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孙子兵法》不仅仅是一部兵书，同时还是一部兵书，同时还是一部集中论“势”的著作。《孙子兵法》对后世艺术美学发展所产生的审美向度上的深刻影响，最鲜明地体现在对“势”范畴的论述上。孙子之“势”既指代“自然之形势”和“内在之气势”，更最终指向“战争之局势”，即综合利用自然之形势和内在之气势而自然形成的对作战形势的控制力与对敌人无形的打击力，并蕴藉着显明的本体美、辩证的理性美和流动的力量美。《孙子兵法》之“势”论在美学史上的影响突出地表现为对传统“势”论的多元化突破，并以“自然—人—社会(战争)”为其逻辑构架。以此为基点，后代的理论家们都不约而同地围绕“势”范畴进行理论阐发、体系建构和意蕴拓展，使“势”最终成为具有深刻审美蕴含和华夏民族特色的经典美学范畴。
【英文摘要】theartofwarbysunziisnotonlyabookconcerningwars,ecommentsonshi,wecaneasilyfindosedbysunziasnaturalcondition,innerstrengthandwar-situation,embodyingthebeautyofnoumenon,aestheticperspective,thegreatvalueofshiisthetranscendenceoverthetraditionalviewpoints,andthhecontinuousexplanationbymanytheoristsinlatergenerations,shifinallybecomesatypicalaestheticcataloguewith profoundsignificanceandnationalcharacteristics.
【关键词】孙子兵法/势/本体美/理性美/力量美/theartofwarbysunzi/shi/beautyofnoumenon/beautyofreason/beautyofstrength
提起《孙子兵法》，人们都知道它是一部研究军事谋略和作战技巧的古代兵书，具有很高的地位、深刻的价值和广泛的影响，以至于人们把这部著作奉为“兵经”或“武经”，而把其著者孙武封为“兵圣”。事实上，从文本的价值阐释和实践品格来看，这些评价绝非溢美之词。然而，《孙子兵法》对后世的影响绝非仅限于军事领域，在哲学美学特别是艺术美学领域内，它的影响同样不可低估。但目前很少有学者愿意涉足甚至根本不屑提及，这确乎是一种已被长久“遮蔽”了的“存在”。《孙子兵法》对后世艺术美学发展的审美向度上所产生的深刻影响，最鲜明而集中地体现在对“势”范畴的论述上。
一、“势”在《孙子兵法》中的多重所指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势”是一个被广泛应用的重要范畴之一。《孙子兵法》从军事学的角度，较早提出且颇为系统地论述了“势”的各种类型及其特点。从《孙子兵法》全书来看，直接提到“势”字的有15处之多，涉及《计篇》、《势篇》、《虚实篇》、《地形篇》等篇章，其中《势篇》是论述“势”的专篇。尽管在其他篇幅中并未直接提到“势”字，但都程度不同地和“势”相关联，讲的都是治军策略、用兵技巧、军事实力、虚实关系、战场地形、攻守方式、间谍运用等对军势、战势直至战争结果所产生的深刻影响。我们不妨说，“势”才是《孙子兵法》的核心范畴，《孙子兵法》其实就是一部论“势”的兵书：作战前应善于判断形势、驾驭局势，作战中应巧妙地利用地势、山势、水势、火势，善于造势、积势、任势、变势、化势，调动全军的气势，占据战势的主动权，提高军队的战斗力，最大可能地夺取战争的胜利。显然，《孙子兵法》并非是在同一个层面上用“势”，由此便形成了《孙子兵法》中“势”范畴的多重所指。
一指自然之形势，具体表现为战争中应巧妙地运用地势、山势、水势、火势等。这是孙子论势的第一层次。《行军篇》提出了处于不同地形情况即“处山”、“处水”、“处泽”、“处陆”条件下不同的“处军”方法，得出了“好高恶下，贵阳而贱阴，养生而处实，军无百疾，是谓必胜”的驻军原则，强调了“绝涧、天井、天牢、天罗、天陷、天隙”等地形的隐患，这些旨在说明作战时要巧妙地利用地形地势。《地形篇》从军事地理学的角度，详细地考察了“通形”、“挂形”、“支形”、“隘形”、“险形”和“远形”此“六地”的利弊，并探讨了应相应具备的战术原则，说的也是地势对战争形势的巨大影响，孙子认为此乃“地之道也，将之至任，不可不察”。《九地篇》在开篇便提出了散地、轻地、争地、交地、衢地、重地、圮地、围地和死地等“九地”，论述了战场地形地势对士兵心理、诸候态势和敌我形势的影响。《火攻篇》虽然表面看来是在讲“以火佐攻”，实际上是说火攻同样可以对战争局势产生重要影响。可见，在孙子那里，“自然之势”已成为影响战争结果的不可低估的重要因素。
