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23-01-06 阅读量:0次 所属栏目:美学
模糊美学与美学的模糊
拙著《模糊美学》、论文联盟http://《模糊艺术论》出版后,蒙夏之放先生关注,愿撰文评介,并提出商榷。这对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对活跃美学界的学术空气是有益的。《文艺研究》于1993年第3期发表他的《审美观照本来就有模糊性——评模糊美学》一文。他认为:提出模糊美学是“历史的错位”、“逻辑的错位”;最后强调“美学本来就是模糊的”。这些判断与我的思路,是有分歧的。它牵涉到美学中的一些重大问题。现写在下面,以就教于美学界的朋友们。
一、模糊美学的理论基础
我在《模糊美学》中曾说:“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综合发展中共同出现的关于物质运动的不平衡学说,为模糊美学理论的提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具体地说,现代物理、化学中的耗散结构论,为模糊美学提供了科学的依据;模糊数学中的模糊集合论,为模糊美学提供了数学的依据;哲学中的唯物辩证法,为模糊美学提供了科学的哲学理论基础。”对于这段文字,夏之放先生进行了重点评析。他认为:唯物辩证法是上个世纪提出来的,模糊数学是1965年提出来的,耗散结构论是1977年荣获诺贝尔奖金的,为什么以上述理论为依据的模糊美学却偏偏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出现的呢?这难道不是“一系列明显的历史时代的错位”吗?
笔者认为,唯物辩证法自诞生那天起,就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成为揭示客观事物发展规律的科学真理。它不仅空前地促进了当时科学的发展,而且永远地推动着以后全人类科学的发展。因此,晚于唯物辩证法的任何一个世纪产生的科学,虽不与唯物辩证法的产生同步,但却不可能不或多或少地受到它的影响。
就科学产生的具体门类来说,在时空流程上也不都是与唯物辩证法的诞生同步的。如果缺乏形成科学门类的特殊气候与土壤,那么,即使受到唯物辩证法的影响,新的学科也不会马上诞生。只有条件具备,才会瓜熟蒂落。虽然,一百几十年前已经有了唯物辩证法,但由于模糊学的理论还没有今天这样发达,多种科学纵横交叉联系、边缘模糊现象还没有今天这样普遍,因而模糊美学诞生的时机还不够成熟。但在模糊数学、耗散结构论分别于七、八十年代出现后,在一系列模糊理论问题上启发了模糊美学,因而模糊美学便在唯物辩证法的哲学理论基础上脱颖而出,成为一门新兴的科学学科。由此可见,模糊美学正是科学发展的大潮中自然而然地涌现出来的。
具体地说,模糊美学引进了耗散结构论,并加以移植制作,从而促进了本学科体系的独立创造。
首先,耗散结构论中关于不稳定性的学说,对于模糊美学的建构提供了自然科学的依据。耗散结构论的创始人普里戈金(亦译普利高津)认为:宇宙的发展具有“不稳定性”,“在所有层次上,无论在基本粒子领域中,还是在生物学中,抑或在天体物理学中(它研究膨胀着的宇宙以及黑洞的形成),情形都是如此。”(注1)这就启发了模糊美学。模糊美学所研究的自然美,也不例外地具有这种不稳定性,也就是不确定性。它总是处在不稳定的活跃状态中,呈现出交叉、参差、重叠、错综、回旋、纠缠、显隐、明暗等等复杂现象。潮汐的涨落,海浪的滚动,惊雷的轰鸣,山体的凹凸,难道不是大自然中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的表现吗?难道不显示出流动的模糊美吗?
