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契贝与非洲文学中的语言论争

对于后殖民作家、批评家和读者而言，选择使用殖民宗主国的语言或使用本土语言是一个广泛争论的话题。巴特、德里达、福柯等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理论大师认为，我们被语言的世界所包裹，无法外在于语言而思考。因此，选择何种语言写作恐怕是文学的根本论题，而对于后殖民作家与评论家而言，这个问题更显复杂性和矛盾性。塞拉利昂文学评论家琼斯(Eldred Jones)一针见血地指出语言是欧洲对非洲文学施加影响的重要手段：“欧洲对于非洲文学影响的最明显标志便是非洲文学的语言。”(Jones: 71)而非裔美国作家巴拉卡(Amiri Baraka)则对语言这个重要手段做了具体说明：“欧洲的语言带有其创造者和使用者的偏见。你用他们的语言言说，就必定会反对黑人，除非你极力加以克服。”(60)换言之，如果非洲作家选择了殖民者的语言写作，那么其语言的词汇和句法必定传达西方殖民者贬低非洲文化的典型思维模式。因此，一些非洲、印度和爱尔兰等后殖民地的作家认为，他们那些作家同胞以欧洲语言创作的文学作品不能被界定为非洲文学、印度文学或爱尔兰文学，而只配称作欧洲文学的附庸。
    在非洲文学史上，随着民族主义意识日渐觉醒以及民族国家在政治上纷纷独立，反对以欧洲语言写作的作家和评论家也随之大声疾呼。就非洲文学而言，一部分评论家和作家认为非洲文学理应以非洲本土语言书写，而使用欧洲语言写作意味着非洲的文学和文化依旧未能摆脱西方殖民主义的辖制。因此，以瓦里(Obianjunwa Wali)和恩古吉(Ngugi wa Thiong'o)为代表的一批非洲作家和评论家激烈批判非洲的欧洲语言文学，极力捍卫非洲本土语言在非洲文学中的合法性和主导性。
    然而，在作家中同样存在着对于殖民宗主国语言不同的看法。加勒比地区的牙买加裔黑人作家布朗(Lloyd W. Brown)坦言，前殖民地作家对宗主国的语言一直怀有矛盾的态度。一方面，宗主国语言是塑造后殖民作家殖民地身份以及歪曲其“丛林”本土传统的历史工具。另一方面，这个外国语言又是有用的世界语言，后殖民作家通过这个世界语言可以触及欧洲和非洲的不同的读者。因而在布朗看来，英文、法文或葡萄牙文虽为旧殖民主义的标志，使人想起殖民主义者普洛斯彼罗(Prospero)的排外，但同时表现出卡利班(Caliban)的文化革命，旧日的被殖民者能够将宗主国语言的文学“包袱”转化为“表达人类身份感和解放自我感知模式的手段”。(Brown: 23)马达加斯加诗人和剧作家拉贝马南贾拉(Jacques Rabemananjara)也发表了类似的观点，他认为卡利班们从普洛斯波罗“盗取”语言，从而为颠覆他们之间的主奴关系创造了条件，因为“盗取”了语言便意味着“盗取了这个身份的财富、他们思想的载体、他们灵魂的金钥匙、洞开进入他们秘密之门的神奇芝麻、进入隐藏他们劫自我们父辈的赃物的戒备森严的洞穴”。(Wilson: 47)
    即便琼斯也承认，用欧洲语言写就的文学作品也能够以某种艺术形式传达非洲的经验，而且这已经被几位非洲作家的创作实践所证明。以下是他对非洲作家使用西方语言的评论：因此，非洲作家并不必然被他所采用的外来语言所宰制，虽然受到宰制是完全可能的。伴随新语言的接受，他可能会被语言中的材料所蒙蔽而无意识地反映外来文化的思想和态度。这当然意味着受到蒙蔽的人无法成为真正成功的艺术家。因为，真正的艺术家善于博采众长，通过自己的想象力而升华，进而产生新的原创性作品。这应该是非洲作家的目标。忠于自己的想象力，无论他使用了何种语言和中介。(73)
    可见，关于非洲文学的书写语言的问题，在非洲或黑人作家和学者内部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针锋相对的观点。在前殖民地国家，语言往往关涉文化身份和民族认同等敏感问题，因此，以欧洲语言书写的非洲文学究竟能否克服“其创造者和使用者的偏见”从而“博采众长”并创造出“原创性作品”？抑或必然沦为欧洲文学的附庸？这些有关语言的疑惑已成为后殖民文学领域首先需要回答和解决的关键问题。下面，我们梳理以瓦里和恩古吉为代表的反对西方语言派与以阿契贝为代表的支持西方语言派的观点，从中提炼和总结阿契贝有关非洲文学语言的思想和观点。
