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国民政府空军建设原因分析

　　论文导读:：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一方面内部面临地方实力派空军不断发展的压力，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的不断壮大，使国民政府如芒在背。外部日本军事力量的发展，特别是1932年淞沪战役中中方空军的绝对劣势，都使南京国民政府迫切需要一支强大空军，对内结束分裂局面，对外加强国防，抵御外侮。

　　论文关键词：南京国民政府，空军，原因

　　一、对付地方实力派的需要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以后，中国并没有真正完成统一，政治上呈现四分五裂的状态，地方的实力派表面上在中央的统治之下，但是他们控制着从东北到西南的大片国土，对于中央政府是阳奉阴违，甚至分庭抗礼。日本人都认为：“中国实力派之大部采个人或小集团的繁荣主义，缺乏为国为民的观念，因此就形成独霸一方，独裁私兵的状况，国家之存在，民众之痛苦，彼等从不负责。”[1]“九一八”事变时，陈济棠据有广东，李宗仁据有广西，龙云控制着云南，刘湘霸有四川，王家烈掌握贵州，盛世才掌控新疆，马步芳等控制着青海，宁夏，韩复榘控制山东，阎锡山雄踞山西、察哈尔、绥远，张学良在黑龙江、吉林、辽宁等有绝对发言权，在他们的势力范围内，中央难以介入人文历史论文，他们在自己的地盘内，掌握着很大的权力，发行货币，拥有军队，形成了诸如：滇军、川军、东北军、西北军、黔军、桂军等各种地方军队，地方实力派为了争夺地盘，常常大打出手。正如毛泽东所说：“国民党新军阀蒋冯阎桂四派，在北京天津没有打下以前，有一个对张作霖的临时的团结。北京天津打下以后，这个团结立即解散，变成四派内部激烈斗争的局面”[2]随着矛盾的激化，新军阀之间爆发了几次大的军阀战争，如1929年3月到6月的蒋桂战争，1929年10月到11月的蒋冯战争，1929年11月到12月的第二次蒋桂战争，1929年12月到1930年1月蒋唐战争，1930年5月到11月，爆发了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联合反对蒋介石的中原大战。“军阀之间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成败存亡决定于军事实力，于是空军的建设就成为军阀扩张军事实力的必要步骤。”[3]各军阀纷纷在自己的地盘内建立或者进一步增强自己的航空力量。

　　我国的航空起步比较早，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前，很多的省份空军就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广东是我国航空的发祥地之一，冯如在日俄战争时就认为：“……当此竞争时，飞机为军事上万不可缺之武器。”[4] 1911年冯如从美国返回广州，准备发展航空事业，后不幸遇难。1918年初，孙中山在广州大元帅府下设航空处，由留美机械专家李一谔任处长。1920年孙中山在大元帅府设航空局，由朱卓文任局长，下辖两只航空队。孙中山逝世后，1926年航空局改为航空处，1928年张惠长任航空处处长。“在陈济棠统治广东期间，一共拥有各类飞机一百三十多架。他把这支空军看作是手中的王牌，经常招待贵宾参观空军表演，洋洋得意。”[5]东北航空发展也比较早，张作霖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就注重发展航空力量。他认为“飞机今后将成为军事上不可少的新式武器，要与国内的其他军阀相争衡，没有空军是不行的”[6]1921年东北设航空处，乔赓云为处长，在沈阳修建飞机场怎么写论文。1923年张学良兼任航空处总办，高纪毅为总务处长，周培炳为机械处长，其“航空队分驻沈阳、锦州、葫芦岛和绥中等基地，由基地分布情况看，东北建立空军的目的，是为军阀打内战抢地盘服务的。” [7] 1923年3月设航空学校，培养航空人才，聘有包括法国人在内的十多名教官，至此，东北航空有了一定的规模人文历史论文，维修工厂、机械设备、航空人员、地勤人员、机械人员、教官等一应俱全。到1925年，“东北航空处已有60多名飞行人员，50多架飞机”“九一八前夕，东北航空军已拥有100余架飞机，近百名航空员，成为具有现代装备的新式空军。”[8]

　　“云南在一九二二年底就有航空处了……一九二四年八月，云南政府将云南航空处改编为航空队。……并在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二年又向美国购买了八架教练机。云南政府在办航校建空军方面总投资达二百多万元。”[9]

