理学意义上的哲学与知识论意义上的哲学都属于理论哲学，不过，伦理学同时是关于人的行动的哲学理论，它与知识论哲学所具有的是一般所熟知的认识者与行动者之间的区别。需要指出的是，这样的区分其目的完全是为了更好地对无立场方法加以论证，它服从的乃是解决此问题方面的功能。按照赵汀阳的哲学理论，一旦这样的区分纳入视野，对其哲学的认识就能更加恰当。

伦理学著作《论可能生活》一书中，赵汀阳的无立场方法首先服务于对规范伦理学理论的批评功能，因为，无立场方法是赵汀阳所发现的足够强的怀疑方式，依靠无立场方法，我们就能够超越规范伦理学的认识论视角而获得真正的伦理洞见。在伦理学的无立场方法应用中，如果一种无立场方法是在尽量地避免各种认识论的偏见以及立场偏见对哲学观察的妨碍，那么，这样的无立场方法在反思性质上是否相当于亚里士多德所称的幸福的反思？我们应该能记得，在《尼各马可》中，亚里士多德的德性论对这种只需基本必需品的纯净反思形式备加推崇（亚里士多德，2003年，306页）。然而，赵汀阳的这种无立场的反思形式并不是亚里士多德式的，也就是说，赵汀阳眼中的无立场方法并非一种毫无真实价值意义的反思。也许亚里士多德的一个重大失误就在于他过于轻松地相信，一种在其哲学理论中最稳固最纯净的道德实践形式也将被所有人欣然接受。这有些像许茨所称的哲学家，这类哲学家对理论构造中行为人日常生活的真实欲望进行了过于武断的安排（许茨，2001年，70页）。对赵汀阳的无立场理论来说，类似这样的反思形式不是在立场上太多，而恰恰是在立场上剩余得太少。无立场理论的一个优点正在于，它将一种特定的立场依托与无立场的方法论良好地结合在一起，上面已经说过，在哲学与伦理学中赵汀阳的这种无立场方法依托是人的创造性所构成的存在态势。而在伦理学中，赵汀阳实际上还通过人的创造性所意味的必然行动给了无立场方法以目的论的哲学保护。

无立场方法在知识论意义的哲学中面对的情况与其在伦理学中所面对的有些区别。知识论是人们眼中拥有更多正宗性的哲学，到目前为止，熟悉无立场方法的人应该会对知识论中的认识者模式产生足够的抵制。事实上赵汀阳的元哲学著述正是对此最费笔墨，不过，从元哲学的价值角度来看，更重要的显然是对知识论中认识者模式的批评之余，明确无立场方法所处的位置及其作用。我们将会看到，无立场方法在知识论中最终靠近了一种最近几年里赵汀阳称之为综合文本的知识论哲学理论。《没有世界观的世界》关于方法论说明的序言部分，对综合文本理论的论述中有这样的关键表述：“我进一步提出一个比哲学方法论更广义的一般知识方法论概念，称作‘syntext’…给定对于任何一个事物存在着关于它的百科全书知识，那么，必定存在着某种方法能够使得不同知识体系形成互惠的改写，从而达到1.使各种参与互动的知识体系发生某些结构性的变化和问题的改变，2.合作地产生新的知识和创造新的问题”(赵汀阳，2003年，2页)。不管怎样，综合文本理论与无立场分析方法之间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么说的原因在于，一旦首先对知识进行无立场方法的观察，那么，无立场方法本身必然要求我们在知识论上做出综合文本的具体操作方式。

既然知识论是拥有更多正宗性的哲学，无立场方法所发展形成的综合文本理论也就成为知识论哲学的核心理论。除此之外，赵汀阳同样给了人类的文化以未来哲学发展的至关重要位置。伦理学中人类创造性所形成的存在性的真理由此也就成了整个人类文化和人类知识系统所形成的真实存在，这些真实存在是不断生长着的客观性，尽管我认为诸如道德意识这样的意向性内容会改变我们的存在性事实，但基本上人类文化和知识确实表现为一种存在论意义上的客观。这样的客观性与无立场性正好使无立场分析方法得到了落脚点。

到目前为止，我们遇到了无立场分析方法所能碰到最严峻的挑战，即行动性与无立场方法之间的复杂关系问题。话说回来，若仅仅从无立场方法作为一种知识论与伦理学之元理论自身的完善性来看，它是不需要面对行动性问题的，但既然赵汀阳眼中的创造性真理肯定需要人们的行动来表达，而行动性又是与认识者模式对立的更具体的人类创造性问题，那么，无立场分析方法就应该处理这样一个问题：在行动性过程中人们所体验和发展的无立场分析方法与一种更纯粹的哲学方法论无立场理论之间，应该找到怎样的论证方式才可能弥补两者之间的差距。

