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23-01-06 阅读量:0次 所属栏目:美学
摘要:荒诞的观念和显现形式古已有之,但荒诞感从日常生活中升华出来作为一种自觉的审美意识,是“二战”之后首先在西方文化语境中确立的现代性事件。作为美学的现代延伸,荒诞处于美学向丑学过渡的中介环节,或者说荒诞以悲、喜、丑的突破和杂糅形塑了新质的审美形态。它的出场拓宽了传统美学研究范畴,使始自鲍姆嘉通的“感性学”得以丰富,在感性学对美学纠偏和对丑学催生的框架中,其意义得以凸显,在后现代文化时空中仍播撒着荒诞的意味。
关键词:荒诞;审美价值;丑学;感性学
荒诞的观念及其显现形式古已有之,且是伴随人类历史性生存的一种普遍现象,但荒诞感从日常生活中升华出来作为一种自觉的审美意识,乃是“二战”后首先在西方文化语境中得以确立的现代性事件。它始自存在主义文学(哲学)继而在现代派诸艺术流派中得以充分体现,并以悲、喜、丑相杂糅的审美意蕴生成了它的审美价值。囿于传统美学观,学人通常在悲、喜之间界定它的审美形态,虽然大都注意到它对原有审美形态的突破,但对其仍缺乏合理定位。本文立足打破传统美学的封闭体系和拓展感性学内涵的语境,在美学一感性学一丑学中来检讨荒诞作为独立审美形态的价值。
一、荒诞的美学命名及其历史性出场
尽管荒诞现象早就存在,但直到现代派艺术出现它才走到历史的前台。“在他们那里,荒诞已从一般的历史社会范畴上升到人类存在的范畴,从一种批判意识发展成为一种彻悟意识;在他们那里,荒诞并不仅仅在于社会现实中的事物,而在于人的整个存在,在于人的全部生活与活动。”作为一个日常语词,“荒诞”在《简明牛津辞典》(1963年版)中有两个义项:(音乐)不和谐;缺乏理性或恰当性的和谐(当代用法),经现代派艺术才提升到哲学、美学高度。“荒诞”的美学命名源自西方现代派艺术的一个流派——荒诞派戏剧,作为西方战后最重要的戏剧流派,它和其他艺术流派一同生成了西方美学史上的一种新的审美形态荒诞。特别是贝克特《等待戈多》(1953)的成功上演,使人们普遍意识到社会存在的荒诞感,领会了人生的荒诞和存在的虚无,人生就像永远等不来的戈多。艺术家以对时代的敏感,塑造了一系列病态、丑陋的人物形象,以荒诞不经的语言揭示出丧失自我本质的人的无可奈何的荒诞境遇。
基于对荒诞派戏剧本质的深刻理解,英国戏剧评论家马丁·艾斯林在《荒诞派戏剧》中评论道:“在这个世界上,宗教信仰的沉落已使人们丧失了确定性,当人类已不再可能接受神学目的纯粹完整的价值和启示传统时,生命就必须面对它终极的、严酷的现实。荒诞派戏剧旨在使观众意识到人类在宇宙中不确定的、神秘莫测的地位。”正是洞察到荒诞派戏剧对人与世界整体性的丧失和人生境遇不确定性的揭示,艾斯林从哲学高度把这种人生境况命名为“荒诞”。其实,早在荒诞派戏剧之前,哲学家萨特就以文学家的敏锐正视了时代的荒诞境况。他在《恶心》(1938)中揭示了社会存在的莫名的无聊感、荒诞感,正如主人公罗康丹领悟到的生活的无聊透顶,“这花园、这城市,以及我自己。一旦你认识到这一点,就会使你反胃,晕头转向,这就是恶心”。“所有存在的东西,都是无缘无故地来到世上,无力地苟延时日,偶然地死亡”。作家加缪的小说《局外人》(1942),更是生动地揭示了人生的荒诞性境遇。主人公莫尔索虽然生活在社会和人群中,然而,不仅对社会就是对亲人也显出漠然的神态,母亲的死也触及不列内心的悲痛,只是觉得应该伤心,刚刚埋葬母亲就与同事玛丽寻欢做爱,在海边无意间开枪打死人,而在法庭上却表现得像与案子不相干的旁观者。