　　1925年，张宗昌在济南辛庄创办了山东航空教练所。“1926年改航空教练所为航空处，同年5月改编为直鲁联军航空司令部，……”[10]

　　山西阎锡山在1919年就开始筹备空军，“派人从法国购买了6架‘布莱克’式发动机”[11]准备自制飞机。1926年，成立山西航空队，1930年成立山西航空大队，有“……30多名发行人员，又拥有十多架飞机”[12]

　　此外，西北地区，江苏，浙江、广西、湖南、福建、新疆等地空军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各地方实力派建立的空军对南京国民政府形成了很大的压力。但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飞机数量很少，“1928年2月，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成立了北伐军航空司令部……除原有2个飞机队外，又增设了1个水上飞机队，辖水上飞机2架，刘国祯任队长，此时，飞机总数为24架。”[13]南京国民政府面对诸多地方实力派的军事挑衅，建立强有力的军队尤其是航空力量加强才是巩固统治的重要保障。

　　二、“围剿”红军的需要

　　“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国共两党正式分裂，中国共产党人独立领导中国革命，在新军阀的夹缝中建立根据地。1930年5月，蒋介石和冯玉祥、阎锡山等军阀展开了中原大战，这给红军带来了很好的发展机会，“全国各地由工农革命军、游击队发展起来的红军约为7万人，地方革命武装约为3万人，建立了大小10多块革命根据地。”[14]红军的发展，引起了国民党的恐慌，中原大战一结束，蒋介石就策划对红军的“围剿”，国民党的空军在“围剿”中不断地加强力量。第二次“围剿”时“另配3个航空队助战”[15]第三次“围剿”时，“设空军指挥部，辖空军第1、3、4、5、7队，分驻南昌、樟树镇、吉安等机场支援作战。”[16]虽然剿灭红军一再失利，但蒋介石消灭红军的决心不改，1932年6月，蒋介石在庐山说：“必须早日将‘匪类’肃清，然后才能充实力量对外。‘剿匪’须硬干、快干、实干。”[17]第5次“围剿”配备“空军5个纵队，飞机200多架，配置于南昌、抚州、南城一带，掩护和支援地面部队作战。”[18]据1931年至1935年在中央航校任飞行教官的陈栖霞回忆：“我们三人那时都是受到‘报国怀壮志，得遂凌云愿’的宣传，而去报考空军的。结果却是人文历史论文，从航空班起到笕桥航校所造就的空军人员，都一批一批被派到江西，投入了当年的‘剿共’战争。……从第二期到第五期的学员，每期100人，毕业的约占50%，四期共约200人，几乎全部陪送到江西。”[19]而党的左倾领导人在国民党军队“围剿”时和其打阵地战，给其空军提供了用武之地，红军的阵地根本受不了飞机的轰炸。在红军被迫长征途中，国民党飞机更是围追堵截，湘江战役中国民党飞机对渡江的红军多次轰炸、扫射，使湘江都被染红了。“在敌空中优势的打击下，红军渡河的中央机关和掩护部队损失惨重，其中担任掩护的红5军团34师和红3军团一部几乎丧失殆尽。”[20]甚至“在红军过松潘草地途中，国民党空军仍给红军造成极大的威胁。”[21]红军到了陕北后，“驻西北的空军有第三中队(主队)，第十二中队(驻兰州)和第九中队，仍组织陕甘空军指挥部，第三中队曾派一个分队飞到云南丽江，配合陆军堵击贺龙部队北上。‘西安事变’结束后，全部空军调到蚌埠集训。”[22]“剿灭”红军是南京国民政府发展空军的原因之一，周至柔说得很明白：“训政则阻于匪共之竊发，……不逞之奸民，附和共产之邪说，蛊惑黔氓，流毒社会，民之无良，国谁与立，……而中央绥靖之功，于空军实力愈厚时，其事平愈速。回溯边区剿逆诸役，中央军威所至者，空军必为先锋，中央政教所及者，空军必为向导。……而后一切邪说以息，国是得以大定。”[23]南京国民政府为了更好的利用空军对红军进行侦察、轰炸活动，不断的扩大空军的规模和组织，可以说国民党“围剿”红军的过程，既是国民政府空军不断配合进攻的过程，同时也是国民政府空军不断发展的过程。

