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周作人早期女性观的发生的有效性分析

  在中国现代文坛上，周作人是一个非常复杂、很有影响而又聚讼纷纭的人物。他学识广博，有学者赞其见识涉及“多方面”，“大到人生、社会，小到花木虫鱼”①。其中，周作人对女性的认识“融会中西古今，博大精深”②，尤其值得关注。论者称赞“中国现代文学家、思想家中，对妇女问题关注之深、贡献之大者，没有超过周作人的了”③。周作人评价自己治学时也曾说过这样的话：“我没有专门学问，关于文学自己知道没有搞得通，早已不弄了，但是现在还有兴趣的是希腊神话、童话儿歌，以及民俗这一部分的东西，这里牵涉妇女儿童问题，我也比较的加以注意。”④可以说，周作人的女性观不仅是其个人思想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同时也代表着近代以来思想界对女性问题进行探讨所取得的较高成就。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学界对周作人女性观的研究取得了突出的成绩。舒芜等一批学者在认真梳理周作人女性思想的基础上，对其主要特点和时代精神作了深入的阐发。也有研究者指出，在周作人女性观的内部，同时存在着与“启蒙”、“进步”这方面的认识主流并存的“异质性成分”⑤。这些见解均有利于加深对周作人女性观的认识。不过，目前研究中还存在比较明显的缺憾，即考察的起点大多始于1918年周作人翻译与谢野晶子《贞操论》之后，对他早年的女性思想则常是一笔带过，且存在不少讹误。这样一种描述实际上不无人为割裂之嫌，即只是侧重将周氏女性观纳入“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宏观叙事的背景之下，而缺乏更为接近全景的显像和探讨。
    事实上，自1904年起，周作人在《女子世界》上公开发表一系列作品，其女性思想已有所流露。这些作品分别采用小说、论说、诗歌、译作等多种体裁，或假托女士之名，或以“我女子”、“我女界”的口吻谈论女性问题。1906年夏秋之间，周作人跟随鲁迅东游日本，此后他对女性问题的思考发生了两点变化：其一，讨论热度明显下降，直到1918年翻译《贞操论》之后才重又燃起关注的热情；其二，思想认识较前一时期发生迁变，且态度多有复杂之处。
    虽然周氏去日之前的女性思想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无法与其“五四”以后的情况相比，但这毕竟是他对相关问题思考的起点，这一时期亦可视为周作人女性观的发生阶段。基于此，本文借助周作人的作品、日记以及回忆录等有关史料，探询早年生活、思想以及读书等相关经验对周作人女性观之生成的作用，并尝试揭示他于1906年夏秋之间随鲁迅前往日本之后在女性观方面发生的迁变。
    一
    学界在相关研究中普遍认为，周作人少年时代所接触的妇女对他女性观的形成起到了直接的作用——是她们一生悲苦的命运，激发了周氏对女性的同情，进而“哀妇人而为之代言”。这里所说的少年时代，指的是周作人1901年17岁赴南京求学以前；而悲苦女性形象，则以其祖母蒋老太太及杭州花牌楼的诸位妇女为代表。
    这种观点的形成依据，主要取自周氏的回忆。幼年的周作人被继祖母抚养。他曾假托别人的口吻回忆这位长者痛苦的一生：“她的瘦长的虔敬的脸上丝丝刻着苦痛的痕迹，从祖父怒骂的话里又令我想见她前半生的不幸……我心目中女人一生的命运便是我这祖母悲痛而平常的影像。”⑥1897年，周作人13岁，由于祖父的小儿子外出求学，便“补他的缺”到杭州去陪伴祖父。这时他住在花牌楼，接触了包括祖父的妾潘姨太太、女仆宋妈、邻居余太太等在内的几位妇女。关于她们一生命运的悲苦，周作人在1946年《老虎桥杂诗》(“吾怀花牌楼，难忘诸妇女”)⑦和晚年的《知堂回想录》中均有详尽的描述。为此，研究者认为，“妇女问题最终成为周作人的基本人生命题，他在花牌楼的生活经验至少是打下了基础的”⑧。
