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家笔下的诺曼·梅勒的分析

 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 1923—2007)曾预言其作品会招来最好的和最坏的评论(Lenon, Conversations 304)。毋庸置疑，他的预言在批评界得到验证，评论者对梅勒的评价莫衷一是。他们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争论：一是梅勒强烈的自我意识；二是他对权力的过度迷恋；三是他作品中的道德问题；四是梅勒的大男子主义。
    一
    梅勒对自我的宣扬是众所周知的事情。特别是《自我宣传》(Advertisements for Myself, 1959)中浓烈的自我意识引起了批评界的强烈不满。它是一部自选作品集，其中收录了他学生时代的文章、长篇小说的一些片段、杂文和剧本等。在此前，梅勒加入了一些“广告”性评论，他不仅对以前的作品作出阐释，还告诉读者今后的写作计划和写作目的等非常个人化的情感和体验。
    哈罗德·布鲁姆在谈到梅勒时说“我想到他时，《自我宣传》会自然而然的映入脑海，因为他自己就是一部极品小说。他是‘诺曼·梅勒’的作者，一部冗长断断续续的堪称经典的小说”(2)。阿尔弗雷德·卡津(Alfred Kazin)认为他是“了不起的自我主义者……我从未遇到一个人像梅勒一样总是当众谈自己的事业，用演员的方式将自己推向前台”(qtd. in Manso 274)。艾伦·金斯伯格认为《自我宣传》“是一部好散文，因为它是个人化的，也许文体很好但把私人生活和公众的自我联系起来”(qtd. in Manso 280)。梅勒的宿敌戈尔·维达尔(Gore Vidal)不无讽刺地说：“自我宣传是多么有魅力的形式：一个人可以再三地对自己的形象进行重新塑造”(qtd. in Bloom 7)。该作品最吸引他的是梅勒对成功的迷恋，梅勒在吸引注意方面很成功，但作为艺术家把自己暴露得这么彻底很危险(7)。“梅勒开始并不知道他相信什么或想要什么……他是一个弥赛亚，无论在人间和天堂，他都无心建立真正的乐园。他没有确切的使命，除了被他日益改变的性情所支配”(7)。
    以上评论都对梅勒在《自我宣传》中个人化的表现进行了讽刺和批评，他们认为梅勒这部选集的功利性大于文学性，这种观点显然有失偏颇。一些支持梅勒的评论者则另有说法，他们认为梅勒将这个创作视为文学或是自我的疗伤。唐纳德·考夫曼(Donald Kaufmann)认为：“梅勒写作既是为自己也是为读者，他作为自己的治疗师是有效的”(qtd. in Merrill 85—86)。梅勒的传记作家卡尔·罗里森(Carl Rollyson)也认为其创作《自我宣传》有苦衷：在出版《鹿苑》(The Deer Park, 1955)后，他有一种生命被耗尽的感觉，他开始失眠需要借助烈酒和药物才能入睡。《鹿苑》出版后评论界反响较差，在失望愤懑之余他开始着手“自我分析”的工作，《自我宣传》一书由此诞生(99—100)。巴里·里兹(Barry Leeds)认为“这是一个创立有序形式的过程，把各种各样的片段呈现在一起构成《自我宣传》。这是一项工程，它能给梅勒更清晰的观点，让他知道曾做过什么，哪些是他希望做但尚未做的”(The Structured 224)。这些评论客观公正，他们认为梅勒通过文学来展现和治疗自我，他通过这种自我评论和反省的方式找寻应走的途径。
    安德鲁·戈登(Andrew Gordon)认为，《自我宣传》为梅勒自己找到了文学创作形式的新方向，标志着其文学创作的“一个转折点”，“自此之后，他徜徉于取得回报的长篇小说与非小说创作形式之间。在后者的创作中，他把自己视为一个一直都在追求的英雄，因而将自己置于中心位置”(160)。戈登的评论切中要害，梅勒之后的创作在作品结构和叙事策略上都发生很大变化。就作品结构而言，他开创新的文学体裁即新闻报道与文学创作的结合；就叙事策略来说，他不再与作品人物和事件等刻意保持距离，而是将自己的思想和观点融入作品。梅勒说过“真正的分水岭是《自我宣传》，它帮我找到了自己的写作风格。之前我从没有觉得我有什么写作风格。但我采用这种风格之后，不管好坏我又找到了其它多种写作方式”(qtd. in Mills 194)。罗伯特·卢西德(Robert F. Lucid)也从作家的“公众性”方面为《自我宣传》辩护。