政治哲学、对话与接受、博弈问题与暴力问题是《没有世界观的世界》中综合文本理论所应用的一些主要对象，在这种哲学活动中，赵汀阳试图通过改变问题和观念来达到改变人类行动的目的。不过可以注意到，作为一种观念的哲学是无法与真正的行动完全等同的，对于观念性的哲学理论来说，所能够做到的最佳状态只能是对不恰当立场的超越，达到一种无立场的状态，或者说将无立场分析方法应用到人类的各个知识文化领域中并改变这些领域的思想方式和基本观念。但不管是政治哲学、博弈问题还是暴力问题却都无法直接在这种对思想方式和基本观念的哲学方法改造过程中产生行动性的效果，或者说，无立场分析方法在知识论哲学与文化哲学的改造过程中所发挥的后果终究不是直接行动上。赵汀阳在伦理学著作中反复强调创造性与行动的重要性，但在《没有世界观的世界》中却闭口不谈行动性问题，而以知识论和元哲学意义上的无立场方法与综合文本理论作为论证中心，原因正在于此。

上面的分析并不是在表明，赵汀阳的哲学观点因此成为罗蒂式的后现代实用主义，相反，与罗蒂仅仅强调并限制于纯粹文化和知识论层面上的哲学活动不同（罗蒂，2003年，第八章），赵汀阳始终没有将真实的行动性抛弃不顾。对赵汀阳来说，哲学最终应当成为一种知识论上的元哲学反思以及行动性的价值真理，既然知识论上的元哲学反思可以通过无立场分析方法形成完善的综合文本理论解决，那么，无立场分析方法的行动有效性就成为检验无立场方法的重要环节。我将通过两个关键概念的引入以试图论证此问题，第一个概念是本文之前已经有所讨论的世界观逃逸，第二个概念是在一般的世界观基础上形成的常人世界观。通过这世界观逃逸与常人世界观这两个概念，无立场方法一些最艰难的问题将得到揭示。

三

常人世界观有助于想像一般人的世界观状态而不仅仅是哲学家的世界观状态，如果把无立场方法置于赵汀阳的整体哲学理论中看待的话，常人问题肯定比单纯的哲学家问题更为重要。每一个常人都是行动中的常人以及处于某种世界观状态中的常人。众多常人的世界观状态以及行动方式共同构成了赵汀阳所言人类的文化性存在状态。现在的问题在于，尽管常人的文化性存在状态从无立场分析方法来说是无可挑剔的，也就是说这种文化性整体存在是无立场方法的满意依托，但是常人的具体行动方式以及世界观状态在无立场理论框架中却必将呈现出鲜明的立场性特征来。无立场方法并非仅属于职业哲学家的方法，对于所有一般的社会成员来说，只要愿意，就可以在自己的观念中采用这种系统的哲学方法。同时，常人这一概念还暗示着它是一种更普遍的检验方式，对无立场方法来说，在常人世界观与常人行动中的有效性是一个不亚于其在仅限于哲学知识论或者伦理学中检验有效性的领域。换句话说，问题成了，人的这两种参与世界的方式以及创造性方式中，尤其是对于人的行动来说，尽管它并不能说是一种立场，但是，无立场方法具有足够强的哲学真理性吗？

在这篇论文的前面部分我已经讨论了常人世界观在无立场方法关照之下所具有的客观性品质问题，现在，无立场分析方法对常人世界观的第二个方面的影响也将被指出，那就是一种世界观逃逸的现象。此现象发生在无立场分析方法对常人世界观的运用过程之中，当然，如果愿意的话，它也会发生于知识论哲学之中。世界观逃逸的例子就是，当我们以无立场方法去看待这个世界之时，我们的观点就会处于一种不断游离我们最初所具有观点的独特状态之中。观点不断游离的原因在于，无立场分析方法要求的正是对每一种出现在我们思维意识中的非绝对真理加以自我否定，并转向更为符合特殊情境的认识与行动解决方式的观点。从我们的世界观形态上看，这种不断游离原有观点和立场的无立场方法形态就类似于世界观的逃逸。当然，世界观逃逸还需要在对某种特殊情境中真正有效的立场、道理与同样环境中其它立场道理之间关系的反思平衡。对于一般人来说，我们在意识发展过程中所经受的确实正是这种世界观逃逸的过程。