二指内在之气势，具体表现为为赢得战争的主动权而具备的全军的向心力、凝聚力和战斗力。这是孙子论势的进一步深入。
如果说自然之形势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外部因素的话，那么“人”才是战争中起决定作用的内在因素。《孙子兵法》从内部因素即人的素质、人的心理等方面加以阐述，认为从将帅到士兵必须打出气势、拿出信心，同时应消解和压制敌人的气势。
“用兵任势也。”(曹操语)孙子认为，要想取得战争的胜利，将帅就必须善于激发全军的气势。一方面将帅要以自己的人格魅力(“将军之事，静以幽，正以治”，即谋略冷静而幽邃、管理公正而严明等)和运筹帷幄的指挥能力(奇正变化、避实击虚等)，给全军做出表率，从而激发士气；另一方面又要靠深入敌军(“凡为客之道，深入则专，主人不克”)、重击敌军(“故杀敌者，怒也”)和激励奖赏(“故车战得车十乘以上，赏其先得者”)等手段，做到“与众相得”(《行军篇》)。在他看来，“齐勇如一”(《九地篇》)才是真正的为军之道；只有戮力同心，才能得战争之“势”，进而取得战争的胜利，因为“上下同欲者胜”(《谋攻篇》)。
全军内在气势的获得，既要靠“我军”士气之激发，又要靠对“敌军”士气的消解和争夺。《军争篇》深刻指出：“故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此治气者也。”作为将帅，必须善于“观势”，即所谓的“相敌”。孙子在《行军篇》中列举了32种“相敌”方法，包括饥、渴、劳、虚、恐、扰、乱、倦、穷、失、窘、困、不精、乏、怒，以及静、挑、安、来、隐、伏、覆、车来、徒来、薪来、营军、敌卑、辞强、陈、谋、期、诱等。在孙子看来，“任势”必须“观势”，正所谓“知彼知己，胜乃不殆”(《地形篇》)。
三指战争之局势，具体表现为由自然之形势和内在之气势而形成的对作战形势的控制力与对敌人无形的打击力。这是孙子论势的核心和落脚点。
“势”在虚为“气”，在实则为“力”，体现为作战时的一种爆发力、冲击力。有的学者指出：“‘势’就是在军事实力的基础上，由于实行正确的作战指挥，从而在战场上所表现出的实际作战能力。”[1](p54)孙子也提出：“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势篇》)在孙子看来，“势”具有“转圆石于千仞之山”和“激水漂石”所形成的“势能”，依靠此“势”，“其战人也，如转木石”(《势篇》)。但这种“势能”究竟缘何而来呢?除了前述的巧妙利用自然地势、调动全军内在气势以外，孙子还作了进一步的论述。他认为，“势”贵在“变”，“战势不过奇正”，要善于在“奇正”之间寻求不断变化，“以正合，以奇胜”，唯其如此方能“不可胜穷”。“势”贵在“造”，造出声势，给敌军以假象，“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势”贵在“化”，《用间篇》讲的就是化势的问题，即通过用间和反间扭转战争形势，化被动为主动，达到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出奇制胜的效果。“势”贵在“度”，即审视实力、把握时机、巧妙安排。孙子在《地形篇》论述“远形”时提出“势均，难以挑战，战而不利”的观点，在论述“六败”时又提出“夫势均，以一击十，曰走”，也就是说在地势均等、平分兵力、实力相当的情况下作战就非常不利。“势”还贵在“积”，经过长期而有准备的蓄积和贮存，就如同火山爆发、剑拔弩张般蕴藏着极大的动力和能量，所以他说“势如弓广弩”，王皙则提出“势者，积势之变也”。总之，作战应“求之于势”，“择人而任势”，方能形成“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般之“势”或曰对敌打击力。
基于上述理解，很显然，孙子之“势”绝非简单的“形势”二字可以全部说清。它固然最终指向战争的局势，因为《孙子兵法》原本就是谈论战争的，孙子就是想证明应通过一切办法取胜战争，但同时还要看到，把握战争的局势、赢得战事的主动权，不可能唾手可得，而应善于利用自然之势，巧妙地营造内在之势。只有做到内外结合，才能真正得“势”，“因利而制权”(《计篇》)，否则只能落个“用之必败”、吾乃“去之”的结局。孙子以其气派非凡的“论势”，给予当时的为政者和后世的军事作战以深刻的启示。