发生的一切都未能改变他超然于外的冷淡,他好像处于社会和人群之外,宛如“局外人”,莫名其妙地来到世界,又莫名其妙地被世界所抛弃。卡夫卡的《城堡》、《审判》更是揭示了人类生存的孤独和荒谬处境,一种无可奈何不可理喻的悲剧性困境。这股弥漫在欧洲上空的荒谬感随着文学作品很快漂洋过海,并在北美大地生根发芽。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在萨特、加缪影响下出现了一批揭示存在荒谬感的作家。海勒的小说《第二十二条军规》(1961),描述了二次大战时一个美国空军中队的生活,描写了军队内部的官僚、腐败、专横、残暴,以及在“正义”外衣下的无耻勾当和荒诞氛围。小说主人公尤索林上尉洞悉一切,极力想摆脱又难以超脱,由此产生受迫害的臆想,被人视作疯子。按照第二十二条军规疯子不能飞行,据此他申请停止执行飞行任务。但第二十二条军规又规定:申请必须由本人提出,而凡是自己要求停止飞行的申请者,理所当然头脑健全,不再被视作疯子。因此,这条军规完全是悖论式骗局。小说情节充满了荒谬、不合理,形式与内容极端矛盾,在“黑色幽默”的冷嘲中,会让人在极度绝望时发出笑声,似乎符合喜剧特征,但内容却是人生的绝望与无出路,因而这笑声比哭声更使人感到恐怖。荒诞主人公尤索林、莫尔索等人始终模糊的面目告诉我们:荒诞甚至存在于每个人的意识抑或无意识中,甚至就在人性的生成中,伴随自己当下的世界一同到来,在世界建构中每个人都会或多或少地遭遇它。在一定意义上,局外人就是人群中的一员,甚至就是镜中的自己,人生就是一种荒诞性存在。这种把几近荒诞的悲扩大开来认为是人之生存本有的结构,一度成为西方现代人文哲学家如基尔凯郭尔、海德格尔、雅斯贝斯等人的哲学主题。
荒诞感在战后西方始自法、德、英继而在美国蔓延开来,与战后西方世界理想的幻灭相关,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个“上帝”缺席、陌生、敌对,充满不确定性的异化世界。一个丧失了存在意义,丧失自我本质的世界挤压了人的存在,使人处于莫名的恐惧和绝望中,荒诞感由此而生。就加缪、萨特的文学在美国引起强烈共鸣的原因,伊哈·布哈桑认为,“在美国的经验中,总归有很多东西是符合存在主义所主张的:人类是赤裸的、人是依靠自我的、人是蔑视死亡等观点的。这样,萨特的思想,特别是加缪的思想,在50年代就在我们的国土上生根了。实际上,嬉泼斯特(美国存在主义者的一种称号)的生活方式,还出现在这些思想之前:嬉泼斯特由于密切接近了危险、本能和他的灵魂向他发出的反抗命令,以他的全部的存在去反抗世界末日的空虚。”只要世界处于无根的被抛状态,存在主义就切近这个时代而为人们所接受。关于荒诞的生成,萨特认为“如果孤立地分别考察人或世界,‘荒谬’显然既不存在于前者之中,也不存在于后者之中。然而,既然人的主要特征是‘存在于世界之中’,那么‘荒谬’也就是最终成为人的生存条件中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首先要说明,荒谬并非纯粹理念的对象,我们通过一种令人悲哀的启示而意识到它的存在。”艺术作品揭示了荒诞的存在论特性,通过荒诞状态的敞开艺术家们展示了现代人的生存困境。于是,“理性失落了,信仰失落了,人失落了,现代西方文化与西方古典文化断裂了。这种断裂是西方现代文化层从西方古典文化层,特别是从晚期浪漫主义中蜕变出一种新的审美形态:荒诞(absurd)——失去真实自我的社会是无意义的;正是在与传统的理性与信仰的对照之下,现代西方人的存在才成为荒诞的——由传统塑造的现代社会的框架仍然显得那么有意义,而被填塞于其中的人的存在却没有意义。”借着时代机缘,一种新的审美形态——“荒诞”历史性地出场了。
