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精神境况与哲学主题的演变

　　一、时代精神境况的特征与哲学主题的演变

　　哲学思维在每一个时代都是重新起始的，并且每一个时代都是按照新的时代条件历史地实现自身的。纵观西方哲学史，一个清晰明确的标志是从古希腊到20世纪的哲学都随其时代的精神境况而采取过某种新的哲学主题：古希腊是“存在”中世纪是“神”17世纪是“自然”18世纪是“理性”；19世纪是“社会”20世纪是“人”。

　　1.古希腊哲学的主题“存在”。古希腊时代精神境况的特征是使社会意识从原始宗教迷信的束缚下解脱出来，提倡一种朴素的科学精神，以促进人们认识自然，改造自然，提高社会生产力。正是在这一总的时代精神境况下，希腊人首先开始了哲学思维。他们最先尝试不遵循形象的探索，而以抽象去栽培理性，并将人类知性由之引向“存在”问题。即开始追问世界的存在是什么？世界万物是怎样产生的？

　　在希腊哲学史上，爱利亚学派的巴门尼德（公元前6世纪-5世纪）第一个形而上学地追问了哲学的基本问题：存在是什么？存在的基础是什么？从存在是“一”的观点出发，他提出了哲学的惟一任务不是探究变动不居的世界，而是探究永恒不变的存在。他的存在思想直接启发了后来西方哲学史上莱布尼茨、康德、谢林和海德格尔等人对哲学基本问题的进一步的思考“为什么一定要存在某物？为什么就不是无？”。

　　2.中世纪哲学的主题“神”。在希腊思想发展的末期，一种新的宗教即基督教有许多因素适合于时代精神生活的需要，这使许多人改变了信仰。这是信仰的时代。基督教倡导“信、望、爱”，它声称首先在人间，其次在天上重建天国，那将是一个正义和仁爱的天国。基督教所谓救赎说、天国报应说，直扣一般人的心弦，充分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精神境况。解救的条件不靠外在的和偶然的善，而靠内心转变、忏悔，即爱神和人。经院哲学的集大成者为托马斯•阿奎那(1225-1274年）。其基本伦理思想是，神创造了万物，万物的性质体现了神的善良。因此，从人的形象中可以看出神的形象。人的至善就在于认识神，面向神，这也是人的最大幸福。进言之，人类社会由神意统治，而且神意的统治远远优越于人类制度的正义。因此，最好的制度不是人的产物或哲学指导的实践理性的产物而是神恩或神律的产物。简言之，最好的制度是神之王国的同义语。因为在他看来，即使世界是永恒的，它也在神的自由意志中有其根源。

　　2. 17世纪哲学的主题“自然”。这个时代精神境况的基本特征是，反省精神开始觉醒，对自然事物发生浓厚兴趣，强烈地渴求文明和进步。

　　在这种新的时代精神境况激励下，人们的注意力从探索超自然的事务转到研究自然事物，从天国转到人间。这是一种“自然主义”取向，而这种取向与新科学，特别是与自然科学相关。

　　作为英国近代经验哲学的先驱培根（1561-1625年）关心科学事业的发展，崇尚科学实验，率先提出了“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在同经院哲学的斗争中，他明确提出了哲学的惟一对象是自然。他试图用自然的原因来解释物质和精神世界，解释社会、人类制度和宗教本身。

　　自然哲学思想家霍布斯（1588-1679年）在《论物体》中指出，哲学研究的惟一对象就是自然物体。霍布斯强调一切东西都是自然实体，根本否定超自然的精神实体的存在。这样他从机械唯物论出发，得出了无神论的结论，从而消除了培根哲学中的有神论的偏见。从自然哲学中，霍布斯推导出了“自然状态”和“自然法”学说。在自然状态即原始本能状态中，每个人都为自然权利争夺不已，从而陷入“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

　　然而，自然法要求人们相互放弃自然权利，承认自己的自由与他人自由的共存“寻求和平，信守和平”。因此，他认为，永恒不变的“自然法”是人们行为的准则，是衡量善恶是非的标准，是人们必须遵循的道德规律。为了使“自然法”得到确实遵守，人们便借助于议会来制定国家法律，强迫人们遵守，以保证国内和平，抵御外敌。