    一、非洲文学中的语言论争之概观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非洲文学与文化的去殖民化进程一直引人注目，很多作家积极参与或回应了这一以消解欧洲中心主义为指归的文化解放运动。其中，肯尼亚作家恩古吉发出的文学“去殖民化”声音堪称强劲有力，吸引了世界的关注。实际上，美国学者西奇曼(Carol Sicherman)在《恩古吉·瓦·提昂戈：一个叛逆者的养成》(Ngugi wa Thiong'o: The Making of a Rebel)一书中指出，恩古吉的思想受到了尼日利亚批评家瓦里的影响。瓦里于1962年在乌干达的马凯雷雷大学(Makerere University)举行的非洲英语作家大会上宣读了一篇标题醒目的文章《非洲文学的穷途末路》(“The Dead End of African Literature”)，该文于次年发表于《变迁》(Transition)杂志，并在非洲文学界引起了广泛争论，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瓦里等人的主要观点大致可总结如下：
    一、从非洲文学的本体而言，以欧洲语言写作的非洲文学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非洲文学。瓦里指出：“照目前的理解和实践，非洲文学只是欧洲文学主流的一个小附庸。”(13)他认为作为欧洲文学附庸的非洲文学无法得到真正的发展，并以欧洲文学史为例反问道：“……如果像斯宾塞、莎士比亚、多恩和弥尔顿这样的作家因为拉丁文和希腊文是他们那个时代的世界性语言而抛弃英文，这会给英国文学带来什么结果？”(14)瓦里因此断言，如果非洲文学不以非洲语言书写，那么非洲作家只会“走进死胡同，只能产生思维枯竭、乏于创新和挫败沮丧的结局”。(14)对此，肯尼亚作家和批评家恩古吉也持类似的观点，他将非洲人在帝国主义时代以欧洲语言写作的文学冠之以“非—欧文学”(Afro-European literature)的标签。
    二、从非洲文学的受众而言，以欧洲语言写就的非洲文学由于语言的隔阂脱离了绝大多数非洲人，使他们无法参与其中。瓦里指出，这样的文学“局限于非洲新式大学中长期浸润于欧洲文学和 文化的少数欧化的大学生。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本土读者极少或从未接受传统欧式教育，因而没有机会参与这样的文学。”(13—14)瓦里以尼日利亚为例，指出只有占总人口不到百分之一的人能够看到或看懂为庆祝国家独立而上演的索因卡(Wole Soyinka)的英文剧作《森林之舞》(Dance of the Forest)。
    三、从非洲语言发展的角度，非洲本土语言文学的发展有利于非洲本土语言的生存与发展。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对于阿契贝所持英文业已成为一门非洲语言的观点，瓦里并不认可。所以，瓦里所谓的非洲语言并不包括由西方殖民者传人的欧洲语言。瓦里认为，如果非洲作家将才能和精力投入本土语言创作，那么非洲语言在教育系统中的从属地位便可扭转。如果没有本土语言文学作品作为基础，即使在非洲新式大学中开设有关非洲语言研究的课程，这样的课程也“无疑是没有前途的”。(15)他甚至断言：“如果非洲语言不能用以表现高水平的文学，那么它们几乎无疑将不可避免地面临灭亡。如果我们继续幻想我们能够以英文和法文创作非洲文学，只会加速灭亡的过程。”(15)可见，非洲本土语言的兴衰关系非洲文学的合法身份和发展前途。而且，以非洲语言写就的非洲文学能够反哺非洲语言，给非洲语言的发展提供重要的保障。
    下文中，我们不妨从以上三个方面讨论非洲文学中的语言之争，通过回顾与梳理非洲文学史上由瓦里、恩古吉和阿契贝等参与其中的语言大论战，聚焦和分析阿契贝的文学语言观。
    二、欧洲语言与非洲文学的身份
    瓦里旗帜鲜明地反对以欧洲语言写作非洲文学，否定以欧洲语言书写的非洲文学的非洲身份。他将法国文学与德国文学加以比较，指出二者的基本区别在于一个以法文书写，另一个以德文书写，而其他区别都以这个基本区别的事实为基础。因此，瓦里断言，以英文和法文书写的所谓非洲文学正如以豪萨文写成的意大利文学一样，明显是个矛盾或伪命题。恩古吉赞同瓦里的观点，赞赏他以非洲小资产阶级作家的身份“拒绝加入那些接受了我们文学身份中欧洲语言地位的‘宿命逻辑’的作家的合唱”。(1986: 24)