加缪认为荒诞是世界的不合理性与人所追求的合理性的冲突。当人感受到生存的异常产生质疑而又无能为力时,荒诞就开始显现,人由此面对荒诞、进入荒诞,而愈加感受到人与存在的分离。“一个能用理性方法加以解释的世界,不论有多少毛病,总归是熟悉的世界。可是一旦宇宙中间的幻觉和照明都消失了,人便自己觉得自己是陌生人。他成了一个无法召回的流放者,因为他被剥夺了关于家乡的记忆,而同时也缺乏对未来世界的希望;这种人与他自己的生活分离,演员和环境分离的状况真正构成荒诞感。”迷失于荒诞感,人是没有出路的,弥漫心间的荒诞感是难以克服的,在荒诞感笼罩下,人生、世界、行为、信念、思想都无意义,甚至无处反抗、无所反抗,要么自杀逃避荒诞,要么以反抗荒诞的形式成为荒诞的人,犹如推巨石上山的西西弗斯。正如尤奈斯库所言,“荒诞是指缺乏意义……在同宗教的、形而上学的、先验论的根源隔绝后,人就不知所措,他的一切行为就变得没有意义,荒诞而无用。”这种不可理喻的生存状态,在现代主义小说、戏剧、美术和音乐中有着鲜明体现,它们以夸张的变形、奇异的肢解、怪诞的造型和奇特的象喻揭示了非理性的荒诞内容,表现了人的世界的空虚、荒诞、无意义、悲观、绝望等。正是这些伟大的艺术品帮助现代人正视了漫无边际的荒诞感,这些作品始终隐含着一种形上的维度,即在荒诞感中透露出人对自身完整性的吁求,一种在迷茫、虚无、绝望中追寻着无望的希望的焦虑,一种对身心自由和解放潜在的渴望。西西弗斯的行为是荒谬的,但他执著于这种行为本身乃是一种清醒和对荒诞的正视,显示了现代人同生活其中的世界达成妥协做出的努力,明知荒诞却不放弃,显示了在荒诞感的挣扎中尚存没有泯灭的主体意识,谕示了人对自由的些微渴望。尽管反抗是无望的,但这种反抗本身是人生存的意义,是人对生存处境的自觉意识,也是对人自身存在尊严的肯定。正是艺术赋予我们力量和勇气,这是荒诞具有审美价值的人类学、社会学根源。从存在主义文学的“局外人”,到荒诞派戏剧无望的“等待戈多”,从表现主义小说永难进入的“城堡”,到黑色幽默的“绞刑架下的幽默”,立体派绘画的“亚威农少女”以及表现主义绘画的“呐喊”等,都在张扬着无处不在挥之不去的苦涩、冷漠、残酷、真实的荒诞意味。
二、荒诞感的揭示与荒诞状态的敞开
作为生成于现代境遇的审美体验和艺术感受,荒谬感源于人对存在境遇的悖论体验,是理想失落以及人与存在分裂和技术僭越加剧的显现,在此境遇中人越来越失去自身而呈现为某种物的存在,从而引起精神、心理、行为上的怪诞。“非理性的荒诞的形式与同样荒诞的内容,使人感到的是愕然,是不可思议,因而会笑。然而这笑不同于喜剧感的笑,喜剧感的笑是对旧事物的讽刺,是对自己的信心与自豪,是充满希望的笑。荒诞感的笑却是对世界的荒诞的感受,因其荒诞而感到束手无策,无可奈何,是一种无望的笑。荒诞也有一种悲剧感,但悲剧感的哭中透着希望。荒诞是无望的,它也不会让人哭,它只是让人哭笑不得,陷入一种尴尬困窘的境地。”
