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负重而行到诗意栖居

内容提要： 审美解放就是要自由地进入“无目的”状态，要充分地体验“无目的”的自由。然而，个体的无边欲望、负面情感、有限能力却成为人的重负，使审美变得沉重。因而，审美解放的实现前提就是为负重而行的人“减负”。在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力获得极大发展，人类彻底摆脱了负担，审美得以真正解放，人类“诗意栖居”的理想得以实现。

关 键 词：负重而行；减负；审美解放；诗意栖居

abstract: aesthetic liberation means that the perceiver can get into the state of “no-objective” freely and can feel the freedom of the state of “no-objective” to the full. but infinite desire, negative feeling together with finite ability have become a heavy burden to the perceiver, and the heavy burden makes appreciation of the beauty oppressive and difficult. therefore, the premise of the achievement of aesthetic liberation is to reduce the intensity of the heavy burden. and in the communist society, the level of productive forces will reach the maximum, so the perceiver will free himself from the burden thoroughly, and aesthetic liberation will come into being, and all human beings will be living with poetic flavor.

key words: walking with heavy burden; to reduce the intensity of the heavy burden; aesthetic liberation; living with poetic flavor.

审美是“无目的”与“合目的”的统一。“无目的”主要着眼于微观审美过程，“合目的”主要着眼于宏观审美结局。“无目的”与“合目的”的辩证统一造就了审美的全部魅力。但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合目的”对于审美至为关键，它是审美本身，是审美能够成为审美的典型特征。正是有了审美的“无目的”性，人们才愿意而且能够在审美大海的畅游中，体验到对世俗功利的超脱，体验到精神的愉悦与自由，最终达到宏观意义上审美的“合目的”。另外，跳出单个的审美事实，从普遍的审美自由与解放来看，“无目的”也是审美的典型特征。无论是康德所追求的心灵自由，还是席勒的追求的人性的自由，还是黑格尔强调的理念王国的超时空自由，抑或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马尔库塞超越异化、解放“爱欲”后的自由。都带有“无目的”的典型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说，审美的“无目的”就是审美的“自由”与“解放”。

因而，人的审美解放，也就是要从生活的广泛世俗功利状态到达普遍的审美“去功利”、“无目的”状态，最终到达真正诗意栖居的“合目的”存活状态。普遍的审美解放以单个的审美事实的大量或无限实现为前提，而单个的审美事实的实现又以什么为前提呢？笔者以为，这个前提就是为负重而行的人“减负”直至到达“无负”的理想状态。实现这个前提的过程，也就是审美解放的实现过程。

重负之下的审美沉重

在许多美学专著中，我们经常看到这样一种论述：“在我们匆匆赶往办公室的路上，突然一座新颖、独特的城市雕塑闯入视野，我们停下脚步，把注意力集中在雕塑上。此时，不仅是眼睛，全部的身与心，也沉入对雕塑的感受中，行路时的思绪中断，进入审美注意状态”。[1]

这的确是令人心醉的审美注意状态，但笔者要拷问的是，是不是只要有美的雕塑出现，我们就会止步？我们由世俗生活状态过渡到驻足静观的审美状态，只要有美的对象出现就会实现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但许多学者的论述让我们感觉到：似乎审美的迷狂是突然而然的，如磁石吸引旁边的铁钉那么简单。

事实上，经过美丽的雕塑时依然健步如飞的人，只投下匆匆一瞥的人，甚至看都懒得看的人，要占大多数，而那驻足静观、浑然忘我的审美者似乎难得一见。这一事实除了表明美感的差异性外，还启示我们：由世俗生活状态过渡到审美状态，绝不是突然而然的，而是有复杂前提的。

其中的一个前提肯定是具有一定的美的客观特征的审美对象的存在和出现，而另一个前提呢？笔者以为，应是先让负重而行的人的审美沉重感减轻、缓释或消除，让世俗生活状态的人变成愿意审美而且能够审美的人。

