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美学的历史地位与现实命运

　　在中国当代美学中,“实践美学”无疑是最重要的美学主张和理论之一。在这一旗号下,存在着若干个基本主张并不一致的学派。除李泽厚一派外,还有别的学派,替如蒋孔阳先生的创造论美学学派.以实践论为哲学基础,完全可能以不止一种的方式来展开美学的理论和体系。李泽厚的美学理论不代表“实践美学”的全部,而只是“实践美学”中最有影响的一家(或一派).李泽厚美学观点的某些不足,并不等于整个“实践美学”的不足.所以,对“实践美学”进行批评,不能只以李泽厚一家的观点为依据.笔者总体上赞同“实践美学”,但是,并不完全赞同李泽厚先生的哲学、美学观点.本文对“实践美学”,包括李泽厚一些重要观点的辩护,并不表明笔者对李泽厚全部观点都赞同,主要想指出某些对“实践美学”的批评的失误与不当。

　　读了杨春时同志的《走向“后实践美学”》①一文,既感到兴奋,又感到困惑。兴奋的是,这篇文章率先向当代中国最有影响的“实践美学”提出了责难,发起了挑战,并拿出了建构“超越美学”的设想与方案,作者的理论勇气和胆识令人钦敬和佩服;困惑的是,该文许多论点似乎还缺乏深思熟虑,尤其是对于“实践美学”的十大批评,很难令人信服。特撰本文,谈谈个人的看法,以求教于春时同志与同行方家。

　　春时同志在文章一开始,就对中国当代美学的历史发展作了如下的概括:“中国当代美学的发展经历了`文革’前的`前实践美学’阶段,新时期的`实践美学’阶段,现在又进入了`后实践美学’时期二`后实践美学’是中国美学超越`实践美学’、走向世界、走向现代的阶段。”我觉得,这一概括不符合历史实际。

　　首先,用“前实践美学”来概括“文革”前的中国美学,与实际不符。春时同志认为,50、6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形成了以蔡仪先生为代表的“自然派”美学和以李泽厚先生为代表的“社会派”美学“两个主要学派”,并奠定了以后美学发展为实践美学体系和反映论美学体系对垒的“基本格局”。这种说法问题很多.第一,05、06年代的美学大讨论是在批判朱光潜先生的“唯心主义美学思想”过程中展开的,讨论的中心问题是美的本质的主客观属性问题.由此形成了四个而不是两个主要学派:一是以吕荧和高尔泰为代表的“主观派”;二是以蔡仪为代表的“客观派”(很少有人称之为“自然派”);三是以朱光潜为代表的“主客观统一派”;四是以李泽厚为代表的“客观社会派”,亦称“实践派”。这个概括符合实际,为参加讨论的各派所接受、认可。而春时同志则略去了“主观派”与“主客观统一派”这两个重要学派,显然不合历史事实。第二,“文革”以前,中国美学界基本上是四派并立、互相批评、谁也压不倒谁的局面,虽然其中“主观派”影响较小、“客观社会派”赞成者较多,但决不能据此而改变四派并立的基本格局,更不能因此就把“客观社会派”单独拔出来,人为地扶升到主流地位,而把整个“文革”前的中国美学概括为以一派为主的“前实践美学”阶段。第三,其实,李泽厚的“客观社会派”美学,在06年代已基本形成实践美学体系的理论框架。他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为基础和出发点,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中的“自然的人化”说来阐释美学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他说,马克思关于美的规律的论述,“说明因为具有内在目的尺度的人类主体实践能够依照自然客观规律来生产,于是,人类就能够依照客观世界本身的规律,来改造客观世界,以满足主观的需要,这个改造了的世界的客观现实存在的形式便是美,所以,是按照美的规律来造形。马克思是从人类的基本实践—人对自然的社会性的生产活动中来讲美的规律”;他“主张从主体实践对客体现实的能动关系去探求美的本质”,认为“美的本质必然地来自社会实践”，“美是社会实践的产物”,“美的本质是真与善的统一,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就内容言,美是现实以自由形式对实践的肯定;就形式言,美是现实肯定实践的自由形式”;又说“自然美的本质、内容是`自然的人化’,而自然美的现象、形式都是形式美”;稍后,李泽厚还从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滑稽、悲剧、喜剧等基本范畴;他还论述了物质生产实践与艺术实践的辩证关系。①李泽厚这些实践美学基本思想在80年代初有所发展、完善和丰富,但基本思路、构架、体系没大变化,正如他自己所说:“关于美的本质,我还是1962年《美学三题议》中的看法,没有大变化。仍然认为美的本质和人的本质不可分割。离开人很难谈什么美。我仍然认为……要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从`自然的人化’中来探索美的本质和根源”。②因此,我们不能把实践美学学派以“文革”为界截然分开为“前实践美学”与“实践美学”两个阶段。实际上,“实践美学”在“文革”前已基本形成,并基本具备较完整的理论框架与体系。至于把“文革”前的四派都笼统纳入“前实践美学”这一大“口袋”中去,就更说不通了。第四,“文革”前的中国美学的确为新时期美学奠定了基本格局,但决非春时同志所说的自然派与社会派的对垒演变为实践美学与反映论美学的对立,而是由四派并立发展为新时期的多元并立。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中国当代美学一开始就是多元(四派)并立的,而不只是一派垄断或两派对抗。这是中国当代美学的一大特点,也是中国当代人文学科发展中罕见的可喜现象。