他在论文集《诺曼·梅勒：其人其书》(Norman Mailer: The Man and His Work)的序言里写：“在任何情况下，公众作家首先通过被公认的艺术成就来维护自己的信任，然后在不放弃艺术创作的同时，制造关于自己受欢迎和成为公众人物的传说”(5)。梅勒的“自我宣传”是公众人物的一个共性；他的“自我宣传”引导了社会舆论，在一定程度上“规定”了读者的阅读方式。这也许能解释梅勒进行“自我宣传”的动机。坦白说，《自我宣传》在某种意义上说确实是一本自传。但它不是梅勒个人生活的自传，而是他作为一名作家的自传，是一部文学意义上的自传。在书中，更多的是梅勒对颓废和腐败的美国社会辛辣批判的社会责任感，而不是自我兜售的虚荣感。梅勒也觉得作为作家他一直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过去10年，我一直在内心深处进行着总统的竞选工作……我有一个想法无法释怀，那就是要在我们时代的意识中掀起一场革命”(Advertisements for Myself 17)。
    二
    梅勒在小说中都对极权主义进行了深切关注，对其代表人物更是进行入木三分的刻画，如《裸者与死者》(The Naked and The Dead, 1948)中的卡明斯和克洛夫特，《巴巴里海岸》(Barbary Shore, 1951)中冷酷阴险的政府爪牙豪林沃斯，《鹿苑》中的电影大亨泰皮斯，《美国梦》(An American Dream, 1965)中集财富和权力一身的凯利和黛博拉。然而，梅勒对权力过多的关注却招来了批评界对他的攻击。
    布鲁斯·库克(Bruce A. Cook)曾对梅勒前三部小说中对权力的过分关注提出批评。梅勒“过于迫切的表现权力关系，却忽视了文学技巧上的斟酌，但是对主题的关注并不一定带来小说艺术上的成功”(206)。显然，库克认为梅勒对权力的过度关注与糟糕的创作技巧有一定的相关性缺乏说服力。斯坦利·古特曼(Stanley T. Gutman)也认为梅勒对权力感兴趣甚至是迷恋：“对他来说，权力是吸引人的， 因为它是未受压制、原始、基本和必需的”(23)；但他也认为梅勒对权力的态度有着复杂的矛盾心理。持相同观点的还有戈登和安德鲁·威尔森(Andrew Wilson)。前者认为“在梅勒的作品和他的生活中，他既被权力吸引但又对它进行反抗。他一次又一次被权力的竞技场所吸引……他试图将艺术扩大为一种能与政治抗衡的力量，如果不行的话，他就写公开信给总统，甚至参与纽约市长竞选”(95)。后者在谈到《裸者与死者》时引用约瑟夫·怀德梅尔(Joseph Waldmeir)的话：“梅勒不愿意把卡明斯和克洛夫特魔鬼化……是因为权力对他的吸引”，“如果梅勒对潜在反动派的态度是谨慎的，那么他也是留恋的”(32)。这三位在关于梅勒对权力的矛盾态度上的观点是合理的。梅勒就是这样一个矛盾体，然而他对权力的迷恋并不在于他对其释放的快感的追求，而在于他“想知道权力在细节上是如何运作的”(qtd. in Braudy 76)。所以，我们就不难理解他为什么要参加亨利·华莱士(Henry Wallace)的总统竞选和纽约市长竞选了。
    梅勒不否认对权力的兴趣，但他所指的并非政治权力，而是文化层面上的极权主义。他在《总统文件》(The Presidential Papers, 1963)中提到，极权主义最好被理解为一种道德危机而非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时代精神，极权主义侵入每个人的身体和神经，存在于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它的本质就是控制和消解，消解人的个性、多样性、异议、极端的可能性和浪漫的信念，它蒙蔽人的想象力、消磨人的直觉和抹杀过去(200)。梅勒对权力的兴趣和迷恋在于他想弄清权力运作的本质，以便更好地利用文学创作达到拯救社会的目的。就如戴安娜·特里林(Dianna Trilling)说的：“梅勒作为作家起的作用，就像他认为的那样，更多是弥赛亚似的而不是创新性的”(qtd. in Braudy 64)。
    三
    梅勒作品中的“道德性”也是批评家经常争论的问题，引起争论的作品是《一场美国梦》。梅勒在《一场美国梦》对于暴力、色情的大力渲染和对杀人犯罗雅克逃脱法律制裁的处理引起了评论者对梅勒本人和其作品的质疑。