    然而，这里有一个问题：周作人的这些回忆在多大程度上是对早年生活感受的“再现”?有无可能是其成年之后在特定理念支配下对童年记忆的反思与“重构”?实际上，自1898年正月周作人记日记始，到是年5月他从杭州返回绍兴，日记中并无花牌楼妇女悲惨命运的记载；相反，倒是有不少关于她们相对比较平静甚至有几分安逸的生活的叙事。例如，《老虎桥杂诗》中被叹作“生作活切头，无人知此苦”的“石家妇”，在早年日记有关她生子一事的记载中，并无任何苦状：1898年农历三月初二，“近邻磊邨石寓主泉新妻余氏，生子一人名后芸，时方巳正，送挂面三碗来”；初四，“石宅小儿洗浴”；一个月后，“石氏子剃头，送肉一盌，鳊一盌来”。又如《老虎桥杂诗》中“老年苦孤独，瘦影行踽踽”的“姚氏妪”，日记留下的也只是一些生活琐事，而并无不幸迹象：1898年农历三月上巳日，“下午近邻姚、邵二氏买小鸡六只，每六十五文”。再如，潘姨太太悲惨的命运始于1904年周氏祖父去世，“遂觉得难于家居，渐渐‘不安于室’”，并于1909年辞别而去，开始跟了一个本地的小流氓，后来不知所终⑨。而潘姨太太在花牌楼时期，不仅有女仆宋妈照料，生活还很悠闲。她爱好京戏，有一次为了抄两册两寸多长的石印戏本，因不会写字，所以“用薄纸蒙在上面，照样的描了下来”。此外，潘姨太太在家中也有一定地位，如她俏皮地挖苦周作人偷冷饭是“猫儿偷吃去了”⑩，且日记在1898年农历三月廿一还记了她过生日一事。可见，对潘姨太太的同情不大可能产生于周作人的少年时期，因为此时的她生活还是比较安稳闲适的。
    概言之，周氏晚年回忆时，对这些妇女生活命运的印象很可能无意识间有所“修正”，客观上具有一定的“重构”意味(11)。也就是说，不排除“她们”在一定程度上是周氏“哀妇人而为之代言”的女性观形成后营造的“心中之像”，而未必确切地构成了他早年同情妇女意识之生成的重要元素。
    那么，周作人的早年生活中，哪些方面对他女性观的形成发生了作用呢?从史料观之，当是其读书从旁门而入的“非正宗的别择法”，以及有别于正统的家庭教育。
    周作人自述在13岁那 年的年底，读完了《论》、《孟》、《诗》、《易》及《书经》的一部分；但“总不会写，也看不懂书”(12)。自从出了书房门，十三经中只有《诗经》、《论语》、《孟子》、《礼记》、《尔雅》“曾经翻阅过一两遍”，其余“全部还给了先生了”(13)。周作人小时候看的最多的是小说，他曾这样说道：
    我的祖父是光绪初年的翰林……他当然仍教子弟做时文，惟第一步的方法是教人自由读书，特别是奖励读小说，以为最能使人“通”，等通了之后，再弄别的东西便无所不可了。他所保举的小说，是《西游记》、《镜花缘》、《儒林外史》这几种，这也就是我最初所读的书。(14)
    故而周作人说自己“国文读通差不多全靠了看小说”，“对于耽读小说的事正是非感谢不可的”(15)。他13岁到杭州，在祖父旁边学做八股文试帖诗，“平日除规定看《纲鉴易知录》，抄诗韵以外，可以随意看闲书”，在“旧派文言小说的两派都已入门，便自然而然地跑到《唐代丛书》里边去了”，这便是他所谓“杂学”的入门课本(16)。此外，他也读了各类杂书如关于乱世的《思痛录》、关于花木小论文的《花镜》、关于岁时风土物产的笔记，还有祖父订阅的《申报》等。可以说，祖父“自由读书”的主张和实践，在传统教育的封闭体系中，为周作人打开了一个缺口。
    此外，周作人的祖父“介孚公”虽为一介翰林，但并非固守传统之人。他在狱中曾多次大骂“呆皇帝昏太后”；虽然对“主张维新诸人也不会有什么好评”，但也“不一定反对变法”。变法期间，周作人在日记中刚记下“奉上谕，科举改策论”，第二日见祖父，“便改定作文的期日，定为逢三作文，逢六作论，逢九作策”，可见“他也不是死硬的要八股文了”(17)。这种有别于传统教育的家庭环境，以及读书从旁门而入的“野路子”，使得包括礼教在内的正统文化对于周作人来说不再是思想的正端。就像他自己所说，他对“礼教的精义尤其茫然”，“以前所读之经”是“毫无益处”的(18)。这对他日后以一种开明的心态谈论女性的问题当会起到潜在的作用。
    二
    谈及周作人对女性问题的格外关注，有必要探究他青少年时期的思想状态及其发展变化的脉络。1898年后，发生了中国历史上的两件大事——戊戌变法及庚子事变。而周作人记日记，也正是从这一年正月开始。
