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厢记》与《春香传》的创作背景比较异同性

　《西厢记》最早源于唐代元稹创作的传奇小说《莺莺传》。莺莺的故事在唐朝就已经脍炙人口。等到了宋代这部作品以歌词、鼓子词，金代以诸宫调，元代以杂剧，明代以传记，清代以地方戏及京剧等多种文学艺术形式得以流传发展。演变的过程中篇幅也呈现出由短到长的变化趋势，这说明以表演方式为主要功能的鉴赏逐渐占据主导地位。这样的变化过程是与当时所处时代的经济，政治，以及思想等多方面的变化有着及其密切的关系。
　　经历了唐宋两朝的洗礼，中国元代社会已经具有较为成熟的都市社会经济体系。原本只有上层统治阶级能享有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生活，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导致受众阶层发生了不同以往的巨大变化。丰富的物质生产和消费促进了文化艺术消费向中下层的市民阶层的移动和扩散，这样使得中下阶层的民众能够广泛参与其中。但也因此衍生出新的问题，例如市民阶层文化素养不足、文化取向不高等等。但这并不妨碍以创作文学艺术作品为谋生手段的文人由于仕途之路的不畅用文学创作寻求一种平衡的文化样态，反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就如同社会要满足市场需求的变化一样。换句话说，受众阶层即市民阶层更喜欢喜闻乐见的动态艺术形式而非阳春白雪似的静态艺术样式。大众的这种需求更促进了讲唱讲说艺术形式的发展。文人为了迎合大众，提高戏剧效果，必然会对作品中的人物性格、登场人物数量、文本中散文及韵文的配置比例等进行调整。使得市民各个阶层易于接受，同时也得到了社会各阶层的认同和欢迎，促进了文学作品以新的艺术形式传播，以新的面貌呈现。在这样的背景下，公演艺术形式较以前有了跨越性的发展，出现了很多的知名剧作家及演员。
　　经济上，元代经济环境的变化也使文化领域呈现出了新的风貌。元朝的蒙古贵族原以牧草经济为主，依存单一的商品交换，思想上并没有受到太多儒家轻商思想的影响。也正因如此，元代的商品经济异常繁荣，使当时的中国被公认为世界上最为富饶的国家之一。以经济繁荣为基础，贵族们集中在繁华的都市进行着享乐生活。一座城市的繁荣和贵族集团追求享乐生活的氛围自然引发创作者对艺术新的追求。此时中国的戏剧顺应时代潮流形成了第一个黄金时期。
　　在政治上，元代统治者实行蒙古贵族优越的种族主义政策，歧视压制汉人，并按照民族被征服的顺序和特征，把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分成了四个等级。所有的主要官吏的职位都由蒙古人占据，中级官僚由色目人担当，这样就造成了汉人、南人只能当最下层小官吏，入仕之路几乎完全被阻断。同时在法律上汉人也受到歧视和不平等对待，于是产生了强烈的不满。有才华的文人们由于科举考试的中断及立身扬名之路的阻塞，遂把自身的创作能力倾注在小说、戏曲等文学艺术表现形式上，通过创作借以谋生的同时也吐露对现实的不满。此时涌现出一大批有着尖锐批判精神的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多具有丰富的主题及洗练的文采等特点。元代社会黑暗的政治统治从某种程度来说反而成为其催化剂促进了元杂剧的发展。
　　对于游牧民出身的蒙古贵族来说面对着当时掌握着世界先进文化的汉族人，如何统治管理好国家可不是容易的事情。对于思想基础薄弱的蒙古族来说想要在思想领域对宋人施加高压统治其实从一开始就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元代的思想统治层面反而较以前弱化。在这样的情况下，作家们为了表现读者们的意识形态于是更加积极地进行创作，出现了专门的创作群体大规模的宣传民族意识。其中一部分作家大胆地提出尖锐的问题，文学表现技法表现上也更为果敢和强烈，吸引了广大读者的注意并引起强烈的反响。正因如此，戏剧在当时已经超越了作为少数文人们消遣之用的感伤文化的界限，反映出广大群众的希望和诉求。在这样的条件下形成的公演，服装、音乐、唱腔、演出形式等构成要素正式构成了元杂剧综合艺术表演形态。《西厢记》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此后，《西厢记》就以多种多样的艺术样式发展演变。从明代李日华改编创作的《南西厢》到北曲南曲的发展演绎可以大体看到其发展趋势。综观《西厢记》有各种说唱艺术的流传有鼓子曲、子弟书、南词、平湖调等35种形式，144种说唱类型。后又以越剧，评剧，桂剧，黄梅戏，歌仔戏等多种戏曲艺术形式发展流传。