    简·拉德福德(Jean Radford)认为“在光鲜精练的语言背后，罗雅克和作者的态度在我看来是顽固不化、矫揉造作和反动的”(155)。维达尔曾在电视采访中抨击梅勒时说“你的暴力，你对谋杀的偏爱，你对怒气和仇恨的拥护……《一场美国梦》是什么样的一个梦”。如果说这两位对作品蕴含的道德指责还算隐晦的话，那么伊丽莎白·哈德威克(Elizabeth Hardwick)的攻击算是更为猛烈的：“一个报复性的谋杀、冷漠交欢的幻想和沉闷的各种残忍的集合。他是知识界和文学界的灾难，小说行文糟糕、道德低下及理性空白……《一场美国梦》是一本脏书——脏且极其丑陋……书的氛围由对妻子极度仇恨和对性爱的吹嘘组成。梅勒没能改变罗雅克或是他文中的杀人犯。他们对我们来说，既不是艺术也不能给我们带来鼓舞”(292)。哈德威克的评论直指作品的道德性。对此，梅勒以一篇发表在《生活》(Life)杂志上的文章《一则短小的公共通知》(“A Short Public Notice”)作为回应。他摘抄了约翰·奥尔德里奇(John Aldridge)早前对他的评论，表达他对后者观点的认同与赞赏，“我不可能假装不高兴看到它出现在《生活》里，但是我非常满意地看见它在这里”(qtd. in: Merrill 65)。奥尔德里奇对梅勒的评论确实是公正的：
    这部小说以一种事后被人所诟病的所谓病态的、淫秽的细节探讨了众多的可能性。这些可能性不是遭天谴的，而是作为一种对我们社会中所熟知的最恐怖的行为——谋杀、自杀、乱伦、私通和身体暴力——的拯救。它从多方面塑造了一个人：为了被拯救而可能犯罪，为了接近上帝而与撒旦勾结，为了变得圣洁与圆满他恢复了最为原始的通灵感应以便能使他独自享受安宁，为了找到勇气而不顾这个勇气是否在测试他对爱和杀人的诱惑的挑战，而不顾他是否以成为一个圣徒或精神变态者而终老此生。简而言之，这是一部关于激进的非道德主题的道德小说……(65)
    奥尔德里奇的评论从多方面为梅勒小说中的道德性找到依据，他认为小说中看似非道德的行为完全是为了完成道德的救赎。伊布哈德·奥尔森(Eberhardt Alsen)也认为小说中的杀妻行为不仅是正义而且是道德的，因为从后面我们发现黛博拉确实是与魔鬼站在一边(77)。其实，评论者如果从梅勒的犹太裔身份和其秉持的哲学思想去考察小说中的暴力与色情，而不是把梅勒用刀伤害妻子联系起来，就不难明白其中蕴涵的道德含义。小说结尾也回应了评论者对主人公杀人未付出道德代价的指责，杀人犯罗雅克独自踏上漫漫旅程承受良心与道德的煎熬，这是比肉体折磨更痛苦的惩罚。
    四
    梅勒的大男子态度一度成为女权主义者攻击的目标。在她们看来，梅勒对女人有一种极度的厌恶感。梅勒在《总统文件》中形容女性“大多数彻底了解女人的男人都会对女性表示敌意……女人就是下垂的、松松垮垮的畜牲”(114)。在一次访谈中，他表示并不讨厌女人只是认为“她们应该被关在笼子里”(qtd. in Dearborn 286)。梅勒对性的态度很保守，他认为女人首要的职责是在这个星球上存活足够多的年头找到合适的最佳伴侣，生育出不断改良的孩子(130)。他在宴会上刺伤妻子，加上这些过激的言论和行为使他成为众矢之的。然而，梅勒并未意识到自己的言论给他人造成的影响。凯特·米丽特(Kate Millett)在著作《性的政治》(Sexual Politicsy)中专辟一章对他的大男子主义进行抨击，他才意识到自己成为70年代女权主义运动的敌人。
    米丽特分别从性与暴力、两性战争和可恨的同性恋三个方面对梅勒的大男子主义进行控诉。她称梅勒为“对男性气概顶礼膜拜的囚徒”(314)，梅勒作品中的性爱总是与暴力相关并获得一种男性气概，而梅勒在性上的保守态度“连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和教会都望尘莫及”(323)。米丽特还对梅勒对于避孕、堕胎和生育节制的否定态度进行批判，她认为这种态度表明他把性视为一种“权利游戏& rdquo;(326)，为了获得“更多的权利”(327)。梅勒甚至不忍心浪费一个精子，因为他认为“当你年纪稍大一点，你将会越来越执迷于生育。那时你会感到弹尽精绝，你的另一个自我迅速死去”(Mailer, Presidential Papers 157)。她还对梅勒对同性恋的憎恨进行指责：他对同性恋的态度源自他对“非存在”的恐惧，“谁要是男性同性恋，他就像患了麻风病一样是可诅咒的恶疾；谁若丧失男性气概，他就变成最怪异的女性的低等形式——充当女性角色的男性同性恋者”(331)。