    针对瓦里等人的论调，阿契贝认为“他们沉溺于也许出于好意却相当无知和没有意义的比较”。(2009: 99)阿契贝同样认识到书写语言是界定非洲文学时无法回避的问题。首先，他提醒人们非洲当下社会文化语境的复杂性、英文等欧洲语言进入非洲文学的历史必然性和不可或缺性：在非洲，能够废弃前殖民帝国的语言后仍然可以保持相互交流的国家很少。因此，那些选择英文或法文写作的作家并非不爱祖国和自作聪明，并非只盯着国外的大好机会。他们同样是产生了非洲新的民族国家这个过程的副产品。(1975: 95)
    正如阿契贝所说，“我以英文写作。英文是一门世界语言。但是，我以英文写作，并非因为它是一门世界语言。”(2009: 100)纵观人类文明史，由于外族入侵和统治而导致新的语言被引入的现象，绝非非洲所独有。我们以英国为例，它在历史上约400年间曾为罗马帝国所统治，与非洲一样曾沦为异族的殖民地。如果我们对英文的发展史稍有了解，就应该知道今天早已风行世界的英文的早期形式并非出自英国本土，而是由一个侵入的日耳曼部族所引入。实际上，恩古吉虽然反对以欧洲语言书写非洲文学，但也不得不承认西方帝国主义对于非洲语言版图造成的重大影响。1884年，柏林见证了非洲被分割为欧洲列强的不同语言。作为殖民地和如今新殖民地的非洲国家渐渐以欧洲的语言被定义或定义自己：操英文的非洲国家、操法文的非洲国家或操葡萄牙文的非洲国家。(1986: xii)
    正是由于非洲的殖民历史所造成的语言复杂性，阿契贝呼吁：“不能把非洲文学塞入某个狭隘且一目了然的定义中。我并不视非洲文学为一个整体，而是一组相联系的单元——实际为非洲国家文学和民族文学之和。”(1975: 92)为此，阿契贝从语言的角度提出了一对重要的概念——国家文学(national literature)和民族文学(ethnic literature)。何谓国家文学？总结阿契贝的描述，国家文学可以定义为：以国家语言(national language)书写的、以全体国民为现实的或潜在读者的非洲文学，而民族文学只局限于一个国家内某个特定民族的文学。阿契贝以尼日利亚为例，从语言的角度说明英语文学属于国家文学的范畴，而豪萨语、伊博语、约鲁巴语、埃菲克语、埃多语、伊乔语等本土语言文学属于民族文学的范畴。因此，与瓦里相比，阿契贝拓展了非洲文学的疆界，主张以欧洲语言写作的文学和以本土语言写作的文学皆可纳入非洲文学的范畴。自然，英文、法文等传自欧洲的语言与非洲本土语言同样具有非洲身份。为此，阿契贝专门梳理了英文成为尼日利亚等非洲的国家文学语言的历史根源。阿契贝指出，非洲部分民族国家的产生直接源于英国的殖民统治。原先数量众多、大小不一的部族政治实体被联合成为一个国家，这是殖民统治的一个重要后果。殖民统治“将以往各自为阵的众多部落连接了起来”，赋予它们一种“相互交流的语言”。(2009: 100)后来阿契贝强调，尼日利亚今天的现实就是“其相当一部分日常事务是通过英文处理的”；他进一步指出，“只要尼日利亚想以一个国家的形式存在，在可见的将来，它只能通过英文这个外来语言将200多个民族联系在一起。”(2009: 100)因此，阿契贝主张，就尼日利亚而言，国家文学的书写语言只能是英文。总之，英文所以成为非洲国家文学的书写语言，这是由英国的殖民统治历史及其产生的现实语境所决定的。
    此外，阿契贝还以亲身经历说明“以一门世界性语言写作无疑具有很大的优势”。(1975: 97)阿契贝提及一位前来拜访自己的肯尼亚诗人卡里乌基(Joseph Kariuki)，他们之前素未谋面，但通过这位诗人以“世界性语言”(即英文)写作的诗歌《走开，我的爱情》(“Come Away My Love”)中的寥寥数语，阿契贝真切地感受到了一个非洲青年在爱上了白人姑娘后内心的忐忑不安。与此相反，阿契贝回忆起1960年拜访斯瓦希里语诗人罗伯特(Shabaan Robert)时截然不同的情景。由于语言的障碍与隔阂，他们之间实际“没有真正的交流”。阿契贝从很多渠道了解到对方是一位重要的 作家，而对于他送给自己的两本斯瓦希里语诗集虽“非常珍惜，但却无法阅读”。阿契贝后来自学了斯瓦希里语，而且还想学习数十门语言，但同时也无可奈何地反问自己“如何能够有时间学习六门左右可能拥有各自的文学的尼日利亚语言？”对此，他的回答也只能是“无法实现”。(1975: 96)因此，阿契贝得出的结论是：“英文因而对尼日利亚的事务而言并不边缘，而是处于相当中心的地位。”(2009: 100)
