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霞满龙湾》看政治话语下的写作

摘　要：十年文革中作品的写作在一定的强权政治话语下，必然要遵循一定的规则或者说是约定俗成，本文从张建国的《霞满龙湾》谈起，鉴于以前的写作中出现的类似情况，以及文革中写作的环境和特点，试图梳理当时写作的规范和作者的努力。

关键词：文革文学；“三突出”原则；意识形态
      张建国的《霞满龙湾》于一九七六年由人民文学出版，在内容提要中是这样说明的：“这是一部反映知识青年在农村广阔天地里锻炼成长的中篇小说。……热情歌颂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可以看出，这部作品诞生在文化大革命时代，而它所描写的也正是这个革命时代所发生的事情。在文化大革命进行了十年的后期，文学创作、文学问题与政治问题、政治活动之间的界限已难以分清的情况下，文学为政治服务并成为斗争的“武器”的固定模式中，这部作品的写作问世，是肯定要带上一些“文革文学”的影子的。当时的作品写作，出版，作家的写作都是需要获得允许，获得资格的，从1966年7月开始，全国的文学刊物，除《解放军文艺》外，都被迫停刊。而《霞满龙湾》能在这个时候发表，说明它是符合文革时期的文学创作规范的。
一，“三突出”原则
      “三突出”是一个特定时代的产生的文学批评概念，是文学在政治的影响下甚至于是文学极端政治化的情况下的产物，这个概念最早出现在于会泳的《让文艺舞台永远成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阵地》一文中。在一九六八年五月的《文汇报》中，当时主管样板戏的于会泳在文章中说：“……我们根据江青同志的指示精神，归纳为‘三个突出’作为塑造人物的重要原则，即：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主要英雄人物中突出最重要人物即中心人物。【1】一九六九年，姚文元将它简化为“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中心人物”并且称它为“无产阶级文艺创作必须遵循的一条原则”。【2】到了一九七二年，又把“三突出”拨高成“无产阶级文艺创作的根本原则”。
      短短几年的时间，“三突出”的地位一涨再涨，从“重要的经验”到“必须遵循的一条原则”再到“ 根本原则”，变成了所有文学艺术和文学创作必须遵循的创作的铁的规律。在“三突出”占有绝对地位的“文革”年代，各种可以公开发表面世的作品或多或少地要遵循这种原则。十年“文革”对《霞满龙湾》的创作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本书就十分地遵循了这种原则。书中塑造的正面人物很多，有知识青年李丹，秀娟，老贫农辛雨田，红小兵杨小亮，队党支部副书记杨春，等一系列人物，其中重点描写的是李丹，她是大队貂场的饲养员，虽然年纪轻，但是能吃苦，勤思考，勇敢机智，对于她的塑造几近完人，每次她都能拯救貂场的困难，总是第一个发现问题，思想和行动一致，处处为集体着想，而且不顾自己的生命危险为貂寻找食物，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养殖线上的“英雄”。这样很贴切地符合了“三突出”。它所贯彻的哲学原则往往是这个英雄人物体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意志、理想和愿望，而其他的人物往往是这个英雄人物成长或成功的支持力量。如这篇小说中雨田爷爷对李丹在养貂方面给她指导，在捕捞鲇鱼时教她怎样渡过险浪等等，虽然说是支持力量但是主要的还是这个英雄人物自身的“高、大、全”的形象，她（他）总是依靠自己来完成某个光辉的形象，外介的力量并不太大。
      政治重压下的文学写作必然会有一定程度的方向迷失，固守某些形式规则也必然会使文学艺术失去应有的灵气，“三突出”原则这种文学创作过程中的的极端政治化和异化的表现，对塑造人物的成功造成了极大的障碍，人物角色被坚硬化和一致化，在作品中看不到角色个性化的东西，角色内心丰富的活动被省略和忘记，这种模式化的格局在某种程度上升格为英雄至上主义和个人崇拜的极端化，异化的政治和文化形态使文学创作失去了其应有的丰富性和艺术性，某些人性化的东西消失了。
二，英雄模式下人性意识形态的模糊（消失）
      说到英雄模式，值得一提的是在五六十年代之交作家们曾写作的表现革命战争生活的长篇小说，如《吕梁英雄传》，《新儿女英雄传》，《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烈火金刚》，《林海雪原》等等，这些作品语言通俗，故事性很强，很受读者的喜爱，有的多次再版，还被拍成电影或改编成戏剧，都塑造了一些高大威武，机智勇敢的英雄形象。革命英雄传奇多赋予其中的英雄无所不能的神化形象，在无意中就淡化了这些英雄革命或斗争或努力中的艰苦困难。而五六十年代的革命历史小说多强调如何艰苦及曲折，而且英雄身上多侠义性，机智多谋，从而忽略了其性格的其他方面，这样一来其性格塑造显得单薄，对人物的描写有些单一，让读者只看到故事性很强的叙述中英雄人物在行走，有血有肉的丰满形象却无处可寻。
