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23-01-08 阅读量:0次 所属栏目:文史论文
张开宏1,陈九如2
摘 要:本文历史论文介绍了中国近代戊戌变法领袖康有为《大同书》的具体内容,分析康有为《大同书》及其大同理想的积极意义,同时指出康有为大同理想的历史、阶级和个人局限性,高度评价了康有为大同理想对构建和谐世界的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 键 词:康有为 大同书 大同社会
人类最伟大的梦想,莫过于建立一个繁荣、民主、文明、和谐的大同社会。中国近代历史戊戌变法领袖康有为在《大同书》中精心描绘了一个理想化的大同世界,但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他无法找到实现人类大同的现实通途。研究康有为《大同书》及其大同理想,分析其中的积极意义和缺陷,对构建和谐世界和实现全人类幸福,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康有为与《大同书》
康有为(1858-1927年),广东南海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维新派的政治代表,中国近代戊戌变法著名领袖。康有为因“百日维新”一举成名,但他更会因《大同书》而永垂不朽于人类历史。“康有为高于同时代其他改良派人士的一个重要之处,还在于他提出了一个具有空想社会主义性质的大同理想,写了一部秘不示人的《大同书》,比较全面地阐述了他对社会进化问题的根本观点,提出了自己的最高社会理想。”[1]
《大同书》中的“大同” 一词, 是康有为取自《礼记• 礼运》的大同之说而来。“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2]康有为认为,《礼运》大同说与《春秋》公羊三世说互为表里,《春秋》所传的太平世,即为《礼运》之大同世。康有为在阐发自己的大同思想时指出,人类社会须经过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这三个阶段,太平世就是大同社会,为人类社会的最高理想,“是一个‘天下为公’的社会, 这个社会消灭了现实社会中人类的种种不平等和苦难, 人人过着幸福的生活” [3]。
二、《大同书》与大同理想
(一)《大同书》弘扬了“人类主义”精神。
人类之所以能够战胜地球上的其它生物,成为地球之王,除了因为人类智高一筹,除了人类有强大的理性,更在于人类有最强烈的“同族延续”精神。翻开人类的百万年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人类每一次“同族”范围的扩大,人类就会向前迈进一大步,而人类的幸福指数就会大为增添。从类人猿进化到母系氏族社会这一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是人从动物性进化为人性的过程,人类在这一阶段的“同族”意识,其实和一般动物一样,是以最本能的母系血缘为纽带,只有自己亲生的,才属于某个“同族”的母系家族。当人类进入父系氏族公社后,人类的“同族”意识突破“亲生的”狭窄圄囹,扩大为家族。随着国家的建立,“同族”的范围扩大到“民族”,而随着宗教的发展,“同族”范围甚至突破了国界、地域、种族。但是,宗教是非科学的迷信,人类如果想真正实现“人类主义”,必须抛弃一切宗教思想,树立起人类大同主义理念,从而使人类的“同族”范围扩展到全人类。
(二)康有为《大同书》倡导人类社会一律平等的思想
《大同书》的闪光之处,在于康有为冲破封建等级思想的森严束缚,前瞻性地提出和设计了一个没有阶级、人人平等的人类大同社会。他梦想中的大同世界为:“当太平之世,既无帝王、君长,又无官爵、科第,人皆平等,亦不以爵位为荣,所奖励者惟智秘仁而已。”[4]更为可贵的是,康有为大胆提出,大同世界应当实行社会自治制度,从制度层面上冲破封建社会的等级思想和人压迫人的社会制度根源,他大声疾呼:“大同之世,全地皆为自治,官即民也,本无大小之分。”[4]256在康有为独创性的大同社会制度中,大同之世“无国、废兵”,无国家,无官吏,没有人压迫人,没有不平等,他大胆提出:“举世界之人公营全世界之事,如以一家之父子兄弟,无有官也” [4]261。同时,康有为也客观地看到,大同之世“无刑罚,但有耻辱,人民无罪无刑”。康有为主张的全人类最理想的社会蓝图是:“大同之世,天下为公,无有阶级,一切平等”。在康有为所遥望的未来,大同社会是稳定而有保障的社会,在这个美好的大同社会里,人人平等,人们生活和谐,丰衣足食,没有贫穷饥饿,远离苛捐重负,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三)康有为《大同书》倡导人类社会教育为本的思想
在康有为《大同书》中,突出体现的教育思想为:教育平等、重视胎教幼教、提倡养教并重、脑体德共同教育、提倡教育过程的系统性和阶段性的统一等。在康有为看来,大同之世的前提和保证在于教育,没有公民充分的受教育,就没有大同社会的实现。特别是他积极强调教育当与实践结合,学当致用。对于未来的大同社会,康有为设想,随着科技发展,人类社会的分工将越来越细,大同社会的各类专业人才将越来越需要,学校里的专业也应该越开越广,所有专业都要专门学习和深入研究,都要有完备地专业教育作保障,这样才能持续推动科技的全面进步。因而,他天才地构想出各种专门学校要设在其研究对象之中,因地办教,因需办教,诸如农学院应该因地制宜地设在农田里、海洋学院要充分根据需要设在海边等。同时,结合中国面临的民族危机,康有为提出了教育救国、教育兴国、教育促科学发展的思想,充分体现了他“经世致用”思想意识。“太平世以开人智为主,最重学校。自慈幼院之教至小学、中学、大学,人人皆自幼而学,人人皆学至二十岁,人人皆无家累,人人皆无恶习,图书器物既备,语言文字同一,日力既省,养生又备,道德一而教化同,其学人之进化过今不止千万倍矣。”[4]217