    甲午一役，乃“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越三年而有戊戌变法。是年三月，周家长子鲁迅已“不及等祖父的许可”，决意前往南京投考水师学堂，而周作人“在花牌楼却还是浑浑噩噩，不觉得怎么样”(19)。观周氏当时的日记，除了吃食、购物、价格、游览、收发信等日常琐事之外，“科举改策论”是仅存的关于变法的记载。他自己也曾说：“政变的时候，我才十四岁，住在东南的海边，不懂得什么。”(20)直到庚子这一年，他还称梁启超为“九龙山道头子”(21)，可见他对维新志士不仅缺乏基本的了解，而且还带有一点“妖魔化”的意味。
    庚子事变乃“自有国家以来未有之奇变”。这一年，周作人在日记中密集地记录了与义和团有关的事件，还在书眉上大写着“驱逐洋人在此时矣”、“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可见他情绪的激昂。然而，正如周作人晚年回忆的，他早年“赞成义和拳‘灭洋’的，就是主张排外”，但“又怀疑乃是‘顽民’，恐它的‘扶清’不真实，则又是保皇思想了”，所以“这两重思想实在糊涂得很”(22)。因而，这种“攘夷”而“不排满”的思想，与其说是一种“民族主义”、“反帝国主义”，不如说是一种朴素的爱国激情。
    真正使周作人思想发生根本性转变的，是他1901年秋赴南京水师学堂学习。他自己曾这样说：
    虽然庚子年影响的重大，并不下于戊戌……就我自己来说，这影响不怎么大，只就以庚子为中心的前后两年看来，糊涂的思想，游荡的行为，那么的下去，怕不变成个小拳匪和半个小流氓么?这个变化，乃是因为后来事情的偶然的转变而阻止了，我被逼而谋脱出绍兴。投入江南水师，换了一个新环境……(23)
    这种转变的具体动因，则与他在南京水师学堂的读书经验直接相关。周作人晚年这样回忆：
    我在学堂这几年……所看的汉文书籍于后来有点影响的，乃是当时的书报，如《新民丛报》、《新小说》，梁任公的著作，以及严幾道林琴南的译书，这些东西那时如不在学堂也难得看到，所以与学堂也可以说是间接的有点关系的。(24)
    钱理群认为，如果鲁迅没有给周作人带去《天演论》，他的学堂生涯，也许就会悠闲而自在地过去(25)。的确，自读《天演论》开始，周作人对西学新知的接受越发深入。而《天演论》之后给他影响最大的是梁启超的著述。1902年正月，周作人先是接触了《时务报》；是年三月三十，又在同学郑仲泾处见到《新民丛报》，感慨“书极好而价巨，力不可胜”。七月初三，他从同学黄明第那里借来《新民丛报》十一号，“内好书甚多，率皆饮冰子所著。看至半夜，不忍就枕”，感慨“令我有余慕矣”。此后数月，他陆续抄录梁启超的文字，托人购买他的书籍，同时在日记中正式介绍了梁氏的情况(26)。至1903年，他还热切地盼望读到鲁迅自日本寄回的《清议报》。从“美不胜收”(27)、“奇辟足以当当头之棒喝，为之起舞者数日”(28)的赞美声中，可以感受他的喜悦与激情。正如他自己所说：“庚子以后，在南京读到《新民丛报》和《新小说》，恍然如闻天启；读《饮冰室自由书》，觉得一言一语无不刻骨铭心，永不能忘。这时候的愉快真是极大，至今每望见梁先生还不禁发生感谢之意。”(29)此外，这一时期他还陆续阅读了《新小说》、《苏报》、《浙江潮》、《万国公报》等多种当时影响较大的进步刊物。
    这些书报最直接的影响，是&ldquo ;排满”思想的产生。周作人曾说他最早是“尊王攘夷的思想”，“后来读了《新民丛报》《民报》《革命军》《新广东》之类，一变而为排满”(30)。表现得最为明显的就是对于慈禧太后认识的转变，1899年周作人还在日记中祝祷“皇太后万寿”(31)；至1903年，则一变而为称“那拉”为“怪物”、“人妖”，斥其为“我支那之冤业”(32)。在这种心境下，他在家信中“历陈厉害”，拒接参加科举应试(33)；发誓“尽弃昔日章句之学”，“拼与八股尊神绝交”(34)。而与新思想对立的另一面，周作人也坚决拒斥，如批驳《劝学篇》“立意君主专制”、“生成奴隶根性”，因“此书一出，独夫之心日益骄固”，为此大呼“可恨”(35)。