　　其次,08年代的中国美学也不能简单地用“实践美学时期”来概括。春时同志把新时期(08年代)美学概括为“实践美学阶段”的理由是,李、蔡两派在新时期分别建立了较系统的实践美学和反映论美学,而“在两种美学思想的论争中,实践美学具有无可争议的理论优势,因而成为普遍接受的美学理论”。这同样不符合历史实际。第一,新时期美学在思想解放的大潮中获得了较大的发展,特别是80年代初围绕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的讨论,使各派美学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高尔泰发展了自己的主观论美学,他把哲学看成以人为中心的价值体系,把美看成人的一种生命自由感,认为美的实现主要是一种个体的审美体验,并提出了“美是自由的象征”的新命题;当有人认为主观派美学的影响已消失时,他大声疾呼主观派“没有消失”.蔡仪也参加了《手稿》的讨论,但他对马克思的《手稿》持批评态度,认为是马克思青年时代不成熟的著作,其中历史观基本上还未超出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的唯心史观,并全面批评了“实践观点的美学”,坚持自己的美在物的客观属性、美感是美在人头脑中的反映的“反映论”美学,并重申了他05年代提出的“美的规律就是典型的规律,美的法则就是典型的法则”的“美在典型”说。朱光潜也把自己原先的“主客观统一”说与马克思《手稿》中的实践观点联系起来,他在1908年一篇文章中说,“马克思主义美学带来了一个最根本的转变,就是从单纯的认识观点转变到实践观点。……马克思主义美学却首先从实践观点出发.证明了文艺活动是一种生产劳动,和物质生产劳动显出基本一致性”,又说《手稿》克服了以往美学的片面唯心和片面唯物,“证明了心与物都不可偏废”,他在引证了《手稿》关于音乐的美与能欣赏音乐的耳朵一段话后反问道:“照这样看,美是一种单纯的客观存在吗?美能离开美感而独立吗?想通了这个问题,过去的许多争论就显得很可笑了”。①李泽厚的实践美学也在保持基本框架的前提下有了较大发展,这就是把“人化自然”分为外在自然与内在自然两个方面的人化,且把“人化”的历史过程,用“积淀说”加以概括,这其中吸收、改造了康德的先验哲学与荣格的分析心理学等思想观点;最后又把这种“人化的自然”说与中国传统哲学、美学联系起来,上升为新“夭人合一”说;他并把自己的美学理论称为“主体论实践哲学”或“人类学本体论哲学”的美学观。由此可见,新时期美学不只是两家美学,而是原有四派美学都有较大发展,这是50、60年代多元格局的延伸。

　　第二,除了原有四派外,新时期又涌现了一些有影响的、与四派不同的美学学派或观点,如施昌东的“美在生活”、“美是人类积极生活的显现(形象)”说;周来祥的“美在和谐”说;还有一些同志提出的“美在积极的情感价值”说;“美在自由的显现”说;也有人从语义学角度对美的本质作不同层次的界定;甚至有人彻底否定美本体的存在,认为“美学界都在无的放矢地侈谈所谓美的本质”,是毫无意义的。②这里特别要提出的是,蒋孔阳先生以马克思主义实践论为基础、以创造论为核心的审美关系说,在08年代迅速发展成熟,并与李泽厚的主体论实践美学或人类学。

　　本体论美学有了一系列明显区分,在美学界获得较多的肯定与支持,成为当代中国美学的新学派。在08年代中后期,一些中青年同志在吸收西方现当代美学新成果的基础上,也提出了与原有几派美学从思路、方法到范畴全然不同的新的美学理论构架,如系统美学、体验美学、生命美学、接受美学、审美活动论美学、心理学美学、语言美学、符号论美学等等。美学这种多元发履的格局是客观的历史存在。虽然在一段时期内,对李泽厚的实践美学赞同或部分赞同者较多,但决不能说,李派美学在多元并立的新时期美学中占有绝对的优势,也不能认为李派美学已被“普遍接受”,因为即使在基本赞同李派美学的人中,绝大部分也有自己的理解、补充与发挥,且常常与李的具体观点有所不同。因此,把新时期远比50、60年代多元驳杂的美学景观先“简化”为李泽厚的实践美学与蔡仪的反映论美学两家对唱,再以李的“理论优势”为由抽象成“实践美学”被“普遍接受”的一统夭下,以其所谓“主流”地位来概括整个80年代中国美学,这与历史实际相距何其远啊,虽然时间才过去几年而已!