其次,耗散结构论关于不确定性的原理,也启发了模糊美学对于社会、艺术的模糊美的研究。生活和艺术中的真善美与假恶丑,在斗争中相互影响、彼此消长的复杂现象,就存在着模糊性;其中,既有模糊美,也有模糊丑。莎士比亚笔下的李耳王、奥塞罗,曹雪芹笔下的薛宝钗、王熙凤,就是美丑互渗、亦美亦丑、或美多于丑、或丑多于美的典型人物。这就显示出不确定的模糊性。莎士比亚在《马克白斯》中,通过三女巫之口所说的“丑即是美,美即是丑”的哲理,就体现出这种美丑交叉的模糊状态。老子在《道德经》中说:“美之与恶,相去几何?”(二十章)“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二章)这都表明了美丑善恶、相生相克的不确定性。它充实和丰富了哲学中的不确定性原理。但是,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它还处于朴素的辩证法阶段。即使是十八世纪德国辩证法大师黑格尔,虽然对于不确定性原理作出过巨大的贡献,但也没有摆脱绝对理念这一永恒的确定的唯心主义世界观的支配,没有摆脱经典科学永恒性稳定性的理论的束缚,因而在观察事物的运动时,视野还不够宽广,角度还不够新颖,方法还不够灵活,更不可能像普里戈金所说把不确定性原理放在所有科学的一切层面上去分析事物运动的流向、流程、规律、特点。而耗散结构论却为人类指出了一条探索具体科学的方法论的途径。它所创立的“非平衡宇宙”(注2)理论,拓展了模糊美学研究的新视野,把模糊美学对于不确定性原理的开掘,置于无限广阔的飞跃发展的自然科学背景中。
再次,耗散结构论的非线性系统的不确定性学说,促进了模糊美学的开放性系统的形成,沟通了诸学科之间的联系,在纷纭复杂的科学交叉线上引发了模糊美学,使其逐步形成了互渗性的特点。它在多种学科汇合点上安营扎寨;它吸引其它学科关于不确定的学说来丰富自己、转化为自己的营养,变成自己特殊的机制。此外,模糊美学又以本学科的理论,补充、丰富了其它科学的美的内容,为其它学科增添了美的魅力。它那关于模糊性、模糊美的学说,为耗散结构论关于非线性系统的不平衡、不稳定的学说,提供了佐证,并在美学领域反衬出耗散结构论的真理性。模糊美学中的有无相生、虚实结合、悲喜交融、美(优美)高(崇高)互渗、知白守黑、明暗掩映、不似之似等等,不正是说明了模糊美的过渡性与互渗性吗?不正是对耗散结构论中不确定性理论的有力反衬吗?
普里戈金不仅运用不平衡、不确定性理论论述了自然科学问题,而且还列举了庄子的“运转”论、歌德的《浮士德》及其它艺术品来阐明不确定性原理,这就在哲学社会科学上启发了模糊美学研究。他说:“在一些最美的雕像中,……寻求静止与运动之间、捕捉到的时间与流逝的时间之间的接合。”(注3)这里指出了雕塑艺术中的动与静之间的不平衡状态,显示了耗散结构论对艺术创造的影响。这些直接取之于哲学、艺术的例证,对于模糊美学研究,更富于感知性、亲和性与理论的感染力。当然,普里戈金所论述的着重是整个宇宙非线性运动中的不平衡学说,其援引的例证都是为这个总原理服务的。
以上所述,可以证明,耗散结构论引发了模糊美学,模糊美学实证了耗散结构论。其中的理论中介便是非线性运动中的不平衡、不确定性学说。模糊美学与耗散结构论正是在此坚实的理论基础上接轨的,根本不存在“历史的错位”问题。
至于模糊数学能否作为模糊美学的数学理论依据?回答是:能!