    正是这种对于国家、民族时局的忧虑，加上思想“今是而昨非”的变荡与激情，使得年轻的周作人急需寻找一个“喷发口”，将自己的声音汇入救国保种的思想潮流中。而在晚清语境下，女性问题往往与民族救亡纠缠在一起。金一《女子世界发刊词》的一段话很能代表这种认识：“女子者，国民之母也。欲新中国，必新女子；欲强中国，必强女子；欲文明中国，必先文明我女子；欲普救中国，必先普救我女子。”(36)有论者指出，一个新的民族国家在兴起之前，有一个想象的过程；这个过程依靠两种至关重要的媒体——小说和报纸得以实现(37)。晚清时期思想文化界对女子的“想象”，亦可包含于对“民族”这个国家“元概念”的“想象的共同体”之中；而这种“想象”的完成，也同样需要借助报刊、小说这种形式。
    周作人南京时期所阅读的报刊，对女性问题的关注和探讨不仅屡屡可见，而且很多都成为了那个时代颇具代表性的声音。例如，发表于《时务报》上的《变法通议·论女学》开启了晚清的女学之议；《清议报》“译录”的《论女权之渐盛》第一次将“女权”这个概念引入中国。还有《新民丛报》对“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的介绍，《新小说》刊载了讲述女英雄苏菲亚故事的《东欧女豪杰》，等等。正是相关阅读经验，很大程度上为周作人建构了一个囊括“女性”在内的“民族国家共同体”的共时性空间。周作人在变革时代的最初选择之一，便是藉由“女性”问题这个突破口，发出有关民族、国家建构的声音；而他此时的“攘夷”、“排满”的民族主义情绪，也在其同期的女性观中打下了一定的烙印。
    三
    周作人虽在早年日记中提及很多女性，但若论他对女性关注的自觉，最早留下的文字或当始于1902年农历十二月十六日(38)。日记云：“下午李君以王荷卿女士书见示，因借录一通。虽其笔弱无气，然其书中之语，为支那女子所不能言、不能知者也，可谓奇女子矣。”这里的“王荷卿女士”，1902年与陈撷芬在上海创立了《女学报》。因其与《苏报》有密切关系，故有“女苏报”之称。此处“王荷卿女士书”的内容虽不可知，但若就《女学报》张女权、倡女学的宗旨及其强烈的革命倾向观之，周氏所言“为支那女子所不能言、不能知者”，大抵不出其外。一个多月后，周作人即托同学购买“《女报》或《男女交际论》”的行动，或正折射出他开始主动关心女性问题。1903年3月中旬，鲁迅托谢西园从日本带回“书廿七册”，“十八日”傍晚转到周作人手中。而当夜他首先看的就是《世界十女杰》。这一书目的选择未必完全出于偶然。考其早期的创作，也能看到此书的影子(39)。
    癸卯腊月朔日，即公元1904年1月17日，《女子世界》杂志的创刊为周作人女性思想的发表和传播提供了一个平台。关于向《女子世界》的投稿，据周作人自己回忆，是“同班的朋友陈君定阅苏州出版的《女子世界》，我就把译文寄到那里去……书名是《侠女奴》”(40)。但是，早在《侠女奴》刊出之前，《女子世界》1904年第5期上就以女性笔名在不同栏目同时发表了三篇出自他之手的作品：“文苑因花集”的诗歌《偶作》、“女学文丛”的《说死生》以及《论不宜以花字为女子之代名词》。
    《偶作》从“迅急风潮催大梦”的世界形势和“主人沉醉两昏昏”的国内现实起笔，以感叹“中原不少罗兰辈，忍把神州委草莱”收束。虽署名“会稽女士吴萍云”，但笔力健朗，尽脱传统女子诗文常见的柔弱之气。《说死生》鼓吹“人生百年，莫不有死”，作者的逻辑是“处今日竞争之世界”、“欲免死而日迫于死”，故而主张国人“血灌自由之苗”、“以谋光复，而竞生存”。《论不宜以花字为女子之代名词》批评了女界的一个弊病——以“花”为女子命名。作者认为他人这样称呼“犹有轻视之心”；若女子以之自命，则“未脱依附之习”。前两篇作品假托女子身份，向读者展示了一名进取、勇武的新女性形象，后一篇作品则呈现了这种形象背后的精神内蕴。概言之，作者意在表明自己的看法：“二十世纪之女子”应“不尚妍丽而尚豪侠，不忧粗豪而忧文弱”。
