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论在当代的困境和发展策略

　关键词：古代文论；困境；出路；失语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4）17-0007-02
　　在现代社会，在学术上我们一般会将我们所研究的文学理论分为古代文论和西方文论，两种不同的文论类型代表的不同的思维、不同的角度以及不同的方法。在现代日常生活中，我们所运用的语言已经是经过不断发展的现代文，古代文论话语在现在的话可能仅仅是一种知识的形态，对现实社会文学生活的影响比较小。但是经过数千年的发展的古代文论，有着宝贵的文化营养，许多学者仍致力于将古代文论运用到现实文学日常生活中。于是，在与西方文论的交融与碰撞中，古代文论在当代社会也遇到了现实中的困境。
　　一、中国古代文论的当代困境
　　最先意识到这一现象并将这一问题引入学术界讨论的是曹顺庆先生。1996年，曹顺庆先生在《文艺争鸣》上发表了题为《文化失语与文化病态》这一篇文章，引发了中国文论学术界关于古代文论“失语症”和“话语重建”的讨论。在文中曹顺庆先生写到：“我们根本没有一套自己的话语，一套自己特有的表达、沟通、解读的学术规则。我们一旦离开了西方文论话语，就几乎没有办法说话，活生生一个学术‘哑巴’。”曹顺庆很直截的点出了古代文论在当下的困境，没有自己的话语，不能用自己的语言解释自己的文学。在提出这一观点之后，学术界对这一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争论，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也变得更加深入。对曹顺庆的观点学术界有不同的评价。有人并不认同这一观点，有的人甚至不认同问题本身的存在。当然，这毕竟是少数，大多数学者还是对问题本身还是非常认同的，只是在具体观点上可能不尽相同。有学者认为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文学批评实践最突出的要素应该就是中国文论“失语症”问题的讨论。目前看来，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依然是当下文艺评论界最重要的学术问题之一。
　　曹顺庆提出的“失语症”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事实问题。多年的讨论使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更为深刻，也使这一术语和概念广泛的被接受和使用，已经存在的事实也正好说明了它的合理性。五十年代以来的中国文论，放弃了许多种发展的可能性，使我们的文论过于狭隘而落后，不能够合理有效的解决文学批评中的很多问题。近年来中国文论的建设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失语症”问题的产生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古代文学批评话语只是一种知识形态，消失在了一般文学理论体系中，因而也就在当代文学批评实践中消失了，自然而然会失去对当下文学日常生活的影响。虽然目前我们还有文学，还有一套文学话语规则，但很多都是舶来品，都是从另一个文化体系中借用过来的。两者毕竟来自不同的文化，在解释的过程中，我们自己也发现有这里或者那里的不合理。所以从民族情感这方面来说，我们更希望用自己的文论来解释自己的文学，但是事实是我们的文学和我们曾有的理论似乎失去了联系，我们不自觉的就成为了文化上的断裂人，文学精神上的断裂人。在文学批评实践中，我们愈来愈发现中国文论的重要性，但长期的西方文论思维的锻炼，似乎使我们失去了把古代文论运用到实际中来的能力。
　　二、中国古代文论当代困境原因分析
　　对此，我们就有必要了解一下近代以来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历程。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文学理论收西方文论的冲击。很多学者接受了西方文化、文学和文学理论的影响，不自觉的用西方文论的思想来解释与总结中国古代文学，这些学者通过自己的影响力来推广一些自己的文学理念和译作，使得西方文论开始被大众用来解释中国文学理论。自由是这个时代的主题，所以很容易接受其它各种文学形式，西方文论以一个多元的方式很快被中国知识分子接受。但这时的中国文论并没有完全沦落到用西方文论来解释，西方文论只是多了一种文学形式。
　　中国文论真正失去话语权是在五十年代之后，这一个时期所产生的后果至今难以补救。古代文学理论在这一个时期在整个文学理论体系中变成了零碎性的。具体的体现在古代文论在日常文学生活中变成了一些材料和附庸，变成了为西方文论所使用的注脚，使本应该是自成体系的古代文论丧失了自己的完整性。古代文论此时已经很少被拿来与当下的文学批评实践相联系，没有被拿来与对当下的文学创作产生实际的影响。这样一来，古代文论就变成了一个纯粹的知识形态，从而失去了其原本应有的价值。同时，西方文论也被有选择的介绍进来，在脱离对整个西方文论背景的了解下，中国化的西方文论脱离了对文学批评实践。真正的西方文论在意识形态的影响下被解释的偏颇狭隘。