    在读完米丽特的《性的政治》和其它一些女权主义著作后，梅勒开始对女权主义者正面回应，《性的囚徒》(The Prisoner of Sex, 1971)就是回应下的产物。在出版前夕，梅勒还组织了一场与女权主义者的公开辩论会。然而，对他进行猛烈批判的米丽特拒绝参加，她认为辩论会的主题——讨论妇女是否应该拥有自己的权利对她来说不是一个可争议的话题。最后到场的只有杰曼·格里尔(Germaine Greer)和戴安娜·特里林等在内的4位女性，但辩论会并不如想象中的激烈而是在欢笑声中度过。《性的囚徒》包含“获奖者”(The Prizewinner)、“侍僧”(The Acolyte)、“倡导者”(The Advocate)和“囚徒”(The Prisoner)四个章节。梅勒讲述怎样卷入女权主义战争的过程以及他对女权主义作品的反应。对于女权主义运动，梅勒只承认两点：一是女性在工作和生活中遭受的经济上的不平等待遇；二是只有革命才能消除女性遭受的不平等待遇。但是，他也认为男女本质上是不同的。而对女权主义者对堕胎、避孕和生育节制上激进和非自然的观点，他表示坚决反对。他认为米丽特对他的抨击都是错误片面的，眼界狭窄(93)。并在为D. H. 劳伦斯和亨利·米勒辩护过程中指出米丽特在文学批评上对引用材料的不忠，为了支持自己的观点省略一些重要信息(95)。对于米丽特预言的一旦科技发展解脱子宫对她们的束缚女性就能获得自由的观点，梅勒认为这更是对人类更深的束缚，梅勒认为米丽特才是“性的敌人”(225)。虽然梅勒坚持不收回对女性的看法，但在结尾，他还是试图与女权主义者修好：“让女人做她想做的，做她能做的……最后，他同意她们所要求的每一件事除了放弃她们的子宫”(233)。尽管这样，他在女权主义者的眼里仍是“妇女解放中被攻击得最猛烈和最残忍的中心目标”(qtd. in Wenke 187)。
    女权主义者对梅勒的攻击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他对女人的厌恶，二是他对堕胎、避孕、生育控制的否定，三是梅勒坚持的男女有别。尽管梅勒在某些方面欠公正，但他否定女性解放是建立在科技进步基础上的说法很有说服力。女权主义者以这种方式获得身体的自由，但她们无疑又步入极权主义的另一个怪圈。其实，梅勒对女性的态度是矛盾的。如果女权主义者从其犹太生长背景和信仰的犹太神秘主义宗教来考察他的保守主义性爱观和女性观，那么她们对梅勒的批判会有所保留。无论是梅勒组织的公开辩论还是《性的囚徒》中的正面回应，梅勒勇于面对的态度为70年代的女性解放运动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这让女性群体得到更多关注而不至于被边缘化，但在这点上没人感谢他。
    尽管梅勒在评论界饱受争议，但他在美国文坛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作为一名犹太裔美国作家，他与同时代的辛格、贝娄、马拉穆德和罗斯有很大不同：辛格作为犹太传统的信徒和最严厉的批评者，一直坚持用意第绪语进行创作；贝娄则通过思辨式创作对犹太传统和历史进行反思；马拉穆德倾其一生专注于“犹太性”的书写，他把犹太人的经历普遍化认为“人人都是犹太人”；罗斯则用独到的方式对犹太同胞和犹太传统进行谴责和讽刺。而梅勒的作品要么是写享有特权的上流阶层，要么写发生于社会中的大事件。他在内容上倾向于写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问题，而不愿过多的彰显个人的民族文化身份。因此“大多数评论者都认为梅勒作为作家，对犹太性的主题、人物和态度上的关心是不明显的”(Gerson 167)，艾伦·古特曼(Allen Guttman)甚至称梅勒为“没有犹太性的犹太人”(qtd. in Lennon, Critical Essays 25)。然而，梅勒对一些年轻读者的影响要比其他犹太作家深远得多，因为他关注的主题和事件与时代同步，而辛格和贝娄等人则更倾向于传统主题。梅勒为了“对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产生一点影响”(Advertisements for Myself 23)，他走在时代前沿用犀利的笔触针砭时弊，以敏锐的洞察力预言了美国社会的文化变革，他无愧为“美国意识的代言人”(Scott 15)。他在文学上的成就卓著：“他写了40多部重要的书，赢得了每一个重要的奖项，包括国家图书奖和两次普利策奖，他半个世纪的创作生涯在美国文学史上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记，这位巨人的辞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Leeds, The Mailer Review 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