    在上述三篇之后，才是同年分四期(8、9、11、12期)刊在《女子世界》上的《侠女奴》。关于翻译初衷，据周作人的回忆，是“偶然得到了一册英文本的《天方夜谈》”，从而引起他“对于外国文的兴趣”；加之《阿利巴巴和四十个强盗》是“世界上有名的故事”，他“看了觉得很有趣味，陆续把它译了出来”(41)。换言之，翻译《侠女奴》的原因乃是学习外文和自娱的需要。不过，在《阿利巴巴与四十个强盗》中，阿利巴巴是故事的主人，女奴只是一个配角，但周作人在翻译时进行了有意识的改写和添加，使《侠女奴》从题目到内容都更加凸显为一个有关女性的故事。首期《侠女奴》最前面有这样一段说明，指明“女奴”是中国女子需要学习的域外楷模：
    有曼绮那者 ，波斯之一女奴也，机警有急智。其主人偶入盗穴为所杀，盗复迹至其家，曼绮那以计悉歼之。其英勇之气，颇与中国红线女侠类。沉沉奴隶海，乃有此奇物。亟从欧文移译之，以告世之奴骨天成者。
    第12期《女子世界》上，周作人又以另一个笔名——“会稽碧罗女士”发表了《题〈侠女奴〉原本》诗十首。其中第十首云：“行踪隐约似神龙，红线而今已绝踪。多少神州冠带客，负恩愧此女英雄。”不难看出是对上文所表露的翻译意图的某种强化。周作人晚年回忆《天方夜谈》时曾说：“其中有阿拉廷拿着神灯，和阿利巴巴的女奴挥着短刀跳舞的图，我都还约略记得。”(42)可见“女奴挥着短刀跳舞”的“女英雄”，确实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此后，周作人又在《女子世界》第2年第1期上发表了短篇小说《好花枝》和《女猎人》。《好花枝》讲述了一个姑娘夜坐伤春，入睡后做了一个“落花返枝”的美梦，醒来却是“满地胭脂片，伴泥土”，从而慨叹“花薄命”。小说末尾“萍云氏曰”：“吾以此深悲我女界。吾见有许多同胞甚苦，‘锦衾延寂寞，红泪谢欢娱’。女界何多缺陷，此其一。”此文可看作是《论不宜以花字为女子之代名词》的延续，不同的是小说文体更容易引起女性读者感同身受地体会到自己生命空间的狭小和幽闭。《女猎人》虽“参译英星德夫人《南非搏狮记》”，但“大半组以己意”。小说讲述了“予”与女友一同猎狮，“不数礼拜，得见狮子生者三十、四十以至五十，毙其八头”。周作人在“约言”中明确指出了撰述目的是因为“作者因吾国女子日趋文弱，故组以理想而造此篇”，希望“吾姊妹”能够“继起实践之”、“发挥而光大之”。
    观《女子世界》可知，彼时周作人的女性观大体沿着两个相辅相成的层面展开，其一是反对女子的自闭和文弱；其二是主张女子的尚武和进取。这两个层面共同的指向是培养“国民之母”。《女子世界》第2年第4、5期合刊，周作人在鲁迅《造人术》“跋语”中指出：“世界之女子，负国民母人之格，为祖国诞育强壮之男儿”，故“吾国二万万之女子，二万万之新造物主也。文明种子，于是乎萌芽；祖国人才，于是乎发育。”
    值得一提的是，刊于同期的《女祸传》对女性提出了新的要求。文章首先驳斥了传统的“女祸”思想，认为夏娃是“无愧于女祸之名”的唯一的女人。之后，行文出现矛盾，前文已说“女祸”仅得一人夏娃，后文却说“吾中国亦有其人在”，即“降清故明将吴三桂之妾陈圆圆是也”。因为她“前不能激劝夫子，光复中原”，“复不能如方芷之一死，以坚其志”，终致“四千馀年之古国遂永沦矣”。随后，他大声疾呼“吾姐妹中有如梁红玉花木兰其人者乎”，来“重扬我女界之耿光而一洗旧耻”。这里周作人呼唤的“梁红玉”，其所败金兵正是清兵的前身；而“花木兰”是代父从军击败北方入侵民族的女英雄。可见，《女祸传》矛盾的声音具有深意，一端出于对“女祸”观不满，欲革前人陋习；另一端则基于反满之需，将陈圆圆列为反面典型斥其为“祸”。两种话语纠葛的结果是后来者居上，作者以这种略显混乱的方式表述了时代的要点——对反满女英雄的热忱呼唤。