夏之放先生认为不能。其理由之一是,自然科学追求定量分析,数学也不例外;哲学社会科学中若干门类是不追求定量分析的,美学便是如此。所以,由于模糊数学的出现而想建立一门模糊美学是困难的。
笔者认为:自然科学有的追求定量分析,如经典数学;有的则热衷于模糊分析,如模糊数学。可见,追求模糊分析的模糊数学与追求定量分析的数学是有区别的,我们焉能把模糊数学纳入定量分析的轨道呢?既然如此,模糊数学便可在“模糊”理论的基础上与模糊美学接轨,因而模糊数学引发模糊美学,也是必然的。
夏先生的另一理由是:只有现实实践活动才是数学赖以建立的基础和依据。如果从数学中寻找建立模糊美学的依据,就可能把数学抽象推到极端而变成荒谬。他为了强化自己的逻辑,还引用了恩格斯论述纯数学的一段话。恩格斯说:纯数学的“一切抽象在推到极端时都变成荒谬或走向自己的反面。”(注4)所以对于“数学的无限”,“只能从现实来说明。”(注5)笔者认为,对于纯数学,恩格斯并不是否定的,例如他在《反杜林论》中,就批评过杜林完全抹煞纯数学的现实的世界内容的唯心主义(注6);他否定的只是把抽象推到极端时的荒谬的东西。这就表明,恩格斯的分析,是科学的、有针对性的。但是,这同模糊美学从模糊数学中吸取营养却是两码事。模糊美学运用模糊数学的原理(模糊集合论)来支撑自己的理论框架,同“可能把数学抽象推到极端而变成荒谬”,在逻辑上是毫无联系的。
恩格斯在论述“关于现实世界中数学的无限的原型”时说:“我们的主观的思维和客观的世界服从于同样的规律,因而两者在论文联盟http://自己的结果中不能互相矛盾,而必须彼此一致,这个事实绝对地统治着我们的整个理论思维。它是我们的理论思维的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注7)恩格斯还批评了十八世纪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它只限于证明一切思维和知识的内容都应当起源于感性的经验,而且又提出了下面这个命题:凡是感觉中未曾有过的东西,即不存在于理智中。”(注8)至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辩证哲学,虽然颠倒了思维和存在的关系,但“却不能否认:这个哲学在许多情况下和在极不相同的领域中,证明了思维过程同自然过程和历史过程是类似的,反之亦然,而且同样的规律对所有这些过程都是适用的。”(注9)在这里,恩格斯从辩证法的高度,深刻地论证了思维与存在的一致性。科学理论思维虽来源于现实世界,但它又具有巨大的主观能动性,它是指导实践、改造客观世界的强大武器。这就表明,理论思维和现实存在具有辩证的血肉联系,当我们在探索科学学科的生成原因时,决不能把理论与现实割裂开来,只承认特定科学学科产生的现实基础,不承认特定科学学科产生的理论依据;或者只承认特定科学学科产生的理论依据,而不承认特定科学学科产生的现实基础。我们也不能认为:强调了理论依据,就是抹煞了现实基础;或者强调了现实基础,就是取消了理论依据。相反,有的在强调理论依据时,正是以现实基础为根本的;有的在强调现实基础时,正是以科学的理论依据为指导的。当我们强调模糊数学可以作为引发模糊美学的数学理论依据时,并不意味着否定科学来源于现实世界这一命题。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正如同在其他一切思维领域中一样,从现实世界抽象出来的规律,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就和现实世界脱离,并且作为某种独立的东西,……纯数学也正是这样,它在以后被应用于世界,虽然它是从这个世界得出来的”(注10)。模糊数学的基本规律虽然来源于现实世界,但又可作为许多学科的数学理论参照系而被广泛运用。由此可见,模糊数学的基本规律也是可以作为引发模糊美学的数学理论依据的。