(四)康有为《大同书》主张建立全球统一的联合政府的思想
康有为大同思想最为闪光的地方,在于他天才地对人类未来的制度设计和组织管理构想。在《大同书》中,康有为提出了破除国界、建立全球统一的联合政府的构想,以实行天下为公,全球统一。康有为认为,国界进化、由分而合、全球统一、人类大同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趋势。他既吸取了孔子的遗教,又借鉴了现代的无政府主义,主张创设一种新型的世界共同语,认为各国人民在学习其本国语言文字的同时,能够学会用世界语作为国际交流的工具。在康有为看来,人类统一的前提和条件是思想和文化的统一,人类通用语言是人类文化统一的媒介和体现,更是人类无障碍交流必要条件,他这种用世界共同语取代各民族语言的构思,天才地勾靳出世界国家和全体人类无障碍交流的和谐蓝图。康有为主张设立公议政府,根据一定的原则和程序,由各国选派议员组成公议会,并公推一人作为议长,“大同世界”就是由这个唯一的民主世界政府来民主统治。在康有为的大同世界里,不再承认语言分歧和国家边界,没有阶级差别,没有种族差别,不存在家庭,人人平等,人人自由,人类处于恒久的和平与无尽的幸福之中。
三、康有为大同理想的局限性
康有为大同思想无疑是中国乃至全人类思想宝库中一朵奇葩,但由于历史、阶级和自身诸多方面的局限,其大同思想混乱驳杂、自相矛盾,以至流于空想。
(一)康有为大同思想的历史局限性
康有为所处的历史时代,资本主义所向无敌,帝国主义疯狂扩张,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积贫积弱,岌岌可危。100年前的人类,科学革命刚刚兴起,人类社会制度文明最高层次的实践,只是资本主义社会,更高层次的社会制度,只是存在于书斋和人们的空想之中。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康有为的大同思想,无法找到任何物质环境和现实的土壤,所以,只能流于空想。
在康有为所处的时代,尚无基因科学知识的支撑,在《大同书》中,康有为一方面主张世界各民族平等,但另一方面却又提出了荒谬的种族同化统一理论。他认为是白种人是最优秀的人种、黄种人次之,而棕种人和黑种人却是劣等民族。人种具有优劣等级区别,是康有为的主观认识,并没有科学理论的支撑。
(二)康有为大同思想的阶级局限性。
在《大同书》中,康有为分析了因封建等级制所造成的人们的各种痛苦,批判封建君权夫权和禁锢人们思想的封建教条,但该书没有提出产生建压迫的真正根源。他把旧社会中所有阶层人们的痛苦罗列到一起,认为劳动人民遭受的各种痛苦,和富人、贵族甚至帝王所受的各种痛苦是一样的,把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作为相同的“受苦”的人类,从而混淆了不同阶级的矛盾。他甚至认为“中国绝无阶级” [4]45,完全否认封建压迫是由于封建制度所造成的。
《大同书》虽然主张废除封建宗法制度,但同时却为封建宗法制度作了掩盖。在他看来,男女不平等除了是由于封建压迫所致,还在于妇女生来体质衰弱,男子“挟强凌弱”所造成的,这实际上掩盖了妇女受压迫的阶级原因。《大同书》虽然提出了妇女解放和婚姻自主的主张,但又认为这些问题只能在遥远将来解决。彰显了康为有阶级局限性。
(三)康有为大同思想的个人局限性
康有为的《大同书》,运用了理想主义的生花妙笔,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美妙无比的人类理想社会的蓝图,康有为勇于直面现实社会的黑暗,揭露人类所受的种种苦痛, 酝酿多年,最终提出了大同社会的理想,代表了人类历史进步的潮流和人们向往幸福美好生活的愿望。当然, 康有为无法摆脱现实与理想之间的矛盾。就象人类历史上的所有伟人一样,康有为也无法逃脱其阶级局限和时代局限,他不可能有当今时代科学的世界观,他所构想的大同社会的基础是驳杂而矛盾的。因此,康有为的大同理想也只能是空想。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那样:“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
参考文献:
[1] 刘健清,李振亚.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80.
[2] 礼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120.
[3] 李爱峰.论康有为大同思想在近代思想史上的地位[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99,(4):69-71.
[4] 康有为.大同书[M].北京:中华书局,1956:275
[5] 谬慧贞.康有为《大同书》初探[J].上海海运学院学报,1996,(3):119-125.
[6]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合订本[M].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1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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