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解释学的哲学转型的一个重要动力

进入到18世纪，随着理性、批判、启蒙、科学精神的空前发展，历史思维或历史意识开始兴起了，这进一步促进了神学解释学和语文解释学的融合，其具体表现为圣经的历史批判的解释的发展。而这种历史批判的解释与论文联盟http://宗教改革的宗旨——破除解经方面的独断论的教义学传统的限制，从而解放圣经、还其本来面目——是一致的。在这方面，18世纪的著名的神学解释学家塞梅勒和埃内斯蒂是重要的代表。在他们看来，要正确地解经就是必须放弃独断论的统一性的前提，必须注意作者的差异，于是圣经就被看成了具有历史来源的著作，除了神圣的作者之外，还有世俗的作者，除了语法的解释，还有历史的解释，而且由整体关系进行的理解，现在转化为要求历史地再现文本“所属的生活关系，旧有的以整体来理解个别的解释原则现在不再关系到和限制于教义的独断论统一，而是涉及到全部的历史实在，而个别的历史文献正构成这种实在整体的部分”⑤，这样，它已隐含着由解释学循环的原则向历史主义原则的过渡了参见拙作《关于解释学的普遍性的深刻深思——读j·格朗丹的〈哲学解释学导论〉》，载洪汉鼎、傅永军主编《中国诠释学》，第3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75页。。
　　走到这一步，圣经文本和世俗文本的距离更加缩小了，语文解释学和神学解释学各自所面对的具体内容的特殊性更加趋于淡化。而且语文学的研究本来与历史的研究就有着一致之处，语文学的批判（即考证，校勘）可以通向历史-批判的解释。17世纪的斯宾诺莎就是这方面的先驱，从而也是近代历史思维的先驱，他率先提出了圣经的历史-批判的解释原则而且还可以通向整个启蒙时代的批判精神。参见jeangrondin：introduction to philosophicalhermeneutics, yaleuniversitypress, 1994. p.51.，其代表作之一《神学政治论》（1670年）在西方解释学史上也是有着重要地位的，此书被伽达默尔称为一个重要的事件⑧。在这部著作中，斯宾诺莎认为，对圣经文本的解释和对自然的解释是一样的，我们应当从历史的文献出发，坚持一种科学的态度，努力通过我们的理性去剔除所有的偏见，以把握作者的原意。在这里，文本意义等于作者的原意，对文本的历史性的解释也就是对作者精神的历史性的把握。他主张，“解释圣经不预立原理，只讨论《圣经》这本书的内容”b10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温锡增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08、108-110页。，对圣经中的话语的解释必须在历史中找到凭据。圣经意思的显而易见之处，可以直接解释，不明显的地方，可以历史迂回地加以解释。总之，对圣经的理解只能求助于圣经本身，而不能求助于外在的解释，正如对自然的解释只能求助于自然本身，而不能求助于自然之外一样，不能为偏见所误b10。不难看出，这一思想是对路德“唯有圣经”的思想的符合时代精神的继承和发展，这种时代精神就是理性的精神和批判的精神，并将其应用到信仰的领域。
　　另外，新教神学中还有一个重要的支流——虔信主义非常值得我们重视，它是一个针对启蒙主义或理性主义的一个思潮，并表现出对以笛卡尔为代表的理智主义的不满参见格奥尔格．g．伊格尔斯《德国的历史观》，彭刚、顾杭译，译林出版社，2006年，第41、290页。。它对圣经解释中的“情感”的强调，其实仍然可以追溯到古老的修辞学对情绪的唤起的内容，不过只是到了虔信派的弗兰克和兰巴赫那里它才明确为一种解释学的原则，这直接影响到后来的施莱尔马赫的“心理解释”。伽达默尔对此有过说明：“处于精神最根本规定的情绪存在于所有的话语中，而且人们都认识到以下经验：‘在传播同样词句时，如果它们用不同的情绪和姿势说出来，那它们就会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在对所有话语都存在情绪改变因素的承认中就有由施莱尔马赫建立的心理学解释的根源以及后来所谓的移情的根源，兰巴赫这样说‘作者的精神对于解释者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以至于解释者逐渐成了作者的第二个自我’”②伽达默尔：《诠释学ii：真理与方法——补充与说明》，洪汉鼎、夏镇平译，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5年，第308、324页。。伽达默尔还有一句话可以看作是对它的进一步的补充：“虔信主义为解释的‘心理学化’（psychologisierung）所起的作用可以成为人文主义—修辞学遗产和浪漫主义理论之间具有决定性的中介”②。
