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浪漫主义时期哲学界的神话研究

西方浪漫主义时期哲学界的神话研究

　　1.引言
　　神话承载着人类最早的文化记忆，是人类文化最早的结构形态之一，被誉为“原始哲学”。而在西方哲学界，自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以来，神话长期遭到敌视。柏拉图视荷马等诗人创作的神话故事为“虚构”和“谎言”，不符合神的理念，亚里士多德也认为荷马史诗不过是把谎话说圆。希腊哲学家对神话的贬斥长期影响了后来西方对神话的价值取向，从中世纪开始，中经文艺复兴直至启蒙运动结束，神话一直与哲学水火不容，神话研究进入了漫长的沉寂期，这种状况直到浪漫主义阶段才发生扭转。
　　2.浪漫主义神话观的基础地位
　　一般认为，浪漫主义产生于18世纪末，19世纪前半期达到繁盛期，并与现实主义一道成为近代西方的两大思想体系。欧洲步入近代社会以后，随着基督教大一统局面的结束，各国民族意识高涨，纷纷建立自己独立的文化体系，英国人在经验主义、法国人在唯理主义中确立了自己的民族精神，而在浪漫主义发源地的德国，长于哲学思辨的德国人走向了乡间田野，选择在民间文学中寻觅自己的精神之源，神话作为民间文学的重要形式受到哲学界的关注。
　　安德鲁·冯·亨第（andrew von hendy）在其专著《神话的现代建构》中指出，神话有各种定义，但是这些类属都显示一定的家族相似性，根据奥卡姆剃刀原理，这一庞大的神话家族谱系最终可以归结到一个共同的起源——浪漫主义神话观。他将神话研究划分为四类：意识形态的（the ideological，起始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民间文学的（或人类学的，the folkloristic or anthropological，起始于格林兄弟）、建构性的（the constitutive，起始于尼采）及浪漫主义的（或超验的，the romantic or transcendental，起始于德、英国两代诗人和哲学家），前三者都源于第四者并与其保持着密切联系，只是由于20世纪的研究者忽视其思想与浪漫主义的联系，加之人文科学研究中的科学倾向，导致浪漫主义运动的影响被遗忘和边缘化。（von hendy，andrew，2001：xii）意识形态论者和建构派理论家“都继承了浪漫主义诞生的前提，即认为神话化想象具有力量并普遍存在”（von hendy，andrew，2001：xv）。意识形态论者认为“神话意味着广泛用于宣传的谎言”，对资本主义时代的神话持否定态度；建构论神话观则是从一个浪漫主义的神话定义（即“神话是一种信仰，文化凝结在其周围”）而获得的主要推论之一，认为“神话是既定文化内的任何基本信仰，是曾经被认为必要和虚构的一种建构”，因此对神话持中性态度。民间文学研究者将神话定义为“一种文类，是在具有口头文学传统的社会中讲述的故事，其区别性特征是涉及集体性的、通常是神圣的重要事务”，这一学派关注边远地区和遥远年代的神话故事，而这种民族志上的尊重如果没有“之前浪漫主义对全人类想象性产品的升值”是不可能出现的。（von hendy，andrew，2001：xii-xiii）安德鲁·冯·亨第全面论述了浪漫主义神话观在近、现代神话研究中的基础性地位。古代神话研究的发展史也表明，从古希腊开始，哲学和自然科学就一直试图将神话驱逐到被人遗忘的角落，只有到了浪漫主义阶段，神话才在人们的思想文化领域全面复苏。因此，浪漫主义时期可以说是西方神话研究的转折期。
　　3.浪漫主义阶段哲学界的神话研究
　　浪漫主义结束了哲学与神话长论文联盟http://期的对峙局面，神话在哲学系统中找到了重要的位置，神话甚至成为哲学的最高形式。在浪漫主义阶段，哲学界对神话最为关注的是谢林、施勒格尔和尼采，三人都是“新神话”构想的设计师，施勒格尔和尼采一直是诗学和哲学研究的宠儿，而作为第一个为德国思想史建立了完整的神话哲学的谢林却一直未曾受到学界的重视。除此之外，按照学科自身的发展史，生活在启蒙运动末期的维科是浪漫主义思想的奠基者，他的《新科学》被认为是欧洲近代神话学诞生的标志。因此，本研究将选择以维科和谢林这两位浪漫主义神话哲学的开拓者和卓越建设者为代表，通过他们了解浪漫主义神话哲学的概貌。
　　3.1维科的神话哲学