    尽管阿契贝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说明英文成为非洲文学语言的必然性，但仍然遭到了一些非洲作家的激烈反对，其中的代表人物是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左派作家恩古吉。这里，我们不得不牵出非洲文学史上阿契贝与恩古吉及瓦里之间的一场笔墨论战。恩古吉在其论著《思想的去殖民化》(Decolonising the Mind)的前言中首先坦言自己虽然批评了非—欧文学(或欧—非文学)在语言实践上的选择，但用意并非贬损这些以英文、法文或葡萄牙文写作的作家的才能和天赋。与阿契贝强调语言的历史成因相反，恩古吉则在有关写作语言的评论中彰显了反(新)殖民主义的政治诉求，他认为非洲作家的英文写作“意味着英国资产阶级再次夺走了我们那些具有才能和天赋的人”；恩古吉甚至断言，如同欧洲在18、19世纪“从非洲盗取了艺术珍宝以装饰他们的居所和博物馆”，欧洲正在盗取非洲思想的珍宝以“丰富他们的语言和文化”，因此非洲需要索回自己“所有的爱国作家”。(1986: xii)
    针对恩古吉看似无懈可击的反殖民主义文学语言观，阿契贝通过建构英文的非洲身份对其进行了釜底抽薪式的拆解：如你所知，有关非非洲语言的非洲文学一直存在激烈的争论。但是，何谓非非洲语言？当然是英文和法文。但阿拉伯文是不是呢？即便斯瓦希里语，也是不是呢？这是否是一门语言在非洲土地上存在多久的问题？如果是的，那么多少年才能构成有效的占领？对我而言，这又是一个实事求是的问题。一门在非洲土地上非洲人言说的语言，一门非洲人用以写作的语言，这就证明了一切。(1975: 83)
    上文中，阿契贝指出以英文等欧洲语言书写的非洲文学应归入非洲国家文学的范畴，他反对为达到个人的政治诉求而对非洲语言和文学的现状视而不见。阿契贝进而清晰地指出，已经在非洲很多地区广泛使用于日常交流和文学创作的英文实际上已经成为一门非洲语言，获得了合法的非洲身份。
    对于瓦里所谓非洲文学不以非洲语言写作则“走进了死胡同”这样耸人听闻的论断，阿契贝则给予了正面的反击：“很多新生的非洲作家充分地表现出激动人心的可能性，而绝非走向了思维枯竭。”(1975: 99)阿契贝援引尼日利亚诗人J. P. 克拉克(J. P. Clark)的诗作《夜雨》(“Night Rain”)作为例证：Out of the run of waterThat like ants filing out of the woodWill scatter and gain possessionOf the floor... . (1975: 100)
    阿契贝认为，克拉克以That like ants filing out of the wood来形容雨水落在地上，颇具美感。作者的灵感来自非洲人用柴把生火的经验，也与非洲的谚语——一个将满是蚂蚁的柴把带回家的人必须准备好蜥蜴的光临——关联。据此，阿契贝否认以欧洲语言写作的非洲文学有任何思维枯竭的迹象，宣称这是“来自非洲的新的声音，以一门世界性的语言诉说非洲的经验”。(1975: 100)无独有偶，在阿契贝提出“国家语言”这一概念的二十年后，黑人诗人、加勒比文学研究者布拉思韦特(Kamau Brathwaite)在其著述《声音的历史》中也提出了加勒比黑人文学中的“国家语言”(nation language)概念。布拉思韦特所谓的“国家语言”虽就“词汇特征”而言或“听上去”多少表现为英文，但就其“轮廓、节奏和音色、爆破音”而言又不是英文，因此这个原本挪用自英文的“国家语言”在布拉思韦特看来“深受非洲模式，即新世界/加勒比传统中的非洲面貌的影响”。(13)其实，阿契贝和布拉思韦特一样并不认为选择什么语言是至关重要的，而更关注语言背后的人的主体性，在下文中他强调了非洲文学对英文的“挪用”和“改写”：
    ［非洲作家］能否学会像本族语人那样使用它［欧洲语言］？我得说，我不希望如此。对他而言，这样做既不必要也不可取。一门国际性语言所要准备付出的代价是适应很多不用的用法。非洲作家使用英文的方法应该是最大限度地传达他的信息……他应该力图开创一种英文，它既是普遍有效的，同时能够承载他独特的经验。(1975: 100)
    综上所论，我们可以就阿契贝有关欧洲语言在非洲文学中的身份问题作出总结。首先，欧洲语言是西方在非洲殖民活动的产物，英文等欧洲语言成为非洲文学的书写语言具有历史必然性。第二，鉴于英文已成为一门非洲语言，英语文学必然是非洲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作为非洲文学书写中介的英文在保持其作为世界性语言的普遍有效性的同时，通过与非洲语言文化的对话和交流而成为具有非洲特色的英文。
    三、欧洲语言与非洲文学的受众