　　3. 18世纪哲学的主题“理性”。这个时代欧洲各国启蒙运动高奏凯旋，尊重人类理性和人权是这个时代一切精神生活及哲学思想的特征。法国启蒙思想家高举“理性”的旗帜，把理性当作一切现存事物的惟一裁判者。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论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形式、国家制度等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受到最无情的批判。恢复理性的权威，建立“理性的王国”，意味着伟大的社会和政治革命。

　　康德（1724-1820年）哲学乃是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受法国革命的影响，康德把他的时代称之为“批判的时代”，呼吁用“人类理性”去批判包括宗教和法律在内的一切事物。在康德看来，所谓哲学就是关于“人类理性”的最终目的的一切知识和理性使用的科学，对于最高目的和最终目的来说，一切其他目的都是从属的，并且必须在它之中统一起来。因此，哲学就是关于“理性立法者”的学说，与此相适应，哲学家必须确定下述三个问题：

　　(1) 人类知识的源泉；（2)—切知识之可能的有用的使用范围的使用；（3)理性的界限。他把理性分为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前者同认识有关，后者同意志有关。一切知识始于感官进达知性而终于“理性”。理性所追求的是绝对的、无条件的最高统一的知识，亦即最高的理念：世界、灵魂和神。理性由于其本性而要求认识上的全体性和整体性，它引导知性不断扩大并深入认识现象，从而使知识趋向最大统一的完整体系。

　　康德不仅把理性理解为人类认识自然法则的最高的知性能力，而且把它理解为人类为文明世界和人类社会规定秩序和规则的源泉。自然必然与道德自由之所以可能均渊源于理性自身。历史的目标就是建立一个一切理性者的永久和平的文明世界。为此，必须通过确立一国之内理性的普遍法治的公民状态，保障公民的权利，尊严和自由，同时必须通过建立国家之间的合法的国际联盟或世界公民状态，按照理性的法律秩序保障个人自由和国家自由。

　　4. 19世纪哲学的主题“社会”。这个时代精神状况的基本特征是追问：社会是什么？怎样才能建立一个公正、合理的社会？尽管人们对自由、平等和博爱的理想仍然感到关切，依然梦想革命性地改造人类社会，但是，与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不同，这个时代的思想家更积极地关注社会实际问题。因为政治革命确实没有带来普遍的幸福，人权宣言并没有消除下层阶级的愚昧无知的悲惨命运。于是有人指出，要达到这种目的，必须靠社会演进，通过教育和启蒙使社会逐步改造。

　　与胸怀同情心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不同，孔德、穆勒、斯宾塞等人则运用实证自然科学方法研究人类社会历史现象，强调人类知识的力量，特别是强调运用实证科学改良社会的可能性，并提出了一套相应的社会理论。

　　孔德（1798-1857年）被公认为社会学的创始人。孔德把社会学分为社会静力学和社会动力学两部分。社会动力学就是动态地、历史地研究社会，研究社会的发展。他认为，社会发展的动力是人们的道德和智力，人类的道德和智力发展推动生产的发展，推动社会的前进。社会历史在人类智力的推动下经历了三个阶段：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和科学阶段。社会静力学是静态地研究社会的横断面，研究社会的组织和结构，研究它们的相互关系。孔德认为，人都有利已心和利他心，二者对社会都是必要的，利己心可以促进社会发展，利他心可以促进社会的“合作”和“稳定”。二者的平衡发展是社会进步不可缺少的条件。

　　另一个社会学家斯宾塞（1820-1903年）也致力于阐发社会学说。在社会问题上，斯宾塞把生物学应用于社会，提出了“社会有机论”。按照他的这一理论，社会像生物个体一样是一个有机体。生物有机体有营养（生产），分配和循环（商业、交通、银行），调节（管理机构、统治机构和政府）三大部分。据此他又把社会成员分为三等：第一，从事生产的工人和农民；第二，从事分配和循环职能的商人、企业家和银行家；第三，从事调节职能的政府管理人员、官吏。他主张这三种人之间的平衡合作，各司其职，否则就会破坏有机体的平衡，使社会退化。

