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之旅》：文化局外人的时空迷宫的文学

 文坛巨匠纳博科夫 （1899-1977） 流亡法国期间创作的《博物馆之旅》 （1938）[1]是一篇不起眼的佳作。主人公“我”受朋友之托，去法国一座博物馆赎回朋友祖父肖像。“我”原本并不热心，因为大雨竟来到博物馆找到了肖像。在保管员指引下，“我”见到了馆长，馆长却矢口否认有这幅画。二人决定一探究竟，随后馆长消失，“我”发现自己回到了记忆中的俄国。为避免苏联人员怀疑，“我”扔掉一切物品，历尽艰险逃出苏联流亡国外。
　　 《博物馆之旅》俨然一座时空迷宫，主人公穿越时空回到了俄国。纳博科夫迷乱的语言背后透露了他的模棱两可，读者无法对作品中的奇异现象作出解释，始终在犹豫摸索。那这则“带有典雅谜底的谜语”[2]有何深意呢？笔者认为纳博科夫流亡法国时创作的这篇小说，展示了他独特的时空观、深刻的流亡意识和文化局外人心态。
　　1.独特的时空观
　　纳博科夫的时间观深受柏格森影响，在他的小说中传统的线性叙述方式被共时性的空间叙述结构所代替，线性的时间幻化成空间化的图画。纳博科夫认识到时间的非机械性：“对于时间中的任何一点来说，未来是不可预知的无数可能中的一种，实际上它并不存在，只是笃信未来的人心中的一个‘乌托邦’。”[3]纳博科夫“不相信时间”，而“时间”的这种无序与不确定使“我”可以错乱时空回到俄国。小说中馆长的消失也相当离奇，文中写道：“拾阶而上，我们从楼上的展览馆看到了一群人，满头灰发，打着伞，端详着一个巨大的宇宙实物模型。”[1]这里的“我们”明显指高达先生和“我”。隔了两句话，“他已经消失了”。而“我继续前行，一种喜悦真切的现实感顿时取代了一切……”[1]来到了魂牵梦萦的俄国。纳博科夫深信：时间如同牢狱，将人禁锢在现在，使他们不能回归过去，也不能拥有未来。主人公回到俄国也遭囚禁，其实他不也是被囚禁在“当下之狱”吗？
　　 除了时间穿越手法外，小说还体现了作者的空间观。巴赫金把时空的关系归结为“艺术时空体”：“在文学中的艺术时空体里，空间和时间标志融合在一个被认识了的具体的整体中……时间的标志要展现在空间里，而空间则要通过时间来理解和衡量。这种不同系列的交叉和不同标志的融合，正是艺术时空体的特征所在。”[4]纳博科夫完美演绎了这一理论，将小说空间叙事完美地呈现给读者。《博物馆之旅》的空间叙述表现在篇章结构上即故事场景的不断转换：法国小城——博物馆——馆长办公室——展厅——俄国——国外。这使得叙述成为空间上无限大的迷宫，充满隐喻的文本让读者不明就里。第一次进馆前，“我”还在法国街头漫步，因为下雨竟来到博物馆门口。后来“我”又去了“装得下巨鲸骨架”的大厅，在纪念蒸汽机车历史的屋前停了下来。后来“所有的东西都改变了，在我面前延伸出了一条长廊，一个急转弯后，我发现置身于数千种乐器之中……”接着房间接二连三出现，“我”的内心有了“一种诡异的恐怖感觉……”[1]故事情节不断变换，文本有了无限张力，小说内容也被拉伸、膨胀、丰富。纳博科夫把小说的艺术魅力用空间叙事展现出来，使读者一步步陷入这个空间迷宫。
　　 2.深刻的流亡意识
　　 “流亡”可谓是纳博科夫一生的写照。长期的流亡生涯使他割断了与俄罗斯文化的直接联系。他曾在信中提到思乡之痛：“……难道我真的再不能回去了吗？那一切真的都结束了，灰飞烟灭了吗？ ……我们一定要回去，一定要！那一切不可能都已消失，化为尘埃……”[5]旧俄国已经回不去了，纳博科夫说过：“我永远也不会回去了，理由很简单，我需要的俄国的一切我都带着了：文学、语言和我自己在俄国度过的童年。我永远也不再返乡。我永远也不投降。不过无论如何，那个国家的荒诞影子大概这辈子也难从脑子里抹去。”[2]
　　 纳博科夫的流亡情结自然也流露在小说中。“我”和流亡的作者一样，是一位侨居法国的俄罗斯人。小说后半部分中“我”在一间房间停了下来，推开门是一片雪景，熟悉的房屋和街道。联系纳博科夫生平，这些建筑可以说是维拉庄园与圣彼得堡的记忆缩影。还有一个细节发人深省。“我”还发现了一家店铺招牌上单词的拼写与记忆中不大一样。纳博科夫是俄英法三语作家，作品中经常夹杂外语和文字游戏，通篇英语文本突现的俄语招牌也流露了他对俄语的喜爱与自豪。他说过从俄语写作转向英语写作“是非常难的一种转变……我不得不放弃我的自然语言，我的自然习惯用语，我那丰富、无限丰富而顺手的俄语，而去操二流的英语。”[2]最后作者借“我”之眼回到故国，却惊觉“这不是我记忆中的俄国，而是今天现实存在的俄罗斯，这个令人绝望的奴役国度，这个永远不是我故土的国度。”字里行间浸透了作者对这个“警察国家”的不满与厌恶，但一切终究是他编织的梦，现实的苏俄政权使他不能重返故土，只能通过书写祖国文化来化解这浓浓乡愁。