    瓦里又从教育的角度指出所谓欧洲文学“小附庸”的非洲英语文学并无广泛的代表性，这种文学“仅局限于少数在非洲的新式大学接受欧式教育、熟悉欧洲文学和文化的毕业生”。(13)而绝大多数当地民众由于没有或极少接受欧式教育，因而没有机会参与这样的文学。瓦里强调对非洲本土语言的研究，主张批评家的哲学和文学理论必须建构在对非洲语言的深入研究的基础之上。惟有如此，非洲的文学才能“深入其所面向的大众，创造真正的非洲各族人民的文化”。(13)他指出，如果“我们的作家将他们卓越的才智和能力投入他们自己的语言，那么非洲语言在我们教育体系中的从属地位可以得到扭转”。(14)总之，瓦里认为英文在非洲缺乏广泛的代表性，呼吁批评家和作家面向非洲大众，关注本土语言的理论建构和文学创作。
    恩古吉则更为详尽地说明了在殖民统治时代，欧美语言如何通过殖民主义的“选择性教育”(selective education)排挤和打压非洲本土语言。他回忆自己在英国人开办的学校学习 时，“英语成为我正式教育的语言”，在肯尼亚，英语“是一种特殊的语言，所有其他的语言在它面前都要敬畏地俯身”。(1986: 7)更有甚者，任何被发现在学校附近说母语的孩子都会遭受羞辱、责以棍棒、处以罚金，他们甚至相互揭发。而孩子却能因英文的进步而获得“奖励、荣誉、掌声”，成为他们在教育体系中晋级的决定因素。在此体系中，非洲儿童往往把母语和低等、耻辱、体罚、弱智、低能、极度愚蠢、不可理解以及野蛮等概念关联。恩古吉本人于1959年进入马凯雷雷大学英文系学习，其英文小说创作也随着1977年《血染的花瓣》(Petals of Blood)的问世而达到高峰。然而，尽管声誉日隆，恩古吉自己却愈发不安起来。当《一粒麦种》(A Grain of Wheat)完成后，这种不安蔓延成为心理的危机。一个问题困扰着恩古吉：“我知道我在写什么，但我又是在为谁写作呢？”(1986: 72)农民虽然“哺育”(fed)了作家的小说创作，但他们却无法阅读小说。1967年，在接受英国利兹大学学生报纸《联盟新闻》(Union News)的采访时，恩古吉表示了对继续以英文创作是否有价值的质疑。此时，“为谁写作”的问题是恩古吉文学创作亟需回答和解决的迫切问题。对此，他直言道：“非洲作家应以一门使其能够与非洲农民与工人有效交流的语言写作——换言之，他应该以非洲语言写作。”(1985: 151)恩古吉也以亲身经历诠释了自己的观点。他曾参与首都内罗毕附近一个社区的扫盲项目，为当地的工农群众编写名为《我要在想结婚时结婚》(Ngaahika Ndeenda——英文译名：I Will Marry When I Want)的剧本，通过演剧提高他们的读写能力。恩古吉曾为以何种语言编写剧本而纠结犹豫，他认为这恰恰说明自己与人民群众有多么疏远。当他用吉库尤语(Gikuyu)写出剧本时，村民开始对剧本发表评论，指出了剧本在人物塑造、语言表达、文体特征方面的种种不足。以恩古吉的话来说，“我们与本地人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实际上，就语言而言，我们成了学生。剧本的终稿其实是村民共同参与的结果。”(152)由于没有语言障碍，村民还对剧本发表意见，参与剧本内容的修改。恩古吉认为作家与民众的关系再次发生了变化，作家不再是“大学中所谓无所不知的人”。(153)恩古吉的个人经历恰恰从受众的角度说明了本土语言写作的优势所在，非洲作家以本土语言写作能够更加有效地与非洲读者进行积极良性的互动，更能够从中汲取营养。而非洲读者，尤其社会底层民众，也能通过参与和阅读本土语言的作品，提高自己的读写水平和文学素养。恩古吉回忆自己后来遭到肯尼亚当局的囚禁，这恰恰说明作家与自己的读者之间的联系极为重要，因为当局无故关押自己，目的正是为了切断这样的联系。恩古吉更清楚地意识到：“现在我可以想到的唯一的联系便是语言。我感到我必须用导致我入狱的语言写作。”(153)后来在狱中，他竟在手纸上完成了第一部吉库尤语小说《十字架上的恶魔》(Devil on the Cross)的手稿。1980年，该小说首印的五千册在上市一个月内便告售罄，作品的热销说明了非洲民众对于本土语言小说的需求。