　　进入八十年代，随着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展开，社会各项事业开始进行“拨乱反正”的工作，文学领域也开始了“拨乱反正”，恢复五四传统的工作。许多曾经不允许的文学活动又重新开始开展起来，西方大量的文学作品被重新介绍进来，中西方古典名著又重新回到我们的日常文学生活中。中国文学理论不再是以前单一的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古代文论和正统的西方文论又走进了大学课堂。在思想解放运动的大背景下，中国文论出现了多元化的现象，各种文论著作不断涌现。古代文论的含义也愈加明确而单纯，单指中国古代作家和文学理论家的文学理论。也就是在这个时刻，古代文论变成了纯粹的知识，而且越来越失去了日常文学生活的影响力，不再被当做对当代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的指导。而且，人们对古代文论越来越陌生，古代文论原有的术语和概念在人们的印象中也变得越来越陌生，经过了西方话语的解释，古代文论本身也西化了。这种整合中西，现代与传统，具有内在统一性包含一切的文学理论体系是当今文学界寻找出路的普遍观点。只不过有的学者强调要以西方文论为主，有的则强调古代文论为主。
　但是在长期的文化失语状况下，要建立一套这样的文论又是何其的艰难。曹顺庆认为：“首先是由于长期的文化虚无主义， 长的文论失语症， 导致了人们对传统文化与传统文论的陌生化”“长期的文化失语症，导致了人们对中国古代文论解读能力的低下”“由于长期的文化虚无主义和长期的文论话语的失落， 使人们习惯于用西方文化与西方文 论的价值标准来判断中国文学与文论， 产生了价值判断的扭曲”“理论创造力的低下”。长期的文化失语使中国文论界累积起来了一些列的文化症状。中国作为世界三大文论体系之一，有一套自己行之有效的文化体系，长期以来指导着中国古典文论的发展，并使得古代中国获得了辉煌灿烂的文化成果。但是在现当代文学界很多人对古典文论已经是非常的陌生，中华文化的精髓在很多人心中已经成了很遥远的东西。即使将最经典的著作捧在手里，很多人也已经无法体会古典文论中所蕴含的的内容。虽然在理智上，很多人觉得古代文论能够解释当下的一些作品是更合理的，更接地气的，但是长期的西方文论的熏陶，使得许多人在情感与心理上更亲近于西方文论，不自觉的会引用西方文论的知识来阐释面前的文学著作。愈来愈陌生化，也就使得人们对于古代文学和古代文论作品的阅读能力变得越来越低下，对于《文心雕龙》这样经典的文论著作，当下的很多国人已经很难读懂原文了，大多靠着“古文注释”来了解其中的内容。如此文化失语的恶性循环，使得许多学者在对文学的价值判断上产生了扭曲，甚至以脸谱化的方式来评判文学作品，将中国文学作品硬套人西方文论的条条框框，致使许多文学作品失去了其原有的价值。但是，最为困难的莫过于文论界缺乏创造性，无法创造出一套适合我们中国文学的话语，无法向全世界发出我们自己的声音。
　　三、中国古代文论发展的出路
　　因此，长期的文化失语，使我们想要整合出一个包容古代文论和西方文论的文学理论体系是非常的艰难的，将不同的理念、立场与思维方法融合在一起，实现共通、互补与对接，是一种非常理想化的。其实我们可以换个思路，既然很难讲两个文化形态整合到一起，那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让他们各自发展呢。我们需要跳出原有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窠臼，放弃追求那种单一的统一的黑格尔理论大厦，在传统与当下文论成果的基础上，创造出更适合当下文论状态的话语形态。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让中国古典文论和西方文论在各自的道路上发展。
　　对于古代文论的发展，可以再写作的过程中重新运用文言文的写作方式，将中国古代文论的术语概念以及话语运用到现当代文学批评实践中，民国时期很多著名学者例如王国维、梁启超等都是以这样的方式来谈论中国文学或者西方文学。当下的文化环境为这种可能性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对于传统文化，整个国家与民族开始重视起来，对于传统术语，许多国人也开始逐渐的运用起来。国家与民族的整体重视，使得教育体制也逐渐向古典文化倾斜，古诗文作品在中小学教材中的比重越来越大。在文学创作领域，创作者对于古典文化的运用也越来越普遍，文言文在当下的文化环境下也获得了越来越大的发展空间。对于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不应夸大其适用范围，要适用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实践，即从知识形态转变为应用形态。
　　对于西方型的中国文论，我们需要对它做进一步的完善和改进。西方文论毕竟是外来话语形式，完全用西方文论的语言来解释中国古代文学会显得很生硬。所以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我们需要继续完善与改进现有的西方文论。我们要继续向西方学习，西方新的文论成果我们要加以研究，以丰富和发展当代文论。同时，将西方文论与中国文学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在学习与借鉴的基础上创立自己的文学理论。借助我们多年文论的研究经验，在对当代中国文学现象的关注中，总结出新的规律，得出新的理念和观点。
　　四、结语
　　中西方文论来源于不同的文化资源背景，具有不同的思维观念。中西方文学在语言方式、题材等方面也有很多的不同，这就使得中西方文论具有完全不同的话语。固有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使我们总想要建立一种能够包涵两种文论的话语体系。但长期的文化失语使得这一理想是不太现实的。因此更为合理的方式就是进一步的发扬与完善古代文论，同时，对存在于中国文学理论体系的西方文论则需要不断改进与完善，从而使更适合中国现当代文学，促进中国文学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曹顺庆.文论失语症与文化病态[J].文艺争鸣，1996 年第2 期.
　　[2]黄维梁.龙学未来的两个方向[J].比较文学报，1995年总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