　　5. 20世纪哲学的主题“人”。这个时代精神境况的基本特征是以科学技术为标志的现代化。现代化造成了两个后果：一是对自然的破坏；二是人的内心的崩溃。不仅如此，20世纪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战争极大地震憾了人类的心灵世界。战后，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及其现代化改善了人们的物质生活，但也造成了严重的生态危机和各种社会异化现象。人与人相离相违，人与自然相离相违，人与超越存在相离相违。其结果，人走向虚无；人丧失了自己。人的问题（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人的本质、人的尊严、人的自由等）便移入20世纪现实的中心。各派哲学家纷纷从人的困境人手，通过阐明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指出一条消除异化，克服危机的具体途径。“人”这一主题尤其在20世纪哲学人类学和存在主义中得到了鲜明的表现。

　　舍勒（1874-1928年）被公认为是现代哲学人类学的创始人。舍勒认为，人既是生命冲动的体现，又是精神活动的场所。完整人的形象表现在生命精神化和精神生命化这一过程之中。因此，人向世界的开放是精神的特征，也是人与环境的根本点。“人是一个向世界无限开放的X”。一方面，正是精神在历史发展中提供了一个无限开放的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历史的结构就是精神的结构。另一方面，生命在历史上充当动力作用。正是生命冲动引起了历史上经济的、政治的和种族的运动。不仅如此，“人是面向神的X”。完整的人同神是可以互换的术语。神被体验为生命同精神的统一。人和神互相对立，但也互相包容。人接近神，神也接近人。总之，人是生命冲动与精神本质的双重存在结构；他在宇宙中占有特殊地位，他向世界开放着，推动和引导历史发展；他与神同生共存。

　　与哲学人类学一样，20世纪存在主义也致力于人的问题。萨特（1905-1970年）强调存在主义是一种使人类生活成为可能的学说。“自由”是萨特存在主义的核心学说。按照他的自由观，人是自由的，人就是自由。人通过自己的选择来创造自身的价值，而这种选择是绝对自由的。自由是人的命运，因为人是被判定为自由的。然而，在萨特那里，自由与“责任”是联系在一起的。因为人一旦自由便无所傍依，既无古老的神为伍，亦无他人作借口，人被迫自由选择，人不得不为自己所做的一切承担责任。而且，这种责任具有普遍意义，人不仅要为自己，也要为全人类负责。

　　二、“世界”与“世界哲学”

　　1。世界”概念。作为哲学的永恒主题，世界像神和人一样古老而常新，但是世界究竟是什么，这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

　　K.雅斯贝尔斯将世界理解为一切实在的根源。所谓“世界”，即是探讨“世界观”（Welt-An-schauungen)、“世界图景”（1^4-)和“世界思维的可能性”（Welt-Denkenmoegl?chke?t)。进言之，他的《世界观的心理学》（1919)就是用世界观宇宙来证明心理学的正当性。L.维特根斯坦则把“世界”理解为“事实的总体”，亦即“世界是一切发生的事情”。他的《逻辑哲学论》》1921-1922)就是将逻辑的基础扩展到世界的性质，从语言推论世界。卡尔纳普将世界理解为“直接经验”或“直接所与”。他的《世界的逻辑构造》（1928)就是运用符号逻辑来分析和证明世界本身的全部逻辑构造。E.卡西勒则把世界理解为一种“符号形式”，他的三卷本《符号形式的哲学》（1923-1927)就是借助于各种不同的符号系统构造不同类型的世界。

　　E.胡塞尔在《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1913)中，把“世界”标识为“现象学的入径”。世界乃是一种“关连物”，在现象学上“世界”被理解为“境遇’’（Horizent)。一方面，世界独立于主体性，在此意义上，世界是一种自在存在；另一主面，只要境遇依赖于我们的行为，世界便是某种主体性的东西。由此出发，他区分了对待世界的两种态度“自然态度”与“哲学态度”。在自然态度中，世界乃是思维的根源，而在哲学态度中，世界乃是哲学思维的根源。胡塞尔试图借助现象学的悬置原则，将自然的世界态度存而不论，将一切存在判断置入括号之中，从而在哲学研究中奠定具有普遍确定性的认识基础。