    平心而论，周作人此期的女性观只是他“攘夷”、“排满”观念的附属品，并不具有独立的位置；即便是放在晚清的语境之下，也只是裹挟在社会思想解放潮流之中，而无特异之处。但这些创作和翻译作品的公开发表，对一个青年学生来说不无激励作用。周作人曾这样回忆《侠女奴》发表时的情形：“这回既然成功，我便高兴起来，又将美国亚伦坡的小说《黄金虫》译出，改名《山羊图》，再寄给《女子世界》社的丁君。”(43)对妇女问题的持续关注既是周作人关心民族国家危亡与发展的切入点，同时也使他藉此在公共空间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从作家个体思想发展连续性的角度看，这一时期对女性问题的初步思考，对周作人女性观念的渐趋成熟自是不无影响的，同时也为他后来在女性问题上持续发力并取得重要成就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四
    周作人最后在《女子世界》上发表文章(第2年的第4、5期合刊)时，已经是1906年新历的7月(44)。这一年夏秋之际，周作人与回乡完婚的鲁迅共赴日本。有关日本文化对周作人女性观的重要影响，已有论者述及(45)，其论断虽然或有偏于简单之处，但总体来说确也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日本体验对周作人的作用。抵日之后，周氏在何震等人主办的杂志《天义》上，先后发表了《妇女选举权问题》、《绝诗三首》、《读书杂拾》、《防淫奇策》等一系列与女性相关的文章。从中不难看出，周作人的女性观较之先前开始发生变化。
    首先，在《女子世界》时期，周作人对女性问题的认识基本来自于同时代的国人思想。也就是说，他主要是以梁启超等先进知识分子以及《新民丛报》等媒体为中介，来了解西方女性。这样经由“二手”得来的知识显然具有局限性，时间上也不免有所滞后。而日本时期，他可以直接阅读西方的外文杂志，在此基础上加入自己的思考。他所写的《妇女选举权问题》分两期发表在《天义》上(46)。第4期《天义》出版时间是1907年7月25日，而周作人文章首句提到“本年三月，英国妇女杂志曰Women at Home者，刊有说丛，其目为问妇人应得选举权否……今略述如左”，结尾按语称：“以上译三月份《英国评论》所摘记者也。”在国内，关于女子参政问题的讨论虽肇始于晚清，但真正掀起热潮已是民初。相较之下，周作人1907年即已将同期西方思想界关于女性问题的前沿思考译入中国，探讨女性的政治权利，可谓得风气之先。
    其次，此时的周作人不再一味鼓吹“女豪杰”、“女英雄”的思想，而是开始从文艺向度上探索女性的新角色。他的《读书杂拾(一)》介绍了“爱理萨阿什斯珂”和“乔 治爱里阿德”这两位著名的女小说家(47)。爱理萨阿什斯珂“穷愁著书，历四十馀年”，“其杰作大抵描写波人促迫苦愁之状，读之可感”，“外国竞传译之”。提到乔治爱里阿德时，周作人引用了法国人洛利氏《文章通史》中对她的评价：“爱里阿德为文，其刻写性情，至可叹赏。文体灵妙，如在画图……无有一字一言不表写人间之行。”在中国古代，小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被文坛正统看作品格趋俗，内容也往往有悖于传统伦理道德对女性的规范和塑造。直到民国初年，社会文化心理仍是认同女性的生活重心应放在家庭，而不宜涉足风花雪月的小说创作。在此背景下，周作人可算是对域外“女小说家”正式加以介绍的先行者，他在文艺方面的女性观具有明显的进步性。
    周作人对文学力量的重视与鲁迅的影响以及新的阅读经验关系十分密切。据他自己回忆，在南京时期“所受到的文学的影响，也就只是梁任公的《新小说》里所载的那些”，对于外文本的文学书看的极少；到达东京后，“下宿里收到丸善书店送来的一包西书，是鲁迅在回国前所订购的”。这些书使他“在那时候觉得有了新园地跃跃欲试”，于是就“用了《新生》的稿纸，开始写一篇《三辰神话》”(48)。有了这样的兴趣，周作人很快就成为鲁迅“介绍外国新文学”事业的“同志”，与之共同筹办《新生》杂志。鲁迅曾回忆，“我们在日本留学时候，有一种茫漠的希望：以为文艺是可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49)；但“其时留学界的空气是偏重实用，什九学法政，其次是理工，对于文学都很轻视”(50)。对此，周作人发表于《天义》第8、9、10合刊上的《读书杂拾(二)》提到：“中国比来，人多言学。顾竞趋实质，凡有事物非是以利用厚生效可立待者，咸弃斥而不为。而尤薄文艺，以为文章者乞食之学……吾窃以为，欲作民气，反莫若文章。”(51)