    阿契贝则同样结合亲身经历，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欧洲语言的重要性。十三岁时，阿契贝进入仿照英国公立学校模式建立起来的非洲学校。在此，他和很多年龄相仿的男孩同校学习，他们虽都是尼日利亚同胞，却操不同的非洲语言，并不都讲阿契贝的母语——伊博语(Igbo)。为了能一同住宿，一同上课，一同玩耍，他们“不得不将各自的母语放在一边，使用……殖民者的语言进行交流”。(2009: 119)在阿契贝看来，此状况并非尼日利亚所独有，在所有英国殖民者将不同民族置于同一个行政管辖之下的殖民地，都存在类似情况。因此，阿契贝认为恩古吉“随意捏造历史”，讲述的只是“历史的幻想”(historical fantasy)，英国在非洲及其他地区的殖民政策其实是强调本土语言的，所谓“英国人强迫我们学习他们的语言”是不能成立的。(2009: 119)与此同时，阿契贝强调选择英文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本土语言应被抛弃”，众多本土语言并存并与外来语言互动，这在当下以及可预见的将来会呈现加速的情形。(2009: 120)对于阿契贝本人而言，他也并未放弃以母语进行文学创作。如1967年，阿契贝的挚友、尼日利亚诗人克里斯托弗·奥基博死于尼日利亚内战，阿契贝运用伊博族青年在同龄人葬礼上吟唱的传统挽歌的形式，创作了一首伊博语诗歌。数年之后，为纪念安哥拉诗人和首任总统内图(Agostinho Neto)，阿契贝又创作了一首风格不同的英文诗歌。在阿契贝看来，他和恩古吉在语言问题上的分歧在于：抛开风格不论，在非洲作家选择本土语言或欧洲语言问题上，恩古吉和我的区别在于恩古吉现在认为这是非此即彼(either/or)问题，而我一直认为二者兼容并存(both)。(2009: 97)
    从恩古吉和阿契贝二人的经验来看，我们大概可以做出这样的分析：无论恩古吉由于运用非洲本土语言创作戏剧和小说而受到非洲民众、尤其是下层社会民众的热烈回应，还是阿契贝在学生时代使用非洲的世界语——英文作为操不同非洲语言的同学间交流的工具，二者都恰恰说明非洲不是一个同质的语言和文化概念，而是内部千差万别的混合体，因此无论非洲本土语言还是欧洲语言在非洲都有各自的受众群体。由此可知，非洲作家创作的非洲本土语言文学和欧洲语言文学都有各自的读者群。因此，阿契贝认为并用本土语言和外来语言的能力实为“很大的优势”，而非“灾难”。(2009: 120)与阿契贝相比，瓦里和恩古吉的观点虽然不无道理，但往往有失偏颇，片面强调一方的重要性，却无视另一方存在的价值。当然，非洲作家也必须警惕非洲本土语言文学较之欧洲语言文学显得弱势和边缘的问题，重视瓦里发出的呼吁，更好的发展本土语言文学，服务于本土语言文学的受众群体。
    四、非洲文学与非洲本土语言的发展
    恩古吉对于语言问题的基本观点主要发表在他写于1969年的《走向民族文化》(“Towards a National Culture”)一文中。他将非洲语言的教授和研究置于与非洲文化复兴同等重要的地位。恩古吉痛陈殖 民帝国首先将自己的语言强加给被统治的民族，后又贬低他们的本土语言，使得殖民者的语言成为身份的象征。在如此歧视本土语言的环境中，任何学会殖民者语言的人便开始鄙视占人口多数的农民和他们的“野蛮”语言。恩古吉强调语言是一个民族在历史中形成的“价值观的载体”，因此学习者习得外国语言的过程也是疏离母语价值观和大众语言的过程。(1972: 16)在恩古吉看来，一个九成人口说非洲语言的国家，中小学和大学不教授非洲语言是极不明智的。这里，恩古吉似乎回应了阿契贝在1964年《非洲作家和英文》一文中有关“国家文学”和“民族文学”的论述。恩古吉承认“需要发展国家语言”，但同时强调“不能以牺牲地方语言为代价”。(1972: 16)他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提出在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环境中，“民族语言的发展与国家团结和意识之间并不矛盾。……研究我们自己的语言对于塑造有意义的自我形象甚为重要，这一点正愈发成为共识……”(16—17)作为作家，恩古吉认为对非洲语言的深入研究必定吸引更多非洲人从事母语写作，为本土语言的文学创作开辟新的道路。如果说瓦里主张以非洲本土语言写作才能促进非洲文学的发展，那么恩古吉又将问题回溯到本土语言教育的问题，即只有当非洲本土语言在教育机构中获得充分的地位，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本土语言文学创作的颓势。
    其实，阿契贝作为一位极具后殖民色彩的第三世界作家，并非刻意冷落本土语言而对欧洲语言趋之若鹜。他之所以选择英文作为文学创作的主要语言，除了非洲国家内部往往民族林立、语言众多这个外部原因，另一重要原因在于非洲书面语言这个本体形成的特殊历史背景。有关阿契贝就其母语伊博语的书面形式所发表的论述，我们摘录如下：