　　后期胡塞尔所关注的中心课题是“生活世界》Lebenswelt)。在他说来，生活世界是哲学的大全问题，探索陌生而神奇的生活世界乃是哲学的全新任务。所谓生活世界是人们共同经验到的、素朴的、感性的世界，是最原始的，先于任何观念、科学的世界。简言之，生活世界无非就是境遇的普遍联系。他指出，个人生活向人类共同世界的过渡是通过所谓“交互主体性”来完成的。由于交互主体性，历史性的世界就进入人类的总体思维境遇里。这个生活世界具有普遍交互主体性特点，它与其他诸境遇一起构成诸如种族、民族或文化共同体。然而，在所有文化进行全球性融合的时代，人类生活世界的统一性与各种文化世界的多样性之间存在着何种关系？我们如何来规定人类生活世界与诸多文化生活之间的关系？与传统哲学相一致，胡塞尔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同一的生活世界构成我们最低层次的世界理念，在它上面覆盖着不同的文化世界观。

　　没有世界，就不能思维，世界是哲学思维的起点。M.海德格尔也是从这个角度使用“世界”一词的。在早期作品《哲学观念与世界观问题》(1919)中，他把世界界定为“世界化”（Weltet)。世界不是现成的事物，不是某人可以赠送给另一个人的事物。相反，世界乃是一种动态的自我生成的空间或“容器”，它的存在只是由于它通过克制开启自身；作为敞开状态之维度的世界乃是一处发生（Geschehen)。因此，在海德格尔那里，世界乃是前哲学的、前神学的思维策源地。换言之，在他那里，此在的在世始终是在世的此在的尺度，从而也是哲学思维的尺度。所以，至少在1929年以前，海德格尔的哲学是一种双重意义上的“世界哲学》（PhilosophiederWelt):世界作为对象的哲学，世界作为尺度的哲学。

　　对海德格尔来说，世界作为显现之敞开维度涵纳两个区域：天空》Himmel)与大地（Erde)。天空与大地这两大区域被理解为两个静态的相互对立的空间，但它们本身又被作为最广大空间的世界所包围。世界乃是一种紧张的发生。作为这种发生，世界乃是“一切区域的区域”。世界是一切显现者在其中显现的敞开域，而天空与大地乃是世界发生出来的两个方式。天空与大地对于人类意味着“契机”（Kairos)与伦理（Ethos)。通过契机与伦理的交互关系，人类共同体逼近将来之切近，进入到过去之遥远。对这种时间性关系的进一步研究将构成一种未来的交互文化现象学的任务之一，而这种现象学正是人类一切文化共生共长的世界化时代所要求的世界现象学。

　　综上所述，哲学家对“世界”一词的理解可谓见仁见智，迥异其趣，例如，世界观，世界图景，生活世界，在世，世界开放等。但是，不论世界究竟是什么，哲学家们都不约而同地意识到了世界对哲学思维所具有的重大意义和价值：世界乃是哲学思维的起点、根源和尺度。一方面，世界概念应为哲学提供一个坚实可靠的基础（Grundlage)，借助于此，哲学家们从事哲学思维；另一方面，世界概念也应含有普遍有效的尺度（Massstab)，它为哲学思维赋予自身的秩序。

　　2.“世界哲学”概念。作为一门关于世界的哲学，世界哲学》Weltphilosophie)区别于关于人的哲学”（Menschenphilosophie)或“生存哲学”(Existenzphilosophie)。

　　“世界哲学”最早萌发于古代斯多亚派、普罗提诺和波伊提乌等人的哲学思想中。斯多亚派关于世界的中心概念是“普纽玛》（pneuma)，即“世界灵魂”或“宇宙理性”。普纽玛渗透于万事万物之中，是宇宙的最高主宰：神、心灵、命运、自然都是同一个普纽玛。普罗提诺的《九章集》乃是古代世界哲学的代表作。哲学的永恒课题是世界，世界即是不可名状、不可规定的“太一”。从太一这个泉源流溢出“理性”，再从理性流溢出灵魂，然后从心灵流溢出物质世界。人生之旅就是通过直觉与“太一，，重新合而为一。