马克思说：“忧心忡忡的穷人甚至对最美丽的景色都没有什么感觉；贩卖矿物的商人只看到矿物的商业价值，而看不到矿物的美和特性；他没有矿物学的感觉” 。[2] “忧心忡忡的穷人”和“贩卖矿物的商人”之所以看不到事物的美，就源于他们没有摆脱“粗陋的实际需要”[3]的困囿。没有摆脱世俗生活中人的重负，没有成为愿意审美并且能够审美的人。

“愿意审美”强调的是审美兴趣与心境，“能够审美”强调的是审美素质与能力。这两点对于审美状态的进入至关重要，而且缺一不可。光“愿意审美”但做不到“能够审美”，只能流于空想，光“能够审美”而不“愿意审美”，也就难以进入审美过程。

现实的情况是，生活中许多负重而行的人要么“愿意审美”却不“能够审美”，要么“能够审美”却不“愿意审美”，要么既不“愿意审美”又不“能够审美”。审美呈现出一种沉重感。

这种审美沉重首先源自于人的欲望。科技进步一方面提高或延伸了人的能力，但另一方面却推动商品更新换代的大潮滚滚向前，这也就刺激着人对商品的占有欲不断滋生。人们好像总有买不完的东西，添置不完的陈设。在花花绿绿的商品世界里，许多富有的人都变成了“忧心忡忡的穷人”，许多不算富有的人穷其一生去奋斗，似乎就只是为了换得一些商品。物欲加上本能的性欲，再加上基于权力、地位、名利而产生的各种欲望，构成了欲望的无边大海，人一生的努力许多时候就是企图填埋这欲望之海，只不过是“精卫填海”而已。于是，欲望的空间侵占了本应属于人的诗性审美空间，审美变得沉重。

审美沉重其次源自于人一生都难以摆脱的三种情感。其一是恐惧，人从诞生那一天起，就意味着向死亡靠近，年龄越大，对死亡的恐惧感越深。尤其是在今天，科技这把双刃剑一方面制造出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制造出汽车飞机，另一方面也制造出越来越多的车祸。加上人类难以把握的自然灾难，加上疾病，加上种种社会暴力犯罪，再加上恐怖主义袭击或战争，这一切使人的生命变得无比脆弱，从最悲观的意义上，任何人都不敢保证明天他还活着。因而，死亡的阴影经常光顾我们的大脑，对死亡的恐惧经常让我们畏手缩脚，甚至不敢自由地去生活。其二是孤独，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也没有两个相同的人。人和人之间虽然可以沟通和交流，但要做到彻底的沟通是很难的，既使夫妻之间 ，家长与孩子之间，知音之间，沟通的意义都是有限的，因此人经常会产生莫名其妙的孤独感。其三是痛苦，欲望得不到满足，疾病缠身，对死亡的恐惧以及人的孤独都会导致人的痛苦感，这种痛苦感同样伴随人的一生。这三种情感的普遍存在大大稀释了生活的诗意，使审美也蒙上不散的阴影。

审美沉重还源自于人的素质与能力的有限性。“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来说，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4]是的，审美素质与能力很重要，但试问，有多少人耳朵的音乐感，眼睛的形式感如艺术家一般锐利？事实是：许多人在“最美的音乐”面前，无动于衷甚至麻木不仁，这是为何？这就源自于人的素质与能力的有限性。虽然从理论上去讲人的发展潜力是无限的，但在生命自然周期的规范下，在欲望与生活琐事的制约下，每个人的素质和能力的发展只能是有限的。但审美却要求人的素质和能力的强大和无限生成，于是这无限与有限的矛盾又造成了一定意义上的审美沉重。

