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野草》中悖论式情境下的救赎的方法创新

　 《野草》在鲁迅的所有的作品中本身就是很奇特的存在。与其他的小说集或是杂文集不同，如果把批判当时社会现实的鲁迅杂文称作是“投枪”，而其小说是直指国民性的“匕首”的话，那《野草》就是对自我内心世界审视和剖析的“钢刀”了。“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1]正是这种以自我为对象的批判视角，从而使《野草》具有了不同于他者的有独立价值的内生系统。
　　 一.鲁迅的思想渊源
　　 孙伏园在《鲁迅逝世五周年杂感》中提到过，刘半农曾评价鲁迅“托尼学说，魏晋文章”。对此鲁迅自己也没有反对。所谓“托尼学说”，分别指的是“托尔斯泰”和“尼采”。以“博爱”为核心的托尔斯泰主义，源自于基督教的人道主义精神，通过对人内在“善”的升华和成长，从而达到对外在“恶”的根本否定。这在鲁迅那里最明显的表征就是对被侵略国家和民族的支持。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各个小国虽然国家已经名存实亡，但鲁迅依然怀着极大热情地支持弱国的反侵略斗争，无论是演讲撰文进行声援，还是为之编撰文集介绍文化，可以说这些行为都与其接受的“托尔斯泰主义”有着密切联系。
　　 另一位对鲁迅产生很大影响的思想家就是尼采。鲁迅就是在1902年4月至日本留学，此时尼采学说正十分盛行，鲁迅也自然受到了影响。尼采的超人学说，是一种意志论，核心就是对“人”的重新关注。“上帝死了”，“人”似乎就成为了新的价值标准，鼓励着人们去热情生活，从原本陈腐的生活中解放出来。这似乎与鲁迅内心的想法不谋而合的。国家的贫弱和留日期间发生的“幻灯片事件”更让鲁迅体认到“现在的强弱之分固然在有无枪炮，但尤其是在拿枪炮的人。假使这国民是卑怯的，即纵有枪炮，也只能杀戮无枪炮者，倘敌手也有，胜败便在不可知之数了。这时候才见真强弱。”[2]因此，鲁迅发现了强国的当务之急在于国民的思想启蒙和国民性改造上，从而提出了“立人”的主张。而这里所谓“立人”，其立的就是“超人”，那些能破坏传统价值观、建立起新思想的新“国民”。正是由于这种内在的相通，鲁迅对尼采推崇备至，称之为“个人主义之至雄桀者矣”。[3]
　　 事实上，“托尼”学说本身就是矛盾的存在。1925年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写到：“其实，我的意见原也不容易了然，因为其中本有着许多矛盾，教我自己说，或者是“人道主义”与“个人的无治主义”的两种思想的消长起伏罢。”[4]这里所说的“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不难发现其所指为何。因此，悖论式情境从思想根源上就是存在的，《野草》的难懂，并不是在于其形式的晦涩，而是在于其本身的复杂性。
　　 二.悖论式情境下的双向否定
　　 前面已经提到，《野草》作为鲁迅个人化的产物，与其承担着社会化功能的小说和杂文不同，更直接地体现着鲁迅自身的矛盾和困境。作品中常常出现的“悖论式情境”，就是鲁迅的这种精神困境的外在表征。“我以这一丛野草，在明与暗，生与死，过去与未来之际，献于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之前作证。”（《题辞》）《题辞》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七月二日，当年正值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事件以及在广州发生的“四一五”大屠杀，党派之间的权力斗争使大量的革命党人无辜被害，这再一次打碎了鲁迅心中的美梦，一方面是对未来的希望，一方面是现实的残酷，使鲁迅始终处于矛盾困境，无所适从。这篇作为《野草》中最后完成的作品，更是整部散文诗集的序言和内心最深处的“呐喊”。“明与暗”、“生与死”、“过去与未来”、“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等这类对立意象构成的悖论式情境，构成了《野草》的内生系统。  
　　 1.“明与暗”