　　近代康德率先阐述了“作为世界概念的哲学”(PhilosophiealsWeltbegriff)。在《逻辑学讲乂》(1800)中，康德将学院概念的哲学与世界概念的哲学明确区别开来：前者仅与“技巧”有关，后者则与“可用性”有关。世界概念的哲学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哲学是超越一切地域的哲学；另一方面，哲学是世界公民意义上的哲学。世界概念的哲

　　学必须提出下列问题》（1)我能知道什么？（2)我应当做什么？（3)我可以期待什么？（4)人是什么？在19世纪德国哲学中“世界哲学”概念曰渐凸显起来。1837年马克思在“致父亲的一封信”中首次提到了“世界哲学”。我们不清楚青年马克思是在什么意义上使用“世界哲学”一词。也许，马克思仅仅复述了“世界智慧》（Weltweisheit)这一古老术语，旨在强调一种与黑格尔式的宗教-神学哲学相对立的世俗化的哲学。但是，3年后，黑格尔的学生C.L.米歇勒特发表《黑格尔：不可辩驳的世界哲学》，有力地为黑格尔哲学进行了辩护。在此书中，黑格尔被誉为“世界哲学家”，因为他提出了一种独(Weltherrschaft)。在黑格尔那里，世界哲学即是‘‘世界精神”（Weltgeist)的自我意识和自我实现，其实质是提出世界的“效用”要求和“权力”要求。

　　20世纪德国哲学家M.舍勒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世界现实第一个系统表述了“世界哲学”概念。他在《知识社会学问题》（1924)中首次提出了“哲学理论史的阶段说“，区分了四种形式的哲学：（1)超民族的教会哲学；（2)欧洲各个民族的哲学；（3)19世纪具有明确的民族取向的哲学；（4)正在缓慢出现的、真正具有世界性的世界哲学（kosmopolitischenWeltphilosophie)。世界哲学乃是“全球性文化单位的新的世界观的交流”，它必将导致较大文化单位之领导者和代表人物进行充满活力的讨论，从而推动东方-西方文化互相渗透过程蓬勃发展，使“人类具有的第一次关于自身的全球性体验”而获得了牢固的基础。

　　20世纪另一个德国哲学家K.雅斯贝尔斯(1883-1969)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世界现实描述了未来世界哲学的具体内涵和世界哲学研究的基本原则。早在1916年，在关于‘‘尼采”的讲座中，雅斯贝尔斯就讨论了“世界哲学”。在此，他有意识地区分了两类典型的哲学家。人的哲学家”与“世界哲学家”。诸如经院哲学家、法国道德主义者、叔本华和尼采一类的哲学家均属于人的哲学家，这类哲学家的哲学思维总是与人的问题、人的研究有关。反之，世界哲学家是“本真的哲学家”，诸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斯宾诺莎、康德一类的哲学家均属于世界哲学家，他们的哲学思维总是与世界问题、世界研究有关。

　　在后期著述（见之于《遗稿》）中，雅斯贝尔斯像康德一样，也把世界哲学看作一门超地域、超民族的世界公民哲学。作为一种新的思维形式，未来世界哲学就像世界文学一样，成为一门“世界交谈》Weltgespraech)，它使全球范围内的新的历史思维成为可能。较之世界哲学，民族哲学甚至西方哲学只具有“乡土艺术”的外表。在通向世界哲学之路上，所有民族哲学无需克服其内容，但都必须超越其历史局限性。

　　雅斯贝尔斯把创建世界哲学看作我们这个时代即科学技术时代的“必然任务”。在世界哲学之路上，他意识到：我们是从欧洲哲学上的晚霞出发，穿过我们这个时代的黎明而走向世界哲学的曙光。我们所有的个人都停留在“这条道路上”。对于雅斯贝尔斯来说，我们这个时代在精神和物质上确实是一个“崭新的体验”。从这个体验中产生出新的世界意识》Weltbewusstsein)。交通和通讯的发展，使地球成为一个整体，“地球的统一出现了”。然而，它只是地域的统一，还必须把它创造为精神的、政治的统一。战争技术的发展使得这一要求极为迫切，因为原子弹造成了一个“全新的境况”。这一事件使得所有思维、所有行为不只是与生存和超越者相关，而是与整个人类和世界相关。有鉴于此，他要求政治上建立一种世界范围内的理性共同体，精神上则建立一种与未来时代相称的世界思维形式——“世界哲学”。