无边的欲望、负面的情感、有限的能力如三座大山压在每个人的身上，人一方面想超脱负重而行的世俗人生进入诗意栖居的审美世界，一方面却不得不臣服于现实的审美沉重。

减负之余的审美快适

重负之下的人不是没有审美，而是审美变得不轻松、不容易，或是想超脱而不能，或是淹没在尘俗的大海中浑然忘记了审美为何物。因而，审美要么如深埋于地底的黄金被重负的大山遮盖，要么如戴着镣铐去跳舞般无法自由。从具体审美过程来看，重负之下的人进入审美状态的道路显得阻碍重重、崎岖艰险。即使越过关山重重偶尔进入了审美状态，这种状态往往也缺乏激越的高潮，缺乏恒久的美丽。而结局总是“欢乐更短，寂寞更长”，现实的重负总让审美的腰杆挺直不了太久。

看来，重负便是审美沉重的最大祸根，是消减人之诗性的最大罪魁。怎么办？唯有为人减负才是正途。

欲望是无边的，“剪不断，理还乱”，怎么去增删？是的，欲望虽然不能增删减灭，却可以消化转移，而且自然的物欲可以和诗性的人欲和谐共生。消化转移的结果是使欲望向审美靠近，和谐共生的效用就在于使物欲在诗性当芒的照耀下，变得不再是重负，而是动力与基础。

道家美学面对欲望时，主张“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见素抱朴，被褐怀玉，少私寡欲，绝学无忧”，[5] 通过“弃知绝圣，闭门塞兑，涤除玄览”，[6]而复归于婴儿状态。也就是说要通过心斋，坐忘等途径达到纯洁素朴的童真状态，达到“与天地并生，与万物为一，与造化同流，与日月同辉”[7]的“逍遥游”状态。虽然这些主张带有很强的虚无色彩，但至少可以启示我们找到消化转移欲望的一种方式，这就是在世俗生活中要永葆一颗素朴的童心，多多亲近大自然。在童心与自然的烛照中，欲望之火暂时熄灭，重负之人得到休歇。

弗洛伊德虽然把人的欲望局限在本能的层次上，但他关于欲望可以“升华”或“转移”的提法却颇具建设性意义。的确，人的欲望是有层次的，有对象的，既有低级的本能欲望，也有高级的诗性欲望，既有指向物质的欲望，也有指向精神的欲望。如果能多把自然的物欲升华为诗性的人欲，多把欲望的指向由物质转向精神，那么欲望的重负实际上在减轻，因为欲望在向审美靠近。

而恐惧、孤独、痛苦等三种人生难以摆脱的负面情感，归根到底都是从悲观的角度对于人的存活状态的体验。从乐观的角度出发，我们可以体验到人的智慧、幸福和快乐。这正像莎士比亚在《哈姆雪特》中借哈姆雪特之口对人发出的乐观称赞：“人是多么了不起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8] 所以，只要我们善于“换思”，那么负面的情感就可能转化为正面的情感，对死亡的恐惧可以变为对死亡的从容和对生命的热爱；人的孤独可以变为人的另一种快乐；人的痛苦可以转变为人面对痛苦时的自豪感与崇高感。我们还可用“移情”的方式转移负面情感，当然，这有别于立普斯所说的“移情”，他的“移情”说限于审美领域。笔者的意思是情感也指向一定的对象和目标，我们可以把负面情感的指向由此对象转向彼对象，由此目标转向彼目标，从而促使负面情感向正面情感的转化。当我们把恐惧的对象由“死亡”转向“生存”，恐惧就可能演变为对有限生存的无比珍惜；把孤独的指向由“人际沟通”转向“自我观照”，那么孤独就可能超越“痛苦的孤独”而成为“诗性的孤独”；把痛苦的所指由欲望病痛转向人生贡献，那么痛若就会成为我们挑战痛苦、奋发有为的毅力和动力。

叔本华面对人生的痛苦情感，沉迷其中难以自拔，不知“换思”和“移情”，只想到用艺术作麻醉剂式的短暂超脱，只想到走向“寂灭”，走向死亡。而尼采比叔本华高明的地方就在于他能够“换思”和“移情”，他扬弃了叔本华否定世界和人生的悲观主义，把它改造成为具有乐观精神的“行动哲学”。而且，他还能把现实痛苦的指向由生活转移到“日神和酒神”的狂欢中去，在梦境艺术和醉境艺术的沉迷中， 人的痛苦得到减轻和淡化。