二、《孙子兵法》中“势”范畴的美学意蕴
《孙子兵法》的军事学价值自不待言，但其美学价值却常常为学者们所淡漠和忽略。从审美角度来审视《孙子兵法》，我们不难发现，其所反复论及的“势”范畴具有深刻的美学意蕴和独特的美学价值。
《孙子兵法》之“势”首先具有显明的本体美。《孙子兵法》一书的核心是什么?可能更多的学者都倾向于一个“计”字，认为全书都是讲谋略的，“先计而后战”理应成为全书的核心。但笔者以为，事实并非如此。如前所述，《孙子兵法》全书直接或间接论“势”的篇章占据相当的比重，甚至可以说，全书13个篇章都与“势”有关，或造势，或用势，或变势，或积势，或观势，论述的焦点或终极旨归直指对战争总体局势的驾驭和把握。也就是说，在《孙子兵法》一书中，“势”是一个更具本体意义的范畴。有的学者甚至从“势”本身所蕴含的强劲锐利的力量进一步推论，“势”这个概念“既来自于对生命形式的感悟，又概括着生命的基本特征”[2]。更有意味的是，《孙子兵法》还将“势”与中国古典文化中另外两个经典范畴“道”、“气”联系到了一起。在孙子看来，得“道”者方能得“势”，得“势”也就是寻得了作战之“道”。《计篇》有“存亡之道”、“五事”之“道”，《谋攻篇》有“知胜之道”，《九地篇》有“齐勇如一，政之道也”，《火攻篇》有“安国全军之道”，说的都是“势”与“道”之间的相互影响和渗透。此外，孙子还将“势”与“气”勾连在一起，认为得“势”就要长我之士气、灭敌人之威风。孙子还在“自然之气”与“内在之势”之间找到了逻辑契合，认为“朝气锐，昼气惰，暮气归”。他还进一步指出，占据作战的有利态势就是要善于“治气”：“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其实，《九地篇》、《地形篇》等篇章对自然之势的重视，不恰恰能够印证作战要善于得自然之“精气”吗?如此看来，孙子之“势”的确非简单之“势”，而颇具本体性的美。
《孙子兵法》之“势”同样具有辩证的理性美。中国古代的辩证法非常发达，这可以从《孙子兵法》、《易经》、《老子》等著作中清楚地感受到。但与古希腊哲人的思辨美迥然不同的是，后者更多地体现为抽象、空洞、玄奥的逻辑推演，一种言语式的论辩甚至是诡辩，一种神性、顶礼膜拜和遥不可及。从柏拉图的《文艺对话集》为代表的一批古希腊文论著作中便足可窥见一斑。相比之下，《孙子兵法》所体现出的辩证法思想更具世俗性而少了些神秘性、更具理性而少了些非理性。正如《用间篇》所言：“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或许是出于对战争特有性质的深刻认知，尽管孙子生活在神秘主义依旧盛行、科学思维还很不发达的时代，但他却能够在论“势”时体现出高度的理智与惊人的警省。他论敌我、虚实、奇正、强弱、勇怯、众寡、动静、进退、治乱、攻守、胜败等，总能给人以纵横捭阖、滴水不漏之感。可以想见，如果没有对战争经验的厚重积累与长期积淀，如果没有对战争的入微洞察与深刻领悟，恐怕难能以这般气势写出如此之“势”。应该说，孙子之“势”更自然实在，更具亲和力，更能体现出一种旷达的理性美。李泽厚先生在论及《孙子兵法》时深刻指出，该书最值得注意的便是表现在兵家思想中的理性态度，即“一切以现实利害为依据，反对用任何情感上的喜怒爱憎和任何观念上的鬼神‘天意’，来替代或影响理知的判断和谋划”[3](p83)。这一点恐怕也正是孙子论“势”的独特高明之处。
《孙子兵法》之“势”还具有流动的力量美。孙子之“势”是一个流动的范畴，具有不确定性和可转化性。对此，孙子多有论述：“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勇怯，势也”；“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正因为如此，“势”可以造、可以化、可以积、可以变，因而在变化中呈现着“美”，体现着“用兵如神”，并最终指向战争的胜利。这分明是孙子所着意描画的运筹帷幄、指挥自如、势在必得的审美境界，鲜明地展现了孙子的战争美学和军事美学观。此外，“势”原本就是一个与“力”有关的范畴。《说文解字》对“势”的解释便是“盛力权”，显然与“力”有关。其实，在孙子看来，无论是“自然之势”还是“内在之势”抑或是“战争态势”，都内含着一种无形的“力”。“自然之势”总是蕴藏着天然的势能，并能通过一定的方式转化为战争的有利态势；“内在之势”可以摧枯拉朽，以弱胜强，制敌于死命；而依靠巧妙地运用自然之势和内在之势，就可以占据和把握有利的“战争态势”，进而形成强大的爆发力和对敌人致命的打击力。综合运用这几种势能和力量，战争的结局便可胜券在握。无疑，这是一种强悍的美、力量的美、颇具冲击性的美。
