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笨花》：革命历史小说之新变价值体系

　现当代文学中的“历史”常是“革命历史”，而说到“革命”，大多数情况下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这是文学史上不可或缺的一类题材，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书写模式。但2006年铁凝发表的《笨花》既不同红色经典小说那种宏大的史诗般书写又不同新革命历史小说那种对于先定表达模式的彻底颠覆。《笨花》一改以往铁凝关注女性，关注个人感情的基调，而是用准确温润的笔触描写那段惨烈悲壮的历史，呈现出了不一样的历史风貌。
　　一、平民在历史中沉浮
　　李洱的《花腔》以白圣韬、赵耀庆、范继槐三人对同一个人，同一件事在不同时期，面对不同的调查者说出不同的腔调。尽管每个人都声称自己不耍花腔，但是这也让我们和探寻者共同感慨“我在迷雾中走的太久了。对那些无法辨明真伪的讲述，我在感到无奈的同时，也渐渐明白这样一个事实：本书中没有个人的讲述，其实都是历史的回声”[1]（P284）而“真实成了虚幻的概念”。这就说明在不同年代，不同立场的叙述者会讲述不同的历史。
　　十七年文学中，作家习惯站在“革命立场”上，进行宏大的革命叙事，雄奇的史诗书写，在历史的沉重脚步中夹带着个人生命，使叙述看似是围绕个人命运，实则民族、国家、历史的目的远比个人生命更加重要。从而“大历史”淹没了“小人物”，人民被画了“群像”，成为了革命的辅助者，一个个不留姓名的沉默人。新时期的革命历史小说又站在了“民间立场”上，把历史写成了“民间史”“野史”。作家拒绝“权威话语”“革命话语”，把民间作为了革命的主战场，由政权代言人变为了个人历史的言说者。把那些具有原始野性、质朴强悍的人（如余占鳌、白嘉轩、杭九枫等）奉为了民族英雄。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这里推崇的还是个人强力，以一己之力来扭转乾坤，这与十七年文学中创作的英雄人物有共通之处。这些文学中始终没有平民的身影，留给我们还都是英雄主义的“个像”。
　　铁凝的《笨花》弥补了这一缺憾，能够把平民作为历史的主角，书写平民在历史中的沉浮。小说以乱世为背景，叙述了从上世纪民国初年一直到1945年左右，将近半个世纪的事。书中所涉及的人物有九十几位，重要的也有十几位，可以说是笨花村的大合影。这与迟子建的《伪满洲国》有异曲同工之处。当她们用平民眼光看历史，将平民推向历史前台时，一切都世俗化了，这里没有高不可攀、秉性异人的“天人之相”，没有大起大落的人生悲喜剧，更没有勾心斗角的人际交往和权谋相术的利益图，有的只是日常琐屑生活，并从生活中透出那么一点儿情趣，看到人性中的大美。因而作家的语言和节奏都慢了下来，笨拙、滞重、迟缓就成为了行文风格。这与新时期我国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当国家进入了一个比较稳定、开放、多元的社会时期，那种重大而统一的时代主题往往拢不住民族的精神走向，我们正处在如陈思和所说的多元价值共生的“无名状态”中，但我们接触最多的还是日常生活、普通凡人。所以描写生活，细说百姓，又成为了一个比较一致的文学走向，文学史上就曾出现过新写实主义小说，现在虽然不是一种创作潮流，可也是一部分作家（包括铁凝）的价值追求。
　　二.战乱岁月中诗意生活的挖掘
　　一旦战争来临，人的生命受到威胁，战争和生活两者间似乎就不可共存。以往写战争和生活的关系一种是写战争介入生活，热衷正面战场的描写。因而那种哀鸿遍野、尸骨累累便成为了常见镜头。另一种是战争和生活融为一体，不仅写正面战场还添加了生活后方，但仍是与天与地与豺狼斗的战时生活。而铁凝的《笨花》不同于这两种写法，她将战争边缘却把日常生活作为主角，比之战时生活的描写，突出的是“日常”，即未受战争侵扰的那一部分。战乱中的人也能够泰然与平和，以不变应万变。