    周作人希望女子重视文艺，就像“斯妥夫人”《汤姆之小舍》“致兴南北美之战，而黑奴终释”(52)一样，是想借助精神的力量对社会进步有所裨益。《妇女选举权问题(续)》的按语引“芬兰女士裴列伯瞿”的文章，意在说明芬兰女子为其祖国自由拼死而战，其一行径即“刊文状鼓舞国人”。这种倾向也体现在他对晚清一些女性只偏重实用生活技艺这一现象的批评上。如《绝诗三首(刺女界也)》中写道：
    为欲求新生，辛苦此奔走。学得调羹汤，归来作新妇。
    不读宛委书，却织鸳鸯锦。织锦长一尺，春华此中尽。
    出门怀大愿，竟事不一吷。款款坠庸轨，芳徽永断绝。(53)
    据周作人后来追忆，“此盖讽刺当时女学生之多专习工艺家政者”(54)。在《妇女选举权问题》中，他也有类似的感慨：“顾比者女子为学，仍以物质为宗，冤哉”、“留学生多营营于铁道工艺，嗟夫!是攘攘者，皆杀吾族精神之虫害也夫。”
    再者，这一时期周作人从推崇“国民之母”逐渐转为无政府主义式的、超越民族国家框架的女性解放思想。他不仅不再呼唤救国的女英雄、女豪杰，反而对所谓的“爱国”嗤之以鼻(55)。1907年10月，清政府不顾国人要求废约的呼声，与英国达成借款筑路的初步协议。消息一经传出，以绅商为主角并波及社会各阶层的“拒款保路斗争”迅速在浙江蔓延起来，并成立了群众性的保路组织——“浙江国民拒款会”。绅商们带头慷慨解囊，其它阶层亦踊跃购路股，“民气之感奋，实所仅见”(56)。正当家乡的爱国风潮如火如荼的展开时，周作人却在《中国人之爱国》一文指责这场风潮，评论参与的人“若辈蠢蠢，所为支离，莫可究诘，徒增悯叹，然流毒曷有已耶”。他认为“国民拒款会”和“女子保存国权会”，与“吴紫英创办之国民捐”一样的谬误。这里提到的“吴紫英”，即严复为之作传的“以慈善爱国称中外女子间”(57)的吴芝瑛，她曾在上海劝办女子国民捐；为了筹款，“每日临帖，随写随印，售价全数充捐”(58)。这样一位爱国女士的行为在彼时周作人的眼中竟是谬误和愚蠢的。从中可看出，周作人对女性的希冀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
    特别值得重视的是，周作人同期发表的《防淫奇策》(59)立足于无政府主义思想，从“食色二端，为人本性”分析了“淫盗”猖獗的现象。文章指明，正是由于对“食色”的限制，使人人“不能遂其性”，所以“淫盗之恶遂生”；而其根源就在于“以人人私有其女子并私有其财产也”，“岂知以女子财产为私有者，已犯天下之首恶”。他还认为被强迫的婚姻是不可能和睦的，“非出于自由恋爱，则男女之大欲不克遂，淫恶之生，乃事理所必然”；甚至提出由于情欲得不到满足，“女有外遇，或(偶)犯旁淫，亦事理所必然”。由此可知，此时周作人已开始从性的方面着眼关注女性的生命欲望。
    结语
    进入1908年以后，周作人对女性问题的关注度明显下降，没有写过一篇与之相关的文章，而将主要精力放到外国文学的翻译和介绍方面。辛亥革命胜利后，早年曾一度呼唤“女英雄”、“女军人”的周作人，1914年在《妇学商兑》中却明确指出：“今社会之所需者，不在一二女杰，而为多数之贤母良妻，以奠家庭教育之基。”周作人这里不满的并不是女子从军，而是“海内女子，略受耳食之学，辄漫言有从军之志，其不思甚矣”。他赞同的是“妇人之事，在于齐家教子，为国民后援”，故“其责非不重大”(60)。其实，早在《女子世界》时期，周作人在《造人术》跋语中已经提出“世界之女子，负国民母人之格，为祖国诞育强壮之男儿”的观点。这种“贤母良妻”的观点不仅同时出现在周作人这一时期的其它文章中，如《家庭教育一论》(1912)(61)、《游戏与教育》(1914)(62)等，即便周作人后半生的文章中亦时有体现。此外，《天义》时期《防淫奇策》等相关文章，一定程度上开启了周氏“五四 ”后选择从“性解放”角度入手，探索女性出路的先声。