　　三、21世纪哲学的“世界”主题和任务

　　1. 21世纪哲学的主题。世界”。21世纪是世界时代，世界化是新世纪精神境况的基本特征。最近世界文明的巨大变革和世界格局的最新变化已要求人类迅速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理念朝着世界主义目标前进，以确立将地球视为大家庭的全球意识和共同价值观。所谓“世界化”，一是指经济全球化；二是指人类文明（精神-政治）的一体化。换言之，世界化是指全球范围内具有共性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样式在时间、空间维度上的一体化进程，是指对地域化的超越、对民族国家体系的超越。世界化并非一种选择而是一种实际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将来的世界最终是一个没有边界、没有参照标记的世界。展望未来，领土界限和意识形态的彻底消除，将把我们投入一片坦荡无垠的世界。我们将称之为“世界时代”。这个世界时代将是一种“新历”，一种对世界进行体验、感知和思考的新方式。

　　随着世界时代的到来，“世界”已被置于现实的中心，“世界哲学”已成为一切哲学研究的新任务。

　　哲学必须回答世界时代的挑战并对这个时代负责。在世界时代，哲学所面临的一个紧迫课题是为人类寻求作为世界主义支柱的共同价值观，如民主、自由、人权、正义、和平、理性、交往等。当人类就共同价值观取得广泛共识并对它有理解的时候，它们将会成为遏制对抗、冲突和分裂的力量。我们认为，世界哲学是惟一符合世界时代现实的精神形式和思维模式。因为惟有借助于世界哲学这一全球思维方式，哲学家才能从全人类的立场关注一系列全球问题（种族冲突、国际恐怖主义、宗教极权主义、难民浪潮、饥荒、核扩散、国际犯罪、生态恶化等等），对世界的精神-政治现实提出疑问，寻求那些使世界范围内的人类共同体成为可能的条件。

　　因而，不同于以往哲学家对“世界哲学”的思考，21世纪的世界哲学属于一个崭新的时代，正是21世纪新的世界现实才把创建世界哲学的任务第一次提上日程。尽管我们目前还无法描述未来世界哲学的全貌，但至少可根据新时代的特征，勾勒其一般轮廓。

　　这种新的世界哲学中的“世界”一词系指现实世界中存在的全体，地球和人类的统一，世界秩序和世界历史，世界维护和世界亲善等等。因此，世界哲学区别于以人为中心的任何人的哲学，也区别于带有区域特征的任何民族哲学。它不是单纯的人的存在哲学，也不是单纯的区域-民族哲学，而是康德“世界公民”意义上的全球哲学。世界哲学即是世界广度和世界开放的思想，其宗旨是确立将世界视为统一体的世界意识。

　　世界哲学将鼓励人类从全球意识出发，共同选择未来，开辟未来，并对此共同负起责任。因此，世界哲学必须具备三方面的优势：

　　第一，全球性。凭借全球广度，世界哲学将诉诸全人类，从而能够超越区域-民族哲学的历史狭隘性，成为普遍的、可交往的、民主性的哲学研究。

　　第二，理性。凭借理性的开放性，世界哲学将诉诸每一个生存，从而能够打破各种内在性哲学的羁绊，在一体化的努力中，把握真理，重建精神-政治现实。

　　第三，普遍交往。凭借普遍交住的意愿，世界哲学将诉诸历史性当下，从而能够深入到当下世界之中，使个体达到自身，使世界达到统一。

　　2.世界哲学的任务。大体上，世界哲学的任务应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1)创立世界交往思维方式。展望21世纪，尽管人类相互冲突，相互憎恶的反面势力还很大，但从全人类的立场和希望方面看，人类相互合作’相互理解的机会和场所与日倶增。交往是人类大同之路。为此，世界哲学应从全球角度关注交往问题，努力寻求世界范围内的交往共同体成为可能的条件。世界哲学应通过世界哲学史、世界逻辑学等途径，指明世界范围内人类相互理解的空间向度，进而为一切理性者的团结一致铺平道路，使全球性的无限交往成为可能。

