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小说中的娜拉形象探源

 一、中国现代女性话语
　　 1898年戊戌变法为中国社会带来了新的曙光，新思想的启蒙作用，带来了中国女性初步的意识觉醒。1907年晚清政府颁布《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正式通过官方规定确立了女性教育在中国的开展，同时还禁止女子学堂学生缠足，消除了这一象征着封建时代男女社会地位的规定。女性受教育权利的确立，是中国现代女性意识的开端。
　　 到了“五四”运动时期，追求自由平等的反封建思想运动在中国展开，作为旧时代男女关系象征的传统礼法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被动摇，女性意识开始觉醒。从这个时期开始，中国女性开始寻找自己不依附于男性的独立人格和思想。
　　 有一部著作对女性意识的觉醒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作用，那就是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玩偶之家》。这部作品的女主角娜拉不愿成为丈夫的玩偶或附属品，离开了这个束缚住她的家，发出了来自女性内心的呐喊“我是一个人，和你一样的一个人”。①娜拉这一女性形象，作为独立自主的女性形象的代表，影响了无数中国女性。
　　 而在大革命以后，中国社会的变化使这一时期的“娜拉”型女性把关注的目光从突破封建思想、伦理礼教的束缚转到了社会现实问题方面，发生了从谋求家庭小环境内的自我解放到渴望参与社会发展进程的转变。
　　 在中国近代史中，中国女性完成了“人”的意识启蒙，“女人”意识的觉醒，社会意识的确立这样一个思想进步的过程，突破了传统封建家庭观的束缚，追求自我解放，个性解放和自由。
　　 二张爱玲的女性话语及其笔下的“娜拉”形象
　　 张爱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女作家，创作了《金锁记》、《连环套》、《倾城之恋》等一系列为世人所熟知的作品。
　　 张爱玲的作品大多关于女性，她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通过文学作品中不同的女性形象展现出来。她笔下的女性形象格外的生动鲜活，人性的善恶都得以体现。她的作品中多描写女人和爱情，写女人的故事，女性的心理和命运。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与同时期其他女性作家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有不同之处，她笔下的女性角色没有强烈的革命色彩，大多生活在当时的沦陷区上海，她们的生活中充斥着电影等具有西方文化特征的时代符号。这些女性不是单纯的革命者形象，而是更圆滑，更生活化，心理复杂又追求自我独立的女性。
　　 1.无奈遭受命运摆布的“娜拉”——顾曼桢
　　 顾曼桢这一人物来自于张爱玲的小说，小说一共有两个版本，一个是 1950年在上海《亦报》连载的《十八春》，另一个是1966年张爱玲在美国修改过后的版本《半生缘》。②本文使用1966年的《半生缘》这一版本，分析解读其中的人物顾曼桢。
　　 女主人公顾曼桢是上海小户人家的女儿，通过好友认识男主人公沈世钧，两人相恋。这个发生在城市的普通爱情故事，却发生了意外的波折。顾曼桢的姐夫好色贪婪，对曼桢怀有非分之想，而顾曼桢的姐姐居然牺牲自己的妹妹，骗顾曼桢到自己家，试图挽留自己好色的丈夫。顾曼桢被自己的姐夫强奸，但其姐姐和妈妈却为了私利，说服她接受现实。曼桢不断挣扎渴望逃脱，可是后来却发现自己因为被强奸的遭遇怀上了身孕。最后，她为了孩子留在这个扭曲的家庭中。曼桢当初被禁锢后，沈世钧苦苦寻找却没有一点线索，无奈地和不爱的人结了婚。多年以后两人再次重逢时，已经时过境迁，两人各自有了不同的家庭和人生，再也无法重回相爱的过去。
　　 “五四”运动时期，小说中的“娜拉”形象的故事轨迹大多可以归纳为离家—追求自由—受到压迫或压力—回家，这样一个过程。这些女性形象在故事开始因为各种原因离开家庭，从深闺走出的女性开始追求自由，或是恋爱、或是学习工作、或是参加社会活动等等，但是这些人物最终都因为各种现实压迫或压力重新回到家庭。而顾曼桢作为一个“娜拉”类型的女性形象，她的故事也经历了离家（去工厂工作）—追求自由（与沈世钧自由恋爱）—受到压迫或压力（被强奸怀孕）—回家（成为母亲，接受现实）这样的发展过程。原本是一个追求自由爱情的年轻女孩，却因为姐姐扭曲的思想观念而遭遇强奸、禁锢的惨剧，最后在怀孕后因为母爱而顺从了命运，放弃了抵抗。家庭观念、亲人之间的羁绊、本能的母爱，这些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却在这个故事中成为了困住曼桢追求自由幸福的枷锁，对与错、善与恶交织的这个故事，活生生地体现了生活的复杂和女性人生的坎坷。
　　 2.堕落在欲望漩涡中的“娜拉”——葛薇龙