而“重负”的第三个方面——“有限的能力”也是可以得到一定程度上的解决的。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到，“有限”是相对于单独的个体生命，而相对于整个人类的生生不息而言，审美素质与能力又是可以无止境地发展的。而且就单独的个体生命而言，没到生命结束那一天，审美能力发展的最大值和临界点也无从限量。所以，只要我们乐观地看到这种能力发展的“无限性”，积极努力和奋斗，谁都不敢轻言谁成不了艺术家。

我们可以通过美育、学习、实践等途径去提高个体的审美素质与能力，使我们最大限度地靠近“无美不能审”的理想状态。

儒家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修身”作为人成长成熟的出发点。怎么“修身”？儒家非常注重教育，主张通过无处不在的教育，使人修得善行，修得“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能力。当然，儒家教育的核心是“仁教”、“政教”，面对审美，我们要大力倡导“美教”、“美育”。席勒在《审美教育书简》中主张通过“美育”来达到“感性冲动”与“理性冲动”的和谐统一，使物质与精神，客观与主观，受动与自由从对立走向融合，使人成为完整人格的人。这一“美育”主张强调的是“完整人格”，然而，通过“美育”形成“完整人格”的前提之一应是通过“美育”提升审美能力，只有审美能力提升到“能够审美”、“会审美”的层次，席勒的美育理想才有了基于主体意义上的可能性，才会有实现的潜力与动力。由此，“美育”首先应以“提升能力”为旨归，然后才能指向“陶冶性情”、“完善人格”。可惜的是，我们多年以来的教育虽然也提“美育”的口号，但最终都拜倒在考试的石榴裙下，既没能做到提升审美能力，更谈不上“陶冶性情”和“完善人格”，而是只“偏重于耳提面命地提供‘应当这样’、‘不应当那样’的简单答案”，[9] 因此“使受教育者产生‘我要，但我不能’的矛盾心结和失望情绪，很难自觉到主体自身的价值，甚至产生莫名的不安，形成自卑和压力，或转而浮躁与狂妄”。[10] 从这一现实情况出发，我们更会感觉到“素质教育”的重要性，更体会到“美育”在“素质教育”中的重要地位。

当然，强调“能力的培养”并非就反对“知识的传承”，其实，“学习”对于审美能力的形成也很重要。知识的广博积累往往能为能力飞跃式的提升提供舞台与契机，知识的量变有时能导致能力的突变。

“美育”本身除了是一种教育，还应是一种实践。只有通过大量的生活实践和审美实践，审美能力的提升才获得了试验的平台，才获得了更大的可能性。虽然面对许多审美对象我们的第一反应可能是“无动于衷”，但只要我们敢于进行审美实践，化被动为主动；越是“无动于衷”的时候，越要去问个为什么，越要去寻思，越想去破译。那么，日积月累的审美实践会让第一反应的“无动于衷”变成第二反应的“心动神迷”，彼时的“无动于衷”会变成此时的“自由自觉”。因为在这种主动的审美实践中，个体“有限的审美能力”在茁壮成长，由破土的苗芽向着参天大树的方向生长。

以上所论的“减负”主要是基于个体层面上的思考。需要指出的是，从社会层面上来讲，“减负”最终要依赖于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社会文明的巨大进步。

在社会生产力还不够发达，社会文明还不够进步的情况下。负重而行的人通过个体的努力，可以做到“减负”和一定程度上的“解负”，但还不能达到“无负之境”。但这并不意味着审美依然沉重如山。事实上，在减负之余，人依然负重，但重量已轻，在比较轻松快适的状态中，审美事实出现的频率大增，审美感应的机会与强度也大增。而且随着“愿意审美”与“能够审美”的日渐融合，既“愿意审美”又“能够审美”的人群在扩大，审美的领域也在拓宽。许多人从欲望之海中游到了一个临近大陆的小岛上，正享受着美丽的阳光和旖旎的风光；许多人已忘却了负面情感，正在热火朝天地生活，似乎每一天都涌动着诗意；许多人已不再叹息“借我一双慧眼吧”，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拥有慧心和慧眼，而且这颗慧心和着美的节拍在舞动，这双慧眼如灯盏，照亮了曾被遮蔽的美的花园。