　　 在《影的告别》中，影向自身告别，“影”和“形”原本作为整体的两者既是对立又是统一的。正如某位研究者所说的那样，“你”（形）和“我”（影）是一个共同体;“你”（“形”）是作为“群体”的存在，是按照社会规范的常规、常态去生活的，而“影”却是一个“个体”的存在，而且是社会规范的反叛者。[5]这里所说的是“个体”与“群体”的关系，“个体”指的是鲁迅自己，而“群体”指的是当时的整个社会。这就说“影的告别”就是“鲁迅对当时社会的告别”，可见鲁迅对当时整个社会状况感到非常失望，心境也相当灰暗。除此以外，上文所提到的个人生活变故更加深了他的失落感。家人的决裂、朋友的分别以及现实与理想的落差，使鲁迅似乎被排挤到这个世界之外，如一位孤独者被抛弃在荒无人烟的沙漠之中苦苦挣扎。另外，这里的“影”与“自形”也同是指鲁迅自己，事实上也就是鲁迅自己内心困境的外在表现。通过“影”与“形”的设置，从而形成自我和自我的对话，也是理想与现实的对话，只不过这种对话是以“影”独白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影”作为承载着理想的自我，始终为需求一个栖身之所而不可得，“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而作为现实中的自我的“形”，也同样“你就是我所不乐意的”。这里反复出现的“不乐意”，强烈地表达出决然、彻底的拒绝态度。天堂要拒绝，地狱也要拒绝;未来要拒绝，作为现实的“形”也同样拒绝。
　　 “我不过一个影，要别你而沉没在黑暗里了……我将在不知道时候的时候独自 远行。”无论是作为个体还是作为理想自我，“影”始终要面对一个悖论式情境：只能存在与明暗之间的“影”，终将会迎来消失或者吞并。被“明”消失，意味着要遵从社会常规和常态去生活;被“暗”吞没，意味着自我毁灭，这两者都是我所不愿意的。面对这种情况，“影”的选择是“彷徨于明暗之间”，“在不知道时候的时候独自远行”。在这里，原本作为悖论式存在的“明与暗”的选择被搁置了，通过“独自远行”转化为自省的方式得到解决 。既不愿意顺从又不甘于毁灭，为此只能成为孤独者，独自为自己的理想和目标而不断前行，即使最后面对的是“消失和吞并”。　 2.“生与死”
　　 以《死火》为例，“死火”本身的这个意象就是一个悖论体：原本是具有生之意识的“火”却赋予其“死”之形态。这其实同样是鲁迅对自我体认的体现。为唤醒那些还沉睡在铁屋子里的人们而不断奋斗的鲁迅，就如同一团火焰不断地燃烧着，然而现实就如同“冰谷”这般寒冷，使这团生命之火化为“死火”。“这是高大的冰山，上接冰天，天上冻云弥漫，片片如鱼鳞模样。山麓有冰树林，枝叶都如松杉。一切冰冷，一切青白。”
　　 就是在这样一个“冰谷”，通过与“我”的相遇和对话，再一次出现了悖论式情境。在这里“死火”遇到的问题是无论是选择“留下”还是“离开”，都不得不面对一个结果——死。“死”是每个个人都必然会遇到的，这里就涉及到“生与死”的存在方式选择的哲学命题上。让·保罗·萨特认为“存在先于本质”，人是拥有绝对自由的。因此，人生来就是自由的，每个人都可以凭着自身意志而自由选择;人只有不断地选择，才能创造自己的人生价值，证明自己存在。“死火”最后的选择是“我还不如烧完”，既然死是不可避免的，那就在死的过程中燃烧到最后，以此来实现自我价值。萨特曾说过“假如我对于一种不仅涉及自己，而且涉及全人类的选择，必须担负起责任，那么，即使没有先人的价值来决定我们的选择，那也不能随意妄为。”[6]鲁迅也正是如此。事实上，做出这一选择其实已经可以预见结果的悲剧性，这也体现了作为“战士”的决心和责任，虽然蕴含了许多无奈。
　　 在《墓碣文》中，鲁迅的这种生命体认展现的更为深刻。孤坟中“胸腹俱破，中无心肝”的“干尸”就是“虚无”的象征。墓碣上的残存文句则更直接地将之表露出来。“寒”、“深渊”、“无所有”、“无所希望”等均赤裸裸地将鲁迅内心的虚无体认表露了出来。但与《死火》不同的是，这里的虚无感更多一种人类本源性的宿命感。这种虚无感犹如首尾相合的吞尾蛇一般，无穷往复，没有出路。“化为长蛇，口有毒牙。不以啮人，自啮其身”，这不禁使人想到首位相合的吞食蛇，没有出路直至吞尽自己。这种近乎是原罪的虚无感可以说彻底的。但鲁迅又是个不甘绝望的战士，始终怀抱着希望而战斗，不得不在这两种思想的抗争中苦苦挣扎着。就如某位研究者所言，墓中人对内心的虚无与黑暗的创痛酷烈的体验，正是催促“我疾走，不敢反顾，生怕看见他的追随。”的内在动因。[7]
　　 3.“爱者与不爱者”  