以上,笔者以较长的篇幅阐明了模糊美学提出的理论基础。还在此强调一句:只要世界上存在着模糊美、模糊美感、模糊艺术,就为模糊美学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研究对象,因而模糊美学绝不是凭空杜撰出来的,而是有其现实的来源的。关于这一点,笔者在《模糊美学》中已有详细的论述,这里就不重复了,
二、模糊美学的逻辑判断
笔者认为:宇宙空间的美,更富于深邃性、难测性、模糊性。以无限的宇宙而言,美的奥秘的模糊性永远不会完结。夏之放先生说:既然如此,模糊美学就应以宇宙的模糊美为开发的主要对象。然而,在《模糊美学》和《模糊艺术论》两部专著中所论述与验证的资料,都是文学艺术理论与作品。“这就势必造成论述逻辑上的严重错位”。
我认为,这种判断是站不住脚的。第一,我所强调的宇宙空间的美的模糊性和无限性是符合自然辩证法的规律的。恩格斯说:“世界在时间上没有开端,在空间上没有终点”(注13),又说:“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空间和时间”(注14)。美的奥秘性与模糊性也必然存在于永恒的时间与无尽的空间宇宙中。第二,我所说的是从宏观上就美的宇宙性而言。我在《模糊美学》中说:“就人类开发宇宙的历史进程来看,这不过是刚刚起步,因而对于美的宇宙性的理论归纳,还远远未到时候。”(注15)然而,夏之放先生却撇开这一前提说:“顺理成章,模糊美学应从宇宙间如此深邃难测的模糊美为其开发的主要对象”。请看,我所说的前提与夏先生的推理,距离是多么遥远!焉能把这两条不同的思维轨道连接在一起?第三,我所运用的材料,除了社会生活、文学艺术外,不少是来自自然界的。例如:茫茫的宇宙,浩渺的星空,朦胧的月亮,苍凉的大漠,无边的原野,巍峨的山峦,奔腾的河流,迷濛的云海,隆隆的雷声,疾迅的闪电;其它如飞禽走兽、花草树木,等等,均为模糊美学中常用的取自自然界的材料。对此,夏先生却避而不谈。第四,我在《模糊艺术论》中所运用的资料,基本上是文学艺术范围内的。这是符合本书的特点与要求的,难道一本论述模糊艺术的专著不能基本采用文学艺术方面的资料吗?第五,文学艺术方面的资料是对现实(自然,社会)的描绘或概括,是人生的观照与总结。通过它,不仅可直接获得艺术的模糊美,也可间接窥及自然与社会的模糊美。因此,在论述模糊美时,完全可以引用这方面的资料。总之,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夏先生所说的由资料引用失当而导致理论逻辑的错位现象,是不存在的。
夏先生在批评模糊美学时,往往把其中辩证的分析当成了论述上的前后矛盾。
一,《模糊美学》认为,康德是从经典哲学的确定性出发去界定美的概念的;《模糊艺术论》又认为,康德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的命题,揭示了无目的与合目的之间的交叉、相参,指出了不确定性。这种分析,正说明了康德美学思想的矛盾。就总体而言,康德是追求确定性的经典美学大师,但在他的具体论述中,又不时地闪耀着不确定性的模糊论的光彩。笔者客观地揭示出康德美学中的这种复杂矛盾,并非逻辑上的错位。夏先生在批评我的论点时,只是摘录了这些话:“康德正是从经典哲学的确定性、永恒性出发去界定美的概念的,因而当他遇到不确定的变动不居的美的现象时,就无法作出回答。”但是,紧接着的论述却只字不提:“如果再赋予新的解释,就必然同他原来所下的美的定义发生矛盾。当然,他也曾提到过模糊性问题,指出过美的不可言传性,但是,当他建构自己庞大的美学体系时,他那理论大厦上空飘动着的几朵模糊论的浮云,便无影无踪;他那经典哲学中确定性原则,便居于支配地位。”(注16)这段话,描述了康德在寻求确定性与不确定性时的矛盾心理与摇摆状态。夏先生却把康德美学思想上的这一矛盾说成是我的论述的前后矛盾,这显然是不符事实的。