　　 葛薇龙是张爱玲的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的女主人公，她是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的平凡上海女孩，家道中落后为了继续学业，她低声下气前往投靠已和亲人断绝联系，住在香港的姑妈梁太太。梁太太假装答应帮助她，但实际却打起了通过年轻的葛薇龙帮自己吸引男子满足自己荒淫欲望的算盘。梁太太为葛薇龙准备华服，带她周旋于各种社交场合，通过物质化的享乐将她同化。葛薇龙再也离不开奢侈的生活，可也不愿一辈子被姑妈摆布，所以她决定努力嫁一个富人，找一个金龟婿。葛薇龙把风流的乔琪乔作为了目标，她一边继续帮梁太太吸引各种男人，一边与乔琪乔进行男女关系的周旋。最后，她终于能够和乔琪乔结婚，但她的生活彻底沦为和乔琪乔互相满足互相利用的利欲关系。一个原本想要继续学业的纯真女孩，却走进了物质和欲望的深渊，再也无法脱身。
　　 这本小说中，张爱玲把人性的贪婪做为切入点，描写女性的命运如何被贪婪的欲望所改变，可以说是另一个角度的女性心理研究。葛薇龙也是一个具有“娜拉”形象特质的女孩，她是新时代的女性，离开过家门，上过学，接受过新式教育，最初投靠梁太太也是为了继续自己的学业，但最后却被梁太太的富贵生活所同化，堕落为物欲的奴隶，将自己作为换取物质享受的筹码。结合当时在上海这样的都市，物质享乐高速发展的历史背景，展现了女性意识觉醒后女性选择自己生活方式得到的另一种结局。
　 三.张爱玲的“娜拉”思想探源
　　 1.城市文化的影响
　　 张爱玲作品中，城市是一个重要元素。她一生在上海居住时间最长，受上海的影响最深。上海对于张 爱玲而言，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她出生于上海，她成名于上海，她与自己人生中重要的爱人胡兰成也是相遇在上海。③
　　 上海是一座非常特殊的城市，它是欧美的势力范围，日本侵华后它成为日本包围中受英美人掌控的孤岛，大量中国人为了逃难来到租借地区，中西文化的碰撞、贫穷与奢侈、繁华与破败、不安与享乐，各种社会因素的交织，形成了独特的上海。在这样的都市中，封建礼教对于女性的迫害，女性在新时代背景下对自身幸福的追寻成为了她创作的主要题材。而上海这座城市的各种文化符号，例如电影、高楼、时装等等，成为她作品中重要的构成要素。
　　 2.家庭的影响
　　 张爱玲家世显赫，祖父张培伦是清末名臣，祖母李菊耦是李鸿章长女且是一名才女，因此张爱玲的父亲张庭重从小受到严格的家庭教育。而张爱玲的母亲黄逸梵可以说也是一个“娜拉”型的人物，她反对旧时代的腐朽习气和男女不平等。因此在教育女儿的过程中，她十分严厉，采用西方的教育方法，让张爱玲学习绘画、钢琴，坚持送张爱玲去新式学校读书，接受新思想、新文化。这种独立自主，敢于和传统作斗争的形象，对张爱玲的人生观产生了重要影响，她笔下的女性大多都表现出明显的抗争性。
　　 父亲的再婚是对张爱玲人生起到重要影响的一个事件，当时已处于青春期的她内心无法接受这一事实。父亲不满张爱玲亲近母亲不亲近自己，而继母又视张爱玲为眼中钉，再婚后的家庭对于张爱玲来说无异于一个牢笼。在一次张爱玲和继母发生严重争执后，不明真相的父亲毒打了张爱玲，并将她关了起来，禁止她与任何人接触。1938年除夕，张爱玲逃出家门，从此后再也没有回过那个家。④青春期时留下的伤痛和阴影，让她和父亲之间的感情与关系彻底疏远。而这段经历对于张爱玲文学创作的直接影响，就是她作品中的女性多逃出家庭去追求自己的幸福。
　　 3.对爱情的追求
　　 张爱玲最轰轰烈烈的爱情就是与胡兰成之间的一段故事。张爱玲的作品在上海报刊陆续发表时，胡兰成被她的文章所吸引主动尝试联系，后来两人在来往中产生了爱情，胡兰成是伪政府中的要员，张爱玲的家人坚决反对她和一个汉奸交往，但沉浸在爱情中的张爱玲却已不管不顾，即使知道胡兰成已有妻子也依然爱着他。这种不在乎外界眼光，执着地坚持自身观点，追求自己生活的独立精神可以视为张爱玲身上“娜拉”形象的反应。终于，张爱玲和胡兰成结婚。日军投降后，胡兰成作为汉奸遭到通缉，他改名换姓开始逃亡，而张爱玲则要忍受对丈夫的思念和外人的冷眼指责。但当张爱玲前往探望胡兰成时，却发现胡兰成有了新欢。张爱玲为胡兰成付出了真心，而生性风流的胡兰成却不愿意与其他女人分手。这一段经历对张爱玲影响颇大，她笔下的女性人物大多都和她自己一样，对爱情有着美好的向往和追求，而遇到的男人，却大多都是风流浪荡，不值得托付的人。
　　 张爱玲是一个出身贵族的高傲女子，是追求自身独立、敢于抗争的女子，是为爱情不顾世俗眼光和家人反对的女子。她笔下的女性角色，也和她自己一样，作为男女不平等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她们对自己的生活有想法有希望，不愿被别人摆布，试图掌握自己的命运。不再像旧时代的女性按照别人的意志生活，用自己的智慧为自己谋取幸福。她们不同的境遇，或喜或悲的结局，反应了在那个时代，女性在谋求自身独立解放的过程中，所遭遇的诱惑、困境和磨难。
　　 注 释  
　　 [1]温儒敏，赵祖谟：《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金宏达：《平视张爱玲》，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版。
　　 [3]余彬：《张爱玲传》，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4]陈子善：《说不尽的张爱玲》，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