　　三、日本军事航空施加的压力

　　日本虽然不是近代中国唯一的敌人，但日本是近代中国所面临的最危险的敌人。1890年12月，日本第一届帝国会议召开，山县有朋首相发表了“利益线论”施政方针的演说，标志大陆政策的形成，日本很快加紧了对朝鲜、中国东北的侵略。1927年田中义一上台后召开的东方会议，制定了《对华政策纲领》，将中国东北作为日本新的战略目标，并准备武力实施。东方会议的召开，“预示日本军国主义一系列重大的武力侵华行动即将展开怎么写论文。”[24]随后日本制造了“济南惨案”“皇姑屯事件”， 1931年“9.18”事变爆发，到1932年2月占领哈尔滨，“仅仅经过4个月零18天人文历史论文，日军占领了相当于日本本土面积2.5倍的中国东北三省。”[25]

　　1932年的淞沪战役爆发，日军海陆空以立体作战形势对中国军队展开进攻，“日军自始至终掌握着制海权和制空权”[26]在淞沪抗战的空战中，“日本飞机击落中国飞机5架，重创2架，中国飞行员3人阵亡，1人重伤。[27]在整个淞沪抗战中，中国空军都是在敌机飞临机场上方时，才临时起飞迎战，没有一次是主动飞往敌方上空进行侦查、轰炸或者配合陆军作战，“淞沪抗战，充分暴露了中国空军的最大的弱点——无法胜任保卫国家领空的重担。”[28]

　　在淞沪战争前，日本的航空工业已有较大的发展，“军用飞机，多属自造。陆海军各兵工厂，均有大规模之制造，不足则嘱民间大工厂承造。”[29]军用航校和民用航校也纷纷出现，“除海军所属霞浦航空队及下志津、所泽、明野三陆军航空学校外，民间尚有十六处以教练飞行与学科等”[30]而淞沪战争对于日本航空的建设和发展更是一个很大的刺激，“在这次战争中，亦算得了不少的教训。其最大的教训就是觉得空军威力之伟大，以及今后之必须大大扩充。因为这次的作战……其所靠的，只有飞机。”[31]到1933年，“日本陆军航空部队有八联队，每联队各有中队2-4队，共26中队，飞机约850架。海军航空队共有17队，飞机550架，日本陆海军的全部航空实力如下：飞机队共43中队，气球队共3中队，飞机共1400架，航空人员共5500名。[32]到1936年，日本“陆军方面有飞机1450架，共分八联队，八联队下面更分侦察机队、战斗机队各11中队，轰炸机4中队。……海军的飞机共有900架，编成36队，种类有一三式舰上攻击机、九零式水上侦察机、九零式飞艇等三种，民用飞机共235架，战时多数可改成军用机，所以全部飞机共在二千五百架。”[33]

　　淞沪战争后，日本开始把侵略目标指向华北，日本的步步紧逼，对国民政府施加了很大的压力，军备尤其是航空如何奋起直追摆在南京国民政府的面前，“考我国航空事业，创办迄今，虽历二十寒暑，第因战乱相寻，大抵旋兴旋替，无若何进步之可言。即现今中央所有飞机，新旧合计人文历史论文，尚不及百架。以言防空设备，则不仅各省城市，即首都重地及各要港堡垒亦无暇计及，以言航空法令，亦多未颁行，以言航空教育，则全国历年所训练之人才，尚不满百人，以言制造工业，则原料无由自给，人才尤成困难。……此幼稚情形如此，奚可不亟谋发展之道?”[34]刘义方在《航空概论》中，对于空军建设的紧迫性有清醒的认识：“征诸日本目下空军发展之迅速，将来拥有大空军，获得东亚制空权之实现，恐为期非远，则我国所受直接影响当又如何的增大，望我国国民其注意之。”在文中作者大声疾呼：“嗣后上海事变，及东北义勇军之苦斗，爱国志士，益见诸空军之重要，乃督使政府扩充空军。”[35] 蒋介石也不无担忧：“若任敌机照现在一样自由的飞来飞去，则我们的灭亡谁来担保。”[36]蒋介石在《国民与航空》序上说：“今日之中国，以国际局势之紧张，与内外环境之险恶，全国国民，应集中全力于自卫，而自卫之要，又当集中全力于空防之建设。”[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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