对荒诞的领悟离不开对怪诞的意会,虽然二者在西学中并无词根上的关联,但二者在汉语语境极为相近。“怪诞”作为一种存在样态早于荒诞,通常它以丑的视觉效果给人们以感官冲击,成为艺术审美的表现方式。而荒诞却无特定形式及其结构特征,它更多的是以内容、感觉或气氛凸显,意在引发精神、心灵的沉思,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内容的无序杂糅生成它形式上的滑稽与怪诞混合的特点。怪诞是以反常、夸张甚至丑陋的形式激起受众注意,荒诞则以意义的虚无激发受众思考。荒诞作为审美形态涵括了怪诞,荒诞之出场必关乎滑稽和丑,特别是丑的因素尤为突出。很多理论家都指出过荒诞是荒谬可笑与恐怖可怕同时并存及其生成的极端反常方式。荒诞的萌芽可以追溯到原始艺术的怪异、变形,甚至那些可怖的纹样、图案、声音与形象,但在原始人那里却表现为一种与其认知、情感相吻合的原始状态的和谐,从人性生成、人的主体意识建构来说,毋宁显现为一种艺术的崇高与神秘而不是荒诞(儒家有“子不语怪力乱神”之说)。生成于现代作为审美形态的荒诞之对象无法像悲剧、崇高、喜剧那样可以切实把捉,无法像悲剧和崇高那样去抗争与拼搏,亦不会有所谓的胜利,而是揭示一种存在境遇,一种难以克服的生存性悖论的展现。
荒诞把丑的对立推向了极度不合理、不正常,“造成是非倒置,时空错位,使一切显得混乱无序,不可理喻。”虽然丑作为一种人类意识早就出现在艺术中,“不但近代绘画中的一些杰作,例如英国布莱克以但丁的《地狱》篇为题材的作品,就连古希腊的关于林神、牧羊神、蛇神之类丑怪形象的描绘,也都证明造型艺术并不排斥丑的材料”。但丑在人们的感性心理中独立出来,引起艺术家注意并显现在作品中是近代的事,“在文艺复兴以后,比在文艺复兴以前,我们更经常地发现丑。而在浪漫的现实主义气氛中,比在和谐的古典的古代气氛中,它更得其所”。回顾艺术史可以看到丑在现代感性中具有不同于往昔的意义,它不再作为美的陪伴物出场,而是以独立姿态引起艺术家关注,并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现代艺术中。但在传统美学上,“丑并不是与其它审美范畴并列的一个范畴,而是从属于、综合于其它审美范畴中的一个亚范畴”。确切地说,丑作为亚范畴只参加崇高、悲剧和喜剧,而不参加优美,优美是不含丑的绝对美,无论东西方属于优美的艺术作品无不如此。随着人们视野的扩大和艺术家们对丑的描绘的用心,出现了众多“丑得如此精致”的作品,艺术空间也因丑的凸显而极大拓宽。伴随“丑学”浮出历史的地表,美丑之间藩篱被拆除,人类的审美感觉、审美范畴乃至审美形态也大大地丰富了。及至发展到艺术的现代主义阶段,各种艺术的“恶之花”盛开。存在主义文学、荒诞派戏剧、黑色幽默、迷惘的一代、无调性音乐,达利的《西班牙内战的前兆》,毕加索的《亚威农少女》,布罗基的《男妖》,米罗的《倒立的人》,马格利特的《红色模块》等都预示现代人已笼罩在以丑(还有悲)为底蕴的荒诞绝望的存在境遇中。
的确,荒诞在其生成中不只是充分揭示丑,它还以近乎滑稽夸张的笑的形式包蕴着无法言说的悲,但这种悲不是真正意义的悲剧,毋宁说,它从内容上接近悲,遭受对立方强大的漫无边际的力量的压抑,从中展示矛盾的深刻与复杂。它不像悲剧主人公祈向一种希望而是无望;同时它也不是真正意义的喜剧,它不具备喜剧的超越性和优越感,它是让人哭也哭不出,笑也笑不出的无奈。惟其如此它才以新形态显现了20世纪感性学、丑学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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