　　总而言之，以上所涉及的圣经解释的基本原则显然是与世俗古典语文学或古典解释学（相对于神学解释学而言）相贯通的，它们都可以在语文学中找到。其实伴随着文艺复兴广泛地对古典作品解释的实践，语法的解释、修辞的解释、事实和历史批判（考证、校勘）的解释得到了全面、深入的发展，这些都构成了解释学的哲学转型的土壤。然而，在路德之后，施莱尔马赫之前，虽然古代的解释学与语法学、修辞学和逻辑学的关系在一个新的阶段上得到了全面的推进，但它们仍然还不是充分的哲学。狄尔泰认为，一种真正富有成效的解释学只能产生于将语文学解释技巧与真正的哲学能力相结合的头脑，而拥有这个头脑的人物就是施莱尔马赫参见洪汉鼎主编《理解与解释——诠释学经典文选》，东方出版社，2001年，第86页。。
　　
　　四、施莱尔马赫解释学的集大成与质的飞跃
　　
　　笔者认为，西方解释学的哲学转型的第一个阶段从德国宗教改革开始（具体来说是从路德开始），到了施莱尔马赫那里基本完成。众所周知，施莱尔马赫是继路德之后西方19世纪最伟大的神学家，他被公认为现代基督教新教神学的缔造者，他不仅受虔信派的影响很大，而且也是一位古典语文学家。他的解释学思想主要表达在19世纪初，并且和他的神学思想分不开，也具有调和信仰与理性的特点，同时他的解释学又有集大成的性质，这种特点和性质也是其时代精神的有力体现。在他的面前，新教内部的喻意解释、字意解释（语法解释）、历史批判的解释、情感解释的思想都已形成了，同时，通过康德批判哲学的洗礼，他所处的时代也是一个认识论、方法论已得到更加深入发展的时代，对普遍有效性的理解何以可能的问题的追问深入人心，施莱尔马赫自己也被誉为解释学领域中的康德，他对这些解释学的成果从德国唯心主义-浪漫主义的传统出发进行了创造性的吸收和翻新，并取得了空前的成就。他明确地指出，解释圣经与解释别的古典文本是一样的，圣经的规则和古代语文学的规则没有什么不同参见f·w·卡岑巴赫《施莱尔马赫》，任立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115页。。虽然施莱尔马赫在西方并不是第一个提出“普遍解释学”或“一般解释学”的人，但不可否认，这位浪漫主义解释学的代言人，赋予了它十分深刻的内涵，正是这一点使浪漫主义解释学的理论价值超过了理性主义解释学，对后世产生了更加深远的影响虽然丹豪尔率先提出了“普遍解释学”或“一般解释学”，但他所追求的那种逻辑学意义上的普遍性显然不是西方解释学后来发展的方向，而作为浪漫主义的代表的施莱尔马赫才真正把握了解释学的哲学转型的正确轨道。。而且从这个角度，我们也可以看到施莱尔马赫为西方解释学的哲学转型所做出的独特的和划时代的贡献。
　　不难看出，在施莱尔马赫那里，字意的解释、语法的解释和历史批判的解释和情感的解释达到了某种融合，具体来讲：他的“语法解释”总结了西方源远流长的语文学的成果；他的“心理解释”是对虔信派的情感解释的直接继承和发展，他的解释学循环的思想是对与古代修辞学相关的路德以及宗教改革时代以来讨论得很多的整体与部分关系的创造性的发挥，他在理解上强调对文本原有世界的“重构”的思想体现了一种历史意识或历史主义，他自觉地将解释与对话联系起来，重新回到了古代的辩证法。所有这些，都属于超越性的解释学原则（这里的“超越性”指超越于被解释对象的特殊性），因此，虽然施莱尔马赫仍将他的解释学称为理解的“技术”（艺术），“但他是在一种完全不同的重要意义上这样称呼的。他试图越过神学家和语文学家的要求而返回到思想理解的更原始的关系，从而去获得”他们“所共用的方法的理论基础”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卷，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第231页。。如果上述所说属于方法论的层面，那么由此而导致他进一步自觉地对理解本身所进行的反思，则属于认识论的范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