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的“诗史”观

摘　要：自唐“诗史”之说兴，历代评论者甚多。钱钟书在《管锥编》、《宋诗选注》、《谈艺录》等著作中，多次阐释了诗与史的关系，强调两者的区别，即“史必征实，诗可凿空”，同时又认为两者相通，即“史蕴诗心，诗具史笔”。

关键词：钱钟书；诗；史
  “诗史”一词作为文学批评上的概念，当出于晚唐孟棨《本事诗·高逸第三》：
  （李白）常出入宫中，……乃放还，卒于宣城。杜所赠二十韵，备叙其事。读其文，尽得其故迹。杜甫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1]
　　宋、明、清继承、发展了此说。在批评、继承前人观点的基础上，钱钟书多次阐释了他的“诗史”观：强调诗史有别，即“史必征实，诗必凿空”；但两者在文本话语，修辞手法，写作手段上又相通，即“史蕴诗心，诗具史笔”。
　　一、史必徵实，诗可凿空
　　钱钟书强调诗史有别，认为文学创作不等于历史考据，文学真实不等于历史真实。文学在具体反应社会、历史的时候，角度是多样的。《宋诗选注·序》[2]将反应现实生活的诗歌分成写实、寄意、怀古。
　　（一）、写实。举了梅尧臣的《田家语》和《汝坟贫女》。《田家语》：“庚辰诏书：凡民三丁籍一，立校与长，号弓箭手，用备不虞……三丁籍一壮，恶使操弓韣。”[3]《汝坟贫女》：“时再点弓手。汝坟贫家女，行哭音凄怆，自言有老父，孤独无丁壮。”两首诗都生动形象的描绘了宋仁宗庚辰年间，朝廷为防御西夏的入侵，在民间大量抽点弓箭手的惨状。司马光《论义勇六扎子》也有对此的记载：“康定庆历之际……国家乏少正兵，遂籍陕西之民，三丁之内选一丁以为乡弓手……闾里之间，惶忧愁怨。”这些史料在内容上尽管和诗相符，但是“诗歌经过一番提炼和剪裁，就把它表现得更集中，更具体，更鲜明，产生了强烈又深永的效果。”历史只为诗提供素材，只有通过艺术手段和审美加工才能让诗有血有肉，否则就仅仅是押韵的文件，所以：“‘诗史’的看法是一偏之见”，“史诚然是它的骨干，然而假如单凭内容是否在史书上信而有征这一点来判断诗歌的价值，那就仿佛要从爱克司光透视里来鉴定图画家和雕刻家所选择的人体美了”。[4]
　　（二）、寄意。这类诗并不直接描写真实的生活场景和事件，内容甚至与史料的记载有可能相左，但是能曲折地传达人物的心理，寄托作者的情意，呈现出一种迥异于历史真实的审美创作真实。例如范成大的《州桥》：
州桥南北是天街，父老年年的等驾回；忍泪失声询使者，几时真有六军来？[5]
　　这首诗描绘了宋朝遗民在已属金国的汴梁大街上，拦住宋朝使臣问为什么宋兵不打回老家来的感人场面。依据《揽髻录》：“民亦久习胡俗，态度嗜好与之俱化”和韩元吉《北行日录》的记载，断没有遗老敢在金国的大街上拦住使臣问为什么宋兵不打回老家来的，但是“寥寥二十八个字里滤掉了渣滓，去掉了枝叶，干净直截的表白了他们的爱国心来激发家里人的爱国行动，我们读来觉得完全入情入理”。[6]所以：
文学创作的真实不等于历史考订的真实，因此不能机械地拿考据来测验文学作品的真实，恰像不能天真地靠文学作品来供给历史的事实。历史考据只扣住表面的迹象，这正是它的克己的美德，要不然它就丧失了谨严，算不得考据，所谓穿凿附会；而文学创作可以深挖实物的隐藏的本质，曲传人物的未吐露的心理。[7]
　　（三）、怀古。这类诗歌通过咏怀古迹的方式寄寓对时代身世的感受。如萧立之《送人之常德》：“忽逢桃花照溪源，请君停篙莫回船。编蓬便结溪上宅，采桃为薪食桃食，山林黄尘三百尺，不用归来说消息！”[8]感慨元代已没了净土，希望有个世外桃源。相传陶渊明《桃花源记》之桃源，在宋代属常德府，该诗题已暗含怀古咏今之意。这类诗曲折地传达了诗人的心声，用古事隐射了当今社会，帮助读者知人论世，了解当世的社会现状。
　　所以历史真实和诗里的真实有着质的区别——“征实”和“凿空”。就如钱先生曾提醒欣赏古文中用比喻手法刻画的诸如“杏脸桃颊”、“玉肌雪肤”的美人时，“应当领会其情感价值，不宜采取考证的方法，坐实当真，锱铢必较，真把脸颊想象为杏桃，肌肤等同于玉雪，美人也就成怪物了”。[9]
　　谈到“以诗证史”，就无得不谈到陈寅恪，他继承了钱谦益诗史互证研究杜诗的方法，并用这种方法研究白居易、钱谦益、柳如是诸人的诗歌，写了《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别传》等。他一方面以诗文、小说来证史，补史之阙误，另一方面以史来解释诗文、小说。这种方法将文史研究有机的结合起来，开拓了史学、文学研究的新途径，为新时期的文学、史学研究做出了贡献。但一味的强调“以诗证史”往往会犯一一坐实之病，不免受人指责。我们可从钱、陈二者对杜甫“欲往城南望城北”的赏析来两人的“诗史”观。陈的赏析：