二,夏之放先生抓住《模糊美学》中所说的“典型强调的是鲜明的‘这一个!’模糊集合强调的是模糊性”这句话,就断言我把典型论当成了“非模糊理论”;另一方面,说我在分析许多典型性格时,“却又费尽口舌说他们是模糊的”,因而就陷入了“逻辑错位造成的困境”。这些批评,我是不敢苟同的。我在论述典型与模糊集合的区别时,是在比较与相对的意义上强调典型的鲜明性的,但这并非意味着否认它所蕴藏着的模糊性,因而也就得不出把典型论当成了“非模糊理论”的结论。正因为如此,我在分析典型人物时,又认为含有模糊性。在《模糊美学》中,根本没有把典型论当作“非模糊理论”,而是认为:“模糊集合涉足之处未必见到典型,典型涉足之处却有模糊集合。典型论和模糊集合论虽有交叉现象,但可相互补充,相互发明。”(注17)这不是说明了典型与模糊集合的互渗、典型论与模糊集合论的交叉吗?焉能推演出“典型论被当作与模糊集合论相区别相对照的非模糊理论”这一结论呢?至于《模糊艺术论》中所说的“现实主义的模糊性,主要表现在典型环境上”,是强调决定典型性格的典型环境,不仅是指环绕人物、促使人物行动的以人为结节点的社会关系,而且着重是指这种社会关系对人的影响;同时,说明人物与人物之间可以互为环境,并非“抛开典型人物不说”。至于所援引的唐代诗人张大油的《雪诗》,与夏先生的批评更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这里就暂置勿论了。总之,夏先生所说的什么“牵强地以模糊不模糊作为判别前人资料的标准”呀,“作者在总体上考查问题的思维方法,恰恰是自己一再批评的‘二值逻辑’”呀,等等,都是臆测出来的。
此外,夏先生还把恩格斯的一段话镶嵌在自己的逻辑上。恩格斯认为:整个悟性活动,即归纳、演绎以及抽象,对未知对象的分析、综合、实验,是我们和动物所共有的。“从而普通逻辑所承认的一切科学研究手段——对人和高等动物是完全一样的。”(注18)而辩证的思维,对于较高发展阶段的人,才是可能的。夏先生在大段地引了恩格斯的话以后说:“《模糊美学》所批评的‘二值逻辑’的传统美学便是属于‘对人和高等动物是完全一样’的美学,只有‘模糊美学’才可能是人的美学了!这当然是不可思议的结论。”
笔者认为,恩格斯所说,是就人和动物都具有生物学的共同特征而言的。如剖开果核的分析,机灵动作的综合等,但即使是本能,人与动物也是各不相同的。根据巴甫洛夫学说,第一信号系统(生物性的)人与动物都有,第二信号系统(富于语言与思维特征的)只有人才有,因而具有语言和思维特征的普通逻辑也只有人才有。恩格斯所说的“普通逻辑所承认的一切科学研究手段——对人和高等动物是完全一样的”,乃是就普通逻辑所指的那些“初等的方法”(注19)(生物的,本能的,条件反射的)而言的;但是,恩格斯的意思并不是说,人和高等动物都拥有“普通逻辑”;因为“普通逻辑”和普通逻辑所承认的“初等的方法”,不是等号关系。硬说人与高等动物都有普通逻辑,就不符合恩格斯的原意。因而在误解恩格斯原意的基础上所作出的结论也不可能是正确的。
三、模糊美学与美学的模糊
夏之放先生经过一番批评之后,得出了一个结论:“美学本来就是模糊的。完全与模糊无缘的所谓精确的、美丑分明的美学学说(并非指个别观点)实际上并不存在。所谓封闭了两千多年的‘传统美学’本身就是一个虚构。”
夏先生为了证明自己的结论,着重谈了以下理由:
“美学学科至今未能真正确立,……这件事实本身就是美学具有模糊性的首要证据。”这种说法不大符合美学史实际,因而就难以构成“首要证据”。十八世纪德国美学家鲍姆嘉通(1714—1762)就是美学学科的创始人。这是美学界公认的事实。鲍姆嘉通以前的美学家,虽然也探索美,但却没有把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学科去进行研究,也没有摆脱对其他学科依附的状态。柏拉图的《理想国》只涉及到美,亚里士多德的《形面上学》、《物理学》、《伦理学》、《政治学》也只涉及论文联盟http://到美。柏拉图的《大希庇阿斯篇》,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虽系研究文艺和美的名著,但并未把美学独立出来作为一门学科去进行研究。