三、《孙子兵法》“势”论在美学史中的地位
在中国古典文化传统中，“势”起初被广泛地应用于哲学、政治、军事、经济等领域，但“势”范畴最为成熟也最具影响力，却是在它被移植、拓展到艺术美学领域以后的事情。《孙子兵法》在“势”范畴的发展历程中无疑起到十分重要的“关节点”作用。
首先应引起关注的便是《孙子兵法》对传统“势”论的多元化突破。有的研究者指出：“孙子之势已经生发成熟。其系统所涉及的领域是从自然界现象到人类社会，从具体到抽象、从形而上的最高境界到形而下的具体度、量、数等，显然是一个完整而庞大的体系。”[4]从前文论述来看，《孙子兵法》的“势”论已不仅涉及地势、山势、水势、火势等“自然之势”，更把视角拓展到人本身，关注战争主体的“内在之势”，并把它应用到社会实践领域即战争实践中。俨然，孙子是在“自然—人—社会(战争)”的逻辑构架中展开其“势”论的。从另外一个层面来审视，孙子还把“势”范畴进一步由“实”(自然之势)变“虚”(内在之势)再变“实”(战争之势)，从而给予“势”的虚实特性以较为完整的揭示。
不容置疑，任何范畴都是过程性的，都要历经不断的发展才日臻定型、走向成熟。如果用今天的眼光回视“势”范畴的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尽管“势”范畴的鼎盛期出现在艺术美学领域，但“‘势’这一范畴的发展，首先在政治军事等领域中，然后是书论、文论、画论”[4]。也就是说，“势”范畴的发展、成熟和壮大，与此前的《孙子兵法》等著作的重视、阐发有着紧密的关联。我们不难看到，孙子之“势”对后世“势”论的拓展与深化所带来的深刻影响，可以从两方面得到直接体现和印证：一是后世论“势”的范围已由孙子的“自然—人—战争”进一步转入艺术实践领域，从而大大拓展了“势”范畴发展和艺术发展的新空间，凸显了“自然之势”向“人文之势”的转变。顾恺之的一席话足以佐证：“《孙武》……若以临见妙裁，寻其置陈布势，是达画之变也。”[5]二是顺着《孙子兵法》的“势”论，后代的理论家都不约而同地围绕“势”范畴进行理论抉发、体系建构和意蕴拓展。卫恒的《四体书势》、刘勰的《文心雕龙》、顾恺之的《画论》等，都对“势”范畴的完善与成熟起到了功不可没的作用。随着“势”在书论、画论和文论中的广泛应用，“势”逐渐成为与“意”、“气”、“神”、“韵”、“味”等同等重要的、具有深刻审美蕴含和华夏民族特色的经典美学范畴。我们也完全有理由相信，是《孙子兵法》使“势”范畴进一步走向自觉。从这个意义上说，《孙子兵法》不仅孕育了大智慧，也推进了“势”范畴的大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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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杜绣琳.论《四体书势》中势的生命意蕴[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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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上)[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
[4]陈正俊.“势”论研究[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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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建波.关于中国古代美学范畴“势”的意蕴管见[j].锦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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