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话语理论看汉语中的男性权利控制

摘　要：福柯的权利话语理论作为考察社会话语的运作机制，映射了汉语中性别失衡的语意指向，男性与女性的二维格局，显现出主流与边缘、支配与顺从等权利关系，为语言学研究提供了知识/权利图谱的独特视角。

关键词：话语理论；权利；汉语；男性；女性

      在当今世界，东西方从整体上来说还存在着主流与边缘，控制与被控制的霸权关系。①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认知社会的独特视角，“知识在社会中要受到各种权力关系的控制;什么被允许,什么被禁止,都源于这个社会中的权威、规则、等级和学科系统”。因此,一种文化必然产生出一种人们认识事物的方式,正是这种认识方式导致相应的话语被生产出来。任何话语,包括文学的话语,都不可能是完全自律或自治的,而是社会中权力关系的产物,话语乃是权力的话语。作为一种控制和支配的力量。“话语”超越了语言学意义上的“所指”与“能指”,成为了权利的象征。统治者为了维护和巩固自身统治的基础,在物质或情感的手段之外,都会以一套特定的话语系统唤起人们对其统治合法性的信仰与尊重。在一定的文化空间里话语权与支配权共存亡，掌握话语权彰显支配地位，反之亦然。
      “福柯的话语权利理论让我们认识到语言远非表象那么简单，它与政治、经济、权利、意识形态以及社会环境因素密切相关。男性语言在整个语言上所占的优势与男性在经济、政治上的优越地位是分不开的，这样的社会形态必然在意识形态上有所反映，语言是反映现实的，因而语言就出现了男性语言优势，女性语言劣势的局面。”②换言之，男性语言掌握了话语权，支配了女性话语的形成机制，“男尊女卑”表征了社会意识形态的存续态势。
      在社会生活中，语言对男女两性是一视同仁的，它本身没有性别歧视，但使用者赋予它们性别色彩，并扣上了“男尊女卑”的帽子，语言作为社会的一面镜子和一种社交工具，它的使用不可避免反映了人们的社会观念和社会风俗，因而语言也就具备了用来区隔不同性别不同阶层的功能，这就有了性别语言和阶层语言，而这些不管是性别语言还是阶层语言都与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息息相关。按照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话语和权力是辨证的同构关系。影响、控制话语运动的最根本因素是权力，权力是通过话语来实现的。话语既是权力的产物，又是权力的组成部分。他认为所有的社会现象中都有权力关系的存在。权力不是一种可以简单获得和转让的商品，而是一种网络，其特点是能够蔓延到任何一个角落。
      汉字作为一种符号系统,本身并无阶级性。然而，在阶级社会里, 人们对汉字的诠释中, 却会因为受到阶级思想的影响, 而打上阶级的烙印。例如，有很多含有贬义的词, 都带有“女”字旁。如: 奸、娼、妓、嫉、妒、婊、妖等等。就是因为自古以来女性处于被统治、被控制的地位，这些带有贬义“女”字才会出现。在称呼中上，女性被控制的地位昭然若揭。古代妇女常自称: 奴家、贱妾、卑妾等。丈夫称自己的妻子则有后内多卑称:贱内、贱人、拙荆、糟糠、妻室、内人、内子、内助、内主、贱妾等。人们也常把女子称为“女流”“婆娘”等。也有以动物称代女人的, 如“母老虎”“狐狸精”等。还有一个汉语中三个人称代词—他、她、它。单就代表人物的“他”和“她”来讲，就有很大差异。“她”的适用范围很小，《现代汉语词典》中“她”指称自己和对方以外的某个女性；而“他”的使用范围就要大得多，除了表示“他”自己之外，在性别不明或没有区分的必要时，我们通常使用“他”；在泛指时，即使女的多，男的少，在语言的使用习惯上也仍然用“他们”，而不用“她们”，换言之，在一群人中，只要有一位男性，就必须使用具有男性特征的“他们”，此时“她们”便没有这个资格。就如我现在打字，ta的拼音打出来，“他”永远是第一位，我引用再多的女“她”，那个男“他”也还是会在前面。
      在汉语词汇里，男尊女卑的俗语举不胜举。例如，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 嫁鸡随鸡嫁狗随狗, 女子无才便是德, 唯小女子与小人难养等等。就算是骂人，也永远与女人脱不了关系，“他妈的”“狗娘养的”“你妈的”“去你奶奶的”等几乎成了汉语粗话的主要词句。在词素结构顺序上总是男的在前面，女的在后面，例如夫妻、夫妇、男女、父母、爹娘、公婆、叔婶、兄嫂、弟妹、儿女等等。在亲属称谓上，要表现在“外”字身上。同样是长辈，母亲的长辈称呼前就要加“外”字，“外曾祖父”、“外曾祖母”、“外公”、“外婆”，同样是晚辈，女儿的儿女称谓前也要加“外”，“ 外孙女” “外孙子”。
      男性控制观念渗透于汉语不断演化的进程中，并深深的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我们的语言中存在的性别差异以及性别歧视正是现实生活的反映，正是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制度等社会现实在性别话语中的体现，带有歧视的性别话语体现了男女两性在社会权力领域的不均匀，不协调。西蒙娜•波伏娃曾说：“一个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没有任何生理上、心理上或经济上的定命能决断女人在社会中的地位，而是人类文化之整体，产生出这居于男性和女性中的所谓女性”。
      语言的性别歧视是男女地位不平等的反映，是由于女性在社会生活中地位低下和权力有限造成的。语言对男性的偏爱和对女性的轻视，不是语言本身造成的，而是语言的使用者，是社会与文化使其然。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就会有什么样的语言，所以，要改变这种状态，就要解放人的思想，摒弃落后的传统观念，改变惯常的思维模式，规范人们的语言，从言语到思维，从思维到言语，达到真正的男性女性的平等融洽。

参考文献：
[1]徐刚：《话语的力量——浅析福柯话语权利理论在分析东西方关系上的应用》，《剑南文学（经典教苑）》，2011年第5期.
[2] 刘玲媛、彭利元：《从权力话语理论看英语词汇的社会性别区隔功能》，《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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