　　(2) 重建世界历史哲学。在世界时代，世界历史的完整性明显加强；各民族、国家和文化之间的相互依赖性日益增加；同个人和集体的利益相比，全人类的利益占有重要地位。世界时代正把整个人类置于世界历史的普遍关联之中。为此，世界历史哲学应以经验的世界历史为根据，并从自身中展开世界历史进程的模式。世界历史哲学应冲破西方传统史学欧洲中心论的偏见，寻求一种康德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历史观，。换言之，世界历史应以全人类为对象，探求世界历史的意义、统一和结构，指明历史的终极目标——人类的统一。

　　(3) 建构世界政治哲学。由于普遍交往的出现，世界时代展现出真正全人类的历史，世界和全人类的统一正在变成事实。在世界时代，世界历史必然汇入世界政治。为此，世界政治哲学必须引导政治意愿超越民族国家而朝向世界范围内的政治统一体。未来世界政治统一的时代是不能预先描述的，但是未来的世界政治必须以世界秩序和政治自由为目标。人权是政治的基础。世界政治即世界秩序和世界和平，其模式是包容世界各国的联邦制国家，即“伟大国家的共同体”。从今日呼之欲出的“欧洲联邦”中，我们可以窥见未来世界政治统一的前景——“世界联邦”。

　　(4) 倡导世界和平。和平是幸福的基本条件，也是人类一切正常活动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所谓“和平”，并不仅仅是国与国之间没有战争的状态，从综合概念上看，它是一种基本价值，是形成各种最高价值，包括宗教价值在内的最高价值的基础。为此，世界哲学应使人类意识到和平的基本价值，进而确立三个层面的和平理念：①人与人的和平；©人与自然的和平；③人与超越存在的和平。

　　(5) 奠定世界信仰。现代人的最显著特点是宗教信仰的普遍失落和虚无主义的统治。现代人企图抛弃信仰，但人若没有信仰就根本无法生存。信仰是生命的根源。因此，问题不在于在信仰与不信仰之间选择哪一个，而是在自由的信仰与暴力的信仰之间选择哪一个。世界信仰将是一种自由的、理性的、交往的信仰。世界信仰将有助于克服各种宗教信仰中的偏狭、封闭和非宽容，也将有助于克服当代思想中的各种虚无主义的绝望。世界信仰的意义在于鼓励人们寻找一种非宗教的信仰，即哲学信仰。世界信仰将给人们一种开阔的视域，使人们在信仰问题上，持一种宽容的、开放的态度，即鼓励每个人自救，并独立自主地寻求自己的信仰。

　　世界哲学必须关注未来世界的精神-政治共同体，指出未来人类的普遍史。但是，世界哲学同时应是世界批判，即应对当下现存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状况作出实际分析和批判，使之导向理性的未来。当下，科学是引起新世纪各种担忧的重要原因。人们越来越担心科学精神及合理化欲望会摧毁自然秩序，扭曲人类良知，因此，世界哲学应对发明和应用科学的整个社会和文化自我反思，表示赞成或反对。面对新世纪的超前担忧，世界哲学应呼吁人类赶快行动起来，确立长期目标，以保护人类的文化、自然和人文遗产，使之发挥积极的作用。

　　世界哲学将致力于人类的统一、世界的统一。但是，在世界文明一体化进程中，世界哲学不应抹杀各民族文化的特色和贡献，而应通过自我反思各民族文化的特色和贡献，使其在人类文明的共同空间中相互理解、相互学习，以实现“伟大的文化共同体”。世界哲学应关注世界，但同时应关注对立的一极——个人。只要世界哲学还是普遍的思维，即以思维为中介澄明世界和维护世界，它就不应忘记单个生存。这就是说，只有当世界为个人提供了实现生活意义的具体空间时，世界才是一个自由的、值得渴慕的世界。

　　如果说“人类学转向”是20世纪哲学的伟大转向，那么，“世界转向”将是21世纪哲学的伟大转向。21世纪是世界时代，创建世界哲学是世界时代的必然任务。哲学家的真正使命在于严肃地意识到这个时代新的世界现实，积极探索一种符合时代精神生活要求的新的精神形式，从而为新的世界秩序提供可能性条件。让我们听从新时代的召唤并为新时代进行哲学思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