真正第一个给美学以特定概念的却是鲍姆嘉通,第一个以美学作为自己专著名称的也是鲍姆嘉通,第一个把美学作为独立的科学门类进行研究的还是鲍姆嘉通。正由于他贡献巨大,故被誉为“美学之父”。比他小五十六岁的黑格尔(1770—1831)说:“美学在沃尔夫学派之中,才开始成为一种新的科学,或则毋宁说,哲学的一个部门。”(注20)沃尔夫是德国理性主义哲学家,鲍姆嘉通是沃尔夫学派的信徒。他所创立的美学学科,就是建立在理性主义的哲学基础之上的。稍后的康德、黑格尔也相继建立了庞大的美学学科体系。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美学中还有许多问题至今没有解决或没有完满解决,许多概念尚在探讨之中,但我们却不能以此就断定美学学科尚未真正建立。因为任何一种科学学科的建立,开始并不见得是十全十美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即使经过了漫长的历史过程以后,也会不断出现新的矛盾,而要求运用新的解决方法。美学学科也是如此。它不是僵化的、凝固的。随着美学对象的不断涌现,原有的美的概念便难以包容,因而便要求建立新概念。
模糊美学的诞生不是偶然的。它决不会在传统的美学中出现。
传统美学(包括经典美学)是以守恒、平衡、稳定为特征的,它孜孜以求的是美的确定性原则,它习惯于运用非此即彼的二值逻辑去界定美的本质,它总是千方百计地把飘忽不定的美牢牢地捆绑在确定的理论框架中,总是命令生机蓬勃、无限多样的美向有限的固定的概念就范。
两千多年来,尽管柏拉图通过苏格拉底之口发出了“美是难的”(注21)慨叹,尽管歌德笑那些追求美的定义的美学家是“自讨苦吃”(注22),但是,习惯于在二值逻辑轨道上彳于的美的探求者始终执着于运用确定的概念去界定不确定的美。
模糊美学的诞生,标志着美学的一次突破。它冲破传统美学的限阈,把不确定性引进美学领域,使美学成为既确定又不确定、既无序又有序的充满活力的科学。可见,模糊美学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普里戈金说:“所谓开放系统,就是与外界环境互相作用的系统。”(注23)它引进外界系统中有生命力的东西,为创造本系统的机制服务;它还反作用于外界系统,对外界系统产生反冲力,从而实现外界系统对自己的嵌入。这种不同系统之间的相互吸引、相互联系、相互交融,成为开放性的重要特征。模糊美学就属于这样的开放系统。它竭力在多种科学的接壤地带去追踪模糊美的倩影,去包孕美的不确定性,因此,这就必然重视与其他科学的联系,在联系中建构自己的开放机制。
传统美学虽然也重视本学科之间的联系,但却是在稳定的领域内展开的。它热衷于非此即彼的二值逻辑判断,不愿运用不确定性原理来彻底否定自己确定的美学观念,这就决定了传统美学的封闭性。同时,正由于它没有运用亦此亦彼的多值逻辑去建立确定性与不确定性之间的辩证的联系,因而便不可能形成自己美学系统的开放性。
在传统美学中,产生了许许多多的派别,每个派别又拥有各自的系统。由于世代相传,门徒众多,故实力雄厚,影响巨大。尤其是,他们在争鸣中,均以捍卫本派学术观点为自己应尽之天职;对于不利于本派的观点,则必坚决抨击之。他们竭力维护本派美学体系的确定性,排斥异己学派对本派的渗透。这样,他们的视野就必然带有褊狭性,他们的思想方法必然是形而上学的。长期以来,传统美学的思维定势在桎梏着人们的头脑,人们总是习惯于在确定性的轨道上行走,这是形成传统美学封闭性的重要原因,也是美学史上的实际情况,而绝非虚构!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有些经典美学大师(如康德、黑格尔)的哲学著作中,也闪耀着模糊论的光彩,显隐着不确定性的影子,但这并不能抵消他们美学系统的封闭性。首先,经典美学大师从确定的观点出发,去建构庞大的美学体系;但自然美、社会美和艺术美中所存在的大量模糊现象,是无法回避的。因此,在他们的理论中,也必然夹杂着对模糊现象的评论。