    本文关注周作人“五四”以前的女性思想，特别重视他早年生活、思想以及读书等方面的经验与其女性观发生之间的关系；并试图描述他1906年跟随鲁迅去日之后女性观的迁变。可以说，对妇女问题的持续关注，既是周作人关心民族国家危亡与发展的切入点，也是他藉以在公共空间发出自己声音的渠道之一。从晚清到“五四”，虽然周作人对妇女问题的认识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但是从作家个体思想发展连续性的角度上看，他早年对女性问题的思考，对他日后女性观念渐趋成熟当是不无影响的，其间前后的联系亦有迹可循。因而，对周作人早期女性观发生阶段的追踪以及对其有关思想最初变化的探询，对于理解他一生有关女性问题的思考当是不无补益的。
    注释：
    ①张中行：《周作人年谱·序》，张菊香、张铁荣编：《周作人年谱》，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6页。
    ②舒芜：《哀妇人》，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577页。
    ③黄乔生编：《周作人书话》，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第346-347页。
    ④周作人：《一九四九年的一封信》，钟叔河编：《周作人散文全集》9，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783页。
    ⑤徐翔：《周作人女性观中的异质成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年第6期。
    ⑥周作人：《抱犊谷通信》，《周作人散文全集》4，第43页。
    ⑦舒芜编：《女性的发现——知堂妇女论类抄》，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第49页。
    ⑧钱理群：《周作人传》，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40页。
    ⑨周作人著、止庵校订：《知堂回想录》，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50页。
    ⑩周作人著、止庵校订：《知堂回想录》，第44-46页。
    (11)类似的观点亦可参见徐翔：《想象与重构——周作人早年生活中的女性形象及其与周女性观的关系》，《开封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
    (12)周作人：《我学国文的经验》，《周作人散文全集》4，第768页。
    (13)周作人：《小说的回忆》，《周作人散文全集》9，第488页。
    (14)周作人：《镜花缘》，《周作人散文全集》3，第51页。
    (15)周作人：《小说的回忆》，《周作人散文全集》9，第488页。
    (16)周作人：《我学国文的经验》，《周作人散文全集》4，第769页。
    (17)周作人著、止庵校订：《知堂回想录》，第49页。
    (18)周作人：《我学国文的经验》，《周作人散文全集》4，第768页。
    (19)周作人著、止庵校订：《知堂回想录》，第48页。
    (20)周作人：《我的负债》，《周作人散文全集》3，第325页。
    (21)1900年七月初九日记：“闻衢州江山县已失，西安令吴(德潚)因与九龙山有来往信札，为民所杀。闻梁启超近为九龙山道头子，此番之事恐未易平也。”周作人日后自己也不满早年这样说梁，这一点可以从影印版的日记上看到。彼时他将这一句话勾掉了。鲁迅博物馆藏《周作人日记(影印本)》上册，郑州：大象出版社，1996年，第155页。
    (22)周作人著、止庵校订：《知堂回想录》，第71页。
    (23)周作人著、止庵校订：《知堂回想录》，第69页。
    (24)周作人著、止庵校订：《知堂回想录》，第1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