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学说正在成为世界哲学的论文

　　早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我在图书馆好奇于两个美国人对中国古老文化的热爱，先后借阅过郝大维、安乐哲著，蒋弋为、李志林译的《孔子哲学思微》(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9月)，安乐哲著，滕复译的《主术——中国古代政治艺术之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6月)和郝大维、安乐哲著，施忠连译的《汉哲学思维的文化探源》(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这三本书就像一块敲门砖，使我有幸徜徉在郝大维和安乐哲的中西比较哲学世界里，并为他们推动中西文化交流作出的卓越贡献而深深感动和钦佩。

　　那时候中国大陆还没有掀起“读经热”、“祭孔热”、“儒教热”，更没有央视“百家讲坛”掀起的“读孔热”。有关孔子哲学研究著作，我在偌大的浙江图书馆只找到了郝大维、安乐哲著的《孔子哲学思微》这一本，可见那时候我们的学者对孔子还远远不够重视。《孔子哲学思微》一书，英文原名为ThinkingThroughConfucius，1987年在美国首版。这部杰出的著作，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西比较哲学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在当时学界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该书在中西思想对话基础上，不仅对孔子哲学作出了新解，更在哲学史的意义上，发孔子思想之微，以孔子的思想，来拓展对思想的理解。故而既展开哲学思辨传统与汉学考辨传统之间的中西圣哲恳谈，又穿梭在中西两种文化空间进行文化比较研究。其所涉及的课题和方面，既多且广。

　　美国哲学家郝大维、安乐哲的名字，就是当年阅读《孔子哲学思微》后，进入了我的心灵深处。真没想到，若干年后我竟能在北大课堂里见到安乐哲教授。这真是一种缘分。事情是这样，去年我女儿选修了一门外国教授的课，当我后来听说那个外国教授是夏威夷大学来的，便产生了兴趣。因为我在夏威夷大学东亚系做过访问学者，待过相当长一段时间。于是我问女儿道：“你老师叫什么名字？”她说：“安乐哲。”我说：“安乐哲这名字很熟悉，他是研究孔子的吧？”女儿说：“是呀，他是夏威夷大学哲学系教授，你怎么知道？”

　　我知道女儿的老师安乐哲，就是“孔子哲学思微》的作者后，心里便想着去北京看望他。那时正是2006年12月初，我刚从德国莱比锡回来不久。8月完成的《陈思和评传》，也以最快的速度在11月的《芳草》杂志上发表了出来。而此时，我与女儿也有近半年没有见面了，自费去北京就有了名正言顺的理由。于是，我从女儿这里要来安乐哲教授的邮箱，给他发了一封请求见面的信。他很快给我回了信。但我并没有告诉他我曾经读过他的著作，我怕我浅显的理解不甚到位。

　　我们约好2006年12月19日晚上，他课后见面。我一直在等待那个时光，以致于这天黄昏时分，Ⅸ世界文学》副主编高兴先生来北大看我，我们一起在“师生缘”进晚餐时，我生怕误了时间，不时地偷偷看表。其实时间很从容，饭后我送高兴先生出北大东门，才晚上七点零几分。这时离安教授下课，还有一个多小时呢!我突然想如此好机会，何不去听听安教授的课？于是在女儿解芳的引领下，我走进了安乐哲教授的课堂。

　　安乐哲教授个子很高，长得很帅，虽然年近花甲，却目光炯炯，精神抖擞，给人以年轻人般朝气蓬勃的感觉。12月寒冷的天气，他穿着紫色衬衣，红光满面地上课，让穿着羽绒服的我如沐春风。我坐在圆形的课堂里，英语语境氛围很快笼罩着我，让我仿佛回到了夏威夷大学的课堂上，一种亲切感油然而生。

　　这堂课，安乐哲教授讲授《论语》。同学们手头都有一本绿色封面的英语《论语》打印稿。安乐哲教授举止潇洒，伴随着抑扬顿挫的英语语调，在讲台上显得很有风采和魅力。尤其在他微微的笑容里，折射出一种哲人的亲切和深邃之光。他不时地把阅读材料中的重点和难点以直观、独特的方式表达出来；对一些重大哲学问题的解说，也是具体而微。同学们经他指点，似乎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课堂的气氛是轻松、快乐的。老师的提问和同学的回答，都妙趣横生，时不时会引来一片欢乐的笑声。然而，安乐哲教授很严格。每堂课前，学生都必须完成一篇英语论文。虽然有些同学会感到疲惫，但得到了很好的英语训练，便充满自信。一个学期下来，他们不仅英语水平提高很快，更重要的是受到了安乐哲教授学术精神的影响。那些在哲学上有追求的学生，看着安教授中、英、日文如此流利，对中国哲学有如此精深和独特的见解，除了钦佩和景仰，便知道在博大精深的中西哲学传统面前，只有付出汗水才是最最重要的。

　　不知不觉就到了下课时间。课后仍然有不少同学围着安乐哲教授探讨一些哲学问题。而我却沉浸在安乐哲教授幽默风趣、别具一格的课堂风格里，体味着美好的感觉。同学们散去一些后，我走上前去与安乐哲教授打招呼。自然，他老早就发现我坐在课堂里了。我们就在教室里聊天，身边围着的同学又多了起来。那些同学与安教授真是依依不合呢!这让我亲眼目睹安乐哲教授对每个学生的提问，都是那么耐心细致地逐一解答。

　　我捧上我的拙著《到莫干山看老别墅》和《陈思和评传》赠给安乐哲教授，而他亦赠我一部他与郝大维合著，何金俐译的《通过孔子而思》(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8月)。我捧着这部设计大气而厚重的书，心里想这就是九十年代末我阅读过的《孔子哲学思微》的另一个版本吧!