　　 3.文化局外人
　　 《博物馆之旅》创作于作者侨法期间。小说中除了有对苏俄社会的批判，还透露出作者对当时主流文化的思考。“我”是个孤独离群的人，脾性古怪。故事伊始“我”对朋友的嘱托并不热心，甚至想借故推脱，入馆后也是百般挑剔：“馆内的一切都毫无新意——灰不溜秋的色调，死气沉沉的展品，一切都生气全无。”[1]小说前半部分花大量笔墨对展品铺陈，可谓眼花缭乱。“我”对于保管员的敬而远之很欣赏，认为这是相当“礼貌”的。描述高达先生时，作者说他的“脸酷似俄国猎犬，”而且“舔骨头的动作也和狗一样”[1]，颇有调侃意味。
　　 独特视角背后体现的正是作者对当时法国庸俗社会文化的嘲弄 （1938年旅游业盛行，观光旅游可谓中产阶级的消遣）。小说描写的显然是法国博物馆，展品体现却不是高雅艺术，而是死寂与诡异。作者写道：“令人尊敬的矿物躺在露天的纸型坟墓里”。“我”看到一张长着黑色怪瘤的“绅士”照片，觉得很像“冻结的蛀虫排泄物”。字里行间透露的是对空洞的中产阶级文化的嘲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观光这个想法，无论是参观博物馆还是古建筑，我都很厌恶。”[1]
　 普里西拉·迈耶在《纳博科夫的短篇小说》中注意到了“俄耳甫斯”的意象。迈耶认为“在《博物馆之旅》中，主人公回到俄国其实是回到了地狱之国;故事结尾，他逃出了这个苏俄地狱，却无法带回任何在俄国珍爱的人和物。”[6]这个细节完全符合全文诡异灰暗的基调。原文描写博物馆，用了“灰暗”、“令人厌恶”、“迷雾重重的深渊”以及“石棺”、“头骨”、“圣经”、“渎圣者”等宗教色彩词汇。馆长要求我用红笔签订协议，而在西方文化中，只有和魔鬼签订协议才用红笔。这些细节都在构建一座地狱般的博物馆，而“我”就是在这样一个历史与记忆的迷宫中重返故乡。因此博物馆是历史的象征，也是当时主流中产阶级文化的象征。1937年纳博科夫流亡法国，国际联盟给俄国流亡者配备了“南森”护照，包括纳博科夫在内的流亡者常常“处于物质的贫困和思想的奢华之中，在小人物、幽灵般的德国人和法国人之间，我们，流亡者们，碰巧居住在他们多少有点梦幻似的城市里。这些原住民在我们心里和用玻璃纸剪出来的人形一样单调透明……”[7]这一时期的纳博科夫只能被这席卷而来的主流文化和记忆裹挟，沦为一个孤独迷茫、格格不入的文化局外人。
　　 4.结语
　　 纳博科他身处庸俗世界，认为这并非本真的世界，他在创作中对这个世界冷眼旁观，内心升腾的却是化不开的乡愁和文化局外人的窘境。
　　 注 释
　　 [1]Vladimir，ries of Vladimir Nabokov，Vintage International，1997.
　　 [2]潘小松.固执己见.纳博科夫访谈录[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
　　 [3]王卫东.论纳博科夫的时间观[J].国外文学，2001，（1）.
　　 [4]钱文忠.巴赫金全集（第3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5]博伊德.纳博科夫传[M]. 刘佳林，译.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6]Meyer，Priscilla.“Nabokov’s Short Fiction”.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Nabokov，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7]纳博科夫.说吧，记忆[M].王家湘，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
　　 （作者介绍：卜杭宾，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英语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