　　《春香传》的创作背景
　　《春香传》的开头这样记载：“肅宗大王即位出聖德聖子聖孫繼繼承承金膏玉燭堯舜”，描述的是朝鲜后期肃宗统治的大时代背景。
　　任丙两乱之后朝鲜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各领域都发生了深层次巨大的变化。朝鲜时代的政治体制是以土地所有制为依据的，表面上土地所有权归国家所有，实际上是作为给贵族阶级一种补偿性质的提供，这样就产生了严重的私有化现象，原本属于农民的土地被贵族阶层剥夺，有土地的农民被迫沦为佃农的现象十分严重。又由于当时发达的工商业在社会资本主义的关系形成过程中起到巨大的作用，所以人们的意识也发生了相应的转变，即价值交换及货币的所有权被赋予了最优先的价值衡量。换句话说就是发达的货币经济体系以现实的角度想人的价值观念、道德人性等方面渗透。十八世纪初田税及大同米缴税政策的实行，使得褓負商、客主旅閣和相同的商业阶层迅速成长为社会的主要阶层。随着社会物质财富及阶层的不断变化，延续下来的封建贵族特别是想要维护旧有特权的门阀贵族和新兴的担当物质生产角色的庶民之间的对立，演变为小商人与富农阶层之间的矛盾。在这样的对立和矛盾中，中人以下的良人阶层依靠富有的财力使进出上流社会成为可能，即出现了社会阶级构造的质变的可能性。在《孝宗实录》中有记载：“自夫錢貨之行 風俗日淪 物價日涌 甚至萊嫗監豎 亦皆棄榖而索錢 農民有榖 交易莫通 故不得而 賤榖價而售錢路 欲換一匹之布已 費數石之榖 無錢農民 安得不困重乎 富家積錢如山而假貸貧民 窮春 出百錢之債 總得斗米之糧 至秋 用數斗之米 儒價百錢之債并其甲利而論之則 所貸一斗所償至於六七斗云云”。在“棄榖而索錢”的情况下，贵族和商人们的财富“富家積錢如山”，农民们则沦落到“一斗所償至於六七斗”的恶劣生存状况。在这样的情形下必然造成了各个阶层的矛盾，随着时间的流逝阶层间的矛盾越来越激化，鸿沟越来越深。在当时历史背景下， 最具有不满情绪的当然是贱民阶层，因为贵族身份的世袭导致社会分化，除此之外贱民阶层还要饱受无情的蔑视和严酷的歧视，这与贱民阶层本身的能力或者素质无关，就更加充分的引发了这一阶层身份上升的要求。
　　朝鲜时代的身份制度在经历了任丙外乱、丙子胡乱的两乱后迎来了土崩瓦解的巨大变化。贵族们为了维持自身的既得利益变得更加贪得无厌，埋头于自我欲望的满足变本加厉地搜刮百姓，导致了政治上的极度不稳定和民生沸腾。在这样的状况下，文化上的表现就是呈现出反对旧的程朱理学主张实用性的学问，即实学经世致用及利用厚生的思想，这时实学思想开始逐渐登场进入历史舞台。实学在当时的小说上表现为逾越身份的限制，揭露社会的不合理等。这样的作品大量涌现与实学的发展有很深的关联性。探究超越现实束缚的青年男女间的爱情主题的作品开始成为主流。
　　政治方面，社会支配构造的变化以及韩文的普及使得普通民众脱离了原本无知的世界。以实学思想为背景，具有知识的阶层和民众阶层强化了彼此深层内在的联系纽带使社会变革成为大势所趋。此时民众对社会的不合理现象不再是坐视不理而是具有相当程度的改革意识，更进一步说民众们攻击腐败与安逸、无能与独善其身的贵族阶层的同时积极地推动了朝鲜社会的改革。朝鲜社会本身无法忽视这样的诉求，进而逐渐转换为新的社会体制。《春香传》就是在这样的时代的，社会的，文化的背景中形成，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貌。
　　一言以蔽之，《春香传》与《西厢记》都是在两国经历巨大历史变革时代背景下产生的并反映特定时代的伟大经典不朽的文学作品。两部作品有着类似的创作背景，各自都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多样化的群像生活风貌，这样就使两部作品有作为比较文学对象研究的客观依据。虽然两国在时间、空间及文化上的差异明显，但通过两部作品创作背景的比较分析研究，可以使我们对其它方面的研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