　　与安乐哲教授聊天，是非常快乐的。他虽然是当代中西比较哲学界响当当的领军人物，亦是当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西方思想界中国哲学研究权威、西方汉学权威和全球比较哲学研究的巨擘，但你丝毫不会因为他有那么多头衔，而惶恐胆怯。因为他是那么地亲切和平易近人。他浑身散发出来的哲人气息和中国古典情怀，使你不得不对他产生一种浓厚的兴趣。当然要真正走近他，深入到他的哲学世界中去并不容易。他的世界，就像一片哲学的海洋。在那片海洋里，他与郝大维关于中国哲学合著的三部曲：《孔子哲学思微》(ThinkingthroughConfucius)、《汉哲学思维的文化探源》(ThinkingfromtheHan)、《期望中国：中西哲学文化比较》(AnticipatingChina：ThinkingthroughtheNarrativesOfChineseandWesternCulture)，最为著名。

　　时光就像流水一样。短暂的见面、听课、聊天，让我度过了一个非常丰富愉快的晚上。告别时，我们在课堂里合影留念，那感觉就像认识了多年的老朋友一样。回到北大48楼招待所后，我迫不及待地阅读了《通过孔子而思》书中附录的对话。安乐哲在与译者何金俐的对话中说：“如果你一直往前走，你最终就会很自然地到达某个地方。我的秘密就是，坚持做一件事情，不要不停地换马。我是始终骑着一匹马走路的。”这是作者几十年的经验之谈。我想无论什么行业的人，只要思索都能从中受到启发。接着安乐哲又说：“我是一个过程性思维的坚决维护者。过程性思维是没有国界的。怀特海是过程性思维，杜威是过程性思维，孔子是过程性思维，《道德经》也是过程性思维。……因此，让中国哲学与美国实用主义进行某种程度的结合，就会自然而然地形成筹划中国哲学获得更好传播机遇的可能性。”美国哲学传统与中国儒学，有异曲同工之处。安乐哲觉得中国传统哲学有着巨大的价值，自己作为一个外国人可以将其介绍到西方，从而提升西方文化。事实上这项传播工作，安乐哲已经做了几十年。他早年翻译的中国哲学经典有：《论语》《孙子兵法》《孙膑兵法》《淮南子》《道德经》《中庸》等。其对中国哲学独特的理解和翻译方法，改变了一代西方人对中国哲学的看法，从而使中国经典哲学的深刻含义，逐渐被西方人所接受。

　　回到杭州，我从书橱里找出《期望中国》和《汉哲学思维的文化探源》，加上安教授馈赠的《通过孔子而思》，我就有了他和郝大维合著的这三部著作。于是我在写小说的空隙，开始重温和阅读。也许与安乐哲教授见过面了，我在字里行间能更加正确地呼吸到作者的精神气味。当然我不是搞哲学研究的，但我非常喜欢哲学。我知道安乐哲是伦敦大学的博士，他带有英国中国思想史专家葛瑞汉一派强调语言特性的风格；而已故的郝大维是耶鲁和芝加哥训练出来的哲学家，熟悉分析传统和当代哲学。他们优势互补，保证了比较哲学研究和孔子概念讨论的严谨。在《通过孔子而思》一书中，他们提出了三个预设——即“内在论的宇宙”、概念的两极性和以“传统”作为阐释问题的背景。他们认为孔子的思想不依赖严格的超越性原则，没有神与世界、存在与非存在、主体与客体、心与物、本质与现象等方面的二元对立。孔子倾向于把问题放在语境和传统的背景中，以相互依存的两极性概念来进行说明和表达。

　　在书中作者强调道：“我们面临的是最耐人寻味的两难处境：该书的写作源于认识到盎格鲁一一欧洲文化急需孔子思想所体现的这种赋值性哲学。另外，孔子思想确然有助于鼓舞西方哲学家创造新的思维模式。”因此我想该书思考的问题，是作者面对各种问题之一。作者努力从西方文化背景中，找出一些问题，然后尝试以孔子思想作为一种手段，阐明这些问题的关键所在，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可能途径。而该书实际上还包含两个方面：一、力图证明孔子对西方哲学反思重构的价值。二、进一步探求对孔子思想作出新的阐释。其次，同样重要的是，作者提供了一个以孔子为媒介的思想演练。正如美国儒学家南乐山在英文版编者前言中对该书评价道：“谁都不能忽视，它对我们人类经验世界所具有的如此锐敏的关注。”