不过，尽管常人世界观的意识发展形态确实是无立场分析方法角度的世界观转变，但是，当我们在某一具体的条件下进行认识活动之时，某种特定的立场却是很难避免的。而且，正如内格尔的客观性理论中所表明的那样，特定条件下的某种特定客观立场常常是极为有效的。常人世界观在具体条件下对某种特定立场的无法避免性看起来与赵汀阳的无立场分析方法相互冲突。我想指出的是，这种冲突只是一种表面现象，重要的并不在于常人世界观的具体认识方式确实需要一定的立场作为依凭，而在于，常人世界观的具体认识方式所需要的真正的哲学方法论，以及经历有效的哲学方法论指南后所找到的依凭之处。前已指出，这种哲学方法论在赵汀阳看来就是无立场方法，而无立场方法在许多地方找到的依凭之处是人类的整个文化与创造性存在方式。

无立场方法形成的世界观逃逸以及高强度的认识要求虽然从元哲学的角度相当必要和正确，但在常人世界观的实践中却可能发生一些意想不到的后果。对这一点赵汀阳有着清晰的认识，就像其所说的那样，即使是哲学家有时也会有局限。不过，无立场方法毕竟暗含着某种元哲学反思方法论的负担，尤其是它需要被精确完好地应用于常人世界观之时。元哲学反思方法论的重负从表面上看难度不如世界观的具体内容，然而实际上这是比具体的世界观和立场观要艰巨得多的问题。当处理一些具体的世界观内容之时，人们并不需要对方法论本身的周全反思，但一种反思的方法论却要求我们在持有某种立场之前对该立场采取一种哲学上的反思要求。对于一般的人来说，在其立场观的经验性发展过程中，虽然确实发生着类似于“没有世界观的世界”这样的过程，这种过程表现着我们对周围世界越来越深刻的理解，但是，那些尚未直接达到这种立场观的人，例如那些处于初等与中等阶段的世界观就需要被超越，达到类似于赵汀阳所言“最后超越对任何观点的固执，直面问题本身”（赵汀阳，2004年，7页）的层次。在此过程中，是否有一些哲学反思之外的东西将被牺牲？

思考这样的简单例子，商人总是在发现商机，同一个世界给商人与消费者来的认识性印象完全不同。通常商人所看到的世界是闪现着商机与金钱的世界，而对同一条件下的消费者来说，既可能怀有单纯的消费心理，也更有可能是一种消费者的商品购买立场，而非商人的商品推销立场。把消费者置于此处考虑之外，就能提出这样的问题：无立场方法对商人来说难道仅意味着商机吗？或者说在商人的视角中难道它仅意味着看清商人模式与消费者模式差别并将自己定位于商人立场模式？一旦情况果真如此，则问题有可能会是，假如那个商人仍希望从更为朴素的商品买卖立场进行交易，而不希望从血淋淋的、此场合必要的利益立场来考虑交易，该商人应该如何依凭其立场。赵汀阳肯定会说，应该按照这个情境中真实的道理来决定立场，如果这个情境要求的是血淋淋的利益关系，那么就应该依凭于此，否则商人将会没有饭吃，而如果此处也出现了一些温情，那么商人当然也可以且应该从温情的角度来进行理解体验。

这个例子所展示的乃是常人世界观与无立场分析方法之间在互动时的一些摩擦，例如，文学性的情感理解方式就和哲学性的思想反思有着极大区别。它想要表明的是，人们在真实处境中对无立场方法的应用并不是单一指向的，我们需要同时在不同的层面，例如利益的层面与更接近生活目的论不同层面上使用这种哲学方法；不仅如此，常人世界观终究具有着多种多样的形态和所处阶段。当然，这些都不是可以在本文的篇幅内能够有机会讨论的问题。以上两者将在给无立场分析方法更多的检验的同时让我们更加清楚无立场方法所应该具有的元哲学方法论品性，那就是，尽管我们的世界观与一定的立场发生着不可分隔的联系。然而，最重要的毕竟是借用无立场分析来使我们摆脱那些错误的立场。虽然以上的论证中我指出了常人世界观与无立场方法不符的一些情况，但这样的论证事实上恰恰是为了表明，无立场方法必须被当成一种元哲学方法论来看待与利用。人们不一定在持有某种世界观的时候具有对其行为的充分意识，不过，无立场方法的元哲学性质使其可以适应并支持各种不同的理解方式。一个所有人都充分拥有无立场方法的世界是太过理想的，但从经验角度，无立场方法确实是哲学理论对真实世界的恰当映射，它符合这个坚硬世界的本来意味。况且，由于无立场方法从秉性上没有侵占实质内容的可能，它就在这样的周全映射之余也给出了合理的可能事态发展空间。