    正式的、标准的、书面的伊博语——如同很多其他非洲语言——是基督传教士出于将《圣经》翻译成本土语言的目的而形成的。令人遗憾的是，当英国圣公会差会人员处理伊博语时，他们使用了奇怪的民主程序：他们将六位伊博族信徒召集一处，每人来自不同的地方，操不同的方言。他们对于《圣经》中的具体卷本和段落各自提供一份译文。
    可以料想，最终编成的译本与六种方言中的任何一种都不相同。然而，这所谓的“联合伊博文”……成为这门语言正式的书面形式，这个奇怪的语言杂烩缺乏语言的美感、自然的韵律和口头的真实性。(Gallagher: 260)
    理论上，阿契贝可以选择以本土语言写作(实际上他的确以伊博文写过几首诗)，但以上引文说明，由于本土语言的书面形式存在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使用伊博文面临着极大的困难。由于伊博文的书面语是由众多方言无序混合而成，因此这种书面语本身存在着很大的缺陷，难以用作文学创作的语言。例如，“有关可接收的拼字法的旷日持久的争论”对于阿契贝等伊博族作家的文学创作影响颇深，他们因此“逐渐接受英文……作为伊博文学的语言”。(Emenyonu: xiv)实际上，令阿契贝蜚声文坛的几部小说至今未见伊博文版本，这是值得玩味的。从阿契贝个人的经验来看，由于某些非洲书面语言存在诸多缺陷，使得本欲使用这些语言的作家往往又不得不放弃以母语从事文学创作，这对本土语言的改进和发展当然是极为不利的。
    其实，选择外来语言并非是非洲作家的不二选择，恩古吉的选择对于非洲语言的发展而言也许更为可取。从一个作家的视角，恩古吉敏锐地发现了由西方人创立的本土书面语言的问题并尝试加以纠正。他发现由传教士等非母语人士创造的吉库尤语的书面文字系统有一个很大的问题：该文字系统不能区分元音的长短。对于吉库尤语散文和诗歌而言，元音的长短就意味着意义的差别，因此能否区分元音的长短显得非常重要。然而，由欧洲人发明的吉库尤语拼写法需要读者对该语言的长短音非常熟悉，否则读者往往感到模棱两可。对此，恩古吉试图在吉库尤语文学创作中解决这一问题，即在需要长元音的地方使用两个元音字母标示。虽然恩古吉对自己的努力不甚满意，但这无疑是通过文学创作发展和完善本土语言的有益尝试。
    恩古吉声言，非洲本土语言不会像拉丁文那样死亡，非洲农民是保存非洲语言的主要力量，他们并不认为使用本民族母语与归属多民族的国家或非洲大陆之间有任何矛盾。农民和工人阶级培养自己的作家或争取小资产阶级作家加入自己的阵营。这些作家以非洲本土语言写作，赋予本土语言以书面文学，而书面语言的出现则可避免本土语言的消亡。同时，恩古吉在坚持非洲语言文学主体地位的前提下，也不排斥对外国文学资源的吸纳。
    当那天来到时，当非洲作家自然转向非洲语言进行文学创作时，非洲小说将真正独立自主，兼收并蓄非洲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不同文化的特点，以及亚洲、拉美、欧洲、美国等全世界的最进步的小说特点。(1986: 85)
    此外，恩古吉指出工农阶层对西方宗主国语言不会亦步亦趋，“他们没有如桑戈尔(Senghor)和阿契贝对宗主国语言的敬畏”，反而进行创造性挪用，“将其彻底非洲化，创造出新的非洲语言，如塞拉利昂的克瑞奥语(Krio)和尼日利亚的洋泾浜语(Pidgin)，它们深受非洲语言句法和节奏的影响。”(1986: 23)此处，恩古吉的笔锋再次指向了阿契贝。在他看来，即便欧洲语言能够转化为非洲语言，那也绝非阿契贝界定的欧洲语言，而是所谓“彻底非洲化”了的语言。其实，在非—欧文学中常常掺入和渗透了大量非洲本土语言的元素和信息，从某种意义上，也是非洲本土语言在欧洲语言文学中的“旅行”或“延义”。当然，这是另一个论题，此处不赘述。
    五、非洲小民族文学的语言与政治
    法国哲学家吉尔·德勒兹在《卡夫卡：走向小民族文学》中指出“小民族文学”(minor literature)和小民族语言具有天然的政治属性。但在阿契贝看来，瓦里表面上谈论非洲文学语言的政治意涵，实则以此为手段谋取政治利益，因为出身专业文学教师的他后来并未沿着自己鼓吹的文学路线前进，却“放弃了学术事业而转入政界和商界”。(2009: 101)即便投身政治，成为尼日利亚第二共和国最重要的议员之一后 ，瓦里也未推动非洲语言文学的立法工作，却“消失得无影无踪”。阿契贝批评瓦里“借助语言玩弄政治，却在此过程中使我们以及那些蠢得相信我们的人无法看到社会现实的复杂性”。(102)阿契贝以犀利的评论区分了“语言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language)和“以语言从事政治活动”(politicking with language)，反对瓦里等以语言为幌子或“替罪羊”经营政治活动，因为这样会“遮蔽我们身处环境的实际和复杂性”。(102)
