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历史在人文历史纪录片的作用

1口述历史回溯

 

1948年，美国学者亚伦•内文斯（AllenNevins）在哥伦比亚大学建立了口述历史档案馆，这标志着现代意义上口述史学的诞生。正如杨雁斌在《口述史学百年透视》中所说，口述历史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新兴学科”。口述史是指由准备完善的访谈者，以笔录、录音或录影的方式，收集、整理口传记忆以及具有历史意义的观点的过程。如今，口述史作为学科已渐渐成熟，广泛影响了其他学科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学界普遍认为，与传统史学研究相比较而言，口述历史具有鲜明的叙述性，这是口述历史与生俱来的特质，它使历史研究更加活跃，还能够弥补历史数据的缺失。而其社会性的特征也使历史研究视角呈现出突破性转变，印证了“历史是人民大众的历史”这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口述历史的繁荣发展与传播媒介的不断革新有着密切的关系。口述资料记录的载体从文字到相片、音频、影像，其表现形式愈发生动。同时，口述历史的运用也在丰富着影视艺术的创作。近年来，口述历史元素在国内电视节目中呈逐渐活跃的态势，如中央电视台《大家》栏目、凤凰卫视的《口述历史》栏目以及北京卫视《转身》等。不难看出，口述历史与现代影视传播媒介的结合，给广大受众带来了耳目一新之感。在众多影视艺术体裁中，纪录片格外适合与口述历史达成“联姻”。从传播学的角度看，口述历史充分体现了大众传播中的人际传播特性；纪录片对于口述历史影像素材的采纳既成就了口述史学的研究，又有利于自身主题的实现；口述历史与纪录片还有着同样的价值追求——真实性与纪实性，这样的共同属性使二者的结合成为必然。

 

2口述历史在人文历史纪录片中的三大作用

 

满足“真实记录”的要求。无论是纪录片还是人文历史题材，都具有天然的“真实记录”的要求，这是由其特性所决定的。运用口述历史这一叙述方式的纪录片，在涉及业已消逝在时间长河里的历史事件、历史场景、历史人物等影像时，能够通过借助资料汇编、当事人或历史学者口述、旁白、影像等方式再现场景，建立影像对事件和历史的“代言性叙述”，这样的叙述方式正契合了纪录片以“真实的纪录”为制作基础和道德原则的内在要求。口述历史通常由事件的亲历者或旁观者进行讲述和回忆，而他们的言辞本身就是历史事件的证据和证词，这无疑提升了影片的真实性和纪实性。在纪录片中，口述者的口述内容通常以单人近景画面的自述访谈形式呈现出来，有时辅以与讲述内容相关的其他画面资料，与同期声进行信息上的配合补充。例如，在纪录片《我的抗战》中，解说承担了主题引领与推动的主要讲述工作，在讲述到关于抗战过程中的具体事件和细节的时候，口述者提供的信息对其进行了佐证和说明，使观众加深了对彼时所发生的历史事件的认识和理解，同时对历史的真实、客观与残酷有了更深的体会。该纪录片还经常选择多位事件亲历者来讲述同一个故事，如多名抗战老兵对某一个具体战役的回忆，这些多方的信息来源构成了一个足够可信的信息网，他们以不同的细节讲述逐渐为观众搭建起了抗战历史的全貌。因此，对口述历史元素的运用契合了人文历史类纪录片“真实记录”的基本要求，不失为人文历史类纪录片创作的成功尝试。丰富叙事表达。纪录片的叙事通常从叙事视角、叙事结构、叙事语言等维度入手。一般来说，影片叙事层面的建构要依靠故事线索和角色设定等元素来完成。口述历史的介入为人文历史类纪录片的叙事视角、结构等的创新提供了更多可能。叙事视角是指叙述者从什么角度讲述故事。在传统的“画面+解说”模式纪录片中，叙事视角通常比较单一。叙事学关于语态方式的界定包括：异叙式，即叙述人位于事件和受众之外，是纯粹的第三者，是全知全能的；同叙式，即叙述人参与事件，但并非主要角色，处在事件发展的动态之中向受众叙述事件；自叙式，叙述人就是事件的主要角色。由此可见，以往模式简单的纪录片中，解说的身份就是“异叙”的视角，以完全剥离于事件和情景之外的姿态进行叙事。而口述历史元素兼有同叙和自叙的特点，口述者一定亲历了所讲述的事件，只不过身份可能是主要的当事人，也可能是次要的旁观者。当这三种叙事视角相互补充时，往往能起到较好的叙事效果。《我的抗战》就很好地将不同视角结合起来。其中自叙和同叙视角是全片最大的特色，口述者们为影片引入了“第一人称”，每个人又有自己所能提供的不同侧面，这些细节互相交织碰撞，为观众描绘生动的历史图卷；同时，全片还借助异叙式的“全知全能”特性来引领影片主线并起到交代宏观背景的作用，较为清晰地把握住了全片的发展脉络，使片中蒙太奇式的群像视角多而不乱，始终紧紧围绕主题展开。除视角以外，口述历史还丰富了纪录片叙事结构的搭建形式。在纪录片中，结构是叙事的外在形态，是一种叙事的具体化表现，叙事要通过结构才能流畅表达，所以，结构也就是确立展开和完成叙事的方式。以往的历史纪录片多采用较为简单的线性叙事结构，按时间等一定逻辑线索连贯地进行讲述。而口述者讲述的部分可以既契合叙事逻辑又跳出主线之外加入一些细节的注脚，或是短暂脱离主要时间线索而不至于令观众感到困惑、难以理解。这就意味着影片能够以板块与主线串联的形式进行叙事，大大丰富了纪录片的叙事表达。增强情感共鸣。口述历史元素的运用不但在功能和结构上影响人文历史纪录片的创作，还增强了影片的感染力和情感共鸣。传统的解说员像是只存在于画外的“上帝”视角，这种方式在抒发宏大主题的情感上有其优势。而口述者以真实的面貌与观众“面对面”交流，鲜活个体的现身说法似乎更能给观众以“代入感”，其语言特色、面部表情等变化也在传递着信息，能够带给受众丰富而深刻的体验与共鸣。例如，《筑梦路上》是中央电视台推出的大型文献纪录片，于建党95周年之际播出，该片讲述了建党以来中国在风雨飘摇中逐渐摆脱艰难国运、开辟新道路，中华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抵抗外侮、建设新中国的艰辛过程，以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的伟大成就。全片大部分采用解说词与历史资料讲述事件经过，同时在适当的时机插入口述历史段落，如介绍抗日战争中鼓舞士气的音乐作品时，插入了开国元勋贺龙将军女儿的感慨，这种方式比冷静客观的旁白解说更能激起观众心中的强烈情感。再如，《我的抗战》中抗战老兵鲍鸿海以亲历者角度讲述台儿庄战役的进展与结果，结合解说词对于伤亡情况的介绍，给人以情感上的极大震撼。

 

结语

 

人文历史纪录片需要“求真”，口述历史也具有帮助其完善“真实记录”的能力。从“真实”“纪实”的内涵价值追求，到叙事结构、叙事视角等叙事表达，再到受众情感的代入与共鸣，口述历史的运用给人文历史类纪录片带来了更多的创作可能性。事实证明，口述历史与纪录片的结合不仅有可能性、合理性、必然性，也具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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