这一点相当重要，不对之加以承认而先顾及具体论证内容的理解是不恰当的，只有首先保证方法论才能在最关键的地方坚持思考的清晰性，按照赵汀阳的话说，也就是让哲学成为人类在这个混乱世界中最后的反思救济方式。此论证是对无立场方法在世界观部分的最后辩护，其过程正好就是本文之前曾经提及的实质内容与形式间的差别。事实上，由于无立场方法的定位最终是一种元哲学方法论，因此，从元哲学以及方法论的角度，它都在该层面避免了某种其它层次的哲学质疑。至于此处所涉及的案例与理论之间的摩擦，则应该以一种退回和还原到哲学方法论范畴内的方式处理。毕竟，如果不以这种角度看待这个问题的话，不必要的误解和争辩又将产生。

与常人世界观较为单纯的认识角度不同，真实世界中人们还需要在不断的行动中依凭着种种立场。前已指出，在认识性的世界观之中无立场分析方法确实是极为重要的方式，那么，人们是否也能够于行动性的活动中按照该方法去进行便成为需要论证的又一个问题。我们需要回顾无立场方法的世界观逃逸这一概念，在处理人们的日常行动问题时，也需要借助世界观逃逸来对无立场方法的发生机制加以理解。赵汀阳的此行动观接近于麦金太尔在其德性论中所称的判断力，这种判断力已经被不同的学者表述成诸如伦理智慧、日常实践智慧等不同的术语：“在实践理性方面，拥有这种德性并不就意味着有如此多的可供我们实践推理的大前提的普遍规则或格言知识，倒不如说这种德性表现在一种判断力中，行为者具有这种能力，在于知道如何在相关的许多准则中选择准则与如何在特殊的环境中运用准则”（麦金太尔，1995年，282页）。

如果我们在行动的概念而非道德选择的概念上理解麦金太尔的此论述，那么无立场方法的行动性形式就变得清晰起来，对无立场方法的行动来说，至关重要的乃是建立于不断超越之世界观基础上的行动性本身。一旦行动性对无立场方法加以有意识考虑或仅仅是无意识的应用，行动性所依凭的就将更为自然地朝赵汀阳所称的诸如价值真理这样的正确立场靠近。然而，无立场方法在给出一些结论性和指针性原则之余并未对具体行动方式予以说明，该现象的原因在于它尚无法兼顾元方法论之余更为琐碎以及被认为是不言而喻的行动性细节，以及那些被认为同样不言而喻的基础知识性原则。这与那些更偏于特定立场的人文学科思考方式完全不同，其回报是这种思考方式正是人们真实的思考方式。由此一来，无立场方法伴随下的行动相比于该方法论伴随下的认识性观看也就显得更为直接和迅速，这是行动与观察的一个显著但并不那么重要的区别。

最后，无立场方法也面临着一个极限问题，那就是，无立场方法有可能被理解成元哲学思考的终点，在抵达这个终点之后，进入的是哲学方法论之余思考与行动的虚空，这不是危言耸听，而且，所有真正的哲学困难也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中。因此，在对无立场分析方法在行动问题上的肯定之余，也不得不指出，我们的真实世界观和行动已经如此多地成了一个创作及其效果的问题，这应该是在其元哲学方法论之余，另一个或许难度更大的命题：“如果我们不是在考虑文化局部的认识问题，而是在思考文化的创造性过程，就会进入一个‘创造者难题’：我们如何才能判断我们的创造是有道理的？既然外在的标准再也没有了，我们就不得不在创作方式本身中创作出标准。这确实是个非常困难的无立场问题。”（赵汀阳，1998年，104页）当然，这已经是超出本文范围的另外问题了。

当许多不同的人想要声称哲学应该是这样或者应该是那样之时，无立场分析方法与它们产生了区别，它提醒我们认真考虑无立场理论的这样一些核心界定：超越主观立场，以事观事，揭示各种立场的底牌，并创造性地改变我们的文化性实存。

参考书目：

赵汀阳，1998年，《一个或所有问题》，江西教育出版社
——，2003年，《没有世界观的世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年，《论可能生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内格尔，2003年，《什么是客观性？》，姚大志译，世界哲学第5期
亚里士多德，2003年，《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商务印书馆
罗蒂，2003年，《哲学与自然之镜》，李幼蒸译，商务印书馆
麦金太尔，1995年，《德性之后》，龚群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王庆节，2004年，《解释学，海德格尔与儒道今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许茨，2001年，《社会实在问题》，霍桂恒等译，华夏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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