　　我非常喜欢ThinkingThroughconfucius这部结构复杂精妙、思考深邃的书。它跳出了中西哲学的地域框架，真正以一种汇通东西方的独特眼光研究比较哲学。而无论我早年阅读的《孔子哲学思微》，抑或是今日阅读的《通过孔子而思》，这两个中译版本都让我在作者对孔子思想的阐释下，寻求能开启我在创作上产生新思维的东西。

　　《期望中国：中西哲学文化比较》，是我的朋友学林出版社曹坚平先生责编的书。2005年5月出版时，曹先生就赠我一本。然而该书对我而言读起来比较吃力，有些地方一知半解，但我还是断断续续地把它弄懂读完了。该书对哲学思维，提出了新的圆形与方形框架理论，并且分别介绍了“从混沌到宇宙”、“静止和永恒”、“从静观到理论”、“人性和上帝的意象”、“理性精神的执著”、“中国与第一问题框架”等内容。作者认为，中西哲学之间的交流和理解，最重要的一步是要明白中西哲学在基本“前提预设”方面的差异。他们提出两种思维模式：即第一问题框架思维和第二问题框架思维。第一问题框架思维，即因果思维，它是西方哲学的“前提预设”；而第二问题框架思维，即类比的、关联的思维，它是中国哲学的“前提预设”。当然安乐哲和郝大维的“思维”，不仅是知识论意义上的，它有更为宽广的内容。也就是说，在他们视野中的“思维”，与宇宙论、本体论、知识论、语义学甚至政治社会洞见，紧密相关。

　　郝大维、安乐哲的第三部重要著作《汉哲学思维的文化探源》，也是我九十年代末读过的书。这次重温，我对“西方思想中的自我问题框架”和“超越性与内在性：文化的关键”等篇章，仍然颇有兴趣。书中围绕自我、真理和超越这三个核心问题，逐个透彻分析中西双方的不同认识，展示各自的价值和不足，及其在文化发展中的重大不同后果。作者在两个不同的传统中，既以中国传统的眼光审视西方文化的基本假定，又借西学的精深素养对中国文化进行犀利的分析，并将中西哲学的区别，归结为三个范畴：自我、真理、超越。

　　读完郝大维、安乐哲著的以上三部书，前些日子我又去图书馆借来了郝大维、安乐哲著，何刚强、刘冬译的《先贤的民主——杜威、孔子与中国民主之希望》(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5月)。这是一部非常好的、给人以思考的书。它赋予历史人物以哲学风度，赋予哲学问题以跨文化解读，赋予中国问题以中西融会式的智慧阐释；而行云流水般的叙述语言，仿佛太极云手般翩翩起舞。当然全书最关键的是，它挑战了以往有关中国与西方之关系的思考，更具体入微地从杜威的“individuahty”和孔子的“仁”，这两个概念加以分析，指出了它们的内在关联，即：人不是先天完整的人物，而是参加丰富的社群生活关系而成的“仁物”；人因沟通而成其为人。

　　中国古代是一个集权专制的时代，没有民主气息。这似乎是毫无疑问的。但在该书中，美国的杜威十分推重孔子的民主。也就是说，中国古代曾经是有民主的，但后来渐渐衰退了。所以作者进一步阐释道：“杜威的实用主义无疑是民主的，让人惊讶的是儒家思想中，也包含着与杜威的民主有着惊人相似的民主思想。”然而作者又不无忧虑地认为，中国在当前的民主化进程中，不应该抛弃自己的传统把洋人的民主包上一块布拿到中国来。换言之，不向美国式的自由民主转型，中国才有增进人权和自由的希望。

　　《先贤的民主》给了我许多思考，这使我有信心面对未来世界的文化冲击。正如安乐哲教授在一次访谈中说的：“中国已经成为一个经济和政治大国，随之而来的是中国作为一个文化大国的重要地位将更加凸显。孔子的学说正在走向全世界，从中国的哲学变为世界的哲学。这就像当人们提到贝多芬的时候，他们所想到的不是德国音乐，而是音乐。当前，世界正处在一个转折期，孔子的哲学正在像康德、休谟和其他一些著名哲学家的学说一样，成为世界的哲学。”

　　安乐哲教授现为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系教授、美国东西文化交流中心亚洲发展项目负责人、国际Ⅸ东西方哲学》杂志主编、英文《中国书评》杂志主编，曾长期担任夏威夷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并为北京大学、台湾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武汉大学客座教授。这位世界一流的汉学家，有着充沛的精力和良好的学术状态，还将会挖掘到中国最有价值的传统成分，产生更多的新思想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因为在他看来，如今只有中国的经济在健康持续地增长，这必然会给儒家带来一个机会，让世人注意到中国的发展。这就是安乐哲教授的眼光和洞见。我相信安乐哲教授还将继续在中西比较哲学上，“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作者：顾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