　　再次,春时同志把09年代中国美学概括为“后实践美学时期”,认为这是“走向世界、走向现代的阶段”。这里似乎暗示人们,“实践美学时期”的中国美学还未走向世界;还处在“前现代”阶段。对此,我仍不敢苟同。实际上,整个80年代,正是中国经济上改革开放、文化上走向世界的重大转折时期。就以美学来说吧,现当代西方美学众多思潮、流派、代表人物的美学思想在结束“文革”的封闭状态后被大量、集中地译介进中国,并逐渐为我国美学家所消化、吸收、借鉴;在应用西方美学观念、方法、范畴来改造、建构新的美学理论、学说的过程中,虽出现过一些生搬硬套、勉强“移植”的情况,但这种现象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开始阶段是不可避免的,且越往后越减少。这一过程,可以说是中国美学迅速“走向现代”,并直接与世界美学交流、对话的过程.当然,中国当代美学在国外影响较小,但这不仅是美学,而且是整个当代中国文化向国外、特别是西方传播的滞后现象,其原因十分复杂,此处不论。只要指出一点:中国美学决非90年代才开始、而是整个80年代就一直在“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再退一步说,我国50、60年代的美学亦并未远离世界与现代,因为,当时的世界还是东西方两大阵营,我国美学界当时的美学大讨论,实际上与前苏联、东欧各国的哲学、美学讨论似乎不谋而合,遥相呼应,后者讨论中也出现自然派、社会派、实践派等分野,这只能说明,中国美学在那时也是与世界美学的一部分同步、接轨的,仅与西方美学相隔而已。

　　之所以出现上述种种不合历史实际的判断,我以为主要是“实践美学”中心论在春时同志令心中作祟,员然他现在已下决心要超越“实践美学”。他首先把08年代美学多元并立、竞相开放的繁荣早面,.、为伙“筛选气尸简化”为两大派;再以一派的所谓“优势”而封立为“主流”派,实描述为一派垄断局面,并把整个80年代中国美学用“实践美学阶段”来概括;第三步就由此立场出发往前追溯,把整个“文革”前的各派美学用“前实践美学”的大口袋包起来;最后则向后推移,把90年代(现在与未来)的美学、包括他正准备构建的“超越美学”,都笼统称为“后实践美学”(与一些青年学者“后新时期”、“后现代”等说法互相呼应)。这样做法,方便则方便矣,但却忽视了中国当代美学多元竞争、丰富驳杂的发展态势。

　　春时同志的“实践美学”中心论目的不在肯定“实践美学”,而在超越“实践美学”。强调80年代“实践美学”的主流地位,恰恰是为了论证90年代“实践美学”已过时,而包括其“超越美学”在内的“后实践美学”将取而代之、成为主流的必然趋势。所以,他从十个方面批评了“实践美学”的“历史局限性租理论上的不足”。但是,这些批评在我看来,绝大多数并不符合“实践美学”的理论主张的本意,颇有一点强加于人之嫌.下面试作几点辨析。

　　由于春时同志对“实践美学”的批评不局限于李泽厚一家,而且实际上把其他一些坚持从实践观点出发建构美学体系的学派、理论、观点也都一古脑儿扫进去了,所以,我在下文中有时也要引及非李泽厚派的其他美学家的一些主张。

　　首先,最根本的是,春时同志对实践美学从理论上作了不准确的概括,从而导致他对实践美学的一系列批评都出现偏差或无的放矢。春时同志对实践美学的最重要概括是把“实践”说成“实践美学的基本范畴和逻辑起点”。我觉得,这至少是一大误解。其实,实践美学只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作为其哲学基础,实践范畴只是实践美学的哲学出发点,而非实践美学的真正“逻辑起点”,更不是“基本范畴”了。李泽厚在谈及他的主体论实践哲学的美学观时说过,“马克思从劳动、实践出发、社会生产出发,来谈人的解放和自由的人,把(审美)教育建筑在这样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这才在根本上指出了解决间题的方向。所以马克思主义的美学不是把意识或艺术作为出发点,而从社会实践和`自然的人化’这个哲学问题出发”。①显而易见,这里,“社会实践”只是作为其美学理论的哲学基础或哲学出发点,而非直接充当其美学的逻辑起点或基本范畴。李泽厚还说,“在我看来,自然的人化说是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在美学上(实际也不只在美学上)的一种具体表达或落实.就是说,美的本质、根源来于实践,因此才使得一些客观事物的性能、形式具有审美性质,而最终成为审美对象.这就是主体论实践哲学的美学观.”②这里,实践范畴只是作为美和审美的最终根源即哲学根源出现的,所以,李泽厚很少直接称其美学为实践美学,而较多地称之为实践哲学的美学观或美学表达。

　　朱 立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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