    至于恩古吉，阿契贝虽认为他的语言政治活动有别于瓦里，但同时强调恩古吉仅看到了当今非洲两种敌对力量之间的争斗：一方面是帝国主义传统，另一方面则是抵抗的传统。因此，非洲的语言问题就是由帝国主义扶植的欧洲语言与工农大众捍卫的非洲语言之间的对抗。从德勒兹哲学中的“块茎”(rhizome)概念论之，恩古吉仅看到了帝国主义文学与殖民地文学的辖域性，却反向复制和巩固了帝国主义的二元等级结构，而忽略了语言和文学能够跨越边界进行解域与生成，能够把任何一点与其他各点联系起来，能够激活不同层面的符号场域，能够不断沿着解域的路线逃逸出去。在恩古吉的想象中，帝国主义传统和抵抗传统的本质似乎是固定的、理想的和形式的，但在德勒兹看来却是模糊的、不准确的，只是临时稳定下来的语言的、感知的、姿态的、环境的和政治的关联，以数量不等的方式组合在一起，它们本身就是由这些关系所决定的状况、项目和活动的结果。(1987: 367)恩古吉将帝国主义文学与殖民地文学纳入了一个树状的等级结构或图式之中，即阿契贝所谓的“摩尼教世界观”。在恩古吉的树状图式中，由欧洲语言表征的帝国主义传统与由非洲本土语言表征的抵抗传统处于截然封闭、对立、静止、割裂和凝固的关系之中。在如此欧洲大民族文学压迫非洲小民族文学的单向和封闭的等级思维中，以英文书写非洲文学必然意味着对非洲文学的肆意“背叛”和向欧洲文学的无耻“投诚”。然而，德勒兹的“块茎”概念却具有开放、组装、流动、关联和生成的平行特征，颠覆了恩古吉等评论家惯常的在评价非洲英语文学时的树状的垂直思维模式。以“块茎”概念为哲学基础，德勒兹有关小民族文学的思想无疑为我们重新思考和定位非洲文学中的语言问题提供了独特的理论视角和全新的话语方式。
    相对于大民族文学的“刻板的克分子实体”，小民族文学构成了“一种质的区别，是一切语言实践的革命潜能，通过在表达与内容之间生产多样的关系和关联而向占主导地位的语言阐释的二元对立形式发起了挑战”。(Hayden: 116)卡夫卡的德语在发音、句法和词汇等方面深受其第一语言即捷克语的影响，这个被卡夫卡解域后的德语正是“语言的小民族应用”，是“对标准因素的一种破坏性毁形”。(Bogue: 101)同样，以阿契贝为代表的非洲英语作家也是在英国的大民族语言中“雕刻”或“绘制”一种小民族方言。这个小民族方言如“块茎”般在一个“黏性平面”上繁殖开来，在新的非洲语境中被拆解为碎片并和众多本土的异质元素一起“绘图”，也即实践了对大民族语言规则的颠覆或“逃逸”。由是观之，瓦里和恩古吉等所谓非洲英语文学只能委身为欧洲文学的附庸之论实为浅见而已。非洲英语文学非但不是附庸，反而通过僭越大民族语言和文学的律法，参与了表达的集体组装，转而成为大民族英语文学的“解放者”或“解域者”。其实，我们只要对非洲本土书面语言的发展史有所了解，便能清楚地认识到所谓非洲本土语言绝非封闭的结构，而是欧洲语言在非洲大陆解域后与非洲本土口头语言重新组装后的“繁殖”。因此，所谓非洲本土文学本质主义的合法身份也似乎成了幻象。非洲本土语言文学与英语文学没有谱系之别，它们不过是欧洲语言的“块茎”在不同维度或方向上沿着不同但彼此连接的逃逸线的“繁殖”罢了。阿契贝认为，非洲文学的语言难题并非缘于恩古吉所认为的帝国主义，而是现代非洲国家众多语言的共生现象(linguistic pluralism)。欧洲语言之所以依旧在非洲四处传布，原因在于它们满足了实际的需求。在非洲近代史上著名的反帝领袖恩克鲁玛(Kwame Nkrumah)领导加纳的时代，“政治领袖对于母语政策可能导致分裂国家的后果深感忧虑。英文在加纳虽为外来语言，但他们却视之为实现民族沟通和社会政治统一的最好工具。”(Smock et: 176)阿契贝以独特的方式说明，被解域的非洲英语文学所具有的新的生命力；阿契贝引用的恩克鲁玛的话语说明：非洲英语和非语言的(包括政治的)因素共置于一种流浪的、游牧的、永久的运动和流亡途中，通过参与、捕捉、瓦解、改变并重新组装现存的力的关系体现了小民族语言天然的政治属性。总之，德勒兹的哲学为我们以新的视角审视非洲文学的语言以及非洲语言的政治属性提供了很大的教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