无负之境的审美解放

“人之所以成为人，不在于其从事什么样的活动。关键在于能否以人的方式，即‘审美’的方式进行活动，人的活动，只有在‘审美’的维度上才会获得根据。只有在‘审美’的维度上进行，才是真正属于人的活动，并且只有从‘审美’的维度出发，才能得到深刻的理解”。[11]

审美解放说到底就是挣脱审美沉重，把本应属人的“审美”自由还给人，使人的活动实现其本体性意义。

“减负”的目的首先指向于个体的审美解放，指向于个别审美事实的实现，最终指向于普遍意义下的审美自由与解放。只有大量个体和个别事实的解放，普遍的解放才成为可能。

但是，从“减负”到“无负”，从“负重而行”到“诗意栖居”，最终完成这一过程的决定性条件是什么呢？这便是生产力的极大发展，人类文明的极大进步。

人的自由是随着社会进步而推进的历史过程，审美解放是人之自由的重要内容，因而审美解放的实现也是不断推进的历史过程，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把这一过程概括为“人的依赖关系”——“物的依赖性”——“自由个性”三个阶段[12] 。由此可以窥见：人的重负的终极根源实际上是源于前两种社会形态下生产力的不够发达，源于物的压迫下人对人的依赖，人对物的依赖，源于物的必然性规律的束缚。从审美沉重走向审美解放，从负重而行到诗意栖居，唯有在生产力的极大发展条件下摆脱了物的必然性束缚，摆脱了人对物的依赖性之后才能实现。

“无负”并不意味着人不再有欲望、负面情感和能力缺陷，而是在生产力高度发展和社会文明极大进步的条件下，这些曾经束缚个体审美，造成审美沉重的因素不再具备成为负担的可能性。因为此时人类已找回了自身，已超越了物的囿限，人与物的异己对立已走向了和谐统一，人类真正实现了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越，实现了真正的“自由自觉”意义上的按照美的规律的诗意建造。

马克思为我们描述的共产主义社会，就是这种审美获得真正解放的“无负之境”。在这一社会形态中，普遍的“自由个性”得到充分发挥，人的各种能力包括审美能力得到全面发展，根源于生产力不发达基础上的社会分工已经消亡，阶级阶层式社会已变成“自由人联合体”，人类可以自由地享受和体验到本应属人的一切审美愉快。诗意和艺术已消融在个体的日常生活与劳动之中，任何人任何时候都可以在自由劳动中与美对话，体验到审美的“无目的”性带给人类的解放与自由：“任何人都没有特定的活动范围，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我自己的心愿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但并不因此就使我成为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13]

在“无负之境”里，人们的审美心境普遍被激活，审美能力普遍得到全面发展，处处都是“愿意审美”并且“能够审美”的人，处处都有可供我们静观默察的审美对象，审美活动与人类活动已经趋同和融合。审美也就无处不在，无时不有，而且美感体验的丰富性、深刻性、持久性超越了以前所有的时代，个别审美事实与普遍审美活动的“无目的”、超功利已真正得以实现，负重而行的人终于卸下了重负，挣脱了镣铐，穿越并且超越了压抑人类亿万斯年的审美沉重。人类不再负重，自由自觉地在美丽的大地上诗意地栖居。

参考文献:
[1]王杰.美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36
[2][3]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与艺术[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150
[4]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与艺术[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78
[5][6][7]李泽厚，汝信.美学百科全书[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0.85
[8] 朱生豪译.莎士比亚全集第9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49
[9][10]江业国.前审美解放问题[j].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99（3）：34
[11]王国有. 生存论及其审美观照[j].社会科学战线，2003,（3）：26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04
[13] 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与艺术[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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