      以上对革命传奇小说中对英雄人物的描写塑造，可以举一反三到《霞满龙湾》这篇小说中来，毫无疑问，可以认为李丹是这篇小说中的主要人物，中心人物，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小说中是怎样描写这个人物的。在养貂条件艰苦的情况下，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利用当地有利的自然资源，和貂场老饲养员辛雨田及其他工作人员一起，完成了养貂翻番任务。同时，也帮助貂场场长何之平改变落后思想，正确领导貂场的生产和建设，并对于投机倒把分子给予无情的揭露、批判和打击，在“批修整风”运动之风的开路下，她积极地贴出表示决心的“大字报”。后来阻挡熊文荣去医药公司卖鱼干的时候，小李丹又是“风驰电掣地顺着去县城的路，追了下来。”对于熊文荣在雾虾里面加碱土，也是她第一个想到并且用做试验的方法检验出来的，后来的“206”（母貂）吃仔事件，也是她细心思考，顺藤摸瓜找出原因的，在风急浪高的飞浪滩里捉海鲇鱼时，对抗险峰浪滩时机智勇敢，沉着冷静。
      这一系列对李丹的描写，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敢说敢干，勇敢机智的女英雄，但是读完整篇小说之后，我们对这个女英雄却并不是有很深的印象。毕竟人无完人，李丹也是才仅仅十七岁，她也是从活生生的日常生活中走出来的，本书中这个李丹塑造的完美无缺的让人感觉有些不真实，英雄也会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在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下是不允许英雄有缺点的，对于英雄的书写被制度化。这样对于英雄的塑造往往成为权威意识形态的传声筒，而少了 一些日常生活场景，也少了一些英雄的内心矛盾，更会使英雄的某些人性意识形态的模糊甚至消失。在审美作品中，如果不是通过英雄在种种复杂多样的矛盾中去表现出来，不是与英雄的生命的深刻感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那么没有感性支撑的英雄行为和英雄语言的，和日常生活经验中的人物是完全脱节的。
三，辩证看问题
      在当时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指导下，作品的写作是要被强制遵循或自觉运用“三突出”的创作原则来塑造一些高大光辉的英雄形象，在一定程度损坏了作品的审美性和艺术性，这是因为作品写出来，一定是想要让别人看，换句话来讲，就是要发表出来，在当时的创作环境中，是要适应当时的意识形态要求的，而在艺术上也要贯彻其“典型化”的象征方法的。无论是作品中人物的个体意义，还是作家的体验本身，都被整合到所认同的“文革”统一的话语叙述中。虽然说《霞满龙湾》这篇小说是在这样的环境话语下创作的，但也不是说毫无可取之处的，今天我们重读这篇小说，觉得它还是有一定的可读性的。
首先，故事选材很新颖，故事发生在靠近海边的龙湾子村大队的水貂养殖场，是围绕着貂场这个小环境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故事中人物不多，但个性的描写还是比较鲜明的，故事也有一定的生动性，虽然说不上跌宕起伏，但是也设置有几种悬念，吸收读者读下去。例如，第七章“硭硝从哪里来？”以及第十一章“‘206’吃仔”都很生动。书中的某些细节刻画很引人入胜，例如对李丹和杨小亮他们抢着挑蚶子时的描写就活灵活现，通过动作和语言把一个机灵活泼能干的女孩子形象地刻画了出来。
其次，乡土气息很浓。小说中很多本土化的语言，读起来更让小说增加趣味性。例如“抬东西不知道门道”，“摸摸他的脉”，“哑巴牵牲口，没啥话说”。对于乡村化的生活描写很少，但是看起来也是温情脉脉的，例如李丹和秀娟到李丹家时的描写，对这个农家小院的描写，朴素而温馨。而李丹妈为她们俩热粘豆包的场面描写，把农家生活点缀的生机盎然。
      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十年“文革”不但对于我国，而且对于全世界来说都是一个特殊的时期，在这期间发生的人和事，其时其地的精神面貌，文学状态，是文学界需要探讨的。由于当时的强权政治对书藉写作和发表的控制和压迫，仅存于现在的文学作品是极少的，但是这些文学作品对于我们今天的学习和研究来说，又是极为重要的，从中挖掘当时的文学状况和写作状况，对于我们是一笔很宝贵的财富。
参考文献：
[1]于会泳《让文艺舞台永远成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阵地》，《文汇报》1968年5月23日
[2]《智取威虎山》剧组《努力塑造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光辉形象》，《红旗》1969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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