　　维柯神话研究的突出贡献首先在于协调了神话与历史的对立，从神话的角度研究历史的发展阶段，又从历史的角度确立神话的真实性。“他的新科学思想的核心内容就是神话哲学，他是把神话哲学始终作为其历史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关键环节来加以论述的”（高乐田，2004：20）。维柯借鉴埃及传统的历史分期法，将每个民族的历史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神的时代、英雄的时代和人的时代。在神的时代，人类缺乏抽象思维和推理能力，对于自然界的现象充满了敬畏和崇拜，对世界的认识“只凭一种完全肉体方面的想象力”（维柯，1986：162），这种想象力的产物就是神话，因为凭借想象来创造，原始人就成为最初的诗人。到了人的时代，推理取代了想象，哲学取代了诗歌，但神话思维和诗歌并没有因此退出历史舞台。维柯认为，理性膨胀后产生的文明社会的种种弊端，使得人类重新回到最初的历史阶段寻求精神安慰，历史因此呈现为一轮一轮的循环。维柯总结道：“由于人性的必然，诗的风格比散文的风格先起，正如由于这种人性的必然，寓言故事或想象性的共相比理性的哲学的共相先起，哲学的共相正是通过散文的手段来形成的。”（维柯，1986：213-214）
　　维柯认为，与历史的这个阶段相对应地出现过三种语言：“第一种是象形语言，用神的字母；第二种是符号（象征）语言，用英雄的字母；第三种是书写的语言，用人民约定俗成的字母。”（维柯，1986：44）这就是说，神话是人类最初使用的符号，通过词源学的考察，他发现，“mythos原来在意大利文里的定义是‘实物，真事，或真话的语言’”（维柯，1986：178）。在他看来，神话作为一种人类文化史上客观存在的现象，并非纯粹的虚构，神话故事起源时都是真实而严肃的，只是后来被人们依据各自特定的目的做了任意的篡改。维柯在此为长久以来神话的虚构性抑或真实性的争论提出了一个新的思考视角，即虽然逻辑否定了神话的真实性，但神话具有别样的真实性，这种真实性不是意味着对远古人类社会实发状况的真实描绘，而是作为一种神圣的叙事，规范了原始社会的婚姻制度、经济关系和政体形式等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神话在此展示了它对现实生活的建构功能，神话的神圣力量使它具备了“历史的真实性”。另一方面，维柯提到：“神话故事，如我们已经指出的，既然就是想象的类概念，神话就必然是与想象的类概念相应的一些寓言故事。”（维柯，1986：179）这就是说，原生态神话作为人类最初使用的语言符号，真实地表达了原始人类对于自然现象和与社会生活的理解与感受，神话是人类想象的产物，想象的主要功能是比譬（trope），而“最鲜明的因而也是最必要的和最常用的比譬就是隐喻”（维柯，1986：180）。因此，神话的真实是一种“隐喻的真实”。
　　维柯对神话研究的第二个突出贡献在于协调神话与理性的对立。这首先是从词源学考察开始的，“logic（逻辑）这个词来自逻葛斯（1ogos），它的最初的本义是寓言故事（fabula），派生出意大利文favella，就是说唱文。在希腊文里寓言故事也叫做mythos，即神话故事”（维柯，1986：177）。这样，逻辑与神话的对立从词源学上就消解掉了。维柯进一步提出“诗性智慧”和“诗性逻辑”的概念为神话在哲学中找到一席之地。根据构词法，“哲学家”（philosopher）的意思是“热爱智慧的人”（“philo”意为“爱”，“soph”意为智慧），维柯在对“智慧”做词源学考察后发现，“古代人的智慧就是神学诗人们的智慧，神学诗人们无疑就是异教世界的最初的哲人们”（维柯，1986：155）。这种诗性的智慧作为“异教世界的最初的智慧，一开始就要用的玄学就不是现在学者们所用的那种理性的抽象的玄学，而是一种感觉到的想象出的玄学，像这些原始人所用的”（维柯，1986：161）。诗性智慧遵循一种“诗性逻辑”，这种依赖想象的诗性逻辑是人类的天赋能力，它不同于依赖推理的理性逻辑。人类在神的时代靠幻想，在英雄的时代靠感觉，在人的时代靠反思，“诗人们是人类智慧的感官，哲学家们是人类智慧的理智。……凡是不先进入感官的就不能进入理智”（维柯，1986：152）。因此，诗性思维是比理性思维更原始、更基本的认知方式。这样，维柯将逻辑从数学、物理、天文学等自然学科领域迁移到语言、历史等学科，建立了一种新的哲学逻辑，这种诗性逻辑处于比传统的理性逻辑更本原的位置。后来的许多神话研究专家接受了维柯“诗性思维”的概念，列维·布留尔称之为“原始思维”，列维·斯特劳斯称为“野性思维”，卡西尔称为“神话思维”。卡西尔后来以神话思维作为人文科学的认识论基础无疑是受到了维柯“诗性逻辑”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