　　就时间观念而言，就有“快”“慢”两种时间感，这主要是源于作者没有在历史的纵向深入而是横向的铺展。不同于《子夜》、《家》《春》《秋》、《四世同堂》等翻天覆地的写法，笨花村却五十年如一日的过着，始终是那样的不温不火，不急不躁。我们可以看到那些代表事件年份的客观时间在作品中绝少出现。战争就是以几则大总统令、孝感车战杀戮、诱捕吴光新计划、支应局的成立等曲笔来渲染战事吃紧，局势动荡。五十年的风雨历程让作家寥寥数笔就一带而过，没有了以往历史的波澜壮阔。但作家倾力于人为感知的主观时间，例如笨花的黄昏、老年间、事变前、事变后等。她详写了笨花村的黄昏就是牲口打滚儿、鸡蛋换葱、卖烧饼、卖葱、“走动儿”的依次上演，不靠钟表计时而是人的行为活动显示着时间。笨花人喜欢把历史说的古远无边，把那些说不清楚的年代统称为老年间。对于眼前正发生的战事也仅仅感知到黄昏变了样，走动儿的消失。这种战时风云变化之快与人们日常生活节奏之慢，有时是一种共振，但更多的是两个频率。日常生活是永恒旋律，战乱烟云是凸起之声，在漫漫历史长河中战乱终被淹没。
　　就生活细节的描写，作者着重刻画人生安稳的一面。小说中不仅写到太平岁月中笨花人钻窝棚、赶庙会、投芝麻、花市卖花等风俗习惯。还写到战乱岁月向喜在军中也可以去在保定城逛街，去西大街的荣华池澡堂泡澡、马号里白运章包子铺吃包子、东大街的汤记茶馆吃茶。还能接同艾母子相聚、娶老婆、看杂耍。甚至日本人进村后，有备还能学画画，尹率真要吃西瓜酱，有备小董送情报时的情感悸动等，这些都给战争生活蒙上了一层温情。正像是向文成说的：“事变了，事变咱也得过日子。这是在咱们笨花，笨花还是咱们的。日本人横竖把笨花村搬不走，站得住的还是咱笨花人。”[2]（P256）这样，铁凝笔下的笨花人与李锐笔下的银城人，迟子建笔下的东北人一样都沉浸在与“历史”无关却又天长地久的日子中。这是作家放弃那种“非生即死，非死即生”的战斗人生描写的结果。恰如铁凝说过不管生活在哪个世纪，包括今天21世纪的人，日常平凡的生活还是占据每个人生活的大部分，这可能比直接写一个时代的风云史，一个人物的传奇更有价值。
　　三.对“家 ”的守候与认同
　　将家族与革命联系在一起是书写革命历史小说的常见手法。这在书写革命的同时也是家族兴衰史的言说。但是《笨花》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家族小说，就是因为铁凝要写日常世俗生活也就自然规避了那种重大历史题材的书写模式，使家褪去了传奇瑰丽的神秘外衣，卸下了沉重的历史责任，而更多的呈现出本真的状态。
　　一方面是对家的守候和眷恋。这表现在作家没有完全割断军队与家庭的联系，没有把军人抽象为“另一类人”，尤其对向喜的刻画。他是旧时军人，最初应征入伍的动力是养家糊口。他步步高升但始终保留着农民底色，他把打仗叫做“干活儿”，但却没有沦为杀人如麻的刽子手。在军营中，他惦记着家里的一切，时常通信交代家务事。他几次派人把妻儿接到保定相聚。儿子文成结婚，他热络的张罗，从衣到帽，从鞋到袜无不周全。总之是人在外，心系的却是笨花。这就少了以往英雄身上那种“三过家门而不入”的牺牲精神，也不再是刀枪不入的硬汉形象，他的身上有铁骨更有柔情，家是内心柔软的地方。
　　另一方面是对乡村伦理秩序的维护。向家以向喜为尊，他一生娶三位夫人却没有演变成苏童笔下妻妾厮杀场面，就是由于他始终恪守伦常未曾抛妻。同艾也未像现代女子那般激烈的质问与反抗，礼教会她隐忍与宽容。所以她能对顺容宽容以待，对施玉蝉不闻不问，对于取灯视如己出。同样向喜和向桂也志向不同，意见相左，但是向桂始终视兄如父，对向喜言听计从。这样家庭内部的矛盾都被化为暗流且被掩盖，大家都自觉遵循乡土社会培育出的“礼”，自觉维护这种秩序，故能安其位，奉其行。
　　当然《笨花》尚有很多不足之处，如人物形象的平面化、情节的拖沓少起伏、记述时间的模糊性等，但是它仍有探索之功。1.铁凝提到“笨”用来规避个人化、女性化写作路数，语言和节奏都慢了下来，而且故意笨和拙行文风格对抗了浮躁、喧哗文学。2.抵制了反抗意识诱惑的反叛文学3.“第三性”写作的提出是去性别化写作的探寻，是为女性文学探寻出路。
　　参考文献：
　　[1]李洱.花腔[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2]铁凝.笨花[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作者简介：靳国丽（1987.11-），女，河北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12级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