但他们的模糊论还处于自发状态,其理论形态尚不完备,而处于受支配的地位,根本不会构成对经典美学的威胁。其次,经典美学大师在自己的美学著作中论述模糊事物时,并不执着于同精确事物的论述有机地相结合,而往往将二者分割开来,孤立地去进行研究,因而模糊论在他们美学体系中不能都起到应有的激活作用;倒是在他们的美学体系之外,模糊论却处于激活状态。具体地说,在他们的自然哲学、逻辑学中,模糊论往往作为其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施展着它的机能,运转着它的机制,因而处于生气灌注的状态。例如,黑格尔在谈到确定性时,不可避免地要联系到不确定性;在谈到有限性时,必然要提到无限性,在谈到事物的互渗性时,必然牵涉到亦此亦彼,等等。这些,都作为他那庞大的哲学体系的辩证因素而在发挥作用。当然,我们也要看到,经典美学大师的模糊论毕竟没有成熟,与当代模糊论比,还处于幼稚状态,是一种潜模糊论,因而还没有形成完整的科学体系。
如果我们把传统的经典美学系统过程,表述为“确定性——不确定性——确定性”的话,那就可以看出,它是立足于确定性,以确定性为根基,并从确定性开始,最后则归结为确定性。至于不确定性,不过是其中的一些因子而已,它是从属于确定性的。因而就其基本运动状态而言,它仍然是线性的。与此相反,模糊美学系统过程,则似可表述为“不确定性——确定性——不确定性”。它立足于不确定性,以不确定性为根基,并从不确定性开始,最后则归结为不确定性。至于确定性,不过是其中的一些因子,它是从属于不确定性的。因而就其基本运动状态而言,它却是非线性的。
形成传统美学的封闭性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科学发展水平的限制。长期以来,科学技术的进步一直囿于确定的领域;各种学科之间强调独立性,缺乏互渗性,故交叉性的边缘科学不很发达。科技文化中的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还没有象现在这样形成一种高度综合化普遍化发展的大趋势,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对于不确定、不平衡的非线性系统的研究,还没有在理论上“拧成一股绳”,没有形成一种科学理论上强大的势不可挡的力,因而还无法对传统美学的封闭系统进行冲击。
但是,二十世纪的今天,情况却完全不同了。各门科学飞速发展,越来越趋于立体化、网络化,科学的触角愈来愈长,并要求突破本身的限阈,伸展到其他学科领域,因而互渗性、过渡性、不确定性越来越突出。在不同学科的相互联系、相互撞击、相互融合中,出现了许许多多交叉性的边缘科学。它们共同追求着亦此亦彼的不确定性。这就为模糊美学的诞生提供了良好的催化剂和土壤,因为模糊美学就是要吸取交叉性的科学中的不确定性的营养来发展自己的。
当今美学研究时有泛化现象。大凡古典文艺理论著作,只要有谈论美或美感者,均可获得“美学”的雅称。其中,固然有系统的美学著作,也有只涉及美或美感而并非系统地从理论上研究美学的著作。因而一律冠之以美学,则美学专著与那些仅仅涉及美和美感的论著之间的区别就会被取消。无往而不美学,看起来重视美学,实际上是扩张了美学的范围。我认为应该把严格意义上的科学的美学论著同只是涉及美与美感的论著区别开来,而不能轻易地给后者冠之以美学名称。古代文化典籍经常谈到美与美感,包括模糊美论与模糊美感论。我们可以说模糊论古已有之,但似乎不好说“美学本来就是模糊的”。