　　 这里所谓的爱指一种大爱，包括爱情、亲情、友情，也包括怜悯和仁慈，象征着人与人之间可以相互理解的一种关系。然而，这种大爱在《野草》中似乎也成为了被质疑的对象。在《过客》中，当女孩知道“过客”的脚受伤之后，出于同情将一片布递给他裹伤，而“过客”对这“太多的好意”既表示感谢，又“没法感激”：
　　 “这真是极少有的好意。这能使我可以走更多的路。〔就断砖坐下，要将布缠在踝上，〕但是，不行！〔竭力站起，〕姑娘，还了你罢，还是裹不下。况且这太多的好意，我没法感激。”
　　 “过客”出于自身糟糕的状况本应该很自然接受这份好意，但是他还是拒绝了。“倘使我得到了谁的布施，我就要象兀鹰看见死尸一样，在四近徘徊，祝愿她的灭亡，给我亲自看见：或者咒诅她以外的一切全都灭亡。”这里“过客”表现出了彻底的怀疑性，这种怀疑不只是对他人，也同样是对自己。萨特有句名言：“别人即地狱。”人与人之间是不可调和和认知的，每个人的话语都从属于自己的意志而抵制他人的意志。为此，“过客”也从属于自己的意志而拒绝别人的好意，老翁作为“过客”的“先驱者”也深刻明白这一点，这也就是为什么老翁总是重复一句话“你不要这么感激，这于你没什么好处。”鲁迅也曾在其他文章中表达过独自前行的必要：“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即使被沙砾打得遍身粗糙，头破血流，而时时抚摩自己的凝血，觉得若有花纹，也未必不及跟着中国的文士们去陪莎士比亚吃黄油面包之有趣。”[8]
　　 在老翁告诉他前面是“坟”的时候，留在“过客”面前的只有三条路：一是回去，但是回去的地方“没一处没有名目”、“没一处没有地主”，因此“我憎恨它们，我不会转去”;二是留下休息，但是“我不能”;三是继续前行，不过等着他的可能是坟墓。对此，“过客”的选择是继续前行。在已经知道了目的地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选择怎么做。“过客”已经知道了迎接他的可能是“坟”，然而有一种声音促使他继续前进，这种前行并不是出于对理想的坚定信念，而是一种在理想和现实的矛盾中选择的救赎之路。
　　 三.结论
　　 《野草》作为鲁迅个人化的作品，以自我批判为视角，具有了不同于他者的独立价值。 其中强烈的两极情感矛盾，在“明与暗”、“生与死”、“爱者与不爱者”等这类对立意象构成的悖论式情境中展现出来，同时这也与其受到托尔斯泰和尼采等人的思想影响有很大关联。当然，正如“影”选择“独自前行”; “死火”选择“燃烧至尽”;“荒野中的两人”选择“伫立至死”，“绝望之为虚妄， 正与希望相同”作为精髓所在，也同样存在着裂缝，就是在悖论式情境下选择不以任何预设为目的的自我抗争。这也正是鲁迅以自我审视的方式，在悖论式情境中探求出的一条救赎之路。
　　 参考文献  
　　 [1]鲁迅：《坟·写在<坟>后面》，《鲁迅全集》第一卷[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版，第300页
　　 [2]鲁迅：《补白》，《鲁迅全集》第三卷[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版，第107页
　　 [3]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一卷[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版，第53页
　　 [4]鲁迅：1925年5月30日致许广平的信，《鲁迅全集》第十一卷[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版，第493页
　　 [5]钱理群：《文本阅读从<朝花夕拾>到<野草>》[J]，《江苏社会科学》，2003年第04期
　　 [6]转引自刘君：《选择、责任与自由——浅析萨特的自由思想》[J]，《上海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1年03期
　　 [7]汪辉：《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M]，三联书店，2008年7月版，第274页
　　 [8]鲁迅：《题记》，《鲁迅全集》第三卷[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版，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