杜少陵哀江头诗末句“欲往城南望城北”者，子美家居城南，而宫阙在城北也。自宋以来注杜者，乃妄改“望”为“忘”，或以“北人谓向为望”为释殊失少陵以虽欲归家，而犹回望宫阙为言，隐示其眷恋迟回不忘君国之本意矣。[10]
    陈从唐代长安建置的方位出发，认定皇帝住在城北，平民住在城南。又说杜甫属平民，家居城南，把“欲往城南”解释为杜甫欲回家。如照此理解，“黄昏胡骑尘满城”又当作何理解？胡骑满城，回家何用？皇帝所居之城北尚且已为胡骑所据，何况城南？陈先生刻意从中挖掘历史因素，缩小了文本阐释空间，泯灭了诗的美感。
    钱的理解：
窃谓“望城北”不词费解，“忘南北”意固可通，而无“城南”与“城北”之对照映带，词气削弱；且“望”者，向之而往也，言“望城北”，则“忘南北”勿言可喻，言“忘南北”，则犹豫踌躇而尚未迷方信足，漏却尘昏日暮，心乱路失之状。是故“望城北”已包“忘南北”之情，而“忘南北”犹未尽“望城北”之事。[11]
抓住一“望”字进行剖析，一‘望’之中，写尽逃难者惶惑失路的情景和慌乱不知去向的无奈。由此可看出钱、陈两位在“诗史”观上的不同。钱强调诗的审美自足性，陈着重用“以诗证史“的方法挖掘诗的历史因素，都有价值。但是文学更多的是虚构与想象，不能用史学家“征实”的眼光去解读文学作品。“以诗证史”的方法可能把读者引入繁琐的考据迷宫之中。
　　二、史蕴诗心
　　钱钟书也承认诗和史是相通的，即“史蕴诗 心”，“诗具史笔”。
　　刘知己《史通·叙事》：“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间之时义而大矣哉！……晦也者，省字约文，事溢于句外。虽发语已殚，而含意未尽，使夫读者望表而知里，扪毛而辨骨，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字外，晦之时义大矣哉！”极力推崇《左传》的用“晦”。认为史之美以叙事为工，叙事则以简省为要，简省须知疏而不遗的隐晦之道，隐晦之道实即诗道。史书典范《春秋》以“微”、“晦”、“婉”等为特征的“春秋笔法”，为历代史学家欣赏和重视。“古人论《春秋》者，多美其辞约义隐，通识如刘知己，亦不免随声附和”，“于是《春秋》书法遂成史家楷模，而言史笔与言诗笔莫辩”。并进而总结到：“夫读古史者，明其章句，皆可咏歌。”[12]诗、史是相通的。
　　历史都是过去的事，历史学家不可能亲历，“即志存良直，言有征信，而措辞下笔，或轻或重之间，每事迹未讹，隐几微动，已渗透走作，弥近似而大乱真。”[13]并且：“上古既无录音之具，又乏速记之放，驷不及舌，而何其口角亲切，如聆罄欬欤？或为密勿之谈，或乃心口相语，属垣烛隐，何所据依？”[14]例如僖公二十四年介子推与其母逃亡前的问答，宣公二年鉏麑自杀前之感叹，不可能是作者亲耳所闻。显然，这些详细的对话，都是左丘明依照人物的性格、身份特征，通过精心揣摩想象虚构出来的。所以：
史家追叙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入理。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记言特其一端。[15]
　　历史文本除了想象和虚构外，还会采用增加话语、刻画细节和设计场景等叙述策略和技巧，凸显人物性格，渲染现场气氛，从而达到传神逼真的效果，用“诗心”的手段达到“征实”的效果。
　　钱钟书的“诗史”观在文学批评上有重要的意义，他纠正了社会历史批评存在的弊端。尽管社会历史批评为我们鉴赏作品提供了很多有益的启示，但如果运用不当，会把复杂的文学现象简单化，把审美的文学作品变成单一的历史考据。钱钟书的“诗史”观，开拓了文学研究的视野。

参考文献：
[1][8] [14][15]《历代诗话续编》，丁福保，中华书局，1983年，第15页
[2][3][5]《宋诗选注》，钱钟书，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后文引自此书的都为此版本。
[4]《宋诗选注?序》，第4页
[6]《宋诗选注》，第225页
[7]《宋诗选注?序》，第4—5页
[9]《管锥编》，钱钟书，中华书局，1979年，第106页，后文引自此书的都为此版本。
[10]《元白诗笺证稿》，陈寅恪，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51页
[11][12]《管锥编》，第989页
[13]《谈艺录》，第160页 本文链接：http://www.qk112.com/lwfw/wenxuelunwen/meixue/8169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