夏先生在论证自己的命题时,是以关系说为依据的。他批评《模糊美学》:“如果否定了‘关系’,否定了以人为中心,也就必然否定了美学的存在。”其实,我对狄德罗的美是关系说,是一分为二的。我认为:“美是关系说,基本上是唯物主义的”(注24),“美是关系说,运用于特定时间空间,的确发挥过良好作用,为人们寻找美的矿藏开辟了一条通道”(注25)。但是,这个定义也是有局限性的。它无法把一切的美都囊括在关系网内。因为美是无限的,大自然的美,社会生活的美,文化艺术的美,科学技术的美,人们已经发现的美,人们尚未发现的美,都存在于浩瀚的宇宙之中。美,既可存在于关系之内,又可超越于关系之外。如果仅仅认为美是关系,那么,关系之外的美,难道不是美?人们尚未发现的美,难道不是美?即使把美的定义局限在关系以内,也不见得都能概括出美。夫妻关系、父子关系、朋友关系、邻里关系、人际关系等等,其和谐融洽者固然符合美是关系的定义,其矛盾紧张者难道也符合美是关系的定义吗?再如:美化环境、植树造林、保护鸟类,体现了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的美,这当然是符合美是关系的定义的。但是,污染环境、乱伐森林、杀害珍禽,却体现了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它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是美的。可见,关系有好坏美丑论文联盟http://之别,把美和关系划等号,显然是不准确的。总之,美是关系说,只能界定部分美,而不能界定全部美。宇航员遨游太空,可以目睹光彩夺目的蓝色水晶体般的地球的美。这种直觉观照,显示了宇航员在太空中与地球之间所建立的审美关系,固然合乎美是关系的定义;然而未到太空的人,并没有和它建立目睹的直觉关系,但它并未失去蓝色水晶体般的灿烂光辉。它的美,是不受关系的约束的。
诚然,宇航员是人类的代表、宇宙的精华。他们的太空审美活动,拓展了人类的审美视野,给人类以巨大的启示。但是,他们却不可代替未到太空的人的审美活动。我们不能以“人是类存在物”(当然,这话本身是正确的)为理由去否定审美的不可替代的直接性,也不能用人的社会性为理由去取代审美的单个性。这是因为,人除了具有类的群体性、社会性以外,还具有人本身独特的审美心理与机制。英国美学家夏夫兹博里(1671—1731)认为,审美主体具有一种审美的特殊感官即“内在的眼睛”(注26),也就是后来所说的“第六感官”。它是独特的,不可代替的。康德说:“一切鉴赏判断都是单个的判断。”(注27)黑格尔说:“美却起于个别形象的显现,……美只能在形象中见出,因为只有形象才是外在的显现,使生命的客观唯心主义对于我们变成可观照,可用感官接受的东西。”(注28)又说:“这形象对于我们既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东西(daseiendes),也是一种显现着的东西(scheinendes),这就是说,有机体各个别部分的只是实在的多方面的性格必须显现于形象的生气灌注的整体里。”(注29)这就告诉我们,审美者作为个体所拥有的特殊感官,乃是审美观照的物质基础;舍此,便无法进行审美。此外,美的形象是客观存在的,是审美感官观照的对象。观照美的形象时,必须通过单个人的审美感官(主要是视觉、听觉、知觉感官)进行,在审美诸感官共同协作、交互影响下所产生的美感愉悦,也是离不开人的个体性的。因此,宇航员目睹太空的地球美始终是通过他们具体的视知觉通道进行的。这样,他们才可亲身体会并享受到美的乐趣。在这个意义上,才说他们与太空地球建立了审美关系。但他们的审美感官却不能移植到未到太空的人的身上;后者的审美感官同太空地球处于远距离隔膜状态,这就不能亲身目睹它的美,因而就谈不上与它建立了审美关系。可见,审美关系不是虚无缥缈、不着边际的,也不是可以互相代替的。它永远是受审美感官的个体性、具体性所制约的;也是受审美对象的形象所制约的,正如夏之放先生所说:在审美中,“对于形象形式的观照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往往成为影响整体判断的关键因素,因而才被称为审美判断”。据此,宇航员目睹太空地球蓝色水晶体般的美,当然是“对于形象形式的观照”的审美判断;而未到太空的人,由于没有观照太空地球形象的形式,因而就无法构成彼此之间这种特定的“审美关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